“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意大利人总是和短剑形影不离——啊，那儿开过来一辆车！”
一辆客车出现在地平线上。
“好极了，”奥罗克跳了进来，“女土们可以坐那辆车走了。”
“该怎么处置凶手呢？”帕克·派恩先生问。
“你是说汉斯莱？”
“不，我并不是说汉斯莱，”帕克·派恩先生说，“我恰好知道汉斯莱是清白的。”
“你——可是为什么？”
“哦，你看，他的袜子里有沙子。”
奥罗克目瞪口呆。
“我的孩子，”帕克·派恩先生平静地说，“我知道这听上去不合情理，但事实的确如此。斯梅瑟斯特并非被人打在脑袋上。你看，他是被刺死的。”
他停了一分钟，然后继续说：
“再回头想想我告诉你们的对话——我和死者在咖啡馆里的对话。你注意到了你认为不同寻常的地方，可是有另外一处触动了我。当我开玩笑说我是骗子时，他说：‘什么，你也是？’你们不认为这很奇怪吗？我没有想到从政府部门盗用公款的行为也可以称为诈骗。这个词应该用来形容像潜逃的塞缪尔·朗先生这样的人才贴切。”
医生吓了一跳。奥罗克说：“是的，也许——”
“我曾经开玩笑说也许潜逃的朗先生就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假设这是事实。”
“什么？——但这绝不可能！”
“未必。对于别人，除了他们的护照和自我介绍之外，你又了解多少呢？我是不是真的帕克·派恩先生？波利将军真的是一位意大利将军吗？显而易见，需要刮胡子的老普赖斯小姐如此强壮。你对她又知道多少？”
“但是他——斯梅瑟斯特——不会认识塞缪尔·朗吗？”
“斯梅瑟斯特是多年前的伊顿公学毕业生，塞缪尔·朗也曾在伊顿公学就读，斯梅瑟斯特可能认识他，尽管没有告诉过我们。他有可能在我们当中认出了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怎么做？他头脑简单，为此而担忧，最后他决定在到达巴格达之前守口如瓶，不过到了那儿之后他就不会再保持沉默了。”
“你认为朗就是我们中的一个。”奥罗克说，仍然一脸惶惑。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定是那个意大利佬——一定是……那么那个亚美尼亚人呢？”
“保留英国人的本来面目要比化装成外国人再搞一本外国护照简单得多。”帕克·派恩先生说。
“普赖斯小姐？”奥罗克难以置信。
“不，帕克·派恩先生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看似友好地把一只手按在身边一个人的肩上，但他的声音里已全无友善，手指像钳子一样用力抓住。
“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或者塞缪尔·朗先生，你叫他什么都没关系。”
“但这不可能，不可能。”奥罗克急促地说，“罗福特斯已经在军队中服役多年了。”
“可是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是不是？他和我们所有的人素未谋面。当然，他并不是真正的罗福特斯。”
一言不发的人终于开口了。
“聪明绝顶的猜测，不过你是凭什么猜的呢？”
“凭你荒诞的结论，认为斯梅瑟斯特是头撞到车顶而死的。我们昨天在大马士革聊天时，奥罗克的话让你有了这个主意。你就想——多简单！你是我们之中惟一的医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拿着真罗福特斯的装备，有他的手术器械，不费力就能找到一件小巧的凶器。你俯身对他说话，在说话时你就把凶器刺了进去。你又接着说了一两分钟，车里很暗，谁会怀疑？
“然后尸体被发现，你做出了你的结论，但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大家仍然将信将疑。于是你退到了第二层防线。威廉姆森听到了斯梅瑟斯特和你的谈话，别人以为是汉斯莱，于是你无中生有编造了所谓汉斯莱的部门里有漏洞的对话。然后我做了最后的试探。我提到了沙子和袜子，你手上正巧握着一把沙子，我便让你去找那双袜子。我说我们由此可以了解真相了，但是我所想的并非是你们以为的。我早已检查过汉斯莱的袜子了！两只里面都没有沙子，是你放进去的。”
塞缪尔·朗先生点上了一支烟。“我认输，”他说，“我的运气到头了。好吧，运气好的时候我一路畅通，后来他们越追越近。我在到达埃及的火车上遇见了罗福特斯。他正要赶来巴格达与你们会合，但他一个人也不认识。真是消声匿迹的大好机会。我买通了他，花了我两万英镑。对我来说这点算什么！后来，真见鬼，我碰上了斯梅瑟斯特。如果天底下还剩下一个傻瓜，那就是他了。他是我伊顿公学的校友。那时候他对我非常崇拜。他不知道该不该去告发我。我费了好大的劲，最后他答应在到达巴格达之前守口如瓶，可到了那儿之后我还能有什么机会？不会有了。只有一条路可走——杀他灭口。不过我能肯定我并不是个天生的杀人凶手。我的才能在另外一方面。”
他的脸陡然变色。他摇晃了两下，一头向前栽倒。
奥罗克俯下身去。
“大概是氰化物——藏在烟里。”帕克·派恩先生说，“这个赌徒输掉了最后一注。”
他环视四周——一望无际的沙漠。阳光撤落在他的身上。仅仅是在昨天他们才从大马士革出发，穿过那扇巴格达之门。
逾越无法穿行，哦大篷车，
逾越无法歌唱。
你是否听见
于群鸟已死的静谧中，却有
鸟鸣般的叽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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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吗？
“这边走，女士。”
一位身穿貂皮大衣的高个女子走在里昂车站的站台上，前头走着负重的脚夫。
她头戴一顶深棕色的编织帽，盖住了半边耳朵和眼睛。从另一边的五官看得出她长得十分精致，翘翘的侧影，像贝壳一样的耳朵边露出一小簇金黄色的卷发。她看起来是个典型的美国人，而且的确是个迷人的女子。当她走过即将出站的火车时，各个车厢里都不断有男人向她行注目礼。
每节车厢的两侧都挂着醒目的招牌。
巴黎一雅典
巴黎一布加勒斯特
巴黎一斯坦布尔（为“伊斯坦布尔”旧称。译注）
脚夫在最后那个招牌前忽然停下了脚步。他解开捆绑行李的绳子，箱子重重地跌在地上。“到了，女土。”
卧铺车厢列车员站在车门口。他上前一步，说道：“晚上好，女土。”他显得很殷勤，也许是因为那件光滑油亮的貂皮大衣的缘故。
那位女子递给他一张印在薄纸片上的卧铺车票。
“六号，”他说，“请这边走。”
他敏捷地跳上火车，女子跟在他后面。当他们匆匆穿过过道时，她险些和一位刚从她隔壁包厢出来的圆胖绅士撞个满怀。仓促一瞥间她看到一张温和的脸和一双善良慈祥的眼睛。
“到了，女士。”
列车员布置了一下房间，随后打开窗户，向脚夫招手示意。他的下属把行李送进来，摆放在行李架上。那女子坐了下来，她在身旁的座位上放下了她的手提包，还有一个暗红色的小箱子。车厢里很热，但她好像没想到要把大衣脱下来。她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站台上的人们来去匆匆，还夹杂着不少小贩，卖报纸的，卖枕头的，卖巧克力的，卖水果的，还有卖矿泉水的。他们向她兜售自己的商品，而她却恍若根本没有看见他们。里昂车站渐渐地从她的视野中消失，她的脸上写满了悲伤和焦虑。
“请给我您的护照，好吗？”
她恍如梦中，对列车员的话毫无反应。他站在门口又重复了一遍。埃尔西·杰弗里斯似乎猛然间醒来。
“对不起，您刚才说什么？”
“您的护照，女士。”
她打开手提包，掏出护照递给他。
“好了，女士。我会随时听候您的吩咐。”稍作停顿，他又说，“我将一路为您服务，直到斯坦布尔。”
埃尔西掏出一张五十法郎大钞票递给他。他摆出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收下了钱，然后问了些诸如什么时候要他铺床，她是否要进餐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他退出房间。几乎就在同时餐车服务员沿着过道奔来，一边拼命摇着小铃，一边吆喝着：“第一轮服务，第一轮服务。”
埃尔西站起来，脱掉厚重的毛皮外套，稍稍照了照镜子，拿起她的手提包和珠宝箱走出包厢。她刚走了没几步，就遇见餐车服务员又沿着过道往回赶。为了避开他，埃尔西退到她隔壁包厢的门口，那房间现在空无一人。正当服务员经过后她准备继续往餐车走的时候，她的眼光不经意地落到了放在座位上的一个皮箱的标签上。
那是一个结实的猪皮箱，微微有些磨损。标签上写着：“Ｊ·帕克·派恩，去往斯坦布尔。”皮箱上则刻着“Ｐ．Ｐ．”字样的缩写。
埃尔西吃了一惊，她在过道里犹豫了一会儿，又折回自己的包厢，从桌上她放下的一些杂志和书籍中找出一份《纽约时报》。
她在第一页的广告栏中搜索着，但却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东西。她皱了一下眉头，重新走向餐车。
侍者将她引到一张小桌子边，对面已经有一位客人在用餐，就是她在过道里险些撞到的那个人。实际上也就是猪皮箱的主人。
埃尔西偷偷地打量着他。他看起来非常温和平静，非常善良慈祥，而且也说不出是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舒心的安全感。他的举止是保守的英国作风，直到水果上了桌他才开始说话。
“这地方可真热。”他说。
“是的，”埃尔西说，“要是有人能把窗户打开就好了。”
他遗憾地笑了一下：“这不可能！除了我们，在座的人都会反对的。”
她也笑了一下，作为回答。他们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侍者送上咖啡，还有像往常一样让人难以辨认的账单。
埃尔西在账单上放了些钱，突然间她鼓足了勇气。
“打扰一下，”她低声说，“我在您的手提箱上看到您的名字——帕克·派恩。您是——您是否正好是——”
她踌躇着，他马上替她解了围。
“我相信我是的。也就是说，”他引用埃尔西曾在《纽约时报》中不止一次注意到的广告语：“‘您快乐吗？如果不，请咨询帕克·派恩先生。’是的，我就是那个帕克·派恩。”
“果真是这样，”埃尔西说，“多么——多么不同寻常啊！”
他摇了摇头。“并非如此。在您看来也许是不寻常，对我来说却不。”他朝她笑笑，以打消她的疑虑，然后向前探了探身子。大多数用餐的客人都已经离开餐车。“那么您不快乐了？”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