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寺田寅彦氏的随笔里，确实读过有关猫尾巴的一段话:“我真不知道猫的尾巴有什么用。看来它是毫无用处之物。人类身上没有这条累赘物，可以说是大幸。”不过我的看法恰恰和寺田寅彦氏相反。我经常想:如果我自己身上也有这么一条便利之物就好了。爱好猫的人都知道，当猫听到主人叫唤时，总是懒得咪咪叫地回答，而只是默默地甩一下尾尖便箅了。每当猫儿蜷伏在门廊里、彬彬有礼地屈起前脚，一副似睡非睡的神情，悠悠忽忽地尽情享受日光浴的乐趣时，诸君可以试着叫叫它看。如果它是人类，那么必定会费劲地爱搭不理地回答，好象抱怨说我好容易才舒舒服服地打个盹，就被你吵醒啦。要不然，他就会假装睡着，充耳不闻。可是猫儿却采取中庸之道，用尾巴来示意。它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几乎一动不动一同时耳朵也会抽搐一下，转到声音传来的方向。不过它的耳朵问题暂且放下不谈——半开半闭的猫眼纹丝不动，依然一副寂然的姿态，似睡非睡地仅仅把尾尖微微甩动一、两次，如果你再叫一次，它还是这样尾尖微动。如果你反复呼唤，最后它会干脆:不理。不过开头叫唤的两三次，它确实用这个办法回答的。人们看到猫尾微动，便会知道它并没有睡着。不过有时它也许真的处于半睡状态，尾巴的微动只是条件反射而已。不管怎样，以尾巴作回答包含有微妙的意义。可能是猫儿懒得出声，但沉默不言又过于简慢，不如用这种办法来个打招呼吧。但也可能是表示感谢你的呼唤，既然它现在已经入睡了，你就宽恕一次吧。总之它以尾巴的筒单动作，巧妙地表达出既懒惰又圆滑的复杂心情。可是没有尾巴的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无法学到它这巧妙的一招。虽然人们也会抱有疑何，究竟猫儿真的有这样微妙细致的心理作用吗?但是看看它那尾巴的运动，我总觉得它表达的是这类意思。
二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番话呢？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就我而言，总是经常认为如果自己也有—条尾巴就好了，所以对猫羡慕不已，例如正当我坐在书桌旁执笔疾书或苦思冥想时,家里人会突然闯进来絮絮不休地大谈家务琐事，这时我便想到如果自己有一条尾巴，只要把尾巴尖甩两三下便可以把家里人打发出去就好了。不过我更痛感需要尾巴的是被迫接待来客的时候。我生性厌客，除非志同道合之士，或者敬爱的朋友久别重逢，否则我很少自己主动和别人面谈，总是勉为其难地接待。除非有要事商量，不然漫无目的闲谈，最多不超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便觉厌倦不堪。而且通常我只是洗耳恭听，任凭客人滔滔不绝，我的心早已远离谈话主题，置客人于不顾，飞翔于幻想世界，随心所欲地耽于冥思之中，终至回到刚才的创作世界里。因此在客人面前我虽然在口头上不时地回答一声“是的”、“嗯”等，但已逐渐心不在焉，答非所问，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出现冷场。尽管有这些在所难免的事情，自己有时也会突然醒悟到这样有失礼貌，于是集中精神振作起来，但这样的努力却无法持久，往往不一会儿又神不守舍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便会想象自己好象长出了一条尾巴，臀部也变得痒痒起来。我甚至还会想象到这条尾巴已经甩动作答，于是连“是的”、“嗯”也不说了。这条尾巴是想象之物，并非猫的尾巴，别人无从看见，实在遗憾得很。不过从自己的心情来说，这条想象中的尾巴有没有甩动，却大不相同。即使对方看不见，但自己在心里总是甩动了，也就算是回答对方了。
三
那么，我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地——也就是对猫尾巴羨慕不已地——懒得和别人谈话，这样地厌客，其原因又是什么呢？这点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的老朋友辰野隆等人对我很了解，他们知道我从初中到第一高中以至大学时代，都不是今天这样沉默寡言的。辰野隆是尽人皆知的雄辩家，而我的口才也绝不亚于辰野。过去我曾以东京人特有的如簧之舌，使人如痴如醉，或起死回生，或发警句，或弄戏谑，从未落于人后。但我逐渐变得缄口不语了，这是在我开始写作以后的事。究竟是因为沉默寡言而厌客，还是因为厌客而沉默寡言，我想多半是由于厌客——换言之，也就是厌恶交际——而后沉默寡言的。为什么当了作家便厌恶交际呢？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我出生于日本桥的市侩气十足的旧商业区一个投机商家里，具有格外装腔作势的气质，对当时所谓文士和艺术家有意装出来的土里土气感到厌恶。虽然他们当中并非没有地地道道的东京人，但诸如早稻田派的自然主义作家等多是乡巴佬，所以他们酿造出来的气氛总有一股土气。我也曾经一度受到他们的感染，留起披肩长发，故意衣履不整。但不久以后我便感到厌倦，努力在自己的打扮上摒弃文士派头。如果穿西装，一定要穿笔挺的上衣，黑上衣配条纹长裤，不然便穿昼礼服，帽子多半戴小礼帽。如果穿日本服，便是结城茧绸或大岛绸的素色外褂，还要整整齐齐地结好衣带，一副旧式商人的派头，好象某家商号的少东家一般。这副打扮引起了小山内熏等人的反对，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样一来，我也就和昔日的朋友逐渐疏远了。我厌恶土气，自然也厌恶书生气，如果不是自认为可以谈心的对手，我也很少和他谈论文学、艺术等问题。加以我又抱有这样的信念：文学家应结成朋党，最好孤军奋斗。这个信念我至今不变。我之所以仰慕永井荷风，就因为他一贯身体力行这种孤立主义，再也没有别的文人比他更彻底实行这个主义的了。
四
就这样，最初我只是厌恶交际，还不是沉默寡言，由于和别人接触的机会少了，发挥口才的机会也少了，但如果要我讲话，还是可以滔滔不绝的。我那副天生的能言善辩的流畅的嘴巴和妙趣横生的江户腔，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最初我也是这样的。可是任何事物如果不经常使用，其功能也会衰竭。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笨嘴拙舌的，虽然还想和往昔一样滔滔不绝，也不知从何谈起了，这样反过来又使我对谈话兴趣索然。于是到了六十三岁的今天，我那厌恶交际和沉默寡言的毛病越来越厉害，连自己也觉得无计可施。在沉默寡言这点上,吉井勇也许有良策可施。吉井虽然不善辞令,却非厌恶交际，对人不断笑脸相迎，甚觉可爱。可是我稍有不合心意，便形于色，如果感到无聊，在客人面前也会打哈欠，抓耳挠腮，不一而足。只是在酒醉之余，我也想说几句，但一旦讲起话来，总不如从前那样滔滔不绝，结果只能是比平日多少饶舌一点，嗓门高一点罢了。因此到了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苦事莫过于和来客应酬。如果是有意义的事情，再辛苦也不得不忍受。但如上述，既然我抱着孤立主义的信念，那么在想要会客时对于想要会见的人，我自然愿意给以充分的谈话时间，但对于其他客人，则尽量不予接待，我就是这样想的，因此谁要来访问我这样一个家伙，不能不说是遗憾得很。尽管如此，来我家访问的客人仍然很多。在战争期间，因为疏散到乡村去了，所以暂时逃脱了这个厄运。自从我在京都住下来后，来访的客人竟与日俱增。
五
近来我已进入老年，这就更有理由来坚持这几年来滋长的孤立主义了，因为无论我怎样厌恶交际，六十多年来还是结交了许多朋友，我现在的交际范围比青年时代广泛得多了。青年时代也许需要尽可能多地结识一些人，尽可能多地观察世界，不过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将来还能够活多少年已不可知，而自己有生之年打算要做的工作，也已经大体上预定下来了。这些工作数量之多，恐怕在有生之年也做不完。因此对我来说,就要倾尽余生，竭力按照预定的计划，点点滴滴地去完成这些工作，几乎再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别人和观察世界了。我所求于人的只是不要扰乱我的预定计划，不要打扰我的工作而已。这么说来，好象我是一个勤学之人，珍惜寸阴，热衷工作。其实恰恰相反，自从青年时代以来，我便是一个拙于笔耕的人，及至老年，又加上各种生理上的障碍——例如肩周疼痛，眼睛疲劳，神经痛造成手腕疼痛等——这个毛病便更加厉害，哪怕写一张稿纸的东西，也要在院子里散步半天，或者在房间里来回兜圈，如果没有这样的“过门”，这样的“序曲”就坚持不下去。即使是、工作，正正经经地执笔疾书的时间也比较少，心不在焉地休息的时间要多得多。总之在一天之内万事俱备而又得心应手的动笔的时间实在少而又少，这时如果再有来客打扰，损失之大不言而喻。有些来客声称，只要三、五分钟见见面就可以。但为了这三、五分钟，好容易才得来的灵感却又被打断，即使再回到书房去，也不可能立即提起劲来，结果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便白白浪费掉，甚至也许灵感从此而别，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因此接待客人所受的打扰，决非时间之长短能够说明的。于是时至今天，我下决心缩小交际的范围，起码不比现在更广，并且尽量不交结新朋友。过去我虽然厌恶交际，但红粉佳人却属例外,谁要是给我介绍一位绝代佳人，或者有美人来访，我都来者不拒。但是今天我连这也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天我仍然酷爱红粉隹人，这个脾气没有改变，但是进入老年之后，我对美人的要求却变得苛刻了。一般的所谓“美人”，尤其是今天那些属于时代新潮顶峰的美人，我已不屑一顾，反而感到恶心。我内心有自己的美人标准，不过能够当之无愧的，确属沙里淘金，绝不会轻易出现的。相反地，今后如果我能够和已经结识的几位美人继续交往，便已心满意足，对我的余生可谓锦上添花，再也不需要更多的刺激了。
六
谢绝来访有各种办法，最常见的是托辞不在家。对于担任接待和传达任务的妇女来说，与其编造一大堆理由，不如说一句“现在主人不在家”，这是最简便不过的了。不过我却不喜欢用这个办法，而是事先训诫家人，要她们彬彬有礼地回绝客人说：主人虽然在家，但对于没有携带介绍信的客人，概不接见。因为我讨厌对来客弄虚作假——我家地方狭小，如果对来客撤谎，那么在客人没有远离以前，我不但躲藏着不敢如厕，甚至连打嗝儿或打喷嚏也不行——何况如果不明说“虽在家但不想会客”，客人还会一再来访，时值交通困难，对客人也会增添不少麻烦。另一方面，如果出去开门应酬的是家中的学生，还能对付过去，但如果是家中的妇女,说话结结巴巴，连不该说的交际应酬话也说了，什么“很抱撤，我家主人现在正忙着……”，添油加醋，把话说得模棱两可，致使有些客人会拂然不悦而反问，或者寻根问底弄个一清二楚:“什么？你别怕惹我生气，还是首先把话讲清楚……”这时妇女们对付这种局面就无法采取斩钉截铁的态度。如果我依然拒不接见，那么出去开门传达的人就会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对于来自东京或其他远处的人，我虽然不忍心拒之门外，但仍然坚持没有携带介绍信的一律不予接见的原则。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凡嘉许我这种态度的人，以后对他也有好处。来客中也有些人会提出我的朋友的名字，说什么“我和某某先生颇有交情……”，或者说“某某先生说过想给我写一封介绍信来的，可是……”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是让家人回答说:“既然如此，那就麻烦您再来一趟，把某某先生的介绍信拿来……”这样一来，这个客人一般便不会再来了。如果真的带有介绍信，我当然要会见。不过我的朋友都深知我意，很少让那些叫人心烦的客人来找我。
七
我不知道东京怎么样，但在京都却经常有许多聚餐会之类的邀请。如果是座谈会，自然名正言顺，但往往还有许多是单纯的聚餐。出席人多的聚会，自然要交换名片，广交朋友，这就给我増添不少麻烦。加以我这老人对食物的要求也和对美人的要求一样苛刻，虽然山珍海味，也弃之如敝履。当然从战时到战后的匮乏时期，为了吃一顿过去那样丰盛的佳肴，必须由有关方面有权有势的人携同前往，并且花一大笔钱，才能办到。对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乃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此邀请者固然是大施恩惠，但大橛也有利用我的名义搞聚餐以便自己摄取营养之目的。这么说来，这种以“摄取营养”为目的之莫明其妙的“搭配餐”似乎大为流行。去年我去东京，应邀到一家近郊的餐馆去，席上又是生鲔鱼片，又是红烧牛扒，又是“天妇罗”（油炸虾——译注），还有炸肉排，令人目不暇给。还有一次在一家乡间旅馆应邀进餐，竟然端出鳗鱼火锅，其数量之多令我瞠目结舌。第二天一大早，又是一大盘“鸡素烧”。不仅郊区和乡间的餐馆如此，连京都市中心繁华区的“旅馆”里我也有过“被迫”甘当饕餮之徒的体会。在这里，不分什么日本餐、中国餐、西餐，杂然前陈，胡乱搭配，总之把我们当作平日只能吃到可怜的配给物资的人种，一旦有此机会，便让我们大大“营养”一番，这里的菜肴全然不讲究烹调技巧，完全是愚弄客人。我虽然年老，但胃口颇健，奉送而来的菜肴，只要不是格外乏味，一概碗底朝天，吃个精光，不论好坏，全都塞进胃腑深处，实在可怜得很。最令我气愤的是，这一天的饕餮之餐，为患匪浅，令我以后一连两三天胃口大减。结果我只有被迫蜗居家中，让家人亲手调制自己爱好的食品，在家里悠然自得，以浅斟低酌的晚餐为乐。营养过多的油腻食物，对老年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与其吃这些菜肴，不如使用经过挑选的豆酱和酱油，制作适合自己口味的家常菜，这样心情会更加舒畅。实际上，近来自己家里的烹饪材料比街上的餐馆更叫人放心，例如油炸食品，如非使用自己家里没有掺假的货真价实的食用油，便无法下咽。总而言之，那些聚餐会之类，除非出席者都是意气相投，菜肴又是自己所爱，而且对我的工作没有妨碍，我才打算应邀参加。即便如此，我也并非兴致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