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道六日战争的人就不能理解定居点的含义。1967年5月，埃及军队进攻西奈沙漠，封锁了蒂朗海峡，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国。国际社会没有回应，在以色列，许多人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忧这次泛阿拉伯的进攻将摧毁以色列。但当以色列1967年6月5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以色列占据了上风。在三个小时里，以色列国防军便摧毁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力量。在六天时间里，以色列占领了西奈沙漠、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阿拉伯的军队被击溃，阿拉伯国家蒙受耻辱，而小小的以色列，领土扩张了三倍，并成为区域霸主。建国19年后，以色列共和国成了一个帝国。在第二圣殿毁灭1 900年后，在耶路撒冷古老殿宇曾经矗立的圣殿山，犹太人再次成为它的主人。
一个不知道赎罪日战争的人同样不能理解定居点的含义。1973年10月6日，整个以色列都在这个神圣的假日里遵循赎罪日的律令禁食，埃及军队出乎意料地突袭了以色列。他们渡过了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这是以色列用来护卫国土南翼的防线。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队越过了北境，摧毁了以色列的防御，占领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区。短短几天里，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士兵牺牲、受伤、被俘。以色列空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机。有时，以色列看起来似乎即将被攻破；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动摇了信心，以《启示录》的论调说，第三圣殿的毁灭迫在眉睫。经过整整十天的浴血战斗，以色列夺回了主导权。它击败了进攻的敌军，穿过苏伊士运河，威胁埃及首都开罗，同时迫近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然而，迟来的军事成就并不能消除几近失败的创伤。这次战争被视为巨大的失败。以色列领导人集团和以色列军队的信念被击碎了。同样被击碎的还有以色列的自信。历史上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前进，反而撤退。
定居点，就是对这两场战争的直接回应。1967年事件的急转弯——从灭绝的恐惧到响亮的胜利——间接抨击着7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共同制定的严格自律精神。以色列国家陶醉在胜利里，全国充满了欢乐、傲慢以及弥赛亚式的华美妄想。而六年后，这个国家又经历了一个几乎是瞬间的转变，从帝国意识变为了畏缩消沉，伴随着对领导集团、价值观、身份认同的深刻批判。以色列现在充满了绝望、自我怀疑和真实的恐惧。很多人对以色列失望了，在耶路撒冷寻求安慰。相距不过六年却截然相反的战争体验，使以色列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鲜明的对比，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促使了定居点的诞生。
1980年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学生，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定居点正在制造着灾难。25岁时，我为“现在和平运动”写了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里我斥责定居点为愚蠢的工程。那是我出版的第一份文本，在册子里我写道，一旦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增长到五倍——从20 000人增长到100 000人，那么以色列将会迷失。今天，在西岸地区已经有将近400 000以色列犹太定居者。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和平运动人士，作为一个记者，我迫切的警告都是徒劳的。伟大而高尚的以色列和平运动失败了，国际社会阻止定居点扩张的努力也失败了。我们预想的噩梦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30年后的今天，我开着车驶向奥弗拉的缘由。奥弗拉是所有定居点的母亲。我现在去那里，并非是为了对抗她，而是为了理解她。理解定居点如何从右翼势力的幻想变成了历史的事实。理解是什么力量驱使20世纪末的以色列推行了这个徒劳的、与时代脱节的殖民工程。理解奥弗拉将走向何方。
在一个凉爽的冬日，我自特拉维夫驱车向东驶往奥弗拉。我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越过了“绿线”[61]，越过了撒玛利亚，越过了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地区。沿着这条路，分布有20个小的定居点，以及一个定居者的城镇。然后我开车向南，越过阿里埃勒抵达以利，又从以利到达奥弗拉。公路沿着撒玛利亚山脉的分水线，这片地区大约分布着另外20个小定居点，坐落在巴勒斯坦村庄之间。山峦错落参差的峭壁景观，就像这里统计出来的人口数量那样令人震惊。在12月水晶般明净的天空下，看起来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纠葛已经无法解开。占领已成事实。《圣经》中以色列土地上最美丽的地区，现在成了被现代以色列占领的最凄惨的地区。这里是庄严的，也是令人沮丧的；是壮丽的，也是令人遗憾的。也许，这里是毫无希望的。
在此前的一天，我会见了约尔·宾·努恩（Yoel Bin Nun），他是虔诚教徒集团（Gush Emunim）[62]定居者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奥弗拉的创建者。在他的家乡约旦河西岸南部，就是定居点阿龙什瓦特。在那个寒冷、潮湿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我询问他，为什么他要推行定居者运动，是什么力量促使以色列在1967年6月占领土地上建起定居点。
宾·努恩的回答正是他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二战”前夕，1939年夏，他的母亲乘坐最后一批船次的其中一艘船驶离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海法城长大，接受开明的宗教教育，并成为温和的民族宗教青年运动的一名成员。60年代中期，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经学院（Mercaz HaRav yeshiva），在压抑而自制的学院气氛中学习。随后，1967年春天，他经历了那个关键时刻。那时是六日战争爆发的三周前，拉比兹耶胡达·哈科恩·库克（Ziyehuda HaCohen Kook）召集他的学生分享他心中的一个期待，这份期待在他心中埋藏了20年。“我们的纳布卢斯在哪里？”这位年迈的学院创始人大声叫喊道，就像正在这一时刻、这个地方经历神的启示，“我们的希伯来在哪里？我们的耶利哥在哪里？我们的以色列国王在哪里？我们的神殿在哪里？”激动的宾·努恩在房间里踱步，高高的窗户外，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6月初战事爆发，宾·努恩在东耶路撒冷的巷子里战斗。库克拉比预言式谴责结束后的第22天，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圣殿山，拉比的叫喊在他耳畔回响。他告诉我，那时他感觉仿佛天空打开了，天空触摸着大地。“突然间，”他说道，“大地在呼唤我们，召唤我们。这片土地灌注入我们的灵魂。”就好像《圣经》突然获得了生命。一个圣经级的历史性事件发生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以色列人民重新掌管以色列。
当宾·努恩对我述说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站起来又坐下，拽着自己的胡子，在他的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他向我提起，战后两个月，数百名拉比和学院学生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次集会：“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确信，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就在那一天，虔诚教徒集团定居者运动的萌芽成形了。的确，当时它还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一个平台。但在1967年夏天，非常明确的是，直到六日战争前还没有热切地希望看到一个大以色列，也没有对大以色列宣誓效忠的民族宗教团体，现在将完全投身于大以色列。”宗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要建立犹大和撒玛利亚，并使它们成为以色列主权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间的间隔期，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确，耶路撒冷南部的加什艾泽恩，在1948年被遗弃和毁坏后，被重建起来。在希伯来，1929年大屠杀之后的第4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社区。但这些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总数量尚不到3 000人，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住在撒玛利亚。工党政府遏制民族宗教运动扩张野心的目的实现了。然而，赎罪日战争削弱了工党政府。战后的创伤和迷惘令本已存在的弥赛亚式冲动变成了坚定而富有侵略性的政治力量。阻止建立犹大和撒玛利亚野心的水坝再也不能抵御狂涌的浪潮。
宾·努恩为我重新梳理了这些事件。1973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一小群信奉宗教的年轻妇女觐见了果尔达·迈尔总理，建议她在撒玛利亚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以鼓舞士气，证明赎罪日战争没有击垮以色列人民的精神。而迈尔认为这些年轻女人失去了理智。1974年冬天，当哈南·波拉特（Hanan Porat）、本尼·喀左威（Benny Katzover）、梅纳赫姆·菲利克斯（Menachem Felix）以及约尔·宾·努恩从战场返回后，他们接过当年宗教妇女们的接力棒，继续展开斗争，并在果尔达·迈尔的居所和办公室附近组织了一场静坐示威运动。令他们惊讶的是，更多的民众自发加入了他们，先是几百人，然后上升到几千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了。之后，政府迫于压力，允许在耶路撒冷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
精力充沛的狂热分子与疲惫衰弱的工党政府之间的僵局持续了一年半。一次又一次，坚定的年轻信徒尝试在撒玛利亚夺取土地，建立定居点；一次又一次，他们被疏散；一次又一次，非法的边区村落在约旦河西岸被建造起来；一次又一次，它们又被拆毁。然而，一次次不曾间断的对抗运动锻造、巩固了虔诚教徒集团的定居者运动，并且授予该运动更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宗教信徒对这一运动表示认同，并欣然加入。即使在非宗教人士中间，定居者运动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并被视为新时代的新先驱。在那些决意要去撒玛利亚的人身上，有一些吸引人、诱惑人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即使某些以色列人意识到，在占领地建造定居点是非法的、不道德的、非理性的，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抗拒定居点运动。在其他火炬逐渐熄灭的时候，虔诚教徒集团被看作了犹太复国主义点燃的新火炬。
宾·努恩告诉我，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并不是拉比，真正的领导者是大约12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青年男人，年龄在20多岁至30岁出头之间。他们身上有一种赤诚热情与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与狡猾诡诈的罕见结合。他们同时兼备宗教信仰和政治技巧。他们崇拜历史上的劳工运动，但鄙视工党现在的模样。他们把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与以色列的肆无忌惮结合，决定以之代替，或者说继承劳工运动曾经开展的理想主义的先锋运动。穿着法兰绒的衬衫，罩着军大衣，戴着针织的圆顶帽，这些男人成为以色列新的先锋派。他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并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人的默许支持。以色列当选政府感到了恐惧。垂死的工党政府被视为过去的领导者，而虔诚教徒集团将自己看作未来的领导人。它向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民主的以色列发起挑战，要求在撒玛利亚建立自己的艾因哈罗德。
奥弗拉不是艾因哈罗德。奥弗拉的诞生并不是基于绝望的离散犹太人，而是基于一个主权国家。它不打算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而是要兴建犹太人的王国。它对抗的不是一个外国势力，而是犹太人的民主国家。然而，对于它的创始人来说，奥弗拉就是艾因哈罗德的直系后裔。就像艾因哈罗德，它在一块几千年来不曾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就像艾因哈罗德，它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就像艾因哈罗德，它证明了意志力的胜利。以自己的方式，奥弗拉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乌托邦强加于现实，就像艾因哈罗德54年前做的那样。
平夏斯·沃勒斯坦（Pinchas Wallerstein）在他的奥弗拉红屋顶宅邸中，用热情的握手欢迎我的拜访。作为奥弗拉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勒斯坦与宾·努恩有着显著不同。他身材矮小，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充满朝气，又富有实践精神。他不是那种具备深刻思想的人，但他行动起来果敢迅速。不过，就像宾·努恩一样，他用他的人生故事回答我的问题。他出生于海法郊区基亚特阿塔的一个工人家庭，童年生活十分贫困。他的父亲每天清晨5点就要离家，驾着马车分发新鲜的面包。母亲的迷人微笑掩盖了大屠杀的深重苦痛。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独的，他们的家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然而，他们年轻的儿子，作为一个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将告别悲惨，告别贫困，告别痛苦。尽管他年纪小，又有诵读障碍，但他逐渐在社交上表现活跃。尽管他被经学院高中部开除，但他成了民族宗教青年运动的领袖，并把青年运动当成他真正的心灵归属。尽管他居住在以色列的外围，但他崇拜着基布兹，并梦想成为一个基布兹的社员。在1967年战争中，他身负重伤，在医院休养了两年。但他克服了残疾和读写困难，结了婚，有了孩子，并完成了学业。他一直都不能安静下来，总在寻找着另外的东西、另外的地方。1973年战争结束后，沃勒斯坦意识到，他想要找到一条复兴犹太复国主义的途径。25岁时，他成为一群青年男女的领袖，呼吁在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但直到1975年，他才想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将确实地使撒玛利亚定居点成为可能：与其与政府对抗，不如诱骗政府接受，最后承认狡猾的撒玛利亚定居点的既成事实。为了在撒玛利亚山地建起第一个定居点，善于实践的平夏斯·沃勒斯坦随即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另一名奥弗拉的创始人，耶胡达·伊曾（Yehuda Etzion），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待了我。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在奥弗拉寻找什么？这位身材颀长、蓄着胡须的定居者不相信一个左翼倾向的记者可以平和、公正地看待奥弗拉。但在一个小时的闲聊后，他的态度软化下来。他为我冲泡口感浓郁的土耳其咖啡，用葡萄干和烤杏仁招待我，之后，我们开始了谈话。伊曾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不像宾·努恩和沃勒斯坦，早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就对《圣经》里描述的以色列土地感到一种深深的渴慕。他至今还记得独立战争后他父母的愤怒，因为本·古里安没有坚持将旧城保留在“我们的手中”。他还记得以色列建国前冷酷的斯特恩帮（Stern Gang），他十分钦佩他们，欣赏他们当初的誓言——要把英国人强硬地驱逐出这片土地。然而，即使是伊曾，六日战争对他而言仍然是一个引爆点，一次大爆炸。他告诉我，当东耶路撒冷被解放时，他欣喜若狂。他感到一种对圣殿山的渴慕，在那里，曾经矗立着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他所经历的现实告诉他，圣殿山是关键所在，他决定登上圣殿山。将《圣经》引入他的生活。
距1967年天空打开六年后，天空随着赎罪日战争的到来逐渐崩塌。当他背着尸体爬下戈兰高地，一系列问题敲击着他的心灵：我们遭遇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失败？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虚弱，虚弱得可怕？
耶胡达·伊曾告诉我，比战争更糟糕的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政治的雪崩。突如其来地，以色列政府愿意放弃一切。外部，压力的确在增加；但国内并没有树立真正的抵抗意志。相反，充斥的是愤世嫉俗、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在战后的那个冬天，在那几个月里，他意识到，有些东西错得离谱，有一些意义深远的东西已经消失。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种精神得衰退。世俗的、开创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被自鸣得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所取代，被一种世俗的薄弱意志所攫取。这是一种文化方面的同化，以色列的精神已经向西方投降。而战争把这些潜在的进程全部摆上了台面。的确，第三圣殿没有在这一次倒下，但当它遭遇下一个挑战时，它也许就会崩塌。所以，救赎的使命现在落到了信徒的肩膀上。火炬已经传递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里。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使命，就是在山的顶峰点燃圣火。一个撒玛利亚山地的定居点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定居点是完全可行的。它将引领犹太复国主义迈向全新的方向。
伊曾告诉我，对于建立奥弗拉，虔诚教徒集团有一个战略上的理论基础：最终，以色列的永久疆界将跨过犹太人开挖的最后一条沟渠。他们相信，只有设立犹太人定居点的领土才是属于犹太人的。但伊曾承认这个鹰派的战略基础仅仅是他们雄心勃勃的事业的一小部分。“纳布卢斯，撒玛利亚的首府，是以色列土地上最重要的一座城市，”他这样告诉我道，“征服耶利哥后，就在这座城市，约书亚更新了与上帝的盟约。以伦摩利附近就是亚伯拉罕进入以色列后建立第一个圣坛的地方。在以伦摩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To your offspring I shall give this land.）所以，神的启示就发生在以伦摩利和纳布卢斯。在第一次返迁中，以色列人民所移居的以色列土地就是撒玛利亚山地。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没有爬过撒玛利亚山脉。它仍然待在平原。赎罪日战争后，犹太复国主义的重生和复兴不仅仅在于获得约旦河西岸高地的战略控制，同样还包括将以色列的人民引领至以色列的山地。从攀爬山脉的过程中，从以色列国家没有一种信仰深度就不能维持的认识中，我们将复兴犹太复国主义、拯救以色列。从平原犹太复国主义必将灭亡的认识中，我们将复兴它。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我们祖先所走的道路，我们必须返回我们祖先的土地，返回我们失去的山地。我们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带回撒玛利亚山地，同时把撒玛利亚山地带回至犹太复国主义。”
沃勒斯坦是平淡的，而伊曾却是令人难忘的。在他朴实的奥弗拉的家，在他简陋的客厅里，他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尽管，我拒绝他的世界观，鄙薄他的行为，我却不能对他的话语无动于衷。令人惊讶的是，我认识到了拉着他走向奥弗拉的强大力量。我理解他所说的平原、山地，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带着惊惧，我意识到，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是有相同之处的。
透过伊曾客厅的矩形窗户，我可以看到巴力哈措尔山。它的峰顶是撒玛利亚的最高点：1 010米。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空军选择在这里设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远程预警雷达站。因为我与伊曾面对面地交谈，我可以透过他那边的窗户看到那个巨大的、科幻小说式的金属球体，正扫描并保护着以色列的天空。除了战略重要性，这个雷达站还具有历史意义。它为伊曾在撒玛利亚获得立足点提供了理由。1974年冬天，他23岁时，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的伊曾成功成了建造秘密雷达站的耶路撒冷承包商的转包商。伊曾的任务就是在巴力哈措尔雷达站四周竖起安全篱。于是，这位独出心裁的狂热分子得以召集民族主义的青年，组建了一支小的工作队，每天来到山上竖起围栏。这就是为什么，伊曾有理由要求找一个地方供篱笆工人睡觉。这就是他成功找到的一条通向禁地的路径。
伊曾的语言艺术是平静、简洁、不带感情的。他总是十分注意，不过多地赞扬自己的功绩，不自吹自擂。但当他告诉我他第一次上山的那段日子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而当我说他第一次上山时必定感觉到了上帝的显灵，他没有反驳我。“你知道，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他说，“我也从不喜欢健谈者。我总是说，‘去做’。但你是对的，就在那个冬天，我理解了我们的角色。突然地，一切都明晰起来，以色列的土地在召唤我们，上帝在召唤我们。一个宗教使命强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使命点燃了我们的躯体和灵魂，点燃了我生存的全部意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处理细枝末节的琐事：给路虎车加油，装载金属管和铁丝网卷。然而，当路虎驶上巴力哈措尔山，山顶映入眼帘，我可以与天国对话。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正在做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请行使你的职责。’是的，我在与上帝对话。我向上帝说以色列的子民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们用篮子装着头批成熟的水果并摆在神殿，他们这样对神说：‘这里，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的这一份。请做你的那一份，庇佑你的子民，你的以色列。’”
1975年年初，所有事情都碰到了一起。约尔·宾·努恩厌倦了虔诚教徒集团在约旦河西岸举行的喧嚣的示威游行。平夏斯·沃勒斯坦正在寻找一个渗透撒玛利亚的可行方法。耶胡达·伊曾知道工作队的借口不能持久。这三个人都意识到，是时间采取不同形式的行动了，谨慎而机智的行动。
起初，伊曾打算在巴力哈措尔山西边的鞍状山口建立定居点。他想把奥弗拉建在上帝赐予亚伯拉罕土地的地方。但他务实的同伴说服他这个愿望是徒劳的。突进撒玛利亚的唯一方法就是占领位于艾因耶卜鲁德已废弃的约旦军事基地，然后突袭其他非私有的、已经建有建筑的土地。在动力消散之前，在青年们丧失希望之前，在定居者运动瓦解之前，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立即采取行动。
行动被策划得像一次军事进攻。工作日结束了，伊曾的工作队下了山，抵达山下的废弃基地。这时，沃勒斯坦率领耶路撒冷的队伍即将抵达。与此同时，虔诚教徒集团的领袖，哈南·波拉特正在与同情定居者运动的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联系，这样，当军队发现基地被入侵后，他会给军队施加压力，令军队视而不见，接受这一事实。在夹缝中，建立奥弗拉，成为既定事实。
1975年4月20日，星期日，沃勒斯坦率领一支小型的车队从耶路撒冷的虔诚教徒集团办公室驶向撒玛利亚。在下午晚些时候，伊曾的工作队走下巴力哈措尔山。傍晚时分，两支队伍在艾因耶卜鲁德基地汇合，并占领了基地。几个小时后，地方军事指挥官抵达基地，命令进攻者们离开。伊曾和沃勒斯坦拒绝了，他们宣称，他们的行动代表国防部的利益。当这两人被带到军队设在拉姆安拉的总部时，波拉特对佩雷斯以及他的三个鹰派副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深夜，佩雷斯指示军队既不要帮助定居者，也不要驱逐他们。伊曾和沃勒斯坦立即抓住了这些含糊指示的历史性意义。在军队总部，他们找到了一瓶葡萄酒，举杯庆祝。午夜，这两个年轻的领导人被赶出基地，他们坐在军用吉普车里，带着胜利返回艾因耶卜鲁德。意志坚定、足智多谋、狡猾诡诈，他们战胜了以色列政府。在奥弗拉，他们为20世纪的最后一个殖民工程铺设下地基。
1975年3月初，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特拉维夫的萨沃伊酒店，八名客人遇害。联合国没有谴责这次袭击，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看到了他国际地位的上升。3月底，亨利·基辛格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的意图宣告失败。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指示他的国务卿重新评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国——以色列联盟陷入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也正面临崩溃的边缘。1975年4月18日，红色高棉（Khmer Rouge）占领了金边[63]。1975年4月20日，老挝共产党的最后一波攻势展开。1975年4月30日，南越失陷。美国的直升机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屋顶救出了最后一批美国公民。在以色列，民众普遍认为，西方也将同样放弃以色列。西方的软弱，以色列的软弱，而国际社会的孤立非常明显。很多以色列人民担忧着在西贡上演的事件将同样发生在特拉维夫，那么以色列的命运将与南越相似。无怪乎出现了紧紧抓住奥弗拉的本能反应。不仅是胡言乱语的右翼分子，很多现实主义的中间派也将奥弗拉视作对正滑向深渊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的一个象征性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以色列官员——高级的和低级的——暗中支持奥弗拉；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的公众人物也支持奥弗拉并为它捐献财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来自公众的海潮般的支持将奥弗拉从一个临时的营地，变成了一个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定居点。
当平夏斯·沃勒斯坦描述早期奥弗拉的时候，他的说话方式就像一个企业家。他告诉我，最开始，他们用塑料板挡住约旦基地建筑的破损窗户，临时搭建起一间厨房、一个食堂，搬来了水罐，配置了用化学剂清理的简易厕所。然后，在岩石地带铺设了道路，搭起帐篷，将长长的军营分隔成小型的家庭单元式住宅。之后，他们非法地从区域内（巴勒斯坦）的水资源系统引来清水，又从区域内（巴勒斯坦）的电网里抽取出电力。他们挖了一个化粪池。他们建立了一所田间学校、一个五金车间、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工作小组以及一个生产飞机舷梯的工厂。他们引进了第一座活动板房。然后他们进行了一整晚的讨论，讨论奥弗拉的未来规划。他们决定，奥弗拉不是一个基布兹，也不是莫沙夫，或者一个睡房社区[64]。它将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奥弗拉将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定居点社区。
耶胡达·伊曾说起早期的奥弗拉时就像一个浪漫主义者。“奥弗拉的第一原则就是所有的居民都要在这里工作，”他告诉我道，“第二条原则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得到永久性的雇用。第三条原则是奥弗拉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农业基础。”对于伊曾来说，农业是奥弗拉的关键。他那时相信，现在也这样相信，除了在土地上劳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坚守这片土地；除了与土地产生直接的肢体接触，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回到这片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他用他赤裸的手清理出这片土地的第一块地皮，在第一个夏天种上黄水仙，在第一个秋天种下樱桃树。当定居点日益强盛后，他便专注于他的樱桃果园，他坚信，这是上帝要他做的事。
当我问及阿拉伯人，无论是沃勒斯坦还是伊曾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难道看不到定居点附近的阿拉伯人吗？不，他们当然看到了他们。他们难道不知道奥弗拉周边尽是巴勒斯坦村庄，西尔万、马扎拉特、阿沙基亚、艾因耶卜鲁德、巴亭和塔伊比赫？不，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村庄的存在。难道他们不明白嵌在犹太人的奥弗拉与它周边稠密的巴勒斯坦人口之间的内在矛盾？不，他们当然知道。
沃勒斯坦告诉我，1975年的阿拉伯并不是今天的阿拉伯。那些村庄狭小、贫穷，非常原始。它们的存在感非常薄弱。村民们也与敌视和暴力无缘，他们没有显现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迹象。在最初的几年里，奥弗拉的定居者们频繁地拜访这些村庄，与村民们交易，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当地的阿拉伯人会以任何方式威胁到他们。相反，那时候的村庄都有一种原始的美，这种美把《圣经》里对山脉的神奇描述更放大了，历史上，奥费拉曾安置在这片充满情感的地域。这些阿拉伯的村庄看起来并非是真正的障碍。
另外，伊曾更了解这一点。他会讲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人一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购买了阿拉伯人的土地。他甚至对阿拉伯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同情。他尤其赞赏这一点：不像世俗的城市犹太人，乡村的阿拉伯人将自身维系于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我感觉，伊曾从一开始就清楚，在奥弗拉和这些村庄之间注定会有一场战争。他相信，战争结束后，这些村庄将会消失。这位历史主义思想的民族宗教领袖从未忘记艾因哈罗德。他确信，拯救奥弗拉的正是某种形式的未来灾难，就像1948年的灾难席卷艾因哈罗德一样，它即将降临，席卷约旦河西岸。
然而，当我倾听沃勒斯坦和伊曾的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一个关于阿拉伯问题的定义完备的学说。当他们在撒玛利亚定居，与其说他们是邪恶的，不如说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的软弱，意识到以色列的危机不仅仅在政治上，还在精神上。他们感到有义务解决以色列的危机，但他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荒谬的，完全忽略了人口现实。沃勒斯坦和伊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年轻而叛逆，他们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热衷挑战禁忌、越界、挑战权威。他们从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方向，他们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将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他们在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建立了奥弗拉。
平夏斯·沃勒斯坦担任奥弗拉的秘书长已经有四年了。他领导着奥弗拉的建设，从被约旦遗弃的基地，扩张到周边的巴勒斯坦人私有的田地。他使奥弗拉的人口翻了一番。他在奥弗拉建立起一间幼儿园、一座学校、一个小型超市、一间邮局以及一座犹太教堂。在他的授意下，奥弗拉铺设了一条公交车路线，架起了电话线。他发起并规划了奥弗拉的第一个有50栋住宅的社区。1977年，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执政后，沃勒斯坦说服以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为首的内阁承认奥弗拉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定居点。被认可的结果就是政府各部门鼎力支持奥弗拉的建设：住房、医疗、福利、教育和防御工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非法的据点变得稳定、可行。奥弗拉成了定居者运动的召集地，定居者周刊的发源地，是定居者政治机构的组建地。所有最初的定居点现在成了所有定居点的首都。它是定居者运动和定居点现象的标志。
然而，平夏斯·沃勒斯坦想要更多。一个奥弗拉是不够的。就像虔诚教徒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他在1979年痛心地看着以色列右翼政府拱手让出西奈沙漠给埃及，借以换取和平。他看着以色列的疆域急剧收缩，也许很快就要退到约旦河西岸。即使奥弗拉是定居点成功的一个例子，但它也不能阻止自己走下坡路，不能阻止它的创始人计划终止它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认为有必要接管约旦西岸的广大地区。沃勒斯坦试图通过建立数十个奥弗拉，阻止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签订。他这么做了。1979年，沃勒斯坦被任命为本雅明区的市政局负责人。在本雅明，沃勒斯坦兴修公路，创办工业园，建立犹太社区。他精力充沛，富于创造，精明强干，成功地赢得了以色列政府对虔诚教徒集团的梦想的认可和推动。在他从政的这28年间，沃勒斯坦建立了40个定居点，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定居者的人口从1 000人增加到43 000人。与此同时，沃勒斯坦在耶沙委员会[65]扮演着重要角色，迫使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支持140个定居点和数十个非法定居点。他协助成千上万的定居者进入占领区。成功建立奥弗拉定居点后，沃勒斯坦意识到，定居点的建立没有任何阻碍。在1973年之后的以色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于是，沃勒斯坦得以建立一个又一个奥弗拉。一个奥弗拉，十个奥弗拉，一百个奥弗拉。同他的朋友和同伴一起，他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革命走向体制化。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口政治的现实，而这个人口政治现实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程。
曾经，耶胡达·伊曾同样想要更多。他在自己的樱桃果园工作了四年。时至今日，他仍然可以高兴地回忆起拖拉机的轮链第一次在奥弗拉的土地上发出刺耳的噪声。他从耶斯列山谷带回了樱桃树，用桩钉和白色的绳子划出果园的界线。他回忆，他如何为树苗挖掘树坑，又把水灌注到坑里。他在果园的第一个区域种植欧洲酸樱桃，第二个区域种下日本李，第三个区域则是欧洲甜樱桃。之后他又开垦了第二个果园，就在20英里之外的地方，种下了桃子、油桃和葡萄。从种植初始一直到第一次收获，整整四年。他向我讲述，当经过精心装饰的马车驶入奥弗拉，装载他的第一批果实时，他是如何的欣喜。
但伊曾同样意识到，即使奥弗拉已经在这里扎根，但它的成功是局部的，并且是有限的。梅纳赫姆·贝京总理背叛了以色列，坚持让以色列人归还西奈半岛。平原上的以色列人将不能站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这次的撤退是充分的撤退，似乎很明显，犹大和撒玛利亚都有可能沦陷。美国主义不过是新的希腊精神，它使以色列非犹太化，使它变得软弱、空洞、腐烂。如果要拯救以色列，只能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行动、新的事件，这些新事物将改变以色列的历史。
圣殿山一直令胡耶达·伊曾神魂颠倒。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跟随父亲前往西耶路撒冷边境，朝拜曾经被占领的圣殿遗迹。直到六日战争爆发，伊曾一直迷恋着圣殿山。甚至当他在努力建造奥弗拉的时候，他一直认为，奥弗拉只是通往圣殿山的这条路的其中一个站点而已。“圣殿山是这片土地的中心点，”伊曾这样告诉我，“然而它却在非犹太人的手里。只要阿克萨清真寺[66]和奥马尔清真寺[67]仍然矗立在圣殿山上，以色列就无法获得救赎。”
1979年，当沃勒斯坦开始在本雅明市政局工作的时候，伊曾也开始在耶路撒冷会见约书亚·本·肖山（Yehoshua Ben Shoshan）、梅纳赫姆·利夫尼（Menachem Livni）和沙卜泰·本·多夫（Shabtai Ben Dov）。四人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任何伊斯兰的令人厌恶的事物都不应出现在在圣殿山上。圣殿山是上帝和以色列盟约的象征，是犹太人生命的根源和中心。在伊曾等人看来，圣殿山将会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复兴之地。只有圣殿山的激动人心的行动才有可能重新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正确、纯洁的，真正的以色列。
……
沃勒斯坦当时不知道这一情况，直至1980年，他从伊曾那里得到了部分信息。他们仍然在奥弗拉居住，彼此的住宅紧邻，仍然是奥弗拉的道德领袖。沃勒斯坦钦佩伊曾的精神，伊曾也尊重沃勒斯坦的工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从事的是两项截然不同的事业。沃勒斯坦决心要建立越来越多的定居点，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正在做的工作。但是，伊曾确信，沃勒斯坦建设的定居点远远不够。定居点是很重要，但是，它们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层次的内在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这就有必要让以色列王国替代以色列国家。西方的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伟大的犹太人法院、评议会。全能的上帝将会介入现代史，拯救他的以色列，拯救他的子民。
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与沃勒斯坦的交谈，我与伊曾的交谈之间则显得比较趣味相投。之前，耶胡达·伊曾从未像现在这样说起圣殿山的计划，流露出他那时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恐惧。“当我们建立奥弗拉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斗争就时刻准备着面临真理和谬论的对抗，”伊曾告诉我，“政府试图在撒玛利亚建立犹太自由区是一个错误。我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是善良与邪恶的斗争。犹太人的传说教导我们，这样的斗争或许会以令人惊讶的结果结束——邪恶自己会说出‘阿门’。被击败后，他将被迫面对真实。这也是这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即便我们遭遇的势力更强大，但最终，我们的真理会取得胜利。那时，即便是工党的领导人，也会说出‘阿门’。
“奥弗拉的成功带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由于奥弗拉的成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前来拜访我们，加入我们。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感到惊讶。突然，他们看到山顶有灯光在闪烁，随之，我们点燃了奥弗拉的灯，点燃了埃隆莫雷赫的灯，点燃了希洛的灯，点燃了贝特艾的灯。当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仍在低地，我们已经爬上了高山，在山顶燃起越来越多的篝火。
“但我仍活在恐惧中，安全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所建立的根基还没有稳固，一切看起来似乎是脆弱和容易摧毁的。与埃及可耻的和平协议、政府的口是心非、工党与初衷背道而驰。如此种种，我觉得我再也不能相信国家领导人，我感受到了背叛。所以，我必须反对以色列国家，他们不再是以色列民族的使者。我不得不靠自己为以色列的民族争取权益和利益。因为没有真正的领导权，没有真正的国家，所以，责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70年代末，我被推荐阅读沙卜泰·本·多夫的著作。本·多夫准备了一个建立以色列王国的有效计划。从他那里，我认识到，定居点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迫切需要是替换以色列以前所吸纳的外来价值观。欧美观念必须废除。我们需要接受从以色列的律法书中直接演化出来的观念。我们必须把民主付诸脑后，回到起点。我们必须发起一场以色列王国的革命。
“我知道圣殿山是一个关键点。这座山是我们在天堂的祖先与我们联系的地方。事实上，圣殿山不在我们的手里，就是证明我们沉沦有多深的最确凿证据。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是对以色列人的侮辱，是对以色列的历史的侮辱，是对上帝的亵渎。摧毁清真寺将使我们通往天堂，为评议会和神殿铺设一条圣洁、神圣的道路。它将结束腐朽和落后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以律法启示的国家代替世俗的以色列国家。
“第三次世界大战？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游行？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我想象过这些场景，但我得出结论是，它们都是悲观和危言耸听的说辞。我意识到，当苍穹崩塌时，地狱也会崩塌。但我没有想到，数以千计的坦克会开进以色列，数以百计的导弹会对准以色列。但我同样意识到，即便我错了，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的根基证明了战争的合法性。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建造一个神圣的以色列，使对抗所有以色列的敌人的战争合法化。”
……
80年代初，当平夏斯·沃勒斯坦调动民主以色列越来越多的资源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时，耶胡达·伊曾也动员越来越多的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定居者发动一场革命，企图推翻民主以色列。当沃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僵局施加影响时，伊曾试图在圣殿山点燃一场末日大决战。奥弗拉的成功让这两个人更加肆无忌惮、野心勃勃。当善于实践的沃勒斯坦，成功地让以色列共和国成为大以色列的一个分包商时，以救世主形象出现的伊曾则是希望重建一个以色列王国，以取代以色列共和国。
时至今日，当他重新回忆三四十年前的大事件时，沃勒斯坦仍然精力充沛、他的讲述详细又有说服力。他记得自己规划的每一条路，自己建立的每一个工业园，自己经手的每一笔政府财政预算。修建的塞弗里路、每个工业园和政府拨给的每次财政预算。他拆东墙补西墙，推波助澜，让以色列的主流政治家们追随虔诚教徒集团。
伊曾在进行沉思和反省。他悄悄告诉我，他如何得出结论，说时机已到。并不是一个或一千个奥弗拉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他经营着樱桃园，从阿拉伯人手里买下土地，规划奥弗拉的犹太教堂，与虔诚教徒集团的领导人进行每周例会。但是他的思维却在别处。他的心与圣殿山同在。他收集古老的雪松圆木，这些雪松圆木据说以前是第二圣殿的一部分。他想象着圣殿，思索着圣殿，在脑海里重建着圣殿。他确信，不挽回圣殿，就不会有救赎。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非常规的思维所推延，那么这次，他同样也不会被占据头脑的非常规思维所推延。因为他一直厌恶那些光说不做的人，因此他知道他必须行动。他在夜晚爬上了橄榄山，观察圣殿山，研究它的防御体系。他绘制了地图，获得了航拍照片，尽可能收集与之相关的情报。他还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动员了一些男人，指导他们拿到炸药。他抵达了一处地点，在那里他预先安置了4个爆炸装置（每个20公斤），它们将炸毁圆顶清真寺的四根柱子。然后他抵达另一处地点，那里有12个小型的爆炸装备（每个7公斤），它们将会炸掉环绕在圆顶清真寺周围的12根柱子。他准备就绪。“在我的脑海里，”伊曾告诉我，“我已经准备好看着圆顶清真寺在巨大的扬起的尘土中轰然崩塌。然后不再困惑，以色列不再结巴，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旧篇章结束，新的篇章即将开启。一个时代走到尽头，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始。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上帝即将开始做属于他该做的那份。”
1984年春，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抵达奥弗拉，逮捕耶胡达·伊曾。社区竭力反抗。官方公开指责伊曾的行为，但许多人表示了支持。很快，伊曾被曝他不单单是一名奥弗拉的居民，而是现在臭名昭著的“地下犹太人”[68]恐怖组织的一员。部分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就住在奥弗拉。由这类恐怖主义分子设计的一系列连锁事件已经被成功实施，这些事件就是在奥弗拉策划的。从奥弗拉传出指示，恐怖分子在三个巴勒斯坦人市长的车上放置饵雷，致使两个市长失去了双腿。在短短五年之内，巴勒斯坦人定居的奥弗拉就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培养意识形态上的犹太谋杀犯。奥弗拉成了孕育好战的弥赛亚主义的家园，成了孕育激进的、相信可以用无限制手段改变这片土地的学派的家园。
伊曾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暴露震惊了以色列。尽管现在，以色列正在从这种震惊中慢慢恢复。现在，即使是奥弗拉的定居者也意识到，弥赛亚主义是放射性的，形而上学与政治的结合将导致疯狂。在最初的风暴平息后，狂热分子的方法被拒绝。大多数的奥弗拉居民选择了实用主义而舍弃了原教旨主义，选择自我约束而舍弃极端主义，选择了支持沃勒斯坦而放弃了伊曾。在扩大了奥弗拉的同时，定居者也增强了它的实力。定居者获得了更多土地，找到了新的邻居。作为一个社区，它在巴勒斯坦人的两次暴乱中存活了下来[69]。他们承受痛苦，埋葬了死者。他们承受随时发生的暴乱，承受生活在一片有争议领土上的持续的不确定性。的确，有时奥弗拉的暴徒们会自行执法，并对邻近巴勒斯坦村庄进行野蛮攻击。即使是沃勒斯坦自己也卷入了一起枪击事件——当一个巴勒斯坦小伙子用石头砸他的车，他开枪把小伙子打死。但是，作为一项规则，奥弗拉不会公然地反抗国家。奥弗拉的推进方式不是对抗国家和法律，而是利用它们。采用旧工党的逐步逼近法，奥弗拉变得越来越强大。1983年，它只有500名定居者，到1995年的时候，它的定居者增加到1 200名。而今天，人口已经接近了3 500。
然而，当我和耶胡达·伊曾坐在一起，听着他的讲述，我知道，他仍然是奥弗拉基因的一部分。因为伊曾是正确的：奥弗拉是无用的。像这样的定居点毫无希望。尽管沃勒斯坦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道路，但这个定居点仍然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孤岛；尽管沃勒斯坦兴建了社区、工业园、公路和桥梁，定居者仍然是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少数民族。由于国际组织永远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这个定居点就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由于平原上的以色列人永远不会接纳定居点，他们就只能是偏远和孤立的，生活在山那边的黑暗里。就像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70]，他们将无法生存。他们正走向死路。
善于实践的沃勒斯坦没有想到解决方案。他在山脉间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一种皮洛士式的胜利[71]。他所建造的房子没有持久的地基，他所栽下的树木没有深深的根系。拯救沃勒斯坦不朽工程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耶胡达·伊曾的方式，对奥弗拉的未来抱以信心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大灾变降临，或者相信神的干预，或者两个同时相信。伊曾诚实地说出了这一点，但奥弗拉的每一个聪明人都必须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心灵避风港埋藏着对一场伟大战争的信念，通过战争他们将赢得对自己的救赎。
毫无疑问，将会有一场战争。因为1948年和1967年，因为奥弗拉，将会有一场战争。但战争不会拯救奥弗拉，也不会拯救以色列。沃勒斯坦、伊曾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创造的现实，将以色列拖入了一个困境，缠绕的死结无法解开。定居点已经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人口、政治、道德、司法的现实。而现在，奥弗拉的非法性玷污了以色列本身。就像癌症那样，从一个器官扩散到另一个器官，直至危害到整个身体。奥弗拉的殖民主义让世界将以色列本身看作殖民主义的实体。但是，因为21世纪没有殖民主义实体存在的余地，所以西方逐渐抛弃了以色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开明犹太人为以色列感到羞愧。这就是以色列内部争执不休的原因。虽然奥弗拉创始人的初衷是希望以色列变得更强大，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却削弱了以色列。因此，当一场大战真正爆发时，它将邂逅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斥的、支离破碎的以色列—— 一个几乎不能保护自己的以色列。
在这个晴朗的冬天，一切都是安静的。巴力哈措尔山的雷达站扫描着蔚蓝的天空。奥弗拉白色的房子和巴勒斯坦人西尔万村庄的石屋两两相望。远处坐落着葡萄园、樱桃园、灰色的岩石、土石的山丘。一千年的记忆，一千年的沉默，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耶胡达·伊曾继续诉说着。他跟我讲述他出狱后推行的项目，新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一个没有清真寺也没有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一个拥有第三圣殿的耶路撒冷。平夏斯·沃勒斯坦也继续讲述，“我们没有犯错，”他这样说道，“我们建设了一个辉煌的工程。我们做了祖先在哈尼塔、在艾因哈罗德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继承工党的精神，使用工党的方法。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我们在撒玛利亚做了工党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在艾因哈罗德做过的事。”
“但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我打断，“问题就是，奥弗拉究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良性沿袭，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性变异？”当然，答案就是——它两者兼备。一方面，二者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明显是相似的。没有一个公平的观察员会否认这个说法，奥弗拉的确是艾因哈罗德的后裔子孙。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历史背景和观念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奥弗拉不是艾因哈罗德的延续而是偏差，是艾因哈罗德的一个怪诞的轮回。
沃勒斯坦并不理解我的说法，所以我解释给他听。我告诉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如履薄冰。一方面，它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殖民主义事业。它打算以驱逐一个民族的方式拯救另一个民族的生命。在起初的50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殖民主义扯上关系，试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非常肯定的是，那时的它是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启蒙的运动，与世界其他进步力量是合作关系。它以伟大的明智解决了它的核心矛盾。它成功地经历了1948年的大战，成功地变强大，以一个犹太人的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姿态，成功地自战争阴影中走出。它明确了国家边界，犹太人成为国民构成的主体。它已经将原本的移民社区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避免了与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相同的命运，犹太复国主义将被视为一个拙劣的殖民工程。
我对沃勒斯坦说：“但在1967年和1973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自我约束和历史主义的洞察，这些建国第一年的特征，开始逐渐褪色。你的殖民者利用了这份虚弱，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你滥用了工党的缺点和利库德集团的鲁莽。虽然你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聪明，但你错了。你错误地以为，1975年你在奥弗拉做的事就是1921年祖先们在艾因哈罗德做的事；你错误地以为，就像一场革命运动可以圈占未定义的土地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也可以占领别人的领土。你没有领会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供给房政策的深邃智慧，也没有领会20世纪60年代迪莫纳工程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领回了巴勒斯坦人，而本·古里安想尽办法请他们离开。你将国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移民社区与本土以色列社群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事，你让一切都陷入危险之中。你的能力固然引人注目，但你所做的种种事情无一例外都是完全错误的。你渴慕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和它的尊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逻辑，损害了它的利益。你为我们带来了灾难，沃勒斯坦。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你的行为是历史主义的自杀行为。”
我带着愤怒与沮丧走出平夏斯·沃勒斯坦的房子，来到伊斯雷尔·哈雷尔（Israel Harel）的家。哈雷尔是我在《国土报》的同事，是一位专栏编辑，也是跟我讨论国家未来的长期搭档。他和蔼、聪明而又低调，不像沃勒斯坦和伊曾，他从来不会目中无人或者固执己见，而是深思熟虑、忧肠满结。1967年，他是抵达圣殿山的第一批伞兵中的其中一员；1973年，他又是穿越苏伊士运河的第一批伞兵中的其中一员。当他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它是“伟大以色列”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当他成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奥弗拉建立后就定居在这里。他创办并编辑面向奥弗拉定居者的周刊杂志《Nekuda》，建立定居者的居民委员会——耶沙。虽然我喜欢哈雷尔并且尊重他，但我现在对他非常残酷。“我越是观察奥弗拉，越是思考奥弗拉，我更是得出结论：你简直是疯了。你是一个狂热分子，头脑发热蒙蔽了你的眼睛，一种集体的民族宗教狂热令你看不到你周围的阿拉伯人。你的种族心态和荒诞不经的思想导致你把以色列引上一条不归之路。”
我的激动对哈雷尔没有任何影响。透过他厚厚的眼镜，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回之以令人吃惊的坦率。“任何一个来到奥弗拉谋生的人都被要求提供一个答案，”他说道，“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也被要求答复。”于是他列出了四条答复：
1.从苏联或者美国来的一波移民高潮即将来临，这将解决人口问题。
2.他们自己一致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离开，前往约旦，同那里的阿拉伯人住在一起。
3.以色列国家不会通过武力改变它的人口，但是将鼓励个体的阿拉伯人移民到阿拉伯国家。
4.将会出现一场类似1948年那样的战争。
“那么，我还是对的,”我大声说道，“奥弗拉的假设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逗留。它希望来一场世界大战，让阿拉伯人消失。”
哈雷尔礼貌地忽略了我，继续说道：“我们一直都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里。虽然从没有人谈起。它隐藏在黑暗的角落。但是，从奥弗拉建立的第一天，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大事件将会发生，就像1967年战争和1948年大战那样。而这件大事情将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它不会让我们的奋斗付诸东流，它会让以色列人相信我们，并且加入到我们当中。特拉维夫的人们将会明白，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根系，没有深度，没有生活。大量民众将蜂拥而至。到了那个时候，当1 000 000犹太人在山脉间定居，以色列将绘制新的地图，伴随着新的观念。开创于奥弗拉的伟业，将会再次使以色列犹太化、锡安主义化。”
当我听完哈雷尔所说，我才理解，虔诚教徒集团之所以强大，乃是基于这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放运动。通过前往犹大和撒玛利亚，它试图将小资产阶级的、保守安息日的社会转变为一场革命运动；通过建立定居点，它试图将犹太复国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叙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对奥弗拉的渴慕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发自肺腑的。只有在以色列主权国家边界外的那些有争议的领土，这个民族宗教主义的部落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这些未被定义的土地上，它才能定义自己；只有在奥弗拉，这些民族宗教主义的青少年才能高举他们的双手，在世界上找到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拒绝看到奥弗拉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闭眼不看奥弗拉即将走向终结的现实——就是当下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在21世纪，奥弗拉将不复存在。
目前，奥弗拉还在这里：3 500人的庞大人口基数。当我离伊斯雷尔·哈雷尔的家，漫步在商业中心，参观日托托儿所，参观幼儿园和学校，生动活泼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生活是美好的，天空万里无云。只要你不抬眼看邻近的巴勒斯坦村庄，只要你不知道，你脚下的土地是如何获得的；只要你不知道，一切过后，这里是如何维持着如此的平静。
这就是奥弗拉所欺骗我们的事情。从一开始，它就是不被允许存在的产物，被孕育于国家法律、国家边界、国家主权之外。时至今日，奥弗拉仍游离在国际法之外，毫无国际背景，缺乏国际援助。奥弗拉存在着，同时又是虚无的。显而易见，迟早有一天，奥弗拉的内部逻辑将会被曾经反抗和忽视的外部逻辑摧毁。
我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罗得西亚的农民在他们的大农场里感到十分安全。他们所拥有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看不起批评家和怀疑论者。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现实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它是多么脆弱。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富裕的虚拟现实是持续的、可供生存的现实。我想起加沙地带的尼泽尔哈扎尼定居点，就在我拜访它不久之后，它在2005年的解约中被疏散、拆毁了。我记得，当我听到尼泽尔哈扎尼毁灭的消息时，我是多么恐惧。它就像奥弗拉，繁荣且自信。但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一天之内，它便消失了。这一秒它还存在，下一秒就消失不见。
我同情奥弗拉。我对奥弗拉抱以强烈的同情。以至于我因它而动怒。
奥弗拉的档案室就如药房那样干净、整洁。在其中一个白色盒子里，我找到一份来自耶胡达·伊曾的久远声明：“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精神强大、政治强势、令人骄傲的王国。”在另外一个白色盒子里，我找到一幅破烂的地图，标注着坐落在山岩之间的约旦艾因耶卜鲁德基地的16栋混凝土建筑。一张黑白照片上，一座孤独的阿拉伯石头房屋俯瞰着第一批定居者占领艾因耶卜鲁德。在8毫米的镜头下，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妇人正在打扫被遗弃的军营。相片中还有一辆婴儿车，一个水箱，晾晒的衣服，穿着短裤和背心的年轻男子正在大力建设，穿着T恤的少妇粉刷着白色墙壁。23岁的耶胡达·伊曾戴着一顶红色的钟形帽。26岁的平夏斯·沃勒斯坦愉快地与同伴交谈。历史记录了属于1975年4月的天真和盲目，登上山顶点燃篝火的决心。未来逼迫上帝介入历史，拯救他的子民，拯救他的以色列。
[61] 绿线，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停火线。
[62] 虔诚教徒集团，以色列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宗教组织。
[63] 柬埔寨首都。
[64] 形容一个社区失去社交、置业、娱乐等社区功能，对居民来说，这儿的唯一功用便是晚上用来睡觉。
[65] 代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犹太定居者利益的组织。
[66]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
[67]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也叫圆顶清真寺。
[68] “地下犹太人”，主要是由定居点犹太人组成、由虔诚教徒集团领导的一个松散恐怖组织，活动于1979年至1984年，从1980年开始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巴勒斯坦著名人士的“温和”恐怖活动。
[69] 指1987年年底，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暴乱。
[70] 津巴布韦的旧称。
[71] 一句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或得不偿失的胜利。典出古希腊国王皮洛士在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79年间以重大牺牲打败罗马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