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草草翻了一遍我保存的有关1882年至1890年八年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记录，发现离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多如牛毛，真不知道该舍弃哪些，又该选择哪些。有些案件已经在报上披露出来，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些案件不能让我的朋友尽情发挥他的才能，而这种卓越才能又正是那些报纸非常想要报道的。还有些案件就像有些没头没尾的故事一样，使得他无法施展他那非同一般的分析才能，只能成为有始无终的悬案。另外还有一些案件，他仅搞清楚了一部分，仅对部分情节做出了推测或臆断，而缺乏他一向珍视的、准确无误的逻辑依据。在这最后的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子情节异常复杂，结局扑朔迷离。或许真相并非如此，或许从来没有人知道真相，但我却不能不把它讲出来。
1887年我们经手过一系列案件，有的十分有趣，有的不那么有趣，我把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都保留了下来。在这一年全年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下列案件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集团案"——这个业余乞丐集团在一家家具商店库房的地下室里拥有一个极为奢靡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揭秘案"；"乌法岛上的格赖斯·彼得森案"。记得在"坎伯韦尔投毒案"里，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有人在两小时前已经把表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已经上床睡了。这一发现对于侦破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把大致情况告诉读者，但我现在要讲的却是其中最扑朔迷离、最怪诞的一个。
事情发生在9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异常猛烈，整整一天秋风秋雨愁煞人，即使堪称人类文明结晶的伦敦城内，我们也失去了日常从事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大自然的伟大和不可抗拒。大自然是被关进铁笼里的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咆哮。当夜幕降临时，狂风暴雨也更加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而过，时而又像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一样低沉。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神情忧郁地编制着罪案记录索引；而我坐在另一端，沉醉于一本克拉克·拉塞尔写的有关海洋的小说，书写得着实精彩。这时屋外狂风怒号，瓢泼大雨渐渐像海浪一样冲击大地，和小说的主题遥相呼应，几乎浑然一体了。我妻子那时正回娘家探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贝克街故居的常客了。
"嘿，"我抬头望了望福尔摩斯，说："门铃在响。今天晚上会是谁呢？是不是你的哪位朋友呢？"
"除了你，我哪儿还有什么别的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喜欢有人来拜访我。"
"那么，或许是位客户吧？"
"如果是客户，那么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这样的天气谁还肯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人更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好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我听见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他伸手把照亮他的那盏灯转向空椅子那边，他肯定客人一定会坐在那里，然后说："请进。"
一个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穿着考究，服装整洁，举止落落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上满是雨水，身上穿的长雨衣上的水珠闪闪发亮，看来他一路上饱经风吹雨打。借着灯光他焦急地四下打量了一番。这时我发现他脸色苍白，双目低垂，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不起，"他边说边戴上一副金丝夹鼻眼镜，"希望我没有给您带来太大的麻烦！不过我怕我的伞和雨衣把您整洁的房间弄脏了。"
"把您的雨衣和伞交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的。我猜，您是从西南部来的吧。"
"对，我从霍尔舍姆来。"
"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黏土和白垩土，很清楚地告诉我您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门来向您求教的。"
"这容易。"
"还想请您帮助我呢。"
"那可能就有些麻烦了。"
"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帮他摆脱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的。"
"啊！是的，人家告他玩牌时出老千。"
"他说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您。"
"太夸张了。"
"他还说您战无不胜。"
"我也走过四次麦城-三次败于男人之手，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是，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比起来这不算什么。"
"是的，总的来说，我还算成功。"
"那么，对于我的事，您应该也能解决。"
"把您的椅子挪得离壁炉近一些，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这个案子非同寻常。"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不一般。我这儿快成了最高上诉法院了。"
"可是，先生，我想问您，在您办过的案子中，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比我家族中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故更加神秘、更难解释？"
"我对您要讲的事很感兴趣，"福尔摩斯说，"请您先告诉我们事情的概况，然后我会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细节挑出来问您。"
年轻人把椅子朝前挪了一下，把两脚伸向炉边，他的鞋子湿透了。
他说："我叫约翰·奥彭宵。我认为，我本人同这一可怕的事件无关。那是上一代人的遗留问题，为了您对这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得从故事的最开始讲起。
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依莱亚斯和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了一家小工厂，自行车被发明出来后，他扩建了这个工厂，并获得了奥彭宵防爆车胎的专利权，生意十分红火，因此即使他后来将工厂出让了，仍有一笔巨款可以保证他能过上富足的退休生活。
依莱亚斯伯父年轻时侨居美国，在佛罗里达州开了一个种植园，据说经营得很不错。美国内战期间，他投靠在杰克逊麾下，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做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退伍还乡，又回到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1869或是1870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买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发了大财，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讨厌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赋予黑人选举权的做法。他很怪癖，脾气凶狠暴躁，发火时，说话极为粗鲁，性情又极为孤僻。他住在霍尔舍姆的这几年，一直深居简出，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进过城。他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可他却往往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出家门。他疯狂地喝白兰地，而且烟瘾很大，但他不喜欢社交，拒绝与人交朋友，甚至和自己的同胞弟弟也不交往。
"他并不关心我，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还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1878年的事，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到他家里去住，用他的方式来疼爱我。在没有喝醉时，他喜欢和我一起斗双陆、玩象棋。他还让我以他的名义跟佣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小主人了。我管着所有的钥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我想去，就可以去。我还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就行。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阁楼那一层有许多房间，其中有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一年到头都锁着，而且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一概都不许进入。我曾出于一个男孩子的好奇，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过。可是我认为这样一间屋子里除了会放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也不会有其他东西了。
大概是1883年3月里的一天，上校接到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当时他正在吃早饭。对他来说，能收到来信真让人惊讶，因为他的账单都用现款支付，而且没有一个朋友。"印度的信！"他拿起信来，诧异地说，"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当他急急忙忙拆开信封后，从里面忽地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嗒嗒地落进盘子里。我正要咧嘴笑，可一看他的脸，我又也不敢了。只见他张大着嘴，瞪着两只眼睛，脸色灰白，直瞪瞪地，两手颤抖着仍旧拿着那个信封。"K K 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在劫难逃呀！"我问："伯伯，出什么事啦？""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心惊肉跳地害怕。我拿起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写的Ｋ字，字迹很潦草。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橘核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这为什么会使他吓得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餐桌上楼去时，他正一只手里拿着一只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走下楼来——这钥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手里拿着一个像钱盒一样的小黄铜匣。
"让他们来吧，我绝对能战胜他们。"他发誓赌咒般地说，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生火，再派人去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我照他说的去了。律师到时，我被叫到他的房间里。房中炉火烧得正旺，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黑色的蓬松的纸灰。那个黄铜箱匣就放在一旁，盖子敞开着，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瞧了那匣子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那盖子上印着三个K字，同我上午在信封上见到的那三个一模一样。
"约翰，"伯父说道，"我想让你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包括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弟弟——也就是你父亲。毫无疑问以后你父亲会把他们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安安稳稳地享用，自然很好；不过，如果你不能，那么，孩子，你最好把它留给你的死对头。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现在你按照福德姆律师的指点在遗嘱上签上你的名字吧。""我在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您应该想到，这桩怪事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我思来想去，还是搞不清楚其中的奥秘。可是我却始终摆脱不了它带给我的莫名的恐惧，日子一天天过去，不安之感逐渐减轻，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伯父从此变得行动异常。他更加酗酒狂饮，而且更加不愿意在社交场所出现。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门上还上了锁；但是他有时又像酒后发狂，冲出屋子，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里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像绵羊一样地圈禁起来。而这样激烈地突然发作过后，他又变得心慌意乱，一个人跑回房间里去，锁上门，还插上门闩，就像一个内心充满了恐惧的人，没有脸面再装模作样下去一样。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即使在寒冬腊月，他的脸上也是冷汗涔涔、湿漉漉的，就像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一样。
噢，福尔摩斯先生，不能再让您等下去了，现在说说结局吧。一天晚上，他又往常那样撒了一回酒疯，然后突然跑了出去，可这次一去不复返。后来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发现了他。他是面朝下跌进去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遭受暴力袭击的迹象，污水坑里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为，陪审团将此事定为"自杀"。可是我知道他一向怕死， 所以很难相信他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生活一如既往。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还有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下，"福尔摩斯打断他，问，"我想您所说的这案子可能是我所遇到的最难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别人认为他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是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来信的。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去世。"
"谢谢。请继续。"
"我父亲接管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后，在我的建议下，他仔细检查了长年上锁的那间阁楼。我们看到那个黄铜匣子还在，但匣子里的东西早已经被毁掉了。匣盖里面有个纸标签，上面写着三个大写字母ＫＫＫ……。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这几个字。我们认为：这些是伯父所销毁的文件性质的说明。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没有太大意义。那些散乱的东西，有的记载了他战争时的情况及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历史；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记录，这些记录大多与政治有关，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反对那些北方派来的随身仅带一只旅行手提包，一心搜刮百姓的政客。
唉，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元月，日子都过得很舒心。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围坐在桌子旁边一起吃早餐 ，我父亲忽然发出一声惊叫。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摊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橘核。他平日总嘲笑我，说我所说伯父的遭遇太荒诞无稽，而当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时，却也一样吓得目瞪口呆。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我。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我父亲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KKK。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
"只有花园里有日晷仪，别的地方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指被毁掉的那些。""呸！"父亲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发生这种蠢事！这东西从哪里来的？""敦提，"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这一定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我不屑于做这种无聊的事。"""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报警，"我说。
"这样他们会讥笑我的，我不干。""那么我去报告吧？""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自找麻烦。""与他争辩没有用，因为他非常顽固。我只好惴惴不安地走开，心里有一种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朴茨当山一处堡垒做指挥官的弗里博迪少校。我很高兴他离家出访，因为在我看来，只要他离开了家就可以避开危险了。但是我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的一电报，要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父亲摔进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附近很多。他的头骨摔碎了，躺在里边完全没有知觉。我急急忙忙跑去看他，但他却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很显然，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时遇难的。由于他对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没有栏杆遮挡，验尸官很确定地做出了"由于意外而致死"的判断。我很仔细地检查了每一条可能与他的死有关系的线索，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人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可是我不说您也想象得出我心里的不平静。我敢断定：这一定是有人在他的身边实施着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不祥的氛围中，我继承了遗产。也许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可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造成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其他房子里，祸事都一样紧紧地，如影随形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1885年1月不幸离世，至今已过去两年八个月了。在此期间，我在霍尔舍姆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我在心中暗自庆幸：灾祸已经远离我家，它已随上一代人的死亡而终结了。谁知我高兴得太早了。昨天早上，灾祸再次降临了，情况和当年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到桌旁，从信封里倒到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上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那几个字："KKK"。然后就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
"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用苍白消瘦的双手捂住脸，"我觉得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对着一条来势汹汹的毒蛇一样。我好像陷入了一只魔爪，它不可抗拒又残酷无情，而且任何预防措施在他面前都无济于事 。"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有所防备啊，先生，不然，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助您了。千万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唉声叹气上啊！"
"我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讲完以后，只是把它当作笑话听了。我相信那巡官心里一定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的死正如验尸官所说，都是出于意外，因此那些信与他们的遇难毫无联系。"
福尔摩斯双拳紧握，在胸前挥舞着，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不过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来，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任务只是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您为什么来找我？"他叫道，"而且，为什么您一开始不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起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信已经整整两天了。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我估计除了那些您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外，没有更确切的证据了——可还有没有有用的或者带有启发性的细节呢？"
"有一个。"约翰·奥彭宵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然后掏出一张褪了色的蓝纸，把它摊开放在桌上。"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那天，伯父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颜色的。我在伯父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了这张纸。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的：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橘核外，恐怕对我们没有太大帮助。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毫无疑问是我伯父写的。"
福尔摩斯挪了一下灯，我们两人弯下身，仔细地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像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着"1869年3月"几个字，下面是一些很奇怪的话，内容如下：4日：哈德森来。怀着同样的旧政见。
7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9日：已清除麦考利。
10日：已清除约翰·斯温。
12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福尔摩斯说着把那张纸叠起来还给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同您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怎么做？"
"您只须做一件事，而且一定要立即去办。您必须把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他文件都已被您伯父烧掉了，仅剩下这一张，您的措辞一定要使他们深信不疑。做完这一切后，您必须马上就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要求的那样放在日晷仪上。明白吗？"
"明白。"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那些可以通过法律来完成。既然他们已经布下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应该想办法消除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罚凶手。"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穿上雨衣，"您让我又有了新生和希望。我一定照您说的办。"
"一定要抓紧时间。同时，最首要的是照顾好您自己，因为我觉得，危险无疑正在非常现实而且切近地威胁着您。您怎么回去？"
"从滑铁卢车站坐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我想您应该不会发生意外。不过，最好还是小心点儿，以防万一。"
"我随身带着武器。"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这案子。"
"那么，我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件的关键在伦敦。我会到伦敦去找线索。"
"那么我过一两天，再来看您，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会照您说的去做的。"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依然狂风不止，倾盆大雨，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奇特而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一起来到我们这里的——它就像狂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在那儿，头向前倾，盯着壁炉里的红彤彤的火焰沉思着。
不久他点着烟斗，靠在座椅上，望着蓝色的烟圈一个跟着一个地缓缓升到空中。
"华生，我想这个案子是我们经手的所有案件中最为古怪的一个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判断。
"是的，除了"四签名"案外，这个最奇怪。"
"嗯，也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宵正在面临的危险似乎比舒尔托更大。"
"但是，你对这一危险是否有了明确的看法？"我问道。
"性质我可以肯定。"他回答说。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是这个ＫＫＫ？为什么他一直对这个不幸的家庭纠缠不休？"
歇洛克·福尔摩斯闭上眼睛，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在一起，说，"理论上讲，一个理想的推理家应该做到，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个事实的某一方面，他不仅能从这一个方面推断出导致这个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推断出由此会产生的一切后果。正如居维叶，经过思考就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观察家，既已彻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应能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的所有其他环节。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所以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解决，一个人如果企图凭借直觉解决问题，他注定会失败。不过，要使这种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推理家就必须善于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这也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有了义务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也很难做到。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本人就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结交之初，有一次你曾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在知识上的局限性。"
"对，"我忍不住笑了。"那是一张有趣的记录表。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得了零分；植物学，记不清了；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得上造诣很深；化学功底深厚；解剖学，不系统；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的本领无与伦比；是个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和律师；还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虐者。我想，上述所有都是我分析的要点。"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嘻嘻地笑了。"嗯，"他说，"就像我过去说的一样，我仍然这么认为：一个人脑子里装满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知识就可以了。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去，随时需要，随时去取。现在，为了我们今晚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麻烦你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Ｋ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谢谢！我们来分析一下情况，看看从中可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宵上校是由于某种压力离开美国的。因为他那个年纪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变他全部习惯的，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宜人的气候回到英国来过寂寥的乡镇生活的。在英国，他那样喜欢孤独地生活说明他心中对某人、某事存在恐惧，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做个假设，他被迫离开美国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至于他究竟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他和他的两个继承人接到的那几封可怕的信件上来判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更准确地说是从伦敦东区寄出。通过此点你能推断出什么来？"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人应该是在船上。"
"很好，我们有一条线索了。毫无疑问，写信的人当时就是在一条船上。现在我们再考虑第二点：就本地治里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出事时止，前后用了七个星期，而敦提，才用了大约三四天时间。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本地治里路程较远。"
"可是信件为什么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可以这样假设：那个人或那伙人是坐帆船来的。看来他们好像总在肇事以前发出信号。可是你瞧，信号从敦提发出后，紧接着不幸就发生了，非常快。如果他们是从本地治里坐轮船来的，那他们会同信同时到达。但事实上，事情发生在七个星期之后。我想那七个星期说明信件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的人是坐帆船来的，所以才产生时差。"
"很有可能。"
"不仅可能，而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看出这桩新案子非常紧迫，明白我为什么极力告诫小奥彭宵要提高警惕了吧——灾祸总是伴随发信人旅程结束来临。这一回是从伦敦来的，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天哪！"我叫起来了。"这叫什么？简直是残忍的杀害！"
"奥彭宵带来的那个文件显然对帆船里的人极为重要。我想情况已经很清楚，他们肯定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人不可能接连续将两人杀害，而且连验尸陪审团都被瞒过了。他们肯定有同伙数人，还一定有勇有谋。不管文件是藏在谁那里，他们都一定要把文件弄到手。所以说ＫＫＫ不是一个人名字的缩写，而应是一个团伙的标志。"
"那会是怎样一个团伙呢？"
"你有没有——"福尔摩斯说着俯身向前放低声音，"听说过三Ｋ党？"
"从来没有。"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书。"听这儿，"他念道："克尤·克拉克斯·克兰，名字。源于想象的那种酷似扳起枪机的声音。该秘密团体于南北战争后由南方各州的前联邦士兵组成，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其中尤以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各州最为引人注目。它的势力用于实现政治目的，主要针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谋杀或驱逐反对其观点的人出国。他们施加暴行前通常会将某种形状奇怪但尚可辨认的东西寄给受到敌视的人，如，一小根带叶的橡树叶、几粒西瓜籽，或几个橘核，以示警告。受敌视的人接到警告以后，可公开宣布放弃原有观点，或逃奔国外。如置之不理，则必遭杀害，而且往往以某种奇怪且难以预料的方式死去。该团体组织严密，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系统，以致在有案可稽的案件中，几乎从未见到有哪个与之抗衡的人能够幸免，也从未能追查到施暴者。尽管美国政府和南方上层社会努力阻止，该团体在几年时间里仍得以到处蔓延滋长。1869年，三Ｋ党运动突然垮台，但此后还不时发生此类暴行。"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书，说："你一定看出来了，三K党的突然垮台是和奥彭宵带着文件逃出美国发生在同一时间，两件事很可能互为因果。难怪总有人追踪奥彭宵和他的一家人，你一定能想到，这个记录和日记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