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真的是说别人也这么想吗？”
“圣玛丽米德的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
“可是——我亲爱的小姐——是什么使人们有这种想法的呢？我是真心喜欢我的妻子。她并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喜欢在乡村生活，但对于每个问题两个人的意见都绝对一致本来就不可能。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突然离去使我感到无比悲伤。”
“也许。但是请原谅我这么说，你听起来似乎并不十分悲伤。”
身材瘦小的斯彭洛先生站了起来：“我亲爱的小姐，许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位中国哲学家的事，当他所深爱着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仍平静地继续在街上敲自己的锣——我猜那大概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娱乐活动——就和平常一样。
城里的人们对他的坚毅充满了敬意。”
“可是，”马普尔小姐说，“圣玛丽米德村的人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中国的哲学对他们并不适用。”
“可你是理解的。”
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我的叔叔亨利就是一个有很强自制力的人。”她解释道，“他的座右铭是‘永远不显露感情’。他也很喜欢花。”
“我正在想，”斯彭洛先生的话音中透出一种渴望，“我可以在房子的西侧建一个花棚，种上粉红色的玫瑰或是紫藤。还有一种白色的带有星状斑点的花，我一时把它的名字忘了——”马普尔小姐用平时对她三岁的侄外孙说话的口气说道：“我这里有一份很好的目录，里面还有图片。可能你会有兴趣看看它的——噢，现在我不得不出去一趟。”
马普尔小姐将斯彭洛先生留在了花园里让他尽情地翻阅那份目录。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用一张牛皮纸匆匆忙忙地卷起一件衣服，然后出了家门，欢快地向邮局走去。波利特小姐，就是那个裁缝，住在邮局上面的房间里。
但马普尔小姐到那儿后并没有立即进门上楼。她到达时刚好是两点三十分。一分钟之后，马奇·贝勒姆的公共汽车在邮局门口停了下来，这是圣玛丽米德村每日的大事之一。邮递员小姐拿着包裹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那包裹里装满了经营这商店所需的各种货物——邮局除了办理业务外还出售糖果、廉价书和儿童玩具。
大约有四分钟的时间马普尔小姐一个人呆在邮局里。
直到邮递员小姐回到她的岗位上，马普尔小姐才上了楼。她对波利特小姐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她想请她把那件旧的灰色绉绸衣改得时髦一些。波利特小姐答应她看看能为她做些什么。
当有人通报马普尔小姐来访时，警察局长显得十分惊奇。马普尔小姐忙不迭地道歉：“真是对不起——打搅了你我真感到抱歉。我知道你很忙，可我也知道你向来都很和善，梅尔切特上校。所以我宁愿来找你也不去斯雷克检察官那儿。你知道，我不希望保克警官遇上什么麻烦，更确切他说，我希望他没碰过任何东西。”
梅尔切特局长有些摸不着边际，他问马普尔小姐：“保克？就是圣玛丽米德村的警官？他干了些什么？”
“你知道，他拾起了一根针。针就别在他的上衣上，我当时觉得很有可能他是在斯彭洛夫人的房里拾起来的。”
“当然，当然。可你也该知道，一根针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他就是在斯彭洛夫人的尸体旁拾起这根针的，昨天他还来找斯雷克谈了这件事一一我猜是你让他来的，对吗？当然了，他不应该碰任何东西，可像我所说的，一根针又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针，一根任何女人都可能用的针。”
“嗅，不，梅尔切特上校，这你就不对了。在一个男人看来，那大概是一根极普通的针，可实际上它并不是。它是一种特殊的针，非常的细，人们一般都成盒的买，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裁缝才用这种针。”
梅尔切特眼睛紧盯着马普尔小姐，显然他有点儿明白了。马普尔小姐急切地把头点了又点。
“是的，当然了，事情在我看来是这么显而易见：她穿着和服是因为要试穿新做的衣服。她去了前厅，然后波利特小姐要量取她的尺寸，于是就把软尺围在了她的脖子上——然后她所需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把软尺交叉一下并用力勒——十分的简单。之后她走出房间把门关上，并站在那儿敲门就好像她刚到一样。可这根针却表明她已经进过房间了。”
“是波利特小姐给斯彭洛先生打的电话？”
“是的，是在两点三十分从邮局打的——那时汽车来了，邮局里一个人也没有。”
梅尔切特说：“可是我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这是为了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是为什么？杀人总得有个动机吧。”
“嗅，我想你明白，梅尔切特上校，从我所听到的来看，这案子要从很久以前的事说起。你知道，它使我想起了我的两个表兄安东尼和高登。无论做什么事情安东尼都会成功，但可怜的高登却恰恰相反：赛马破脚，股票下跌，地产贬值。
在我看来这两个女人一起干了那件事。”
“什么事？”
“盗窃案，发生在很久以前，是非常值钱的祖母绿，我就是这么听说的，是小姐的女佣和厨下女佣一起干的。因为有一件事一直无法解释——当厨下女佣与花匠结婚后，他们怎么会有足够的钱来开一家花店呢？
“答案就是靠着她的——一份赃物，我想这是正确的表述。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顺利，于是钱生钱。可另一个人，小姐的女佣，一定是个倒霉的家伙，她只做了一个村里的裁缝。然后她们又相遇了，我猜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还很好，直到泰德·杰拉德先生的出现。
“你知道，斯彭洛夫人已经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因此在感情上就寄托于宗教。毫无疑问那个年轻人泰德劝说她要面对现实，要‘改过’。我敢说她也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可波利特小姐并不这么看。她只看到了她会因为多年前的盗窃案而去坐牢。所以她就下定决心让这一切都结束。你知道，我想她恐怕一直就是一个险恶的女人。我相信即使那可爱的、愚蠢的斯彭洛先生被绞死了她也会无动于衷的。”
梅尔切特上校慢慢说道：“我们能够——呃——证明你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波利特小姐曾在阿伯克姆比家当小姐的佣人，但是——”马普尔小姐安慰他道：“这很简单，她是那种一听到事实就会立刻精神崩溃的女仆。你看，我已经拿到了她的软尺。我——呃——昨天用它的时候把它偷了出来。她把它丢了就会认为警官拿到了它——嗅，她相当无知，她会认为在某个方面它能证明她的罪行。”
她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你不会有麻烦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最喜爱的姨妈曾用这种口气保证过他不会在桑特哈斯特的入学考试中失败的。
而他也真的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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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之所
牧师的妻子从她家住宅的一角转了过来，臂弯里抱着很多菊花。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满了肥沃的花园里的泥上，还有一些上居然沾在了她的鼻子上，但对于这一点她却一无所知。
她在开大门的时候稍微费了些力气，那扇门已经生锈了，半挂在铰链上。一阵风吹歪了她那顶本已破旧的毡帽。
“真讨厌！”邦奇骂了一句。
哈蒙夫人在很小的时候，由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她那乐观的母亲黛安娜赐予教名邦奇。而她也就一直这样被人们称呼着。她紧紧地抱着那些菊花，穿过了大门、教堂的墓地，最后到了教堂门口。
十一月的空气温和而又湿润，云彩在天空中飞快地飘过，留下这一块那一块蓝色的天。教堂里面又暗又冷，因为只有在礼拜的时候才生火取暖。
“啊！”邦奇动情地说着，“我最好尽快把这事干完，我可不想被冻死。”
她用从平常的实践中得来的敏捷很快就找齐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花夹子。“要是我们有水仙花就好了。”邦奇默默地想，“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瘦弱的菊花。”她用那灵巧的手指把花安置在花夹子里。
这种装饰没有一点儿新奇或艺术感，因为邦奇(哈蒙本人就一点儿也不新奇和艺术，但这装饰却产生一种家的氛围，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邦奇非常小心地拿着花瓶，走上甬道，向祭坛一步步走去，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
东面的窗户上装的是简陋的有色玻璃，大部分是蓝色和红色的——这是一位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常来教堂做礼拜的人的礼物。阳光就透过这些玻璃直射进来，一瞬间光芒四射。这种效果令人震惊。“就像珠宝一样。”邦奇这么想着。
突然间，她停住了脚步，两眼直视前方，在圣坛的台阶上有一个缩成一团的黑影。
邦奇小心地放下了花，走上前去弯下腰来。那是一个男人趴在那里，已缩成了一团。邦奇跪在了他的旁边，慢慢地、极其小心地将他翻了过来。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脉搏——它是那么的微弱，加上他那苍白的略显绿色的脸，一切都已不言而喻了。“毫无疑问，”邦奇想，“这个男人快要死了。”
他大约四十五岁的样子，穿了一套寒酸的黑色西服。她放下了刚才托起的那只无力的手，又看了看另外一只。这只手蜷成拳状放在他的胸脯上。再近一点儿看，她发现他的手紧握着一大块软软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手帕。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在他紧握着的手周围布满了一种已干了的褐色液体溅的污点，邦奇想那大概是干了的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紧锁着眉头。
这个男人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但就在这一刻它们突然问睁开了，并且直盯着邦奇的脸。这双眼睛既不给人一种恍惚的感觉，也不使人觉得游移。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地充满活力而又机敏。他的嘴唇动了动，邦奇向前挪了挪以便听清他的话，更确切他说，是他说的一个词。他只说了一个词：“圣堂”。
她觉得在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浅浅的微笑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圣堂。”
然后，伴着一声微弱的长长的叹息声他又闭上了眼睛。
邦奇又一次伸手去摸他的脉搏。它仍在跳动，但更加微弱，问隔的时间更长了。她站了起来，拿定了主意。
“不要动。”她说，“也别想去动，我这就去找帮手。”
这个男人的眼睛又一次睁开了，但他看起来正在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从东面的窗户射进来的彩色的光线上。他用低低的声音说了一些话，但邦奇没有完全听清。非常恐惧地，她感觉那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说，“你是来找朱利安的吗？”但是没有回答。
他躺在那儿紧闭着双眼，他的呼吸已变得缓慢而微弱。
邦奇转身迅速离开了教堂。她看了看表，带着几分满足点了点头，格里菲斯医生现在应该仍在诊所里。诊所离教堂只几分钟的路程。她走了进去，既没等候，也没有敲门或是按铃，穿过候诊室直接就进了医生的诊所。
“你必须马上就去，”邦奇说，“教堂里有一个男人快要死了。”
几分钟后，经过一番简要的检查，格里菲斯医生站了起来。
“我们能他从这里移到您家里吗？在那儿我能更好地照顾他——这并不是说他有救。”
“当然可以，”邦奇说，“我一起去并把东西都准备好，我要把哈勃和琼斯叫来吗？来帮你抬他。”
“谢谢。我能从您家里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来，但是我担心——救护车来时……”他没有把话说完。
邦奇问：“内出血？”
格里菲斯医生点点头，问道：“他到底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我想他一定已经在这儿呆了一整夜了。”邦奇答道，“哈勃在早晨打开教堂的锁去工作，但他并不经常进里面来。”
五分钟以后，格里菲斯医生放下了电话的听筒回到了晨用起居室，那个受了伤的男人就躺在暂时铺在沙发上的一条毯子上。邦奇正在挪动一盆火，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她要清洗一下。
“对，就是那样，”格里菲斯说，“我已叫了救护车并通知了警察。”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俯视着那个紧闭着双眼躺着的病人，他的左手在他的身边抽搐着。
“他是被人用枪打的，”格里菲斯说，“从相当近的距离被人射了一枪。他把他的手帕卷成了一个球堵住了伤口，以便止血。”
“在那发生以后他还能走远吗？”邦奇问。
“噢，当然。那很有可能。人们知道一个受了致命伤的人可以自己站起来沿着街道走，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然后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以后突然倒下。所以他并不一定是在教堂里被人用枪打伤的。噢，对，他可能被人在远一些的地方打伤。当然了，他也有可能自己给了自己一枪，然后丢下枪盲目地向教堂瞒珊而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教堂而不去牧师家。”
“噢，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邦奇说，“他说了：‘圣堂’。”
医生盯着她：“圣堂？”
“朱利安来了，”邦奇说，一听到她丈夫在大厅里的脚步声，邦奇就转过头去，“朱利安，到这儿来。”
朱利安·哈蒙牧师进了房间。他身上隐约流露出来的学者气质总使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得多。“我的天哪！”朱利安·哈蒙说道，用一种温柔的、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外科手术器械和俯卧在沙发上的那个人。
邦奇以她那惯有的简捷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正在教堂里，快要死了，他被人打了一枪。你认识他吗，朱利安？我想他提到了你的名字。”
牧师来到沙发前看了看这个快要死的人。“可怜的家伙，”他摇了摇头说，“不，我不认识他。我几乎能确信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就在这时，这个垂死的人眼睛又一次睁开了。目光从医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从他那儿移向他的妻子。目光就停在了那儿，这双眼睛直瞪着邦奇的脸。格里菲斯走上前来。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非常焦急地说。
但是双眼仍紧紧盯着邦奇，这个男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请——请——”就在这一刻，随着一个轻微的颤动，他死了。
海斯警佐敌着他的铅笔，把笔记本翻过了一页。
“那么说这就是您所能告诉我的全部情况了，哈蒙夫人？”
“对，就这么多，”邦奇说，“这些是他大衣口袋里的东西。”
在海斯警佐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钱包，一块已经破旧的手表，上面有名字的缩写W.S，还有一张去伦敦的车票的票根。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了。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是吗？”邦奇问。
“一对叫埃克尔斯的夫妇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是埃克尔斯夫人的兄弟，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的名字叫桑德勃恩，他已经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近来他的健康状况又进一步恶化了。前天他从家里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去，出来”，他的身上带了一把左轮手枪。”
“那么是他来到这儿井给了自己一枪？”邦奇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噢，你知道，他一直感到很压抑……”邦奇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为什么单单选这儿？”
显然海斯警佐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此他绕了个弯子：“他是乘五点十分的汽车到这儿的。”
“嗯，”邦奇又问了一句，“可是为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哈蒙夫人，”海斯警佐说，“这可不好说，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不正常——”邦奇替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给自己一枪，但在我看来乘车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乡村来了结一生仍有些多余。他在这儿没有任何熟人，不是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海斯警佐说。他一咳嗽起来就赶紧向邦奇摆手道歉。他站起来，说：“埃克尔斯先生和夫人有可能来拜访您，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是那样了。”
“当然不介意，”邦奇说，“那很合情理，我只希望我能告诉他们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