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穿过一道有边门的走廊，到了一个小厨房，里面的器皿全是金属制的。我们端了一大盘晚餐回去：一碗碗的玉米花，一串葡萄，一只不知名的、味道像无花果的水果，一大罐清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面包。主人的脸轮廓分明，眼神有些怪。那张严肃苍白的脸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但再也忘不了。他说话时毫无表情。
我难以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终于对他说：
“我突然出现不使你感到惊奇？”
“不，”他回说。“这类访问每个世纪都有。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迟明天就到家了。”
他蛮有把握的口气使我安心。我觉得应该向他作个自我介绍；
“我是欧多罗·阿塞韦多。我1897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经七十岁了。我是英美文学教授，还写幻想故事。”
“我看过你写的两篇幻想故事，”他说，“印象不坏。一篇是《勒缪尔·格立佛船长航行记》，许多人认为实有其事，另一篇是《神学集成》。但是我们不谈事实。现在谁都不关心事实。它们只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学校里教我们怀疑和遗忘的艺术。尤其是遗忘个人和地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有连续性的时间内，但我们试图在永恒的状态下生活。过去给我们留下一些名字，但语言却有把它们遗忘的倾向。我们回避无用的精确记叙。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你说你名叫欧多罗；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
“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呢？”
“什么都不叫。”
我看到一面墙壁上有搁板。我随便翻开一本书；里面的字母是手写的，笔画清楚，但是无法理解。那些刚劲的线条使我想起北欧古老的卢纳字母，但卢纳字母只用于碑铭。我想未来的人非但身材比我们高大，并且比我们能干。我本能地瞅瞅那人细长的手指。
他说：“现在给你看一件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一本莫尔的《乌托邦》①，那是1518年在瑞士巴塞尔印刷的，书中缺一些书页和插图。
①莫尔（1478—1535），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任众议院议长、大法官。他最著名的作品《乌托邦》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分上下两部，上部揭露了英国君主统治下当时社会的黑暗，下部描写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美好社会，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城乡对立。原著用拉丁语写成，1516年出版，1551年出现了拉尔夫·罗宾逊的英译本。
我不无卖弄地说：
“这是印刷的书。我家里有两千多本呢，尽管不如这本古老贵重。”
我高声读出书名。
对方笑了。
“谁都看不了两千本书。我活了四个世纪只看了五六本。再说，重要的不是看，而是温故知新。印刷这一行业已经取缔，它是最糟糕的弊端之一，容易把没有流传必要的书籍数量增加到使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在我古怪的昨天，”我说，“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认为从每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之间总要发生许多事情，不了解它们仿佛是不光彩的。地球上充斥集体的幽灵，加拿大、巴西、比属刚果和欧洲共同市场。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以前的历史几乎谁都不知道，但是人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最近一次教育家代表大会，迫在眉睫的两国断交由秘书的秘书起草的、一律谨慎而含混的总统文告。
“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忘掉，因为不出几小时就有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它们抹掉。在各行各业中间，政治家的工作无疑是最显眼的。大使或者部长仿佛是残疾人，到东到西都有招摇的长车队，由摩托车手和随行人员包围，有急切的摄影记者等候。我母亲常说，这些人像是断了腿的。印在纸上的图像和文字比事物本身更真实。唯有出版的东西才是真的。存在是被感知，这是我们独特的世界观的原则、手段和目的。在我经历的昨天，人们很天真；制造商说商品好，并且一再重复，他们便信以为真。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尽管谁都知道有了钱并不带来幸福和安宁。”
“钱？”他接口说。“贫穷是难以忍受的，富有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形式，现在谁都不受贫富之罪了。人人各司其事。”
“像犹太教博士一样，”我说。
他仿佛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
“城市也没有了。我曾好奇地去勘察勃兰卡湾，从那里的废墟来看，湮没的东西不多。既没有财产，遗产也就不存在。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已经成熟时，便准备面对自己，面对孤独。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我问道。
“对，只生一个。鼓励人类繁殖是不恰当的。有人认为神才具有宇宙意识，但谁都不能肯定神是否存在。我听说目前在讨论全世界的人逐渐或同时自杀的利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
我同意了。
“满了百岁之后，人就能摆脱爱情和友谊。病痛和不由自主的死亡对他已不是威胁。他从事一门技艺，研究哲学、数学，或者独自下棋。他愿意时可以自杀。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
“这是引语吗？”我问他。
“当然。我们只剩下引语。语言本身就是系统的引语。”
“我那个时代的壮举，宇宙航行又怎么样？”我说。
“我们几世纪前就已放弃了那种航行。宇宙航行固然奇妙，但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
他微微一笑补充说：
“此外，任何旅行都属于宇宙范畴。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和从这里到对面的农场并没有不同。你进入这个房间时也是一种宇宙航行。”
“确实如此，”我回说。“人们还谈到化学物质和动物。”
那人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外面的平原一片白雪，在月光下静悄悄的。
我鼓起勇气又问：
“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
“没有。除了写挽歌以外，我们要忘记昨天。纪念活动，一百周年，去世的人的塑像都没有了。各人需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得由自己创造。”
“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他自己的萧伯纳、耶稣基督和阿基米德。”
他点头同意。我又问：
“政府呢？”
“根据传统，政府逐渐废弃不用。政府举行选举，宣布战争，征收税款，充公财产，下令逮捕，实行新闻检查，但是世界上谁都不听它的。新闻界不再发表政府要人的文章和相片。他们不得不寻找诚实的职业；有些成了优秀的丑角演员，有些成了好郎中。当然，现实比我说的要复杂。”
他声调一变说：
“我盖了这座房子，同别的房子一模一样。我制作了这些家具和器皿。我耕种田地，别人我没有见过，可能种得比我好。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跟他走进隔壁一个房间。他点燃一盏也是挂在天花板下的灯。角落里有一架只剩几根弦的竖琴。墙上挂着长方形的画布，色调以黄为主。
“这是我的作品，”他宣布说。
我察看那些画布，在最小的一幅前站停，画布上的图形大概是日落景色，意境无限深远。
“你喜欢的话可以拿去，作为一个未来的朋友的纪念，”他平静地说。
我向他道了谢，但是别的画布使我觉得别扭。我不能说它们是空白的，但和空白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