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历史……又有一次大战，交战各方几乎还是那几个国家。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美国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发起一场战役，是滑铁卢战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出了一个罗萨斯，和我们那位亲戚很相像。1955年，科尔多瓦省挽救了我们，正如恩特雷里奥斯以前挽救过我们一样。现在情况不妙。俄国正在霸占全球；美国迷信民主，下不了当帝国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士气。既士里土气，又自以为了不起，仿佛不睁开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学校里不开拉丁文课程，改教瓜拉尼土语，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发现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对于不可能而又千真万确的事情的恐惧把他吓住了。我没有子女，对这可怜的小伙子感到一种眷恋之情，觉得他比我亲生的儿子还亲切。我见他手里捏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无卖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书怎么样？”
我话一出口马上觉得问得有些唐突。
“这位俄罗斯大师，”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说，“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宫。”
这一修辞学的企图使我觉得他情绪已经平静。
我问他还浏览过那位大师的什么作品。
他说了两三个书名，包括《双重人格》。
我问他阅读时是否像看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样能清晰地区别书中人物，还问他有没有通读全集的打算。
“说实话，没有，”他略感诧异地回答。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色的颂歌》。他还想到《红色的旋律》。
“为什么不可以？”我对他说。“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鲁文·达里奥的蓝色诗集和魏尔兰的灰色《感伤集》。”
他不予理睬，自顾自解释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当代的诗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我陷入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殡仪馆老板，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水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子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你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我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道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缘以及我们的想像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他似乎没有听我说。突然问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称也是博尔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我毫无把握地回答：
“我也许会说事情太奇怪了，我试图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个问题：
“您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明白，在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眼里，七十多岁的老头和死人相差无几。我回说：
“看来容易忘事，不过该记住的还能记住。我在学盎格罗一撒克逊文，成绩不是全班级最后一名。”
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不像是梦境。
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我马上可以向你证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梦，”我对他说。“仔细听这句诗，你从未见过，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条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诗：
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觉察到他惊讶得几乎在颤抖。我低声重复了一遍，玩味着每个闪闪发亮的字。
“确实如此，”他嗫嚅说。“我怎么也写不出那种诗句。”
诗的作者雨果把我们联结起来。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此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突然又记起柯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
我想出一个类似的办法。
“喂，你身边有没有钱？”我问他。
“有，”他回答说。“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请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鳄鱼咖啡馆聚聚。”
“你对西蒙说，让他在卡卢其行医，救死扶伤……现在把你的钱币给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银币和几个小钱币。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给了我一枚银币。
我递给他一张美国纸币，那些纸币大小一律，面值却有很大差别。他仔细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钞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这简直是个奇迹，”他终于说。“奇迹使人恐惧。亲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人也会吓呆的。”
我们一点没有变，我想道。总是引用书上的典故。
他撕碎钞票，收起了那枚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