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意识到伊朗造成的威胁是在2002年。那时，一场关于是否进攻伊拉克的激烈辩论席卷美国。那时，以色列正努力遏制第二次巴勒斯坦反占领起义发起的又一波自杀式炸弹袭击。然而就像其他少数以色列人一样，我意识到，美国必须尽力遏制的区域力量不是伊拉克，而是伊朗。以色列所面临的真正存在的威胁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人。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器，整个中东就拥有了核武器，世界秩序将趋于崩溃，以色列危在旦夕。
三年后，我开始用一种激进的、甚至是急迫的口吻来撰写关于伊朗威胁的文章。然而，即便在2006年、2007年、2008年，当我述及伊朗的浓缩铀旋转离心机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听。只有极少数人同意伊朗的核问题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引人注目的挑战。对于我来说，任务是明确的：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免不久之后就将遭遇可怕的困境——（伊朗的）核弹或者（以色列的）轰炸。然而，不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里，很多人都把我视为一个杞人忧天的人，不怀好意地散布着恐慌和焦虑。那些我身边的以色列的著名人士以及我所工作的以色列媒体只是对伊朗徒逞口舌，却拒绝去了解伊朗。国际社会与国际媒体也是如此。尽管大家都知道伊朗的威胁在那儿——而且更加迫近——但鲜有人承认这一点，更少有人殚精竭虑地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以阻止伊朗的核威胁。
伊朗的核挑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自1945年起，国际社会就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成功遏制了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就会导致核武器的全球化，这可能最终危及到长崎事件后（post-nagasaki）奇迹般的和平局面。
伊朗的核挑战同样有一个美国背景。在进攻伊拉克和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操控力量被认为是减弱的。随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美国失去了一些古老的阿拉伯联盟，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旦华盛顿在与德黑兰的战略对抗中败北，它将可能失去中东对美国的尊重。一个核化的伊朗将成为世界一块重要区域的主导力量，并且将带动这块区域对抗美利坚帝国。
伊朗的核挑战同样也有一个以色列的背景。确实，大家都说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是以色列从来不曾利用它的核武器。尽管以色列一直受到来自邻居的威胁，但它从来没有恐吓说要消灭它的邻居。在核领域，以色列有着极其负责和克制的态度。伊朗却是不同的。伊朗谋求区域霸权，他们想要看到以色列的毁灭。如果他们获得了原子弹，很可能会使用它，或者把其交给可能会使用它的人。一个核化的伊朗将会迫使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走向核化，环绕着以色列将诞生一个不稳定的、多极化的核体系，使它的战略地位崩塌，将其国民的生活拉入一个无休止的噩梦中。
然而，尽管这三重背景已被人们知晓并认可，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以色列，这么多年来都对伊朗不闻不问。其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道义，而在于认知。在纳坦兹和福尔道，那些面对着铀浓缩设施的人没有好人或坏人的区分——只有看到和没看到的分别。在21世纪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以色列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其一切所能，使之不要抵达核弹爆炸的临界点。但以色列却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处理伊朗的挑战。战略制定和情报机构会关注这个问题，但广大公众却忽略了它。因为伊朗的威胁还没有造成直接的后果，或者耗费有形资产的成本，所以这个威胁仍然是抽象而模糊的。它没有成为政治辩论或者公共话题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还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就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阻碍让我们不能看清伊朗，耗费了我们关键性的十年，而我们本可以在这十年中利用我们的力量阻止伊朗。
被这个认知障碍遮蔽的不仅仅是以色列。2005年，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都知晓了伊朗的核计划。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都知道这可能危及美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未来。但是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观念上，西方的公众舆论无法处理这个挑战。西方的媒体、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们正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伊朗的挑战不闻不问。很多人不愿去听，不愿去看，不愿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在遏制伊朗的行动上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被搁浅了。没有及时地强制实施严厉制裁。一份与俄罗斯达成的对伊朗实施贸易禁运的协议遭到搁浅。伊朗的最高领袖并没有收到一个确切的最后通牒：是要（军事上的）核化，还是（政治上的）生存。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德黑兰碰上了一个虚弱而心不在焉的西方，这样的西方根本不能阻挡它迈向核弹的脚步。
以色列的认知障碍和西方的认知障碍有很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战略上的成功与稳定造成的后果。40年来，在迪莫纳的保护伞下，以色列人享受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们开始认为，以色列战略上的区域垄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或者干脆拒绝去想象这种垄断有可能结束，而一旦结束将带来可怕的后果。确实，曾经爆发了两次海湾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但它们不会威胁到以色列的存在。既然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自满的情绪便开始滋生。以色列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迪莫纳的核保护伞破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70年以来，在西方战略优势的安全保障下，美国人和欧洲人享受着和平而富足的生活。因此，他们同样也将这种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没有意识到，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核威胁的出现将直接影响到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的美好生活。确实，在此期间曾经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布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但是除了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62年）之外，美国和欧洲还不曾暴露在真正的核威胁之下。当战略稳定没有遭遇到真正挑战，他们的自满情绪也在滋长。美国人与欧洲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核威胁危机到他们的安逸生活和幸福追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伊朗的核工程就像一棵猴面包树。在它成长的早期阶段，它非常容易被连根拔起。伊朗早期的核工程无法同西方力量对抗。但是在它成长的早期阶段，没有任何人认真尝试要把它连根拔起。因为在伊朗的坚韧同以色列与西方的自满之间，伊朗人占据了上风。美国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沼，并没有关注伊朗。以色列忙于处理定居点问题，没有关注离心机。欧洲因为其内部弱点而陷入瘫痪。西方和以色列都看到了从伊朗长出的可怕的核武器的大树，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却都没有砍伐它。
我与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会面的地方是在特拉维夫东部、嘉美约瑟夫（Karmei Yosef）舒适的家中。从阳台向外望去，这里的景致真是美极了：特拉维夫的天际线、地中海的海岸线、雷霍沃特白色的城区、胡尔达灰绿色的葡萄园，特拉基色（Tel Gezer）的考古遗迹。园篱外大约500码的地方，基色山的山坡上，是一片受到精心照料的果园，那里曾经坐落着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阿布舒莎以及我的曾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来此定居时居住的豪华宅邸。
1981年，八名以色列飞行员轰炸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这是由法国人建造的核反应堆，亚德林（Yadlin）少校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作为军事情报团的首席成员，亚德林将军负责收集关于朝鲜人修建的叙利亚代尔祖尔（Deir ez Zor）[112]核反应堆的情报。从2006年到2010年，亚德林在以色列对抗伊朗核工程的行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并不是那个把“贝京学说”（Begin Doctrine）[113]概念化的人，但他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以色列的贝京学说不允许任何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两度成功贯彻贝京学说，而第三次尝试差一点就成功了。所以我坐在这里，坐在庭院用椅上，认真聆听这位圆圆脸庞的以色列将军，聆听这位思想深邃的将军如何一次又一次恰巧地邂逅决定历史的时刻。
亚德林首先跟我谈起他在内盖夫的哈泽里姆基布兹度过的童年时光，在那里开拓土地的农夫们在盐碱地上挣扎着努力工作，并最终征服了这片土地。抚养并塑造了亚德林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他们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他们温和而仁慈，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征服沙漠，为犹太人民在沙漠中建起一个家园。然后，亚德林告诉我他在以色列空军里度过的早期生涯。在20世纪70年代，他很为自己属于这个最专业、高效的以色列机构而感到自豪，空军保证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存在。然后，亚德林向我谈起那受创的18天以及赎罪日战争的那个晚上：他同队的7名飞行员牺牲，5名被俘，而他所在空军中队拥有的30架天鹰轰炸机（Skyhawk bombers）中17架被摧毁。当战事在亚德林周遭全线爆发时，他学会了更加坚强，并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在1973年后的恢复时间里，以色列空军（IAF）也是这样。1980年的夏天，当亚德林从犹他州的集训返回以色列时，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第一支F–16战斗机中队里顶尖飞行员中的一员，他与他的同伴都感受到一种复兴的力量。
1981年的任务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轰炸巴格达郊区法国人为伊拉克建造的核反应堆。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巴格达过于遥远，以色列的空军还没有掌握实现这个任务所需要的技术。那时还没有GPS，没有智能炸弹，也不能实现空中加油。这样的任务也没有一个先例：世界上还没有一支空军曾经轰炸过一个核反应堆。然而，1981年6月7日，当地时间16时，八架最先进的F–16轰炸机起飞，飞越了埃拉特海湾，低空飞行了600英里，穿越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他们越过了山峦、沙漠、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山谷，越过了高原、运河、铁路、房屋和田地。一些伊拉克的平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向低空掠过他们房顶的飞行员们挥手致意。然后，在飞行了103分钟后，亚德林在20秒内从500英尺爬升到10 000英尺的高度。现在，他可以看到核反应堆的圆顶，5秒钟后，核反应堆就进入了炸弹的射程瞄准。10秒钟后，这个年轻的基布兹社员按下了按钮，投放出两个2 000磅重的炸弹。20秒钟后，他快速下降躲入防空导弹喷发的滚滚浓烟中，再次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飞越了渐暗的伊拉克沙漠，穿越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逃回了家。亚德林坐在驾驶舱里，他知道，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瞄准目标、细致入微的一分钟就解除了第二次犹太人大屠杀的威胁。
2007年的任务看起来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摧毁朝鲜人为叙利亚建造的，并未挑起战争的核反应堆。亚德林没有跟我谈论那些被非以色列的媒体认为是以色列操作的技术细节，但是很多关于“果园行动”（Operation Orchard）信息都被国外记者和专家们披露报道。
这一次的挑战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观念层面。飞机和炸弹并不是最困难的，困难的是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且及时做出正确的决定。2006年，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摩萨德）的局长迈尔·达甘（Meir Dagan）认为，在叙利亚进行情报资源的投入是没有意义的，这将是无用功，因为叙利亚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威胁到以色列。阿莫斯·亚德林不敢苟同。他记得三年前，以色列就未能侦查到利比亚的核工程；于是他要求他的助理们扫描所有可以得到的材料，看看有没有潜藏的惊喜。2006年夏末，其中一名助理发现，在位于代尔祖尔的一座大型建筑里可能潜藏着朝鲜人民的钚反应堆。到秋天的时候，已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看似疯狂的假设。根据一些并非出自以色列的消息，亚德林向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以及一名被解雇的美国情报官员诉说了他的忧虑。这两人都受到达甘的影响，达甘坚持叙利亚不存在核反应堆。然而，2007年3月，一则情报完全颠覆了达甘的认识。根据一些非以色列的材料，这位摩萨德的局长现在要求在核反应堆激活之前，在叙利亚认识到他们的大秘密被发觉之前，立即采取行动。在2007年春末这段时期，亚德林成为这项行动的负责人。非以色列的消息宣称，正是亚德林建议总理和参谋长计划一个低调的行动，以免令叙利亚的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感到尴尬，以免他发动一场全面的报复性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还为阿萨德提供了掩护，他们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非以色列的消息还宣称，亚德林的军事情报同样证明，还有足够的时间计划一次合理的、高度冒险的空袭，最佳时机就在几个月之内，当核反应堆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现在看来，亚德林的确是正确的，果园行动的精确定时定性达成了两项基本目标——清除核心，没有战争。
根据美国记者和分析人士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的说法，2007年9月5日午夜刚过，四架F–16轰炸机腾空，飞向叙利亚的核反应堆。飞机从伊兹拉山谷空军基地起飞，26年前，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飞机同样从这里升空。在2012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的一篇长文中，马科夫斯基描述道，四架F–16飞机由四架F–15飞机护航，从沙漠里的空军基地起飞——这个基地距离亚德林孩提时代的基布兹不远，后来他在这里担任指挥官。八架以色列飞机，配备有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沿着地中海沿岸、沿着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飞来。午夜过后，他们向生产钚的工厂投放了17吨的炸弹，将之夷为平地。
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气氛十分紧张：叙利亚会回以一个毁灭性的导弹袭击、让特拉维夫陷入一片火海吗？会爆发一场威胁到几千条生命的战争吗？就像亚德林所预料到的那样，一个被打垮的叙利亚没有任何回应。以色列的力量、威慑和秘密行动能力，令叙利亚在被击溃的沉默中低下了头颅。这是贝京学说的第二次贯彻，也是引人注目的又一次成功。当全世界都无法阻止一个阿拉伯的独裁政权走向核化，当美国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际，以色列抓住了主动权，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谨慎地盘旋在目标之上，以色列再一次地解除了第二次大屠杀的威胁。
然而，对伊朗的任务要远比1981年或2007年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伊朗人要远比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更富有经验，也更加狡猾。他们的战略目标不是快速地建造一枚核弹，而是安全地建造出一枚核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工程有那么多迹象可循：他们在布什尔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阿拉克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帕尔钦建起一个军事基地，在纳坦兹兴建铀浓缩设施，在福尔道兴建了一个地下燃料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尝试在国际合法性的庇护下进行大部分的工作。他们小心地不被当场抓获，不留下确凿的证据。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挑衅到西方，以免激怒西方，刺激他们采取措施。就在亚德林于2006年1月被任命领导以色列情报机构时，伊朗开始在纳坦兹提炼浓缩铀。他们先获得了几台离心机，然后是几十台、几百台。在2007年初，他们还只有1 000台离心机。到2013年，他们拥有的离心机超过了15 000台，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尖端的产品。因此，伊朗的浓缩铀产量从2008年初的区区50公斤增长到2013年中旬的7 000公斤。尽管国际社会（虚弱地）提出了抗议，并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制裁，但伊朗人耐心而顽强地向他们的目标进军。在以色列国防军13层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亚德林将军所监控到的情况就是，伊朗人愚弄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愚弄了联合国，愚弄了西方列强，越来越接近他们觊觎的原子弹。
以色列回应伊朗的时候已经晚了。2002年，阿里埃勒·沙龙总理要求迈尔·达甘化解伊朗的核威胁。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摩萨德收到了大笔的资金，并执行了一系列的惊险行动，包括了网络攻击和对核能专家的暗杀，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战略成果。然而，达甘的正常的自信心态变成了傲慢。在2005年，他向他的同事和上级承诺，伊朗不可能旋转起哪怕一台离心机。两年后，当超过1 000台的离心机在纳坦兹旋转起来时，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IDF High Command）开始担忧达甘的方式将把以色列引向一个死胡同。当外交交涉和制裁措施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除了考虑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情报机构头目亚德林、空军指挥官埃利泽·沙基德（Eliezer Shkedi）、副总参谋长丹·哈雷尔（Dan Harel），都坚持以色列必须准备一个可靠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一些高级将领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参谋长加比·阿什克纳齐（Gabi Ashkenazi）仍然命令空军去规划一个行动计划。情报开始被收集分析，飞行员开始接受训练，就像1981年和2007年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准备着要把贝京学说第三次付诸实施。
2007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代表美国16家情报机构的共同观点提出，尚未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伊朗确实在尝试发展核武器。当亚德林与他的美国同行在罗马会面后，他明白了这份令人惊异的报告诞生的原因：以伊拉克战争的创伤为前提，以白宫操纵的错误情报为基础，美国情报界决心阻止总统乔治·W. 布什突兀地对伊朗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卷入与第三个伊斯兰国家的第三场战争。但是当亚德林返回特拉维夫，与他的参谋们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进行评估和再评估时，他们得出结论：美国这份报告站不住脚。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四支不同的分析团队宣称，伊朗正在发展军事化的核力量，而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伊朗核计划的操控水平。
孤立伊朗是非常困难的。法国和英国是仅有的两个真正了解伊朗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印度都与伊朗有合作。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在与伊朗有贸易往来。而美国身陷战争，对伊朗分身乏术。甚至在以色列内部，领导集团也没有对伊朗投入过多关注。人们普遍地认为达甘可以阻挠伊朗的核工程。当伊朗的离心机成倍增加、伊朗的铀成堆地生产出来时，以色列正在呼呼大睡。一些非以色列的资料表明，即便是沙基德和亚德林的军事行动也正变得不为人重视。
直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执政。当他在2009年4月踏进办公室的时候，跟随他进来的还有他全新的应对伊朗的方式。就像他看到的那样，他认为伊朗就是21世纪的纳粹德国，其非常规的体制配以非常规的武器会是致命的。21世纪初的西方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那般虚弱而颓废。但是犹太人民不会再次走向某个核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的犹太人民有了一个国家，有了一支军队，有了技术力量。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防止特拉维夫变成广岛。
这位新总理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知觉醒。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内塔尼亚胡了解伊朗，深入探究伊朗，几乎是完全地关注伊朗。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阻止伊朗走向核化。为了阻止伊朗，他与工党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组建起一个奇异的联合政府，并任命巴拉克为国防部长。为了阻止伊朗，他调拨了巨额的资金，并分配给情报收集和空军建设，同时保持与西方领导人的坦诚的对话。为了阻止伊朗，他规划了一套高效率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并时刻准备启动该计划。随着他将以色列国防军整装就绪，美国变得越来越担忧。2009年、2010年、2011年里有好几次，以色列表现得就像要攻击的样子。看起来中东战争一触即发，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以色列都十分紧张。
阿莫斯·亚德林和他的将军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不是真的打算发动一场袭击，或者他们只是在玩一局前所未有的战略游戏。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他的上级进行了一个测试：他要求他们拨付特殊资金和授权特殊的情报收集权力，所需的这些都是在谋划一场真正的袭击过程中才会需要的。巴拉克驳回了要求，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于是这位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也许国防部长有自己的秘密议程，但总理却是认真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真的相信犹太民族命悬一线。如果其他方式都失败了，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展开攻击。
华盛顿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9年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接触政策上，2010年都浪费在强迫联合国实施制裁的失败尝试上。但是在2011年，一个绝望的以色列下了一步棋，令人忧虑，以致促使鸽派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非鸽派的措施。奥巴马首先批准了对伊朗的网络战，然后，在协调好欧洲人以后，他开始对伊朗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最终，他命令五角大楼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然而，当以色列的军事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政治上的成功时，以色列内部却乱套了。达甘拒绝承认付出宝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网络战没有达成击败伊朗的战略目标。参谋长加比·阿什克纳齐坚决反对将他设计的军事行动真正付诸实施。一场大型的斗争爆发了，一边是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另一边是达甘和阿什克纳齐。国家安全局辛贝特的局长尤瓦尔·迪斯金（Yuval Diskin），以及大多数的军队将领支持达甘和阿什克纳齐。而总理和国防部长认为，他们的下属缺乏历史远见和勇气，而这些高级军事将领们认为，他们的上级是以救世主自居的、煽动战争的狂热分子。两方的激烈争论很快变成了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粗俗而令人厌恶。为了使这场辩论更切题而少一些针对个人，亚德林将军起草了一个包含17个问题的调查问卷，旨在让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只有当亚德林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肯定的答复，以色列才有理由对伊朗展开一场袭击。
随着以色列内部的辩论逐渐失控，各种各样的灾难预言传播开来。鸽派认为以色列无缘无故地发动突袭将危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导致一场区域战争，引发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将因此丧生。而鹰派则坚称，现在的不作为将导致中东地区多元化的核体系的建立，将导致整个地区走向激进，卷入无休止的常规战争中，特拉维夫将很可能遭到原子弹的袭击。而亚德林尝试走第三条路。一方面，他赞同以色列的轰炸将阻止一枚伊朗的核弹是合理的战略构想，并且不会导致末日战争降临。他相信以色列的军事选择是有效的，并且不论是以色列还是西方国家，都足以承受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如果以色列回避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几百颗伊朗导弹和几千个真主党的火箭弹，以色列将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另一方面，亚德林认为，在没有获得国际合法性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美国拒绝辅之以制裁，只需两年时间就会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亚德林宣称，挑战并不在于军事行动本身，而在于采取行动后的十年。他敦促内塔尼亚胡总理不要与奥巴马总统争执，而是与之建立一个亲密的战略同盟。只有庞大的美利坚民主政体与小小的以色列民主政体齐头并进，才能阻挡正在上升的什叶派的力量。
内塔尼亚胡无视亚德林的建议。他不仅没有以占领区的让步换取奥巴马的支持和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改善，而且他激怒了奥巴马。他使以色列陷入半遗弃状态。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国外，内塔尼亚胡都没有为其宏伟的军事行动建立起合法性的外衣。当这项军事选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以色列的总理开始自视甚高。在2012年的夏天，内塔尼亚胡被指控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在这一年秋天，事实已经很明显，他已经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2012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红线演讲”（red-line speech）[114]，号召国际社会在伊朗的核计划进入最后阶段之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表示让步的发言。在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动袭击后，他将关键点挪后到2013年至201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以色列的命运交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手里。但亚德林告诉我，在这次重要演讲之后，情况已经恶化了。伊朗发动“突围”（breakout），发动核弹袭击的时间，从6个月缩减到不到3个月，很快又缩减到一个月。亚德林说，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伊朗人已经越过了内塔尼亚胡的“红线”。他们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而以色列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不久以后，他们将抵达目标，届时，即使是美国也会发觉自己很难阻止他们。揭晓真相的时候到了，如果西方还不赶快清醒，如果美国还不下定决心，以色列将很快面对最戏剧化的十字路口。它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轰炸，还是被轰炸。
亚德林认为，伊朗总统选举中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总统的令人惊异的胜利，暗示了内塔尼亚胡的策略是部分成功的：以色列在2010年至2011年的威慑力导致了2012年的国际压力，并相应地导致了伊朗在2013年的政局变化。如果西方没有让步，如果西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并提出一个军事选择，就可以达成一个化解伊朗核危机的全面协议。但是，第二任期内的奥巴马政府优柔寡断，伊朗也许已经占据了上风。亚德林再一次地被吸纳入以色列的决策圈，他认为，揭晓真相的真正时刻就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或者2014年的第一个季度。一旦犹太国家被逼至绝路，它将义无反顾地发动突然攻击。
对伊朗的决议，也许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以色列所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仿效了迪莫纳的决议。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承担的风险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需要的都是无畏、责任和狡猾。以色列必须与西方势力合作，但也同样必须经得住它们的压力。面临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国家必须动员它的全部资源和技能，由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支持并推动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因此，当我坐在阿莫斯·亚德林身边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那些艰难的年代运营迪莫纳的工程师。贝京学说是对迪莫纳的一个补充，用以确保在整个中东只有一个迪莫纳。而亚德林和他的同伴们在21世纪初面临的挑战与工程师及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没什么不同。不过，有一个主要区别。当建造迪莫纳时，年轻的以色列有着堪称典范的行为举止，但面对纳坦兹和福尔多时，中年的以色列步履蹒跚，摇摇欲坠。诚然，伟大事迹的实现要归功于卓越的情报和技术。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这些成就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是这个曾经创造奇迹的国家现在还没有调动它的全部力量、采取适当的抗争，来应对它眼前的最富戏剧性的生存挑战。
亚德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带着苦笑，再现了他任期时的那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一年，每个人都相信达甘会解决掉伊朗问题，而亚德林将宝贵的军事资源和情报资源花在当前对伊朗的斗争上。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二年，情报和军事能力都显著提高，但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转移了人们对伊朗的注意力，美国的NIE报告又搅了浑水。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三年，他已经手握对伊朗的充分情报，但此时在纳坦兹，伊朗人已经转入到秘密地下工作状态，已经建造了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已经跨上了以色列先前定义的不归路。在亚德林任期的第四年，内塔尼亚胡再次启动了阻止伊朗的战斗，但不久就证明，亚德林和达甘所指望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网络战作用非常有限。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五年，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说服国际社会果断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内的辩论逐渐变得越来越丑恶。但是在亚德林退休后的几年里—2011年至2013年——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开始结出果实。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对伊朗实施了强制制裁，虽然制裁时机已经迟得令人无法原谅。伊朗的经济开始崩溃。诚然，伊朗人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浓缩铀，足以令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爆发性地制造出6~7枚核弹。然而最终，他们脚踩的大地开始颤抖。希望在最后一刻，他们可以被成功阻止。
也许已经太迟了。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除了包容伊朗或者以武力阻止它。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沮丧后，亚德林想要相信西方能够在午夜降临前的一分钟醒来，相信西方不会舍弃以色列，让它独自面对意在把它消灭的狂热势力。
“请给我讲一讲那些伊朗人，”我对亚德林说道，“当你阅读着从德黑兰来的机密情报，你从中知道了什么呢？你看到了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怎样的一种体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在伊朗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宗教狂热和战略审慎的融合，”坐在我对面的这位戴眼镜、热心的退休将军说道，“伊朗人野心勃勃。他们将自己与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斗争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文明是更为纯正、正义，因此理应更加强大。对于他们来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明是一种邪恶的帝国主义文明，而这种文明正处在衰退阶段。他们因看到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在伊朗所做的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而感到由衷愤怒。他们完全相信，因为我们的文明是被宠坏的、是道德败坏的，因此我们的文明不能经受挫折，没有恢复能力，必将腐败堕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将占据优势地位，丝毫不怀疑他们最终将使以色列、欧洲和美国衰败。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坚信。他们正在崛起的文化将颠覆我们的文化。”
“可是，”亚德林继续说道，“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这些狂热分子行事老练而克制。他们并不着急，也不轻率，他们很少犯错误。与其提前直接挺进他们的目标并且吸引战火，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广泛而稳定的战线，慢慢向目标进发，这样就能在适当的时候以高度的精确性占领它。我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才理解了这一点，而当我真正领会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后，我被折服了。除了向这些伊朗人表示尊重，你无法给出其他评价。他们极其严肃，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事，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跟我说说以色列人吧，”我对亚德林说道，“我们是怎样行事的？我们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吗？”
“我们的问题是，在每一个方面，伊朗都离我们太远了，”他回答道，“于是，伊朗没有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有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与我们不相干，而有的人认为我们承担的东西已经太多了。这两种想法都导致了同一个结果：我们处理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动，我们对付加沙地带闹独立的巴勒斯坦人，我们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商议和平进程——但是，我们没有关注伊朗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伊朗问题。直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与此同时，美国人正在处理基地组织、阿富汗和伊拉克，也没有关注伊朗。没有认真处置伊朗问题。直到现在，已经太晚了。因此对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来说，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对摩萨德说道：‘拿着这些钱，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摩萨德拿了这些钱，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以色列国防军才奋起应对这个挑战；而一直到2009年，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集团才应对这个挑战；一直到2011年，全世界才清醒了过来。这个戏剧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清醒是不是来得太迟了。我们不知道答案。”
如果说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充斥着抗议的夏天，那么2012年的夏天就是一个充斥着焦虑的夏天。在这一年年初，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埃胡德·巴拉克就暗示过，对于他们来说，2012年是决定性的一年。两人都认为伊朗即将进入“免疫区”，这个免疫区将令以色列无法对其实施军事对抗行动。如果国际社会不打算立即停止对“免疫区”的塑造，以色列将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阻止伊朗——通过行使其现在享有盛名的军事行动。随着夏天的临近，局势越发紧张。我自己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我随同总理参加了两次非公开的会议，随同国防部长参加了三次非公开会议，当我走出会场时，我觉得双膝在颤抖。他们真正的意思真的是他们说出来的那些吗？内塔尼亚胡真的觉得奥巴马总统就像在1944年选择不轰炸奥斯维辛的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吗？巴拉克真的认为仅仅在9个月或者12个月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发动一场袭击吗？很难解读巴拉克的想法，但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完全真诚的。他似乎确信他就是21世纪的丘吉尔，他必须从终极邪恶中拯救他的家园，拯救整个西方。
但是，内塔尼亚胡的行事并不像丘吉尔。他没有与他的人民分享他对现实的敏锐觉察，也没有使他的国家准备好应对一个终极考验。尽管他正确地看待了伊朗的挑战，尽管他是一个富有天赋和战略眼光的战略高手，他并没设计出他理应完成的宏图。在他的领导下，人们认为真正威胁世界和平的是耶路撒冷，而不是伊朗。因为他的个人行为，在以色列内阁、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人民以及世界之间，横亘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我曾经对以色列的几名杰出的战略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刊登在2012年夏天的《国土报》上，他们证实了我在十年前凭借直觉理解的事情：伊朗并不是内塔尼亚胡创造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妖怪，它是确实存在的威胁。所以当焦虑的夏天即将结束时，却没有发动一次攻击，我知道这仅仅是一次中场休息。伊朗危机没有解决，它只是简单地被推迟了。在巴勒斯坦战线重新燃起战意之后，在以色列陷入激烈的竞选之后，原本应该在2012年年底做出的决定被推后。但是伊朗危机仍然在这里。伊朗给以色列的未来笼罩了一片浓重的阴影。
2013年的上半年意义非凡。尽管现在以色列人充分意识到伊朗造成的困境及其意义，但他们选择了忽略。在以色列2013年的竞选中，伊朗议题的谈及次数还不如三个月前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谈及得多。当以色列的新政府在2013年春组建时，伊朗还不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如今，几乎所有的老牌政客——巴拉克、达甘、阿什克纳齐、迪斯金和亚德林以及一些参与到伊朗议题讨论中的著名行政部长们——都已经离开了，但有一名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政客仍然留了下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与这位连任的总理及他的新任国防部长摩西·亚龙（Moshe Yaalon）以及新任参谋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的会谈中，我非常明确地看到伊朗问题已经被排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给予奥巴马一个机会、给予制裁一个机会、给予外交一个机会之后，他们确实感觉手中的论据是前所未有的强悍。而现在，以色列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也同样感觉到地缘战略的变化——叙利亚的彻底垮台、真主党的软弱、逊尼派（Sunnis）和什叶派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这一切宣告鸽派所称的危言耸听成了过去时。如果以色列发动袭击，收到的反击将不会是灾难性的，中东不会被区域战争的战火所吞噬。所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是一个美国问题。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有这个决心吗？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会阻止伊朗或者允许以色列阻止伊朗吗？不像以色列的普通公众，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充分地意识到，2013~2014年最重要的事件或者最期待的事件就是伊朗事件。
在与阿莫斯·亚德林告别后，我看向外面古老的基色的坟冢，在这里有着二十多个文明遗迹，我看向特拉维夫的地平线。特拉维夫自由开明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就像纽约文化一样：它只能在西方战略优势的保护伞下生存。然而，特拉维夫比纽约更为暴露，它能倚靠的不只是迪莫纳，还有迪莫纳的补充——贝京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在1981年和2007年，特拉维夫有能力实践贝京学说，保障它的未来。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能力也受到了削弱。当世界改变了，迪莫纳的垄断也褪色了。到2020年、2030年，特拉维夫还能维持它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的生活吗？最先进的轰炸机，低低地飞过基色古老的坟茔。
[112] 叙利亚东部城市。
[113] 198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派出八架F–16战机彻底摧毁了巴格达附近的核基地，并在内阁公报中写道：“以色列绝不允许敌人对我们的人民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以色列的公民。”该事件定义了以色列现行的国家安全策略，即著名的“贝京学说”（Begin Doctrine）：强有力的先发制人，才是最好的防御。
[114] 内塔尼亚胡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做一般性辩论发言，通过一张画有炸弹和导火索的卡通图表向各国代表说明了伊朗核计划的具体进展情况，并在标注伊朗核计划第二阶段位置着重画出一条加粗红线，警告说伊朗拥有核武器是未来世界最大的威胁，因此为了确保能够阻止伊朗核计划，应首先在其铀浓缩活动这个要害部位上画条“红线”。“画一条‘红线’是和平阻止伊朗获取核弹的唯一途径，‘红线’不会导致战争，‘红线’会防止战争。”图片参考：http://pic.jschina.com.cn/0/13/99/45/13994593_574957.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