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诗歌集》（巴里出版社，1942年）一书第两百七十八页上，克罗齐①简化了历史学家“助祭”巴勃罗②用拉丁文写的一篇文字，叙述了德罗图夫特的命运，并提到了他的墓志铭；这些文字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德罗图夫特是个伦巴第武士，围攻拉文纳③时，他抛弃了原先的战友们，在保卫他曾经攻打的城市时阵亡。拉文纳人把他埋葬在一座庙宇里，树了碑，在墓志铭里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以及他们对那个野蛮人凶恶的外表和憨厚善良的内心反差的印象：
①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西方美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著有《美学要素》、《精神哲学》等。
②巴勃罗（720？—799？），伦巴第历史学家。
③拉文纳，意大利北部城市。
虎背熊腰，虬髯拳曲，
容貌吓人，却有仁慈的心！①
①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五章也引用了这两行诗。——原注
这就是为保卫罗马而死的野蛮人德罗图夫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助祭”巴勃罗所能查考到的有关他生平的断简残篇。我甚至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究竟是6世纪中叶伦巴族人横扫意大利平原之时，还是8世纪拉文纳投降之前。我们不妨把时间定在6世纪中叶（因为本文毕竟不是历史记载）。
让我们想像一下德罗图夫特永恒的形象①，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夫特，因为作为个人，他无疑是独一无二而且深不可测的，而是想像传统根据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而塑造出来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战争使他从多瑙河和易北河畔穿过蛮荒的丛林和沼泽来到意大利，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会来到南方，也不知道会同罗马人打仗。也许他信奉的是主张圣子的荣耀反映了圣父荣耀的阿里派，但是更合适的是把他想像成崇拜大地之母赫莎的信徒。赫莎的蒙面偶像供在大车上，由母牛、战神或者雷神像拉着从一座茅屋到另一座茅屋，那些偶像是粗糙的木雕，用手织布裹着，缀有许多钱币和镯子。他来自野猪和野牛都难以进入的莽林；他白皮肤，勇敢而淳朴，忠于他的首领和部族，但不忠于宇宙。战争把他带到拉文纳，他在这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者没有充分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白天，意大利柏树和大理石。他看到了多种多样但不混乱的整体；看到一个城市，一个由塑像、庙宇、花园、住房、台阶、瓶状饰、柱头、整齐而开阔的空间所组成的整体。但是那些建筑物都没有给他以瑰丽的印象（我了解这一点）；他当时的感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台复杂的机器一样，我们不了解机器的用途，但从它的设计中看到了不同凡响的智慧。也许他只要看到一座上面镌有难以理解的永恒的罗马文字的拱门就会有那种感受。突然间，城市的启示使他眼花缭乱，得到了新生。他知道他在城市里会像一条狗，或者一个孩子，根本不会理解它，但他也知道它的重要性超过他崇拜的神和信仰，以及日尔曼所有的沼泽地。德罗图夫特便抛弃了他的战友，倒戈为拉文纳战斗。他丧了命，墓碑上刻着他看不懂的文字：
①原文为拉丁文。
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
拉文纳家乡将把他永远铭记。
他不是叛徒（叛徒不会博得如此虔敬的墓志铭）；他得到天启，皈依了正教。几代人过去了，指责他改换门庭的伦巴族人像他一样行事，成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他家族的某个人——阿尔迪吉尔——的后代也许繁衍了阿尔吉耶里族的但丁……德罗图夫特的行动引起许多猜测；我的猜测是最简单的；如果不像事实那么真实，至少很有象征意义。
我在克罗齐的书里看到的武士的故事使我异常激动，觉得重新找到了我的某些想法，只是形式不同。我飞快地想到那些蒙古骑手，他们要把中国沦为无边无际的牧场，却在他们渴望摧毁的城市里老去；但这不是我寻找的回忆。后来我找到了；是我从已经去世的英国籍祖母那里听来的故事。
1872年，我的祖父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和圣菲边境担任司令。司令部设在胡宁；西面是由一座座相隔四五里格的小堡垒组成的边防带；再远去便是当时称作潘帕草原的内地。有一次，我的祖母带着惊异而自嘲的口吻说，作为英国妇女，她竟然流落到世界的这个尽头；在场的人说她并不是唯一的英国女人，几个月后，人们把一个慢慢穿过广场的印第安女人指点给她看。那个女人披着两条红色的斗篷，光着脚；金黄色的头发从中间分梳。一个士兵上前对她说，有另一个英国女人想同她谈谈。那女人同意了；毫不畏惧但不无疑虑地走进了司令部。她古铜色的脸上涂着一道道可怕的颜料，眼睛却是英国人称之为浅灰的蓝色。她的身体像鹿一样轻捷，双手瘦而有力。她来自内地的荒漠，在她看来这里的一切——门、墙、家具——都显得很小。
两个女人一下子觉得像姊妹那般亲近，她们远离自己亲爱的岛国，来到这个难以置信的地方。我的祖母提了一些问题；对方艰难地回答，说话时寻找字眼，一再重复，仿佛尝到了旧时吃过的东西那么惊奇。她十五年来没有说过母语，一时很难恢复。她说她是约克郡人，父母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次土著人突然袭击时双双身亡，她被印第安人掳走，如今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酋长很勇敢。她讲的是粗鄙的英语，夹杂了阿劳科或者潘帕的土语，从她的话里可以依稀看到艰难异常的生活：用马革缝制的帐篷，烧的是干马粪，吃的是烟熏火燎的兽肉和动物的生内脏。拂晓时悄悄行进；裸身的骑手袭击牲口圈，尖叫怪嚷，战斗，掳掠庄园的牲口，一夫多妻，乌烟瘴气，巫术。一个英国女子竟然沦落到这种野蛮的环境。出于怜悯和吃惊，我的祖母劝她不要回去了，并且发誓要保护她，赎回她的孩子。对方说她很幸福，当晚就返回荒漠。过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死于1874年的革命；那时，我的祖母或许在另一个也被这片毫不容情的大陆挟持和改变了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命运的可怕的反影……
以前，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印第安女人每年都要到胡宁或者拉瓦列堡垒的杂货铺去买些零碎东西和烟酒；自从同我祖母谈话以后，再也不来了。然而，她们还是照了一次面。我祖母去打猎；低洼地附近的一座茅屋里，有个男人在宰羊。仿佛在梦中似的，那个印第安女人骑马经过。她翻身下马，伏在地上喝那还是热的羊血。我不知道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故意斗气的表示。
女俘的遭遇和德罗图夫特的遭遇，两者时间相隔一千三百年，空间相隔一个大洋。如今两个人都不在人世。那个献身保卫拉文纳的野蛮人的形象和那个选择荒漠、终老他乡的欧洲女人的形象看来似乎格格不入。然而，两人都为一种隐秘的激情，一种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所驱使，两人都顺从了他们无法解释的那种激情。我讲的两个故事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对于上帝来说，这枚钱币的正反面是一模一样的。
献给乌尔里克·冯·屈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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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1829——1874）
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
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
叶芝：《扭曲的星》①
①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民族文学倡导人之一。
1829年2月6日，遭受拉瓦列①穷追猛打的起义军撤离了南方，打算去投奔洛佩斯②的部队。离开佩尔加米诺③还有三四里格时，他们在一座不知名的庄园停歇；拂晓时分，有一个人做了可怕的恶梦，他狂呼乱叫，惊醒了幽暗的棚屋里同他一起睡觉的女人。谁都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可是次日四点钟，苏亚雷斯④的骑兵打垮了起义军，一口气追了九里格，直到阴森森的针茅地，做恶梦的男人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那个女人名叫伊西多拉·克鲁斯；她后来生的儿子便取名塔德奥·伊西多罗。
①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曾在圣马丁麾下在智利和秘鲁作战，182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他维护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的罗萨斯作战，被打败。
②洛佩斯（1786—1838），阿根廷军人，曾任圣菲省长，支持联邦主义，与罗萨斯结盟。
③佩尔加米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巴拉那河畔城市。
④苏亚雷斯（1781—1868），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后任蒙得维的亚共和国临时总统。
我的目的不是复述他的历史。在组成他一生的日日夜夜中，只有一个夜晚使我感兴趣；除了有助于说明那一夜而非谈不可的事情以外，别的我就不谈了。他的事迹已经载入一部煌煌名著①；也就是说，一部包罗万象、适合于所有人的书（《哥林多前书》②九章二十二节），因为它的内容经得起几乎无穷无尽的重复、解释、或歪曲。不少人评论塔德奥·伊西多罗的经历，总是突出平原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然而像他那样的高乔人也有在巴拉那河畔的莽林和东部绵亘的高原上度过一生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单调的蛮荒世界。他在1874年死于出血性天花之前，从没有见过山、汽气灯或者作坊，也没有见过城市的模样。1849年，他随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塞韦多商号一批赶牲口的伙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别人都进城倾囊作乐；克鲁斯却顾虑重重，待在牲口圈附近的小客栈里，寸步不离。他待了好多天，沉默寡言，席地而卧，喝喝马黛茶，天一亮就起身，晚祷时入睡。他知道城市与他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既非言传，更非意会。有个雇工喝得醉醺醺的，拿他来开玩笑。克鲁斯没有回嘴，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晚上大家围着篝火，那人还没完没了地取笑他。在这以前，克鲁斯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不快的表示，那时候却一匕首把他捅翻在地。克鲁斯只得逃亡，在一片沼泽地里藏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察哈鸟的惊叫使他明白警察已经包围了他。他抽刀在树枝上试试是否锋利；然后解掉靴子上的马刺，免得徒步格斗时碍脚。他宁愿拼搏，不愿束手就缚。他前臂、肩膀和左手多处受伤；但也重创了那帮警察当中最勇敢的人。伤口流出的血顺着他手指直淌，但他愈战愈勇；向明时，他失血过多，头晕目眩，被缴了械。那些年里，当兵是惩罚罪犯的一种方式：克鲁斯被充军到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城堡。他以兵士身份参加了内战；有时候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有时候又站在敌对一面。1856年1月23日，军士长欧塞比奥·拉普里达率领三十名白人士兵在卡尔多索渴湖地区同两百个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克鲁斯是三十人之一，战斗中受了矛伤。
①指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183—1886）的长诗《马丁·菲耶罗》及其续篇《马丁·菲耶罗的归来》。
②《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的大意是：在软弱的人面前，我将像他们一样软弱，以便争取他们；在任何人面前，我将像任何人一样，以便用各种方法拯救他们之中一部分人。
在他英勇然而默默无闻的经历中有许多空白。1868年前后，我们听说他又在佩尔加米诺：已经结婚或者有个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买了一小块地。1869年，他被任命为乡间警察巡官。他已经弃旧图新；那一时期，他也许觉得很幸福，尽管内心深处并不如此。（一个至关紧要、光彩夺目的夜晚在冥冥中等着他：那一晚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那一晚断送了他的前程；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一晚，而是那晚的一个片刻、一个行动，因为行动是我们的象征。）任何命运，不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①从阿基里斯②的神话故事里看到自己辉煌战功的反映；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③则在亚历山大的事迹里看到他自己的战功反映。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不识字，当然不是从书本上获得这个知识；他是在一场混战和一个人身上看清自己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①亚历山大（前356一前323），马其顿国王，曾征服希腊、埃及、波斯和巴比伦古国，威震亚非二洲。
②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
③查尔斯十二世（168—1718），瑞典国王，穷兵黩武，1700年远征哥本哈根，打败丹麦，1703年在纳尔瓦打败俄罗斯，在基索夫打败波兰，后为彼得大帝所败，1709年逃亡土耳其。
1870年6月底，他奉命追捕一个害了两条人命的坏人。逃犯原是贝尼托·马查多上校指挥的南方边境部队的一名逃兵；一次酗酒闹事中在妓院里杀了一个混血儿；另一次杀了罗哈斯区的一个居民；缉捕令还说明那人来自红渴湖。四十年前，起义军就在那个地方结集举事，结果委尸荒野，供鹰犬撕食；曼努埃尔·梅萨也来自那个地方，后来在胜利广场上被处决，鼓声雷动，以淹没他愤怒的呼喊；生下克鲁斯的那个陌生人也来自红渴湖，后来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克鲁斯已经忘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如今他隐约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躁动，又认出了它……遭到士兵追逐的罪犯骑着马来回长途奔突，迷人耳目；但是7月12日晚上还是被包围了。他藏匿在一片针茅地里。四周黢黑，伸手不见五指；克鲁斯和他手下的人下了马，蹑手蹑脚向灌木丛逼近，在黑影幢幢的深处，逃犯也许在睡觉，也许埋伏着准备袭击。一只察哈鸟叫了起来；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觉得他早已经历过这种情景。逃犯从藏身之处出来拼命。克鲁斯影影绰绰看到他那副吓人的模样，一头长发和灰色的胡子几乎把脸完全遮住。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不再描述那次搏斗①。我只消说克鲁斯手下好几个人被逃犯刺成重伤或者杀死。克鲁斯在黑暗中搏斗（他的身体在黑暗中搏斗）时，他心里开始明白过来。他明白命运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人们应该遵照内心的呼唤行事。他明白臂章和制服如今对他已是束缚。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他明白对方就是他自己n恣肆狂放的平原上天色已亮，克鲁斯把军帽扔到地上，大喊着说他决不允许以众敌寡，杀掉一个勇敢的人，他转身和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起，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①长诗《马丁·菲耶罗》中对这次搏斗已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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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玛·宗兹
1922年1月14日，埃玛·宗兹从塔布赫一洛文泰尔纺织厂放工回家，发现门厅地上有封信，是从巴西寄来的，她立刻就想到大概她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乍一看，邮票和信封都不熟悉，陌生的字体更使她忐忑不安。一页信纸上潦潦草草写了十来行大字；说是梅尔先生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本月3日在巴吉医院去世。写信通知她的是里奥格朗德的一个姓费因或者法因的人，和她父亲同住一个房间，但并不知道收信人是死者的女儿。
信纸从埃玛手里掉了下来。她最初的反应是胃里难受，两腿发软；随后有一种模糊的内疚和不真实感，她身上发凉，心里发怵；接着的想法是希望这一天赶快过去。可是她明白这种想法是没有用的，因为普天之下她父亲的死是她唯一关心的大事，现在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她捡起信，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偷偷地把信藏在抽屉里，仿佛已经知道以后将要发生的事。这件事她也许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天色黑了下来，那天埃玛没干别的，一直为曼纽尔·梅尔的自杀吞声饮泣。在过去幸福的日子里，曼纽尔·梅尔不用现在这个名字，他叫伊曼纽尔·宗兹。埃玛想起以前在瓜勒圭附近一个别墅里避暑的情景，想起（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试图回忆）她母亲的模样，想起他们在拉努斯的被强制拍卖掉的小住宅，想起一扇窗上的菱形黄色玻璃，想起判刑书、羞辱，想起那些把报上“出纳盗用公款”的消息剪下寄来的匿名信，想起（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晚她父亲赌咒发誓地说盗用公款的是洛文泰尔。洛文泰尔，艾伦·洛文泰尔，以前是工厂的经理，现在是老板之一。这个秘密埃玛从1916年起保守到现在，对谁都没有说过，连她最好的朋友埃尔莎·厄斯坦都不知道。也许她认为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何必自找没趣，也许认为这个秘密是她同远在异乡的父亲之间的一条纽带。洛文泰尔不了解她知道这个秘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埃玛·宗兹却从中得到一种强者的感觉。
埃玛当晚没有睡着，长方形的窗口露出熹微晨光的时候，她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已考虑成熟。那天的时间长得仿佛没完没了，但她做得同平日毫无二致。厂里传说要罢工；埃玛还是一贯的态度，表示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六点下班，她和埃尔莎到一个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妇女俱乐部去。她们登记加入，埃玛自报姓名时重说了一遍，把字母一个个地拼出来；核对时，人家在她罕见的姓上开了一些庸俗的玩笑，她敷衍了两句。她同埃尔莎和克朗夫斯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讨论星期天下午去哪家电影院。话题又转到了男朋友，谁也不指望埃玛在这个问题上会插嘴。4月份她就满十九岁了，但是男人们仍旧使她产生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恐惧心理……回家后，她做了一个木薯淀粉汤和一些蔬菜，早早地吃了晚饭，上床便睡。事件发生的前一天，15日，星期五，就这样忙忙碌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星期六，她急躁地醒来。是急躁，不是不安。还有一种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松了一口气的奇特的感觉。她不需要策划想像了，再过几小时就可以直截了当地采取行动。她在《新闻报》上看到，从瑞典马尔默来的北极星号轮船今晚在三号码头启旋。她打电话给洛文泰尔，暗示说她有一些关于罢工的消息想告诉他，不能让别的工人知道，答应傍晚去办公室找他。她说话声音颤抖，很符合告密者的身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别的事值得一提。埃玛工作到十二点，跟埃尔莎和帕尔拉·克朗夫斯谈妥了星期天上街的安排。午饭后她躺在床上，合着眼，把已经安排好的计划重温一遍。她认为计划的最后阶段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可怕，她一定能尝到胜利和伸张正义的乐趣。突然间，她惊慌地从床上起来，跑到五斗柜前，拉开抽屉。法团的信在米尔顿·西尔斯①的照片下面，是她前天晚上藏起来的。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她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了。
①米尔顿·西尔斯（1882—1932），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沉默的情人》、《天涯海角》、《爱情与魔鬼》等数十部影片。
如实叙述那天下午的事情相当困难，并且也许是不合适的。地狱的属性之一在于它的不真实，这一属性使它的可怖似乎有所减轻，但也可能加强。一件连当事人几乎都不相信自己会干出来的事情，怎么能使别人信以为真呢？埃玛·宗兹如今不愿回忆的、当时混淆不清的短暂的紊乱，怎么能讲得条理分明？埃玛住在里尼埃路阿尔马格罗附近，我们只知道那天下午她到港口去过。也许在一条声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橱窗里的镜子把她反映得光怪陆离，霓虹灯把她辉照得五光十色，贪馋的眼光使她感到自己似乎一丝不挂，但是更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她开头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徘徊，并没有引起注意……她走进两三家酒吧，看别的女人干那一行当有什么规矩，怎么谈交易。她终于碰到了北极星号上的船员。有一个很年轻，她怕自己会惹起他的怜惜温存；还有一个身材可能比她都矮，一副粗野的样于，她却认为合适，这一来，厌恶的心情就不至于打折扣了。那个矮男人带她进了一扇门，经过昏暗的门厅，转弯抹角地爬上楼梯，又是一个门厅（里面一扇窗上的菱形玻璃同他们以前在拉努斯的房子里的完全一样），穿过一条过道，又进了一扇门，把门关上了。严重事件是超越时间范畴的，可能因为过去和将来的联系给砍断了，也可能因为组成事件的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没有关联。
在时间以外的那个片刻，在那阵天昏地暗、百感交集的迷惘的混乱中，埃玛·宗兹有没有一闪念想到过促使她作出悲痛牺牲的死者？我猜测是想过的，想着的那一瞬间几乎毁了她那不惜一切的计划。她想到（不可能不想）她目前遭受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她爸爸以前也对她妈妈干过。她想到这里，有点惊愕，但马上昏昏沉沉地把它抛在脑后。那个男人大概是瑞典人或者芬兰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对他说来，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说来，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供他泄欲的工具，他则是埃玛借以报仇雪恨的手段。
剩下埃玛一个人的时候，她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男人留下的钞票。埃玛支起上身，像先前撕信那样，把钞票撕了。毁掉钱币和扔掉面包一样是造孽的，埃玛立刻有点后悔。不过那样做是出于自尊，何况又在那一个日于……由于身体受到糟蹋而引起的悲哀和恶心淹没了恐惧。悲哀和恶心的感觉缠住她不放，但她还是慢慢地起来，穿好衣服。房间里一片灰暗，黄昏最后一抹光线也消失了。埃玛出去的时候，谁都不会看清她，她在街角搭上一辆往西开的无轨电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她坐到最前排的位置上，以免有人看见她的脸。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没精打采地来来往往，并不了解她刚才的经历，她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她经过的几个街区，房屋开始低矮，灯火也不那么明亮了，随看随忘，没有什么印象，最后在华纳斯街口下车。说来也怪，原先的疲乏竟变成了力量，因为这时候要求她全神贯注地实现目前冒险的细节，顾不上去想刚才和以后的事情。
艾伦·洛文泰尔在大家面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爱财如命。他单身住在工厂楼上。工厂在郊区，附近比较偏僻，因此他怕强盗；工厂院子里养了一条大狗，他书桌的抽屉里经常放着一枝手枪，这件事谁都知道。去年他的老婆突然死了（他老婆是高斯家族的，替他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当时他也煞有介事地哭了几场，但真能使他动情的还是金钱。他暗自惭愧的是自己挣钱的本领不及守财的才能。他十分虔诚，认为自己和上帝订有一个秘密契约，只要他祷告忏悔，干了再缺德的事也不会受到惩罚。他秃头，肥胖，丧服未除，戴一副茶晶眼镜，留着黄胡子，站在窗前等女工埃玛·宗兹前来告密。
他看见埃玛推开他事先故意半掩着的铁栅门，穿过阴暗的院于。拴住的狗吠叫时，他看见埃玛绕了一个小圈子。埃玛的嘴唇微微动个不停，好像在低声祷告；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洛文泰尔先生毙命前将要听到的那句话。
事情的发展同埃玛·宗兹预料的却不一样。打从昨天一清早开始，她在心目中预演了好多次：用手枪牢牢对准，逼那个卑鄙的家伙交代他卑鄙的罪行，然后说出自己大胆的策略，用这个策略让上帝的公理战胜人世的公理（她并不害怕，但是既然作为公理的工具，她不愿意受到处分）。最后，照着洛文泰尔胸口一枪，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然而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这样的。
见了艾伦·洛文泰尔，埃玛固然急于替父亲报仇，但更急于惩治的是由于要报仇才蒙受的糟蹋。经过那一场穷凶极恶的凌辱之后，她非杀死洛文泰尔不可。此外，她没有时间来一套戏剧性的表演。她怯生生地坐着，讲了一些抱歉的话，像告密者那样要求洛文泰尔作出严守秘密的保证，透露了几个人的姓名，提到另外几个人，然后显得十分害怕的样子，住口说不下去了。她请洛文泰尔去弄杯水给她喝。洛文泰尔不太相信她竟会怕到这种程度，但还是摆出厚道的样子，到饭厅去替她取水。他回来时，埃玛已经从抽屉里取出那枝沉重的手枪。她扣了两下扳机。
那个肥硕的身体倒了下去，仿佛给枪声和硝烟打碎似的，盛着水的玻璃杯摔破了，那张脸带着惊讶和愤怒的神色对着埃玛，脸上那张嘴用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咒骂她。脏话骂个不停，埃玛不得不再补上一枪。拴在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满口脏话的嘴里突然冒出一股鲜血，沾红了胡子和衣服。埃玛开始说出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是替我父亲报仇的，谁也惩处不了我……”），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洛文泰尔先生已经断了气。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明白。
狗的吠叫提醒埃玛现在还不能休息。她把长沙发搞得乱糟糟的，解开尸体衣服的纽扣，取下溅有血点的眼镜，把它放在卡片柜上。然后，她拿起电话，重复说出已经练了许多次的话。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尔先生借口要了解罢工的情况，把我叫了来……他强奸了我，我杀了他……
这件事确实难以想像，但是不容人们不信，因为事实俱在。埃玛·宗兹的声调、羞怒、憎恨都是千真万确的。她确实也受到了糟蹋；虚假的只是背景情况、时间和一两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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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里昂的家
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斯特里昂。
阿波洛多罗：《图书馆》第三卷第一章
我知道人们指责我傲慢，还有说我孤僻和精神错乱的。这种指责（到了一定时候我自会惩罚他们）荒谬可笑。我确实足不出户，但是我家的门（数目多得无限①）日夜敞开，无论什么人或动物想进来都可以进来，这也是事实。这里找不到女人的美丽服饰和宫殿的豪华气派，只能找到寂静和凄凉。这幢房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某些人说埃及有一幢相似的房屋，他们是在撒谎。）甚至连诽谤我的人也承认房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另一桩荒谬的事在于我，阿斯特里昂，是个囚徒。难道还要我重说一遍，这里没有哪一扇门是关着的，这里没有一把锁吗？此外，我有时傍晚上街；天黑前就回来了，因为平民百姓的脸使我看了害怕，那些脸像摊开的手掌一样平坦苍白。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是一个小孩的孤苦无告的号哭和教民们粗俗的祷告说明他们认出了我。人们祈祷着，四散奔跑，匍匐在地；有的簇拥在牛角庙宇的柱座周围，有的把石块堆起来。我相信还有人藏在海里。我有一个当王后的母亲不是区区小事；我不能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尽管我生性谦逊，希望这么做。
①原书是“十四”，但有充分理由猜测，对阿斯特里昂说来，那个数量词代表“无限”。
事实上，我是绝无仅有的。我对一个人能和别人沟通信息不感兴趣；我像哲学家一样，认为通过文字艺术什么信息都传递不了。我是干大事的人，心里从不去想鸡毛蒜皮的、烦人的小事；我根本不去记一个字母和另一个字母之间的区别。我大大咧咧，对什么都不耐烦，所以没有读书识字。有时候我感到遗憾，因为白天黑夜时间太漫长，不好打发。
当然，我不缺少消遣。我像一头要发起攻击的小公羊那样，在石砌的回廊里奔跑，直至头晕眼花滚到地上为止。我躲在水箱的背阴处或者走廊拐角，独自玩捉迷藏。有时候我从屋顶平台摔下来，磕得头破血流。我随时随地都能假装熟睡，闭着眼睛打呼噜。（有时候真的睡着了，再睁眼时天色已黑。）但这许多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假扮另一个阿斯特里昂。我假装他来做客，我带他看看房屋。我毕恭毕敬对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先前的岔口，或者现在我们进另一个庭院，或者我早就说过你会喜欢小水沟的，或者现在你将看到一个积满泥沙的蓄水池，或者你还会看到一分为二的地下室。有时候我搞错了，我们俩高兴地大笑。
我非但想出这些游戏；并且对房屋进行过思考。房屋的所有部分重复了好几回，任何地方都是另一个地方。水箱、庭院、饮水槽、饲料槽不止一个；饲料槽、饮水槽、庭院、水箱各有十四个（也就是无限多）。房屋同世界一般大；更确切地说，就是世界。然而，我厌倦了有水箱的庭院和铺着灰石头的灰蒙蒙的回廊，便走到街上，看到了牛角庙宇和大海。开头有点莫名其妙，夜晚的景色忽然让我明白海洋和庙宇也有十四个之多（也就是无限多）。一切都重复好几回，十四回，但是世界上两桩事只此一回：上面，是错综复杂的太阳；下面，是阿斯特里昂。也许创造星星、太阳和大房屋的是我，可是我记不清楚了。
每九年有九个人走进这座房屋，让我帮他们解脱一切邪恶。我听到回廊尽头响起他们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就欢欢喜喜地迎上前去。仪式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我手上没有沾一点血迹。他们待在倒下去的地方，那些尸体有助于区分回廊。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我知道其中一个咽气时预言说我的救世主迟早会来的。从那时起，我不再因为孤独感到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主还活着，终于会从尘埃中站起来。如果我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肯定能听到我的救世主的脚步声。但愿他把我带到一个没有这许多回廊和这许多门的地方去。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早晨的阳光在青铜剑刃上闪闪发光。上面没有留下一丝血迹。
“你信吗？阿丽安娜？”提修斯①问道，“那个牛头怪根本没有进行自卫。”
①提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获知克里特王米诺斯强迫雅典人每年以童男童女各七名送给牛头怪享用，他靠米诺斯的女儿阿丽安娜给的一个线团进入牛头怪居住的迷宫，前去杀死了牛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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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死亡
大约两年前（我找不到原信了），甘农从瓜莱瓜伊楚来信，说是给我寄来的一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①长诗《往昔》也许是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并在附言中说，我可能还记得的堂佩德罗·达米安前几天夜里因肺充血去世。那人高热谵妄时仿佛又置身于血雨腥风的马索列尔战役；那个消息在我听来似乎是意料中事，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堂佩德罗十九或二十岁时就已在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②麾下作战。1904年革命时，他在里奥内格罗或派桑杜一个庄园里当雇工；佩德罗是恩特雷里奥斯省瓜莱瓜伊楚地方的人，跟着朋友们从了军，像他们一样勇敢无知。他经历了一些混战和最后一次战役；1905年解甲归田，继续干他辛苦而卑微的农活。据我所知，他此后没有离开过本省。过去三十年，他是在离尼安开伊一两里格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点度过的；1942年一天下午，我在那荒凉的地方同他聊天（试图同他聊天）。他是个沉默寡言、想像力不多的人。他叙述的马索列尔战役仅限于杀喊声和凶猛；他临死的时刻仿佛又回到战场上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达米安了，我想回忆他的模样；他本人的相貌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甘农替他拍的一张照片。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我只在1942年年初见过一次，而他的照片却见过多次。甘农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寻找。也不敢找。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品有《论文集》、《论文二集》、《代表人物》、《诗选》等。
②萨拉维亚（1855—1904），乌拉圭将军、政治家、白党领袖、1897与1904年乌拉圭民族主义革命倡导人。
第二件事是几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发生的。那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高烧和临终前的痛苦使我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就马索列尔的失败写一篇精彩的故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他写了一个便笺，介绍我去见指挥那次战役的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上校在一天晚饭后接见了我。他坐在天井里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杂乱无章而深情地回忆过去的时光。他谈到弹药供应不上，马匹疲惫不堪，士兵们浑身尘土，因得眼睛都睁不开，仿佛在迷宫中行军，萨拉维亚本来可以进入蒙得维的亚，但他没有进城，“因为高乔人见到城市就怕”，还谈到喉咙被割断的士兵的惨状，他叙述的内战情况在我听来不像是两支军队的冲突，反像是一个逃亡者的梦魔。他谈到伊列斯卡斯、图潘巴埃和马索列尔。他一件件事讲得如此生动，使我觉得这些事他讲过多次，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忆。他间歇时，我总算提到达米安的名字。
“达米安？佩德罗·达米安？”上校说。“他在我部下。是个塔佩土著，弟兄们管他叫做雇工。”他哈哈大笑，接着突然停住，假装或确实感到不快。
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战争像女人一样，对男人是个考验，在投入战斗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自以为是胆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胆小鬼，那个可怜的达米安正是如此，他佩着白党的标志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后来在马索列尔却成了脓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枪战，他像是一条汉子，可是在战场上远不是那回事，战场上两军对阵，开始打炮，每个人都觉得五千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他一个。可怜的小土著，他一向赶羊药浴，突然给卷进了那场爱国战争……
塔巴雷斯的介绍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达米安谈话之后，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种偶像；塔巴雷斯的说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领悟出达米安寡言少语、离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谦虚，而是惭愧。我一再说服自己，一个被怯懦行为困扰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但无济于事。我认为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给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爷或者拉佐莫夫①深刻。那固然不错，但是作为高乔人，达米安有责任要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乌拉圭的高乔人面前。从塔巴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蒂加斯②主义的粗犷气息：一种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热情地告了别。
①吉姆老爷和拉佐莫夫，分别是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吉姆老爷》和《在西方的眼睛下》中的人物。吉姆是水手，自认为是英雄，但在一次海难中弃船逃命，后引为终身耻辱，于是去东方一个小岛为土人做好事。拉佐莫夫是俄国学生，想当官员，出卖了暗杀显贵向他求助的同学霍尔丁，向当局告密，导致霍尔了被害。
②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运动领袖，1815年以“保护者”称号领导乌拉圭东岸地带政府。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处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马索列尔。阿马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毛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子。”
我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您错啦，先生，”阿马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头；我们的部队向山头持矛冲锋；达米安一马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子弹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着翻身落地，倒在乱马蹄下面。他当场身亡，马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身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口脏话。”
“可能是那样，”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①万岁！”
①乌尔基萨（1801—1870），阿根廷将军、政治家，罗萨斯独裁时期任恩特雷里奥斯省长，1852年击败罗萨斯，1854—1860年间任总统。
我们都不做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那不像是在马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①打仗。”
①1839年乌拉圭人在里韦拉将军率领下在卡甘查打败罗萨斯的阿根廷军队；1845年乌尔基萨的阿根廷军队在印第亚穆埃塔打败里韦拉的乌拉圭军队。
他大惑不解地说：
“我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爱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根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爱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这事时十分诧异，我便岔开话题，同他讨论攻击爱默生的人；作为诗人，爱默生要比坎坷终生的爱伦·坡更复杂、更老练，因而更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