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占领是明显的，但不仅仅是占领。如果今天的以色列就像它早期时候那样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保持专注，它现在就已经在处理占领问题了。迟早，常理判断将占据上风。经过一些判断的失误和鉴察后，一个公道正义的共和国的一帮通情达理的国家领导人集团将采取行动。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他们将终止占领。然而，尽管占领是错误的、无效的、邪恶的，它依旧不是所有罪恶的来源。有一些事情在以色列已经发生了，远比占领要深远、普遍、复杂得多，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的以色列公共事务观察员们却忽略了它们。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七轮不同的国内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东方犹太人的反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反抗、个人享乐主义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项反抗都是寻求公义的，它们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诉求公义，呼吁解决潜在的但至关重要的需求。它们都掀起了一波震荡中央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之前是被蓄意忽略或处于边缘状态的。然而，这七轮反抗却导致以色列共和国的崩溃。之前为国家地位奋斗50年以及在建国21年里精心培育的那些东西，在1973年战争后的40年被大大地腐蚀了。因此，尽管大多数的反抗是公正和必要的，但它们累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它们没有将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也没有将以色列重组成为一个强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联盟，而是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令人刺激和兴奋、多元化、色彩丰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马戏团。与其做一个在中东的危险水域中平稳驾驭的强大、稳固的政治实体，以色列选择成为一个奢侈的大街市。
定居者们奋起反抗政治的规章和约束；反战分子奋起反抗历史与地缘的现实；自由主义者们奋起反抗太过强势的国家；东方犹太人们奋起反抗西方犹太人的控制；极端正统派们奋起反抗世俗主义；享乐主义者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体思维定式的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犹太民族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反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本·古里安所打造的犹太国；反抗那个兴建了供给房、创立了迪莫纳、稳定了年轻的现代犹太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以色列。在征召了一代人、管制了一代人、动员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个以色列的群体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一种被轻视和怠慢的人类情感想要得到宣泄，想要被释放，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所有这些人、群体、情绪从来没有找到令它们并存不悖的表达途径。它们从来没有规划出一个新式的政治架构，以允许以色列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代表它们。这样就会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充满生气的社会，伴随急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现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个名存实亡的以色列共和国。
从这一点上说，所有的反抗都是必要的，它们都是成长与开放必经的重要进程。但从某个角度说，它们价值不大却很危险，而且它们是不能停止的，即使是现在，以色列的问题也不是本·古里安打造的庞大集权下的经济体制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的缺失，是领导方向的缺失，是反抗者自身执政能力的软弱。一个曾经过分强势的国家，现在则是太虚弱了。以色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入混乱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本身就是混乱的国家。
传统观点认为，1967年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的一年。这个说法既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以色列历史上有三个关键的年份：1967年，1973年，1977年。在这十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个非凡的胜利，一个令人痛苦的挫败，一个不朽的政治突变，经历了工党将近30年的执政后，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大选。这三起戏剧般的事件震撼了国家以及权力核心，导致了占领，又把占领变成了一种制度。然而在事后看来，这三个起决定意义的年份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应该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创伤终结了统治以色列的旧政权，它传播了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对国家，对政府，对其领导集团。它赋予了个人权利，削弱了集体主义。它摧毁了本·古里安的遗产，摧毁了他打造的具体的国家形象。
而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旧有的不满重新浮上水面，旧有的伤口再次被撕开。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牧羊人或者主人，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道德典范，再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教化、指导整个国家。统治集团崩溃了，明确的目标消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分崩离析了。在反抗最激烈的时候，大熔炉本身熔化了。拒绝融为一个整体后，以色列的不同群体开始走上他们的不同道路。以色列的个体同样也是如此。又经过半个世纪的组织、动员、训导后，他们拒绝再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命令，他们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们变成了不为人所知的无政府主义者。
1989年至1991年期间，迁入的大量俄罗斯移民更增添了混乱。这些在三年内涌入以色列的100万移民固然盘活了经济、壮大了犹太人口，但也削弱了本就缺乏的凝聚力。当他们抵达以色列的时候，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大熔炉已经不再运转了。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来者感觉他们比接纳自己的本土居民更加优越，因此，他们没有像之前的移民者一样，褪下他们的旧有身份签署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保持了俄罗斯价值观体系，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大量俄罗斯的飞地。他们在促进以色列的科技、技术、艺术以及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快了将以色列社会转变为一个松散的不同群体联盟的历史进程，这个联盟不再紧密联系，不再共享一个绑定的国家代码。
以色列从来不曾拥有一部宪法，其选举制度和政治架构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统治的理念，也失去了统治的精英集团。没有人可以控制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掌管以色列，以色列变成不能被统治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旧有的统治精英现在背弃了他们失去的国家，而新的统治精英——那些反抗力量，又懒得自己创造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贤能的精英集团。结果就是，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裂开的真空，没有可尊敬的领导集团，没有发挥效能的行政部门，只有一个虚弱的公共部门和破裂的民族精神。新的政治游戏是互相指责的游戏：左翼指责右翼，右翼指责左翼。但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成熟、理性地承担起运转这个国家的责任。以色列失去了它的政治理念。
这个游戏还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侥幸的区域博弈。赎罪日战争之后的33年是以色列最平静的时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还有太多的噪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巴勒斯坦起义、黎巴嫩战争、两次海湾战争。但事实上，从1973年开始，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来自任何一个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攻击，甚至没有受到过威胁。迪莫纳的冲击和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但威慑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以色列享受着利欲熏心的阿拉伯世界罕见的稳定时期所带来的便利。埃及和约旦确实与以色列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其他不怎么接受调解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想轻易发动战争。苏联衰落了，美国崛起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他们自身的内部缺陷使阿拉伯的独裁者们确信，发动与以色列的战争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因此，以色列得以享受一个特殊的、长期的战略安定，忽略外面的世界，沉溺于自己的奇思怪想和愚蠢。
现实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00年10月，戴维营谈判破裂不久。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在以色列的城市里肆虐了整整三年，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又面临着什么。然而，在旧时代的战士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以色列奋起接受挑战。在最初的震惊后，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进行了富有经验、成效卓著的反击。以色列社会证明了自己远比预期中的恢复力强。2004年，以色列成功地阻止了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这真令人欢欣鼓舞，它重新赢回了安全感和自信心，促使了一场经济的繁荣。2005年，自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真是一种解脱——在最初同样被认为是又一个成就，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安全感。将军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战略地位从来不曾这样好过，随着以色列越发成长、越发繁荣，这个国家再次沉溺于自我满足，沉溺于放荡的生活。
2006年7月12日，现实的冲击再一次袭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持续了33天，带走了165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以及大约1300名黎巴嫩人的生命，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危及过以色列的存在。尽管这场战争一点儿也不像赎罪日战争，但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以色列没能打败敌人。而这次的敌手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对手只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只有8 000个强壮的男丁。以色列无力阻止真主党将火箭炮架在北方城镇的现实委实令人震撼。以色列的脆弱和无能委实令人震撼。整整一个多月，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生活在炮火之下，大约有50万的以色列人逃离他们的家园。这个国家感到了无助和羞辱。
于是，就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回荡在全国各地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结束了半废弃的加利利城令人忧愁的旅行之后，我尝试在《国土报》上的一篇短评中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被政治的正确性所蒙蔽了。有关政治正确性的论述在最近十年里占据了最高地位，但这是与现实脱节的。它关注占领问题，却没有指出以色列已经陷入了遍布宗教地雷与文化地雷的生死存亡的冲突之中。它太过关注以色列过去犯下的错误行径，却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关注得太少。
以色列政治正确性同样给出一个假定：以色列的势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保持这种势力的需求遭到了轻视。因为军队被认为是一支占领者的军队，它遭到了公开指责。任何有关军事的、民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事物都遭到了蔑视。集体主义价值观让位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权力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旧式的以色列男子气概遭到阉割，我们放纵自己，沉溺于绝对的公正和绝对的欢娱。旧式的关于使命和承诺的演说被新式的关于抗议和享乐主义的演讲所取代。
还有另一些因素。以色列迷恋于对常态的幻想。但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是一个地处阿拉伯世界的犹太国家，是一个地处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地处专制统治区域内的民主国家。它与它周边的环境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在以色列与它周边世界之间存在的持续、固有的张力。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不能拥有像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那样正常的欧洲生活。但是，由于它的价值体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尝试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这是个本质的矛盾，也是个永久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造就一种足够处理这种消极的、异常态以色列生活的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初的30年里，通过一些独特的社会发明——比如基布兹、以色列总工会引导的工党社会经济，来引导人民实现的。这就是以色列建国初始的30年所成就的，通过维系以色列独特的国家需求与其国民对个人空间及理性程度的需求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然而，在1967年、1973年、1977年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色列陷入了疯狂。我们陷入了幻想，幻想这个风雨飘零的港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避风港。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可以定居在这片海滨，其他民族可以居住在他们的那片海滨。我们浪费了以色列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自掘坟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希望以色列达到正常态的人，将以色列变成了一个一片混乱的国家，非但不能将以色列引向正常，而且只会令它完全陷入混乱。
政治正确性和对于正常态的幻想都是在精英集团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公众们则保持着头脑清醒和坚强。以色列中产阶级没有忘记以色列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在困难时期，他们坚韧且恢复力强。但以色列的精英们却将他们自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剥离。商业、媒体以及学术模糊了以色列的视野，削弱了它的精神。他们不再翻阅地理地图，他们不再铭记历史或者理解历史，他们对民族主义、军事主义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连续攻击从内部不断侵蚀以色列的存在感。通过商业彻底的私有化和建立富有侵略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方式，绞尽脑汁地灌输一个正常态的幻想，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解决这个国家所陷入的冲突。学术界绞尽脑汁地灌输僵化的政治正确性，将富有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方式转变为强迫性的解构主义。媒体推销一种虚假的意识观念，将狂热的消费主义与伪善的正义结合在一起。抛弃了意志和承诺，以色列的精英们陷入自我疑惑和愤世嫉俗之中。每一个领域都以自己的方式暗中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它们误导以色列，让以色列相信特拉维夫就是曼哈顿，市场就是国王，玛门[101]就是上帝。正因为这样，它们没有为年轻的以色列人提供一个合乎标准的工具，来为他们的国家战斗。一个没有平等、没有团结、没有对自己事业的信念的国家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或者年轻的小伙子愿意为之征战沙场或甘心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但是在中东地区，一个没有年轻人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这种时光不会持续长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箭猛烈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景象，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无力保护它的国民，也是以色列精英历史性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以色列的精英们背弃了现实，背弃了国家，不再引领以色列，不再维护以色列的团结一致。以色列精英的每一根纤维都透露着，它想让以色列成为当代的雅典。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地区，雅典人没有未来。只要斯巴达动动小手指，雅典就将不复存在。在这里，一个享受生活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它根本就不能处理死亡迫近时的威胁。于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重塑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必须恢复力量与常态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防御盾牌上面的划痕。在这么多年的错误幻想、自我欺骗以及鲁莽轻率后，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不辜负我们生命的旨意。
不幸的是，战争是以色列国家力量的证明。1948年以色列的非凡胜利，证实了在独立战争之前的20年，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塑造了怎样一个坚毅果敢、组织精良的社会。1967年以色列的惊人胜利，彰显了在六日战争之前的20年，本·古里安打造了怎样一个紧密团结、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2006年以色列的萎靡无能，显示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前的20年，从旧式以色列的灰烬里兴起的奇形怪状的政治实体是如何迷失方向、功能失调。没错，占领的确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给了我们致命一击，但是，占领不是萎靡不振的原因，而是结果。在21世纪，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在和平或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它面临的挑战应当是如何恢复国家效能。一个无力的以色列不能实现和平，发动战争，或者结束占领。2006年的创伤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幅其政治实体总体状况的精确图景：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领导集团，一个几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一个腐败的公共部门，一支腐化的军队，以及大都市与外围的惊人脱节。
但2006年的经历也提供了一幅以色列周边世界的精细全景图：伊朗正在崛起，真主党在北部兴起，哈马斯在南部积累着力量。和平已经无从谈起，占领已经宣告失败。单边主义不复存在。在南方和北方，以色列在过去收回的每一块土地都被一支足以用火箭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实体所占据。当伊朗上方盘旋着核威胁时，成千上万的火箭环绕着以色列，危险迫在眉睫。面对着新兴的生存危机，以色列却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是多么糊涂而麻痹啊。
严峻的新地缘政治现实与国家本身固有的内部缺陷笼罩着以色列。的确，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主党将在发动新一轮袭击之前再三思量。它可不想看到黎巴嫩再一次被彻底摧毁，就像它上一次惹怒以色列那样。但这一事件平静地了结后，以色列所面对的要比它在2006年受创的夏季所遭遇的糟糕十倍。下一次，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迪莫纳核反应堆都可能处于战火之下。那些因为以色列存在而怒火中烧的人们将向以色列的每一处基址、每一个家园发射火箭，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市民将被杀害。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世纪，犹太人被证明是生机勃勃、足智多谋的。他们从容迎接每一个挑战，战胜了许多危及以及甚至几乎终结他们民族事业的巨大障碍。他们镇压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大起义，赢得了1948年战争。1967年，兴建起迪莫纳保护这个小小的年轻国家。1973年，以色列普通士兵的战斗精神把这个国家从鬼门关拯救了回来。因此，伴随2006年的崩溃，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是，以色列还需求什么。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还需要什么才能使犹太人像第一个100年他们所做的那样，奋起迎接挑战、保卫他们的民族事业。
以色列的基础是良好的：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社会、天赋超群的人民以及引人注目的判断力和恢复力。但以色列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正饱受病痛折磨，萎靡不振，根深蒂固。七轮以色列的内部反抗从下层侵蚀着这个主权国家，精英集团的不满从上层侵蚀着这个主权国家，被束缚的以色列传奇已经土崩瓦解。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为平静而稳健的以色列多数派进行辩护。没有一个高见妙策，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可以处理以色列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建国前十年相比较，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第七个十年远不及当时坚固。
当战争在北方肆虐时，我决定重游特拉维夫，欣赏那里的夜景。现在这个时候，艾伦比58已经关门，但耶路撒冷的豪曼17号已经把特拉维夫南部的一个巨大车库变成了一个跳舞、毒品、约炮的新圣地。在黎巴嫩南部，当以色列的军队拼命挣扎着向真主党控制的领土推进时，我在充斥着汗味的拥挤酒吧待了一个晚上，然后我去了巴特亚姆的一家俄罗斯舞厅，然后继续拜访特拉维夫南郊阿亚隆高速公路旁刚刚开张的一家新会所。我在特拉维夫的一家秘密的嘻哈舞厅终结了这个夜晚，它位于一个地下室，墙壁漆成了黑色。这里有异性恋者，有男同性恋者，也有双性恋者。这里有很多黑暗的东西。“人类真是太需要这个玩意儿了，”一个25岁的金发心理学学生递给我一小瓶可卡因，我礼貌地拒绝了，她这样告诉我，“摇头丸会让你爱上性，可卡因会让你疏远性。”她继续说：“在和平土崩瓦解、自杀式炸弹袭击盛行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天真就让位于令人眼窝凹陷的派对，就像你今晚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派对一样。这是露骨的、胆大妄为的，但没有爱情，也没有喜欢。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希望。”
我看着我周围的一切。孩子们当然是漂亮的，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性感。色情而刺激。但今晚的北方正发生着战争。就在这个时刻，年轻的士兵还在灌木丛中奋战，压制着他们心中的恐惧，嗅着近在尺咫的死亡滋味。而那些在黎巴嫩忍耐的士兵与这些在特拉维夫黑色墙壁的地下室里的泡吧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几乎年龄相仿，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接受同样的教育。但他们处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行星。他们正在演绎以色列的精神分裂。
以色列的所有战争都有着这种形式的张力。1948年，当市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被射杀时，其他人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里调情；1969年，当士兵们在苏伊士运河的哨站开火时，其他的以色列人正在特拉维夫的迪斯科舞厅举办一场舞会。这种二元性是以色列健康和力量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约定：今天我站岗，你参加派对；明天我参加派对，而你站岗。以这种方式，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营房，生活才真正地有价值；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一边继续生存，一边保卫我们生存的权力。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现在这里有一条完完全全的隔断。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战争看起来这般怪异。士兵们在战斗，北部的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难民，但太多的其他人生活如常，并不真正在意。很多富人在自己的游艇上度假，很多中上层阶级的人正在埃拉特寻找避难所。夏季的巡游、夏季的派对、夏季的毒品一切照旧。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陷入战争，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遭受挑战，而这才是真正的威胁——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现象。这里没有以色列人的患难与共。这个国家无力保护它的国民，而它的国民也不会走出来支持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这个国家人民凝聚在一起。
这一次，我们幸存了下来。这一次仅仅是未来几年将会发生事情的预告片。然而，当袭击我们的不再是小规模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时，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的某些真正强大的对手决定开展攻击时，那些漂亮的舞者和这个性感的特拉维夫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束了一次快速的邂逅，25岁、金发碧眼的姑娘在酒吧与我会合。她用呆滞的目光环视四周，扯出一抹困惑的微笑，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泡沫，这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泡沫，它不会持久。”
[101] 玛门（Mammon）。古迦勒底语或古叙利亚语，于新旧约时代之间于犹太人间兴起的恶魔名号，意思是财富。在新约《圣经·新约》中使用，是钱财的代名词。如马太福音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