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经久不衰、硕果累累的“柏林讲坛”上讲话，我深感荣幸。同时，也向为我做介绍的曼弗雷德·兰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谢。
在八十年代这一欧洲的重要时期，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们日本人在内都十分清楚。兰茨施泰因教授就是当时的财经大臣。在东京的德国使馆，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长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会上，我曾见到过施密特先生。大概是从中曾根先生那里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吧，施密特先生对我说：“像你、还有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拿我们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爱的同辈作家，被如此相提并论，我感到十分自豪。
对于我来说，柏林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与文学有关的两件事一起留在记忆中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介绍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相关事实。
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书写于1885年。尤其在文体方面，与旧文学截然不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文学从此开始。将这种变化具体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并致力于欧洲新文学翻译的，就是当时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森欧外。欧外出身于旧体制下的一个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东京受的教育，为了学医，于1884年秋来到了柏林。
二十二岁的欧外，在他的旅德日记第一页写下了他到卡尔广场的托普夫饭店拜访住在那里的前辈时被拒绝按照日本方式行礼的事。“前辈急忙摆手说：‘别再行那种头都快碰着地的礼了。’后来听说，因为在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师那里学过标准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只跟当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乡人粗野的举止便会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欧外就是从这种程度开始在德国学习医学的。他作为高级官僚在致力于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同时还革新了日本的文学。从欧外在德国的最初经历算起，迄今仅仅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处于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中间的1936年，一位学过德国文学的年轻诗人、小说家在东京出版了一部写亨利希·海涅的评传。虽然日本当时已经进入了超国家主义的时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还是勇敢地写道：
……尽管他是那么深受德国和世界人民爱戴，但他的作品还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剧院的广场上焚烧了。了解这位犹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我们有想要详细了解的愿望。
而且，对于中野重治来说，在那个时期写海涅的评传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切实的政治动机。中野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曾因从事非法的政治运动于1932年被捕，后于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决。他获得缓期执行并回到社会上，是因为曾向国家权力机构发表了所谓“转向”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36年出版了这本《海涅评传》①。翌年，发动了日中战争的国家机构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剥夺了中野重治的写作权。虽说此后的执笔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挣扎在笼罩着整个日本社会和文化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下。
①原文《海涅人生读本》——译注。恰如面对苦难的日子预先表示出自己的决心似的——实际上，也正如他准确地预见到的那样——中野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长长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们所说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的真爱里，包含着某种特殊情况。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终爱自己的祖国，也可以在对祖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爱自己的祖国。但是，这种对祖国的爱只能是在不离开故乡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质，只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里最美的赞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炉边写成。对自由的爱，是监牢里的花朵；只有身陷囹圄，才能体会到自由的价值。因此，对德国的爱国心，也只有来到德国的国境上才会萌芽。尤其是当身居国外看到德国不幸的时候。
在此，中野一边凝视着日本而非他国的不幸，一边倾诉着他那在当时绝不会被当做爱国心的对日本的真挚的感情。虽然他还不得不痛苦地看着日本的不幸将很快地扩大成亚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过海涅来表露真情的那个年代里，在日本闯入超国家主义的世界大战时期度过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就是在重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社会氛围中被批判地称作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思潮中成长为青年，并开始了文学活动。
如此经历的小说家，为什么有时却不得不成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呢？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本来也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搭建一个确实属于自己的、普通的、清洁的、有发展的巢，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我刚才说过，日本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本国人民经历了不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那也是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在晚于欧洲起步却想迅速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必然归结。
在国家近代化的大趋势下，始于学自德国的森欧外、学自英国的夏目漱石和学自俄国的二叶亭四迷的文学近代化，虽然存在着对其自身的内在性批判，同时也是当时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刻，站在这里讲话的我，正是百余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礼而受到批评的年轻的欧外的直接的后裔。同时，我还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与海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成为作家，并作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中野重治的文学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并不曾从属于他所在的党派——影响的人。
○柏林讲演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主张提高日本民众的主权意识的思想家。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许多先驱者们渐渐迷失了方向。于是，超国家主义时代来临，继而闯入了与亚洲和世界的战争之中，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过程。
因此，以1945年战败为契机，日本的知识分子们，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领导下所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与对近代化初期民权思想的发掘同行并进的。同时，应该如何偿还对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个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课题。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须树立的民主主义，则是站在核武器带来的废墟上却对得以恢复充满希望的日本人的奋斗目标。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的与西欧文化的接触也随之再度频繁起来。
这种接触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化新情报的输入和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性再生产的水平上。对于魏茨泽克前总统向德国周边国家谢罪的行为，多层面的众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发自内心道德深处的敬意。尽管没有如此广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统一前后连续发出的批判性的声音，依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对象。
我是写小说的人，所以，从小一些的、个人的视角来谈这个大主题也许更合适一些。可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始于百余年前、由于战败而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的日本国家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复兴的迹象。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讲出来，就是因为希望它们也能发出一些实在的响声。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时，我还只是一个住在日本列岛四个岛中最小的四国岛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里战败的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此前一直作为“神”而成为超国家主义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样讲话的声音。那是我在少年时期经历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变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现在仍是美国战略基地的冲绳之外，日本本土没有成为战场，所以，占领军的进驻也进行得很顺利。战败后不久的一天，我从森林的高处看见乘坐着美国兵的吉普车也开进了我们的小村庄。还有，在四国的一个地方城市的占领军文化中心，借助日语的译文，我读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那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外语书籍。
继而，我被在美军占领下的那些日子里实行的民主主义教育征服了。现在的日本新国家主义者们，把对于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战败后五年间的时代思潮的批判作为他们的战术。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直至今天，我的文学世界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我整个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质的部分，正是战后民主主义所赋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学受到来自势力不断增强的新国家主义阵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亦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我而言，战后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某个时期的时代思潮，毋宁说更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首先，我从被战争时期的初等教育所灌输的绝对天皇制、天皇即神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我的自我开始觉醒了。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进入国民学校——日本超国家主义体制模仿德国学校制度所采用的教育体系，它一直持续到战后新制度建立——并在那里毕业的惟一一代人。然而，代替天皇的另外一种绝对者、新的神并没有出现。那是与民主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这连一个少年都明白。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可以压倒一切的中心。这种普遍主义形成了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思想基调。我对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感觉也是如此产生的。而这正是我尽管为前面所说的中野重治所倾倒，却没有走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青年时期我很早就认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么中心，西欧也不是应该享有特权的中心。就拿德国文学、德语文学来说吧，对森欧外而言，那应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虽然他从年轻时起就把欧洲各国的同时代文学大量地译成日语，但那些作品并非来自已经译成德语的文集，而是对于刊登在《科恩报》、《柏林日报》等星期天文艺附录上的作品的重译——而就我而言，无论是令我终生爱不释手的托马斯·曼，还是罗伯特穆西尔、艾利亚斯·卡内蒂和君特·格拉斯，他们都是扎根在绝无特权可言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用德语从事写作的作家。
在我成为小说家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甚至远离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庄当做普通场所的典型，用日语在小说里表现出来。因此，我为拉美文学的勃兴而欢呼，为今天在中国内外从事着文艺活动的作家——他们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影响下创作出的富有独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较语言学上属于特殊语言的日语写小说，现在也正在用它讲话。如果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障碍可以通过翻译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话，那么，我相信日语独特的表现也会成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这个信念是我在战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战后民主主义时代里形成的，同时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当我在四国的森林中看到占领军的吉普车而心灵受到震撼的时候，在太平洋对面的夏威夷群岛的比格艾兰岛上，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日裔美国少年也有过一次跟汽车有关的深刻的情感经历。他叫纳吉塔·哲夫，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从日本移民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二战期间在一个为人员众多的夏威夷美军基地的军人和家属供给蔬菜的农场里当佃户。战争结束后，农场主估计到基地人口将会减少，便从纳吉塔父亲的手里把位于岛屿高处的农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临近海边的市区的路上，每当纳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车被甘蔗园的大卡车超过时，少年纳吉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
与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们一起讲着洋泾浜英语长大的纳吉塔，和只懂日语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接受英语教育的纳吉塔是在研究生院当研究生时学的日语，后来成了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纳吉塔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给我这样的日本人带来新发现的巨大活力。
纳吉塔尤其关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业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纪的富商们开设的一个叫怀德堂的学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纪中叶，在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之前，这所学堂一直对以商人为中心的学生进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怀德堂的学者们——几乎同时都是很有实力的商人——在学问上所取得的成果，与近代化以后急剧增强国家主义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单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样、更普遍的展望性。尽管明治维新以后西欧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样是事实。
十八世纪在封建体制下的日本的主导思想当然是以儒教为基础。但是，同武士政权即幕府在江户开办的学堂相比，大坂商人学者们对古典文本的解释更加自由。例如：对于儒教伦理观即“德”中最为重要的“仁”字，他们强调的是也可以用宽容一词来替换的那个侧面。而对于“义”，则理解为正确的情况判断和公正的行为，也就是说，将处于商人的主导地位的学者们作为经济家的生存方式正当化了。
从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么呢？作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举出宽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读大学时的导师、教授法国文学的渡边一夫先生。他从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开始，是专门研究法国人文主义的学者。在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这段以不宽容为旗帜的超国家主义国民情绪高涨时期，他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向日本人传达从法国人文主义那里学到的宽容精神。
战败后不久，渡边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下依然继续着他的努力，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对于太平洋战争和超国家主义危害的反省存在着逐渐被暧昧化的危机。因此，虽然他是以法语为专业的学者，却还是毅然将托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译过来，并将它们和与此有关的安德烈·纪德的文章一起以《五个证言》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录的曼于1938年写的《告欧洲书》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语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难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来引用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做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
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存在着一个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对一切狂信主义的嫌恶、清浊并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均来自其本来的温厚性质。而在某种场合，这对于人文主义来说，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是能够证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义，是坚信自由、宽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则不该眼睁睁地成为其厚颜无耻的仇敌们的狂信主义牺牲品的人文主义。难道欧洲的人文主义已经不能自我更新并使其原则重新具备战斗力了吗？如果它真的到了对此毫无知觉、无法重新恢复生命力为斗争做准备的时候，那么，人文主义恐怕将会灭亡，欧洲恐怕也会随之灭亡。
托马斯·曼在三十年代发出的悲鸣唤醒了欧洲，因此人文主义恢复了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对纳粹主义的胜利。我想，正因为渡边一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为了将来的日本人把这些有效的呼声译成了日文。经历了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后即将诞生的具有丰富的宽容精神的人文主义，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已经危在旦夕了。此时此刻，如果没有战斗的人文主义，那么一切都将失去，超国家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因此而怀有强烈危机感的渡边一夫来说，将这一呼声传送给日本人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万幸的是，日本人当时并没有像渡边一夫担心的那样急剧转向忘记战败惨痛教训的方向。我认为，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边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是战后的历史教育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给日本人精神史带来的变革实在是非同小可。
反过来说，也正因如此，半个世纪之后，“日之丸·君之代”即与作为亚洲侵略者的日本的过去重合在一起的国旗、国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结着所有保守党的政权的紧急策划下实现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们的学者、宣传媒体还开始了改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活动。
在此危急的转折时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国人历史学家发掘了十八世纪日本商人学者们独自的思想，并在那里找到了宽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义之所在。这令我非常感动。我重读了与纳吉塔的学问有关的从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着今后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剧高涨的超国家主义所破坏的、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短暂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力图重建的东西上的年轻一代人的出现。
否则，前面引用过的托马斯·曼悲剧性的警告，在今后五年、十年里，就不能不面对日本人反复地重复下去。日本人本来就不能说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对于这种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惧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剧发展的近代化和超国家主义淫威下深受其害并记忆犹新的亚洲各国人民。
而且，我并不认为，我国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间改写历史教科书势力的活跃是由于他们对于亚洲人的眼睛、耳朵和声音过于迟钝的原故。我认为，恰恰是由于他们适度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为了反击做着准备活动。
同时，我还感觉到，对于目前日本回归国家主义趋势的危险性以及必须同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比日本国内有良心的年轻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年，与一边在那里学习一边自发进行一些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和从韩国来留学的研究者都有过交往，同他们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日本的国家主义趋向所具有的特征性的一面，是锁国主义。日本这个国家，也因为在地理条件上是东洋的一个岛国的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处于锁国的状态。如果把从古代到中世之间同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关系，还有近代化以后大国主义的种种露骨的表现统统计算在内的话，日本在近世针对欧洲的锁国就不用说了，锁国的局面的确反反复复出现过很多次。
如果是在知识方面的锁国，问题就更严重了。一开始我曾说过，早在近代初期，森欧外等青年知识分子就竭尽全力地输入西欧文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化以后。虽然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但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中流亡海外的例子却可以说根本没有，而接受来自海外的流亡者、试图从国内搞文化国际化的情况也不曾有过。
日本人具有容易返回国家主义的体质和与之相伴的强化锁国主义精神状况的毛病。要克服它们，只有期待年轻的新一代日本人的努力。这正是我今天之所以重新朗读在战后初期艰难的出版条件下被译成日语的托马斯·曼那期盼着战斗的人文主义到来的文章的理由。我期望着我此刻的声音也能如愿地传到我的祖国！
开始时，我讲了举止有些不雅的鸟的事，结束时也想谈一谈跟鸟有关的经历。我的长子已经三十六岁了，加上我的年龄正好一百岁。这本来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数字上的错觉，但我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和儿子一起生活了一百年。
我的儿子从出生时起就存在着大脑障碍，在语言方面，至今也只有四五岁孩子的能力。我有这种感觉，跟我一直不得不经常生活在他的身边有关。他的名字叫光。从出生到六岁，他从未主动地跟我和妻子有过任何交流。那期间，光自己从不讲话，当我们跟他说话时，他也没有丝毫反应。
可是，在他四岁过新年时，他对电视机里传来的鸟声却表示出了兴趣。于是，我用收录了野鸟叫声的录音给他特制了一个每小时重复一次的循环式录音带。先是出现某种鸟的叫声，接着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女解说员说出鸟名，一共收录了三十种鸟的叫声。在那以后的两年里，光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地听着它。当那声音在家中回荡的时候，光就非常安静，这也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于是，两年后的那个夏天，当我们在山上的一间小屋里听到从附近的湖边传来的鸟声时，光安静地说道：“是秧鸟。”完全是录音中女解说员的声调。从那时起，我和妻子便开始了一边放鸟的录音，一边试着让光说出鸟名的游戏。然后，我们告诉他对了还是错了。很快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结果，光不仅能够区分三十种鸟声，而且还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
就这样，在我们父母和光之间通过语言的交流开始了。而且，这个有限的通道被继续扩大着。现在，在国外讲述这些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觉得它像一个缺乏真实性的故事。但我还是要说，以此为开端，三年后，光已经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莫扎特、巴赫的音乐了，而且，一旦听过，他便可以在钢琴上用尽管缓慢的速度将它再现出来，还可以把它写到乐谱上。光现在的智力活动也几乎都是由听音乐组成的。但他也能写一些短的曲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种CD，有不少的听众。
听过由他作曲的一个个小作品被演奏家们变成音乐之后，我才发现光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内心生活，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活动，并且还体会到了他的多样性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光从被动地听音乐到主动地开展智力活动的转变，很显然是发生在他学习了西欧创造的乐谱表记法之后。他的音乐明显受到了西欧作曲家们的影响。尽管如此，那里还毋庸置疑地回响着他个人独自的“声音”。在那里，我看到了西欧创造的音乐结构在技法上的普遍性。而且，我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普遍的结构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日本人“个人”的内心生活作为一种决不能被一般化的固有的东西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虽然在作曲水平上光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在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武满彻的音乐中，在他那独特的、最具智慧的综合世界里，我再次遇见了我从光的音乐中领悟到的东西。众所周知，武满优美的音乐是在与古典音乐教育环境无缘的、战后初期在瓦砾中重建的日本人的艰难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在一个时期里，武满将箫和琵琶这些虽不是诞生在日本但早已经形成了日本独自的演奏法的乐器引入自己的作品，创造出了崭新的世界。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武满的音乐是在最高程度上由西欧音乐结构组成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依然能从武满那里听到日本人独自的声音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普遍的音乐宇宙中回响着的日本人固有的、更准确地说是武满固有的声音。
三年前，在一个大雪覆盖东京的初春的日子里，武满通过FM收听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第三天早上，他离开了人世。对于如何接受他死去的现实，他的夫人是这样写的：
“去世半年之后的九月，在东京歌剧城的首场音乐会上，正如武满希望的那样，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由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了《马太受难曲》。
在死前两天听到《马太》后，他便不再拼命地跟病魔搏斗了，也许是在意识的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安详地将生命托付给宇宙之手的心境之中吧。我想，《马太》给他带来的绝不是放弃和绝望，而是我无法企及的深沉的安息，是引导他安然上路的路标。
听着在新音乐厅里演奏的《马太受难曲》，我感到自己头一次平静地接受了他死去的现实。
我想，听了这段话的柏林听众们已经不需要我再来请大家重听一遍《马太受难曲》了吧。武满夫人优美的文章，想必已经唤醒大家心中对巴赫的各式各样的主题的记忆。我自己已不由地想起那由女低音唱出的咏叹调，”泪水流淌过我的脸颊，无论如何……“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听了我的讲话之后，找机会听一听或者再听一次武满彻的音乐。因为我认为，在那里，你们会遇到我刚刚谈到的在文化意识和生活态度方面，日本人是怎样追求普遍性的最好的实例。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一个既根植于日本人最本质的东西又与西欧有着明显的联系、既独特又普遍的最好的典型。武满彻的音乐中既有鼓舞我们同时代日本各个领域的表现者的力量，同时也为如何使下一代日本人摆脱国家主义回潮的死胡同、走上崭新的真正的开国之路出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典型。
虽然我是从在西欧的眼光下思考日本文化开始的，但结果却像现在这样，一个日本的小说家正在向未来的新一代日本人阐述自己的信条。此刻，这对于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事情。感谢柏林的听众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吕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