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抬头正视我。然后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说过他们把他囚禁在一间农舍，并没有说在那里审判。是在这座城里审判的：在一座普通的房子，像这里一样的房子。房子与房子差别不大，重要的是那座房子建在地狱还是建在天堂。”
我打听那些密谋者的下场。
“我不知道，”老头耐心地说。“这些事情过了多年，早给遗忘了。也许他们被判了罪，但判罪的是人，决不是神。”
他说完便站起身。我觉得他向我下了逐客令，从那一刻开始，我这个人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旁遮普省各族男女汇成的一股人流，有的在祈祷，有的在诵唱，朝我们拥来，几乎把我们卷走：那些狭窄的院落比长门厅大不了多少，竟然出来这么多人，真叫我吃惊。另一些人是从左邻右舍出来的；他们准是跳过短墙过去的……我推推搡搡，骂骂咧咧，才挤开一条路。在最后那个院子里，我遇上一个赤身裸体、头戴黄色花冠的男人，人们纷纷吻他，踊跃捐输，他手里有一把剑，剑上沾有血污，因为这把剑处死了格兰凯恩，格兰凯恩的残缺的尸体则是在后院马厩里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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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①
①阿莱夫，希伯来字母中第一个字母，神秘哲学家们认为它意为“要学会说真话”。
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
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他们会教导我们说，永恒是目前的静
止，也就是哲学学派所说的时间凝固；但他
们或任何别人对此并不理解，正如不理解
无限广阔的地方是空间的凝固一样。
《利维坦》①第四章第四十六节
①《利维坦》，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论国家组织的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宗教与政治国家的实质、形式与权力》，1651年出版。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临终前苦楚万分，感伤和恐惧都不能使痛苦缓解片刻，终于在2月份一个炎热的早晨①去世，那天我发现宪法广场高耸的广告铁架换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香烟广告；那件事让我伤心，因为我明白不停顿的广大的世界已经同她远离，广告牌的变化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化中的第一个。世界会变，但是我始终如一，我带着悲哀的自负想道；我知道我对她不合情理的爱慕有时使她难以容忍；如今她死了，我可以专心致志地怀念她，不抱希望，但也没有屈辱感。我想，4月30日是她的生日；那天去加拉伊街他们家探望她的父亲和她的表哥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是合乎礼节的，无可非议，或许也无可回避。我将再次等在幽暗的、满是摆设的小会客室里，再次端详她许多背景各异的相片。贝亚特丽丝·维特波彩色的侧面照；1921年狂欢节时贝亚特丽丝戴着面具的照片；贝亚特丽丝第一次领圣餐；贝亚特丽丝和罗伯托·亚历山德里结婚那天的留影；贝亚特丽丝离婚后不久在马术俱乐部午餐会上；贝亚特丽丝同德利亚·圣马科·波塞尔和卡洛斯·阿亨蒂诺在基尔梅斯；贝亚特丽丝和维列加斯·阿埃多送给她的哈巴狗在一起；贝亚特丽丝的正面照和斜侧面照，手托着下巴在微笑……我不必像往常那样带几本送她的书作为去拜访的借口，我终于学了乖先把那些毛边书书页裁开，免得几个月后发现它们原封未动而发窘。
①阿根廷地处南半球，时令季节同北半球相反，阿根廷的2月是晚夏。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是1929年去世的；此后每年到了4月30日我总是去她家看看。我一般在七点一刻到，坐二十多分钟；每年晚去一会儿，多坐一些时间；1933年那次一场瓢泼大雨帮了我忙：他们不得不留我吃晚饭。我当然不错过那个良好的开端；1934年那次到她家时已过八点钟，我带了圣菲的杏仁甜饼；很自然地留下吃饭。这样，在忧伤和略带哀艳的周年纪念日里，我逐渐赢得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的信任。
贝亚特丽丝颀长老弱，略微有点朝前倾；她的步态（如果允许使用矛盾修饰法的话）有一种优美的笨拙，一种陶醉的意味；卡洛斯·阿亨蒂诺脸色红润，身体壮实，头发灰白，眉清目秀。他在南郊一家不出名的图书馆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务；他相当专横，但不起作用；从不久前始，晚上和节日他都待在家里不外出。虽然隔了两代，他的意大利口音和说话时的大量手势依然存在。他的心理活动活跃、激动、多变，但无足轻重，充满了无用的类推和多余的顾虑。他的手（像贝亚特丽丝一样）细长漂亮。有几个月，他迷上了保尔·福特①，他佩服的不是福特的歌谣，而是他无可挑剔的名声。“福特是法国诗人中的王子，”他自负地说。“你再怎么攻击他也是白费气力；你的浸透毒汁的箭休想射中他。”
①福特（1872—1960），法国诗人，著有三十多卷《法国歌谣集》，风格清新平易，但具有古典诗歌的优美。1890年创立艺术剧院，1905至1915年间主编《诗歌与散文》杂志。
1941年4月30日，我在杏仁甜饼之外，加了一瓶国产的白兰地酒。卡洛斯·阿亨蒂诺尝了酒，觉得味道不错，几杯下肚后，他开始为现代人进行辩护。
“我想到书房里的现代人，”他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说，“仿佛在一座城堡的塔楼里，配备有电话、电报、唱机、无线电报机、电影机、幻灯机、词典、时刻表、便览、简报……”
他评论说，具有这种便利条件的人根本不需要出门旅行；我们的20世纪改变了穆罕默德和山的寓言；如今大山移樽就教，向现代的穆罕默德靠拢了。
我觉得那些想法是如此愚蠢，表达的方式又如此自命不凡，马上把它们同文学联系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不留诸笔墨。他果然不出所料回答说已经这么做了：多年来他一直在写一部长诗，从不宣扬，从不大吹大擂，只靠勤奋和孤寂两根拐杖，那些想法和另一些同样新奇的概念都包含在长诗的引子篇、给论篇，或者干脆叫前言篇里。他首先打开想像的闸门；然后遣词造句，合辙押韵。那部诗题名为“大干世界”；主要是描绘地球，当然也不缺渲染烘托的题外话和帅气的呼语助词。
我请他念一节给我听听，即使短一点也不妨。他拉出写字桌的抽屉，取去一个大卷宗夹，里面是印有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图书馆名称的便笺，自鸣得意地朗诵起来：
我像希借人一样看到了人们的城市，
工作、五光十色的时日、饥饿；
我不纠正事实，也不篡改名字，
但我记叙的航行是在房间里的卧游。
“显而易见是很有趣的诗节，”他自己评定说。“第一句虽然不被舆论界占多数的紫色派学者赞赏，却得到教授、学院派和研究古希腊文化的学者的喝彩；第二句笔锋一转，从荷马谈到赫西奥德（仿佛一座新房子的门脸，这完全是对教学诗歌之父的含蓄的恭维），并且对那种可以溯源到《圣经》的综述堆砌的手法有所创新；第三句——巴罗克风格、颓废主义、对形式的净化和狂热的崇拜？——包含两个对称的半句；第四句不言自明，有双语成分①，凡是豁达恢弘、有幽默感的人在这句诗上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必谈韵脚和功力了，不是卖弄，四句诗里包含了上下三千年浓缩文学的三个精辟的隐喻：第一个指《奥德赛》，第二个指《工作与时日》，第三个指那个萨瓦人②妙笔给我们留下的不朽的小诗……”我再一次领会到现代艺术要求笑的调剂，要求有些玩笑。哥尔多尼③的话确实不假！
①第四句的“航行”和“在房间里的卧游”在原诗中是法语。
②保尔·福特是法国东南地区萨瓦人。
③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生平写了一百二十多部喜剧，是意大利现代性格喜剧的创始人。
他还念了许多节诗，自赞自叹，作了大量评论。我听过之后毫无印象；甚至不觉得它们比前面一节更糟。从达内里的诗里可以看到勤奋、忍耐和偶然性，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所说的才华。我明白，那位诗人的气力不是花在诗上，而是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来让人赞赏他的诗；很自然，这番努力提高了他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达内里的朗诵有点狂放；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笨拙的韵律妨碍了他把那种狂放传递给他的诗句①。
①我还记得他猛烈抨击蹩脚诗人的一首讽刺诗里的句子：
有人给诗歌披上博学的戎装；
也有人刻意雕琢，搞得糜丽，
两者徒劳地鼓动可笑的翅膀……
可悲地忘了优美的因素！
他对我说，为了怕招来一大批势不两立的强大敌人，他才没有贸然发表这首诗。——原注
我生平只有一次机会细读了《波利奥比昂卜万五千行十二音节的诗，迈克尔·德雷顿①在那首地形史诗里记载了英国的动植物、水文、山岳、军事和寺院的历史；我敢说这部有分量、但也有局限性的作品使人厌倦的程度要低于卡洛斯·阿亨蒂诺同样性质的鸿篇巨制。他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1941年，他已经解决了昆士兰州几公顷土地、鄂毕河一公里多的河道、维拉克鲁斯北面的一个贮气罐、康塞普西翁区的主要商行、玛丽亚娜·坎巴塞雷斯·德·阿韦亚尔在贝尔格拉诺九月十一日街上的别墅，以及离布赖顿著名水族馆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他又念了他诗中有关澳大利亚地区的吃力的段落；那些又长又不像样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句缺少引子里比较使人激动的东西。我不妨抄录一节：
①德雷顿（1563—1631），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写了不少十四行诗、戏剧、颂歌、牧歌和神话、及有关《圣经》和历史题材的作品。
听着。在那根通常的木桩右面
（不用说，当然是从北、西北方向过来）
有一具无聊的骨架——颜色么，天白——
给了羊栏以尸骨家的面貌。
“两个奇崛的用法，简直妙不可言，”他狂喜地嚷道。“我已经听到你在暗暗叫绝了！我承认，我承认。首先是那个形容词‘通常’，它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田园农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沉闷，以前的田园诗和我们的赫赫有名的《堂塞贡多·松布拉》从不敢这样淋漓尽致地指出过。其次，那个平铺直叙、然而力透纸背的‘无聊的骨架’在矫揉造作的诗人的眼里会被看成异端邪说，但是欣赏道劲豪放的批评家却爱之苦命。此外，整个一节诗品位很高。第三行后半句和读者生动活泼地攀谈起来；它料到读者迫切的好奇心理，借读者之口提个问题，随即又作了回答。至于那个创新‘天白’，你如何评价？那个形象生动的新词使人联想到天空，而天空是澳大利亚风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那个联想，全诗的笔调难免过于暗淡，读者内心深处将被无法缓解的悲哀所袭，不得不掩卷长叹。”
将近午夜时我才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