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之后的第20年、奥弗拉建立后的第12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了。1987年12月，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反抗以色列的军事统治。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道。城市、村庄和难民营都被抗议的浪潮吞噬。前所未有的巴勒斯坦反抗挑战着以色列，差点推翻了以色列在占领区域上的统治。但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以色列展开了反击。它动员了军队，将之训练成一支有效的警察队伍。它出动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以这个效率出众的特工部对付反抗的、手无寸铁的民众。
在几个月之内，以色列军方就建立了若干个拘留营，用来监禁被军事法庭定罪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几年之内，反抗活动明显减少。压制力量系统的、果断的出击发挥了效力。巴勒斯坦运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消失了，大范围的对抗可以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观念也消失了。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蜷缩在拘留营里。在很多方面，对他们的大规模监禁败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形象。
1991年3月，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并且即将成为一个父亲。当我因为年度的预备役集训到那个距离吕大不远的军事基地报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次的训练意味着什么。当我被告知要在加沙拘留营担任看守，我惊骇极了。作为一个反占领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我不愿意违背我所相信的一切，生命中第一次，我严肃地考虑违反法律、拒绝义务、入狱。
但当以色列国防军的汽车载着我和我的预备役士兵同伴驶向南方时，我有了更好的主意，我要记录下这番经历。我将记录一个以色列公民突然之间转变为一个军队狱卒的体验。我相信，记录下占领是比拒绝参与之中更行之有效的抗议方式。在加沙海滩拘留营度过的12天里，我做了大量笔记。在接下来的三天，我将这些笔记组织成一篇3 000字的小文章。《在加沙海滩》（On Gaza Beach）首次发表在《国土报》上，然后被《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杂志转载。在此期间，我的大女儿塔玛拉（Tamara）在英国出生。
地中海岸几百码长的白色沙滩如田园风光一样闲适。每天早晨6点，渔船出海捕鱼，让我感觉仿佛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克里特岛。西边的风光捕获了我的心房：湛蓝的天空，蓝绿色的波涛，满怀希望的渔夫。但是，吹进瞭望塔的清新微风也吹向了东边，拂过了尖刺竖立的铁丝网，拂过了黑暗的军事帐篷，鼓舞了被羁押的巴勒斯坦人的精神，鼓舞了被监禁的犹太人的精神。
瞭望塔的守卫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地中海，海水的色泽变幻莫测。早起的囚犯们也望向大海，在锡棚屋的洗手间，他们执着地站在唯一能看到地中海的狭窄窗户边，踮起脚尖向外眺望。也许有一天，当自由的巴勒斯坦共和国建立，政府铁定会将这片地带出租给某些国际大企业，他们将在这里建起地中海加沙海滩俱乐部。也许有一天，这里会迎来和平，以色列人会来这里度过短暂的假期。他们会在蓝绿色的海水边，喝着白葡萄酒，跳着桑巴舞。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会在国际候机楼冷气开放的免税店里购买刺绣的巴勒斯坦黑色礼服，从和平的巴勒斯坦回到繁荣的以色列。
但就目前来说，没有自由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和平的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每天早上要准备好交接班。穿着蓝色囚衣的囚犯排成长长的队伍，被带到卷曲的铁丝网下。那些拿着M–16步枪催促他们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在4月初的晨曦微光里，犹太士兵们紧紧握着步枪。他们命令这些囚犯停下，前进，停下。当清新的微风从海上吹来，他们命令囚犯们把手伸到身前。一个年轻的士兵给他们依次戴上手铐。
这里就是加沙海滩拘留营。这里是自1987年12月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近年来，在加沙地带匆匆建起的数个拘留营中的一个。超过1 000名巴勒斯坦人被监禁在这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不过是游行示威者，或者是扔石头发泄不满的人。很多人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有一些体格矮小，看起来还是小伙子，夹杂在他们之中，分散在拘留营各地。
拘留营有两间审讯室以及四个带围篱的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12个老旧的棕色军事帐篷，每个帐篷关押有20名到30名囚犯。在过去，会有50个到60个男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现在条件有所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了些。
按照惯例，每个院子都被带尖刺的铁丝网环绕。在这些围篱外设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供看守使用。经过通道，然后抵达另一道外篱——由装满水泥的金属桶组成的简易墙。当看守们在两道围篱之间来来回回地踱步时，我突然感到，被监禁者与监禁者的界限其实并不明确。我觉得整个营地就是这里每个人的监禁生活的象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被围篱监禁在这里。
拘留营还建有12个瞭望塔。令一些犹太士兵震惊的是，这些瞭望塔与他们之前在学校书本中看到的瞭望塔非常相似。但这种震惊仅仅是感觉上的。那些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瞭望塔都是用产自德国和波兰的重木材建造的，然而，加沙海滩拘留营里的瞭望塔却是用加利利生产的以色列薄金属制成。这些瞭望塔配备有探照灯，但它们很少被使用。那是因为，营地整夜沐浴在由数百根灯柱发出极强的、微黄色的灯光之下。只要电力系统不关闭——就像它被要求的那样，到黎明时分，这些灯泡和灯塔仍然发光，直到白天。
拘留营里还有一个公共食堂、一间小卖部、洗浴室、卫生间。巴勒斯坦囚犯们要被分配刷洗以色列士兵的卫生间，一天三次到四次。唉，某些士兵仍嫌弃这些巴勒斯坦囚犯们的卫生标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个监狱同样为预备役士兵设置了一套帐篷、一间指挥官办公室、一间设备控制室。营里有两个厨房，一个为看守们烹饪，一个为囚犯们而准备。两个厨房仅隔着一张隔网。有时，当看守们的咖啡喝完了，他们的厨师就叫囚犯们的厨师通过隔网传过两三袋那种没有味道的劣质咖啡。在一家医疗诊所里，一位医生可能在处理完一个预备役士兵的眼部感染之后，立即接着处理一个囚犯被过于狂热的审问者所伤到的腿。就像这样，一切都秩序井然。加沙海岸的拘留营遵循着规则，有条不紊地运行。
鉴于他们所陷入的情形，拘留营的主管人员们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他们是正派的绅士。在他们的命令下，这些囚犯可以得到大量的食物和香烟。根据他们的政策，这些囚犯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囚犯还被允许经营他们自己的厨房，有他们自己的军需官，并得到了足够他们维持运营的日用供给品。监狱主管们会与囚犯领导人进行每日谈判。他们使这里的生活继续平静地走下去。现在，距离上一个军官射杀一个试图攻击他的囚犯已经整整两年了，当年，即使那个年轻的男囚倒在血泊中，军官仍旧朝他不停地开枪。与过去不同，如今，家人和律师有权在每个周五探望这些囚犯。红十字会也会定期拜访。
然而，一种邪恶的臭气正在空气里飘荡，甚至连地中海的微风都不能把它带走。尽管这么说不够公平且没有事实根据，但那种阴魂不散的感觉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不是出于反以色列宣传活动的暗示，而是体现在士兵们使用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言辞上。当A起床去其中的某个问讯室站岗，他会说：“我去审讯了。”当R看到囚犯们排成长队在他朋友们的M–16枪口下前进时，他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说：“看。‘行动’（Aktion[72]）已经开始了。”即使是N，一个持强烈右翼观点的人，会跟每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M会带着浅浅的微笑解释说，自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他已经积攒了太多天的服役期，以至于他很快被提升为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
而我，一直都憎恶这种感觉，总是激烈地与发出这些暗示的人争论，我几乎不能控制我自己。那些联想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我看到一个1号圈棚的男人透过铁丝网叫来2号圈棚的一个男人，给他出示他女儿的照片，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到一个刚刚被捕的年轻人带着屈从、恐慌以及骄傲等待我的命令时，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从镜子里瞥见我自己，震惊于我身在此处，一个记者正身处这个可怕的监狱，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着我周围这大约1 000个人被锁在圈棚里、笼子里，这种感觉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就像一个信仰动摇的信徒，我审视着长长的反驳清单，审视那些众所周知的差异性。最明显的是，这里没有火葬场。在20世纪30年代时，并没有两个民族间的实质冲突。德国，以及它的种族主义学说，其组织体系是邪恶的。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国也并不存在任何实质危险。但是，随即我认识到，问题并不出在相似性上——没有人会真的以为二者之间存在什么切实的相似性。问题在于，它们不同的地方还不够多。差异的程度还不够强烈，以致不能让这一切平息，不能让所有邪恶的回声平息。
也许辛贝特应当为此接受问责。每个夜晚，当它在审讯室里对一些青年严刑拷打后，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会将一张清单交给掌控加沙城市的以色列伞兵部队，上面都是那些被打得不成人形的青年们的密友的名字。而任何站在大门口的人，就像我，都能看到伞兵部队的吉普车在午夜离开拘留营，驶进被占领的、黑暗的、正在实施宵禁的城市，去逮捕那些据称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当他们坐着军车回来时，我仍然站在门边，看着那些被捕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们。他们咬紧了牙关，紧闭着眼睛，眼皮后面的眼球鼓鼓地凸出。有时候，他们已经被毒打了一番。士兵们围过来，围观他们脱衣服，围观他们穿着内裤颤抖。当他们恐惧得瑟瑟发抖时，即便是在被占领区拥有一家塑料厂的S，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他问道，“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逼迫这些孩子？”
或许，营地的医生应当为我耿耿于怀的感觉负责。他当然不是门格尔，但当我在死亡之夜叫醒他去诊治一名刚被带进来的夜间被捕囚犯，这名囚犯赤着脚，伤痕累累，看起来似乎癫痫发作了，这名医生对他大声叫嚷。尽管这名囚犯只有17岁，尽管他抱怨着背部、胃部、胸部都有伤，尽管确实他全身都是血迹，但医生大声冲他叫嚷道：“我真希望你死了。”然后转向我，笑着说道：“我希望他们都死了。”
或许，那些尖叫声应当为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的感觉负责。结束了站岗，当我从预备役的营房走向洗浴间，我突然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就在我穿着短裤和木屐、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洗漱包走在路上时，我被从另一头的审讯室镀锌铁皮栅栏处传来的尖叫声震惊得寒毛直竖，这尖叫声就像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样。从我读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权报告中，我知道栅栏那头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会不会正在用“香蕉捆缚”（banana–tie）[73]进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其他更加残忍的方式？或者他们只是使用简单的、粗鲁的严刑拷打的方式？
不管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我都认识到，从这一刻起，我将无法享有安宁。因为当我在50码外的地方洗浴，试着冲洗掉一天以来的尘土和汗渍，他们在尖叫；当我在80码外的地方的食堂吃东西，他们在尖叫；当我在100码外的床上试着入睡，他们在尖叫。他们尖叫，是因为正有其他穿着跟我一样制服的人令他们尖叫；他们尖叫，是因为我的犹太国正令他们尖叫。以一种有条不紊的、规划严密的、绝对合法的方式，我亲爱的民主以色列正令他们尖叫。
别激动，我告诉我自己。不要急于下结论。难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黑暗的地窖吗？难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秘密机关、特殊部门和隐藏的审讯机构吗？只不过我的运气不好，恰巧被送到一个可以让我听到所有声音是如何响起的地方。但当尖叫声越来越响，我知道，我刚才告诉自己的根本不可信。因为在这间特定的审讯室，他们并没有在审问危险的间谍、叛徒或者恐怖主义分子。这里没有定时炸弹。近几年来，在以色列树立的各种各样的监狱建筑群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被酷刑折磨。在我们的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十几个致命的敌方特工，问题也不在于一系列有限而精确的反间谍行动。被镇压的是一场人民起义，针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强迫占领。我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全体民众——银行职员、保险经纪人、电子工程师、零售商人和学生，正在监禁别的国家的全体民众——砌砖工人、泥水匠、实验室技工、记者、神职人员和学生。这是西方所没有的现象。这是民主所不能容忍的暴行。而我承认，我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尖叫声变得越来越弱了，变成了啜泣和哀号。我知晓，从这时起，一切都将不同。一个听过另一个人尖叫的人发生了改变。不论他是否参与其中，他都被改变了。而我已经听过别人的尖叫声。我同样被改变了。即便那些尖叫的男人停止了尖叫，我仍然能听到他们在尖叫。我无法平息他们的尖叫。
所以，尽管没有对比的基础，我仍然开始理解，那些站在另外某些地方的另一群看守，是如何威吓被锁在栅栏后边的另一群人；我开始理解，这些守卫是如何能对其他人的尖叫声听而不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邪恶的人不知道他们是邪恶的。那些正在施暴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施暴，他们只是简单地服从命令，或者等待一次晋升，或者当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回家、安全和稳定的时候，他们只是必须做可以让他们继续生存的事情。他们担忧着自己的赋税、担忧孩子们在学校惹麻烦。但当他们思念着家乡、思念着妻子、思虑着要支付的账单时，他们的手不假思索地握紧了武器，他们的目光落在栅栏后啜泣的另一群人身上。
大部分预备役士兵在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是震惊的。他们觉得眼下这幅把另一群人锁在围栏中的图景令人难以置信。当他们第一次听到那些尖叫时，他们动摇了。但是，60名预备役士兵中，只有两名拒绝在审讯室里执行警卫任务，只有四个或者五个人是真正饱受心灵上的折磨，而其他人，却适应了。在抵达拘留营的一两天后，大部分的预备役士兵觉得看到人们被锁在带刺的铁丝网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审讯室里的执勤也变成了日常服役任务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一样。就好像这正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初的使命。而那些在服役初期浮现出来的道德疑虑也被士兵的乏味日常生活所掩盖。部队的下一次休整是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回家？新做的制服什么时候抵达营地？毕竟这里只是另一个军事基地，尽管这个军事基地既不曾保护国家边界，也不曾对士兵进行战斗训练，它做的只是把一个个小伙子锁起来。这个军事基地把小伙子们带出院子时，还让他们戴着脸罩。
当我们早上一点半起床整队执勤时，我看着我的预备役同伴们——看着他们慵懒的身躯，肥大的裤子，凌乱的发型。我们是邪恶的士兵吗？我们是残酷的代言人吗？我们是压迫的无情看守吗？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不愿意再留在这里。我们不喜欢这份工作。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就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以色列可以成为另一个加利福尼亚，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周边围绕着阿亚图拉（ayatollahs）[74]。困难在于，尽管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以消费为导向和技术性民主里的实打实的公民，但是，我们发觉我们自己陷入了深重的困境。就在我们所站立的令人厌倦的半圆地带——我们劳累、绝望，我们系着的破皮带、穿着污秽的不足以保暖的衣服——我们同样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但事实并不像这样简单。当队伍解散，我登上梯子爬上六号岗楼，我认识到，令这座营地运转的正是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使罪恶在没有恶人的情况下，在这里清晰可见地上演。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那些投票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党的人们并不是罪恶的，他们不曾在深夜围捕这些巴勒斯坦青年；那些在政府里代表右翼选民的部长们并不是罪恶的，他们没有用自己的拳头打在这些小伙子的胃部；陆军参谋长并不是罪恶的，他所实施的是一个合法的、当选的政府要求他做的。连同拘留营的指挥官也不是罪恶的——他尽其所能地做到了最好。至于那些审讯者们——好吧，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管理这些被占领地域。还有那些看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是罪恶的。他们只想抛下一切回家。
然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这些非罪恶的人集合起来，导致了一个罪恶行径的结果。而罪恶总是比其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后果比造就它、执行它的人所做一切的后果更严重。尽管我们不修边幅，我们笨手笨脚，我们在情绪表达上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我们在加沙的确是罪恶的。但我们的这种罪恶是一种狡猾的罪恶。因为它是一种惯常状态的罪恶，就像它本来就在那儿一样；它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罪恶，不能说应该由某个人对其负责。这是一种没有行恶人的罪恶。
从六号岗楼眺望，我可以看到大海、营地，以及加沙城。加沙是一座没有希望、无可救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居民，1948年，他们的房屋和村庄被我们占据，1967年，他们的避难所被我们征服。在几十年的漫长占领期，我们剥削这座城市的居民，否认他们的人权、公民权和民族权利。在加沙，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加沙不需要我们在西岸地带的某些战略要地设防。加沙也不像犹大或撒玛利亚的某些地区，被认为是我们历史上的既定领土。加沙是清楚而简单的。它是占领的荒谬性的缩影。它是徒劳的占领，是野蛮的占领。它在给我们的生存抹黑，它给我们存在的合法性抹黑。
我俯视着那些帐篷、栅栏以及铁丝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尝试着理解这个地方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尝试着理解创造这个地方的必要性。我收集了我们所有的合法要求，以及所有的减罪情节：难道我们不也是难民吗？难道我们不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吗？如果我们要在中东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强大。当我们遭到袭击，我们就必须反击。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都是为了在一片混乱中保全我们。只有使用武力的决心才能让我们得以在这里继续生存。
但是这些理由不适用于这里。在这个加沙海滩拘留营，它们不会发生效力。因为这片地带、这片地带的这些情况，都是清晰可见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情形。这里没有错综复杂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减罪情节。这就是巴勒斯坦人以大起义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事实：对于我们占领加沙，巴勒斯坦人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要占领加沙，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加沙海滩监狱。而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监狱，我们就必须背叛自己。我们必须背叛我们曾经的信念，背叛我们对于未来的期许。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以土地换取我们的正派。以土地换取我们的人性。以土地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
22年前，我从六号岗楼观察我的巴勒斯坦敌人以及以色列指挥官们。如今，那座岗楼已经不复存在。在我从加沙海滩回到家的两年半后，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订。在这个难得的幸福时刻，以色列的正直征服了以色列的野蛮，巴勒斯坦的现实主义征服了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在几个月之内，对加沙城的占领就成为过去。1994年春，以色列的拘留营被拆除。但是巴勒斯坦政府没有把海岸地带租给任何一个地中海俱乐部的企业家。政府把它移交给自己的安全部队——远比以色列的更野蛮。不久之后，这个世俗的巴勒斯坦政府就被激进的教徒组成的哈马斯圣战组织所推翻。短暂的平静之后，巴以冲突又开始了。再一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又陷入了他们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暴力，以暴制暴，对以暴制暴的以暴制暴。因此，那个关于加沙海滩的伟大隐喻仍然适用：关于看守与被看守者的密切关系，关于围攻者与受困者的复杂关系，关于监禁者被自己的监禁所监禁。事实是：我们生活着的现实是超现实的。
也许这就是直至今天，我在加沙海滩拘留营的所见所闻仍然在心头萦绕不去的原因。我被这个观念所困扰着：我们扼杀着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巴勒斯坦人也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我们压迫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压迫着我们。我们因巴勒斯坦人而陷入困境，巴勒斯坦人也因我们受困。每隔几年，冲突就会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更加可怕的形式。每隔几年，暴力的模式就发生着变化。悲剧在这一章结束，又在那一章开始，而悲剧，永远不会有结局。
[72] 德语的“行动”。
[73] 指将囚犯铐在一张椅子上，把铁链的手铐和脚镣连起来，迫使囚犯弯曲成香蕉形，身体拉伸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有时，审讯人员还会将椅子抬到空中，然后突然摔到地上，让囚犯顿时不省人事。
[74] 波斯语音译，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宗教职衔和荣誉称号，意为“安拉的象征”、“安拉的奇迹”、“安拉的迹象”。伊斯兰什叶派现教阶从低到高依次为：毛拉、阿訇、乌莱玛、穆智台希德、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