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弗纳和他以前的上司在1976年早春的这次谈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接触。但就跟主题有关的事件的叙述而言，这次谈话却是一个很好的结束。阿弗纳从所有的特务活动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据我所知，他现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个地方。
关于他那位幸存下来的伙伴“斯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还在安全机关工作，继续为国效劳。
在执行任务期间，阿弗纳的突击队没有找到的那三个恐怖分子——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瓦地·哈达德博士——仍然活跃在恐怖网络之中，时间长短不一。1975年，哈达德博士从乔治·哈巴希的组织中分裂出来也许是事实，也许不是。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1978年初，他住进医院，几个月后死在那里。据报道说是自然死亡。作为一位组织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无人能与他匹敌。从战斗精神来讲，他很可能超过了以前的伙伴哈巴希博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他们1975年的分道扬镳。这一点当时曾大肆宣扬。他与哈巴希博士的关系转入地下也同样有可能。哈达德博士死在医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没有证据否认这一点。
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穆罕默德·达乌德·欧德）在波兰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遭人枪击，不过并不致命。报道说，企图行刺达乌德的那个人——这个人事后逃跑了——是个以色列特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以色列特务机关是否大胆地把它的行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延伸到了对立阵营国家。在阿弗纳的突击队存在的那些年，这些地方是严禁进入的，所以它们就成了恐怖分子们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反恐人员在某些国家从事反恐活动很难。在这些国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动，如租房、人住酒店和结账离开以及租车都要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旦被捕，别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则的保护。按照“人道限制原则”，在西方国家，即使被怀疑为间谍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护。这样的行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许都非常严重。但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些国家对那些策划恶意渗透的国家的报复要比西方国家厉害得多。
鉴于此，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就有了某种意义。按照这份报告，枪击阿布·达乌德事件确实是以色列特工干的，但是是一个在酒店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而不是这个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就是暗杀他。虽然有人会说，一个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特工，其行动不可能超出任务规定的范围。但是由于此类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对立阵营内部采取行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报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杀阿布·达乌德的行动也可能是巴勒斯坦运动争斗的结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组织——或者是克格勃设下的陷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阿布·达乌德是在波兰遭到枪击而受伤的。
所有的报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萨拉米于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被暗杀。据报道，整个70年代期间，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务机关》一书中，描述了两次早期的暗杀行动，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击兵用一支伸缩式步枪从窗户里朝他开枪——结果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酷似他的人的身体里。按迪肯书中的说法，1976年的那次重创了萨拉米。但有消息来源，如大卫·B．汀宁报道说，只伤了他的一个朋友。
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当萨拉米乘坐的“雪佛兰”客货两用车经过一辆停在贝鲁特弗尔顿街和居里夫人街转角处的“大众”牌汽车时，萨拉米及其贴身保镖被炸飞了。很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萨拉米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目标，但他在1978年娶了前环球小姐（1971年）、黎巴嫩美人乔治娜·瑞兹克之后，生活变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丽·“彭妮洛佩”·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还亲自开枪了——纯粹是胡编乱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的胡编乱造。）我认为，说袭击兹威特和布迪亚的时候兹弗·扎米尔也在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利勒哈默尔现场也是不可能的。“穆萨德”的头头跟金发女突击队员“塔玛尔”一起，几次亲临欧洲现场，带有彻头彻尾编造的味道。但是，这种大胆的虚构行为尤其应该得到“穆萨德”“公共关系”部门的鼓励。
公平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出现过起初不认可的信息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拿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原来得到的威尔·兹威特在罗马的一个澳大利亚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冯·布劳恩”。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真实，是别人凭记忆提供给我的。我决定，除非我能核实，否则就不把它放人我的叙述之中。由于在报纸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决定将其删除。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才发现没有核实冯·布劳恩这个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虽然这些细节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们却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难题。因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能通过打个电话就能核实。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笔。根据我得到的资料，没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断汉姆沙里的电话线，也没有人假装电话维修人员在汉姆沙里或者他贴身保镖的眼皮底下，把炸弹装在电话底座上。
还有几点比较重要，虽然在整本书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对阿弗纳这个人的评价隐藏起来，但是现在谈谈我对他的印象也许有点意思。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绪的人：沉着冷静，冷静得几乎让你犯困——而几乎不用提醒——又会像蜥蜴一般动作敏捷地突然行动起来。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的手势很少。无论是说话还是倾听，他都很放松，几乎是一动不动。但只要一动，就非常迅速、专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个爬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么思考就开始行动——如果他走在前头，不会转身来看别人是否跟在后面。（“你们怎么进入那栋大楼的？”有一次在欧洲我指着一个限制区问他。“像这样。”他回答道。可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他就从门里走了进来。）他非常注意自己每个细小的习惯，极度重视整洁和闪亮的仪容，喜欢沉思，与人打交道时慷慨大方。
虽然他声称对自己有妻有儿的平静的生活感到满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这个词语我是从深谙辩论术的精神病学家安德鲁·I．马尔科姆那里借用来的）。而这一点，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现在从事秘密活动跟他的愿望和考虑相抵触，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满紧张刺激的体验。因此，我不相信他的声明，说什么他之所以参加反恐斗争，只是因为集体农场、部队、自己家里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同龄人都很重视爱国精神。但我不怀疑这是一个因素。
我确实觉得他参加反恐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因为可以对其他人动武而得到任何病态的满足。他乐意参加反恐斗争是因为另外一些需求。他与生俱来的喜欢冒险的个性需要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这种性格的人通常见于尽量延缓张伞的跳伞运动员和摩托车赛手等等）。他也有一种高度的竞争性，而这种竞争性通过其他的爱好和能力找不到发泄途径。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就阿弗纳而言，我觉得他讲述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过讲述，他能够再一次体验这些经历。
阿弗纳现在对那次任务的看法是，虽然欠考虑，但也不感到遗憾。虽然他声称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干掉或协助干掉的那些人没有敌意，但却一直把消灭他们的肉体看作是必要的、光荣的。他完全支持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决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疑虑。
虽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次任务是正确的，但他不再对其有效性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承认这种办法绝对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减少仇恨与紧张。但总体上他是这样认为的，即：如果20世纪70年代他的突击队和其他突击队没有干掉几个高层恐怖分子的话，以色列和西欧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他认为在瑞士和西班牙杀死那几个年轻的敢死队走卒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兰杀了那个女杀手，但并不后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她那个时候没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个人也会对她穷追不舍的，直到把她抓住为止。
虽然阿弗纳对同伴们的牺牲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讲述当时的情形时感动得流泪了——但他认为他们的牺牲自己没有责任。惟一例外的是“卡尔”。在这个事件中，虽然他认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纪比自己大的人发生冲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为一个领导应有的判断，但他立即指出，无论是他的同伴还是他的顶头上司都没有责备或责难他。作为一些高级特工名义上的领导，他不希望去管他们的私事。他虽然排在第一，但他们是平等的。鉴于这次任务的性质，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拿着他一个人的命令就去冒险，部队里也许可以，但在这里要冒险的话只有通过大家的集体决定才行。
虽然他觉得委屈，对以色列“加里西亚”权力精英们的诚信完全发生了动摇——他们要求别人绝对忠诚，不要任何回报，把信赖他人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当作爪牙而无视他们的情感和幸福——但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爱国心仍然没有减少。当他想起每次冲突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他都毫不含糊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在以色列和她的敌人之间，他也是坚定地跟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的。他甚至承认，那些权力精英们同样具有爱国冲动，也有爱国精神作指导，但他认为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再也不能按他们那种种族排外的、不留情面的、只顾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他承认，也许一切从事情报活动的政府部门的本质就是这样，愤世嫉俗，不留情面——对自己的雇员是这样，对外人也是这样——他还指望别的很可能就是愚蠢的。
他做噩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梦见的主要是在集体农场度过的孩提时代。他几乎没有做过关于部队或“六日战争”的很紧张的梦，关于那次任务的梦完全没有。
尽管很多人都习惯了有关现代情报机构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别是“穆萨德”而建立起来的神话，但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人去领导这样一次特殊的行动？除此之外，对超级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强了这种感觉——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们有非常高的造诣，性格丰富多彩，已成为我们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虚构的特工只是想象的产物，把马基雅弗利的俗气和亚瑟王的骑士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却明显达不到他那样的成就，我们就觉得受了欺骗。
除非他是个变态。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我们也能接受。我们习惯那种高深莫测的冷面杀手，也就是黑手党式的职业杀手、暴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暴徒和非常老练动机高尚的高级特工也许都存在，但毕竟很少（尤其是后者）。尽管都是虚构的，都是神话，我还是相当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的记录。我认为，情报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包括“穆萨德”，尽管是传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这一点常常被事实所证明，只要秘密行动一曝光，就可看出来了——无论是利勒哈默尔还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苏珊娜行动”都是普通人。在“苏珊娜行动”中，以色列特工企图破坏西方国家在埃及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企图，并希望归咎于埃及民族主义者。
鉴于此，“穆萨德”的一个著名的“复仇者”突击队的领导是一个趣味、见解、动机和成就都相当普通的人就不足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样，“穆萨德”通常似乎连“谋杀”或“肮脏的把戏”都不会依靠犯有罪行的变态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持。把五个拿着瑞士银行存折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每次转折的时候，他们都得制订计划，提供指导。与此同时，初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也完不成这个活。杰出的人物通常选择别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或者如果他们选择情报工作作为职业（这种情形很少）的话，他们就会以别的能力来为社会做贡献。而开枪杀人的事只有留给普通人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必须忠诚勇敢的同时，还有一个选择标准，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质，这一点和他们具备某些品质差不多同等重要。很显然，对他们来说，想像力太丰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丰富会多疑；太盲目会不稳定；太莽撞会粗心。一个反恐突击队要减少风险，似乎得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怎样找到目标以及突袭后怎样脱身。（第三个问题——怎样突袭——通常是由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自线人，这是一成不变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脱身——占了整个难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准备和组织才能的。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这个现代都市社会时刻处于动态之中。在当代社会中，彼此陌生、流动性强和拥挤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观者，甚至权力机构变得漠不关心。几乎谁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袭击的环境和不愿意干涉别人所谓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袭之前进行监视和突袭之后脱身成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顽固不化的神风队队员或者单独行动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当场抓住的。跟他们的受害者一样，刺客们撤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安全之所以后，再受到袭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们的同伙叛变。如果没有人叛变，他们被当局搜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认为，“穆萨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组织也是一样——就在于他们对用什么简单的办法完成任务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穆萨德”的这种认识也许来自于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最主要的武器一直是大胆、自信，依靠奇袭和速度，只在行动之前或之后暴露一分钟——或者只离现场一个街区的距离——这些都使他们能够融入到一个彼此不认识的、现代的、充满自由和流动的社会之中。“穆萨德”发现，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恐怖分子们非常容易地受到运用同样策略的反恐人员的攻击，同时也使得防止恐怖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穆萨德”很可能派出了几个反恐突击队对不同的渗透方法进行实验，“穆萨德”在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二个本事就是让一个突击队——阿弗纳的突击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除了一份名单和一笔资金之外，什么都不给他们，让他们像那些小型恐怖组织一样，在欧洲秘密活动。
这种方法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实验并旗开得胜，从而让一些研究者以为它是复杂庞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背后有一些品质非凡的特工。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了几个普通的前突击队员和特工，给他们一些资金让他们自由支配，让他们在形式上基本独立。正是这种大胆创新才保证了这次行动的成功。
谈到“穆萨德”对待自己特工的问题，对和错的界限非常模糊。假定确有那些事的话，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特工是被骗了。但是，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即一个特工应该意识到，他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放弃”特工工作的？有没有要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忠于这份事业？有没有一个虽然没签但已达成默契的服从合同，或者有没有一个在不愿意继续冒险时再枯燥也要耐着性子干下去的协议？如果一个特工拒绝的话，能不能说他违反了合同？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答案，但——作为一个人，我对特工的失望充满了同情——我觉得这是“穆萨德”心胸宽广的最好表现——首先可以容许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克格勃的特工是别指望这样跟他的上司对立的——编造了虚假的故事还能活下来也是别指望的。
除了对与错这个问题以外，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可能就是反恐有没有用了。阿弗纳的任务最终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人们常常认为，反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没有使潜在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反而使它恶化了；它没有使恐怖事件减少，反而使它增加了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事实。在慕尼黑惨案之后的大约十年中，以及从1980年8月至1981年11月之间，至少有二十次恐怖行动都是由“法塔赫”、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赛夸和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以及最近的“解放巴勒斯坦五月十五日运动”干的，致使巴黎、贝鲁特、内罗毕、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维也纳、雅典、安特卫普和罗马的三十六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在我看来，反恐有没有用，不能用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来决定。武力冲突从来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有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决定性的军事战斗。即便来一场“滑铁卢”，最终解决还要一两代人。
世界地图是用鲜血绘就的。这是个悲惨的事实。如果和平不是通过外来更强大的武力强加给战争双方的话，那么边界则完全是由胜利或者筋疲力尽来确定的。只要战斗精神尚存，国家除了每天必须战斗之外别无选择，不管一天的战斗是否能“解决”什么问题。否则的话，就只能是投降和失败。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是伪善的，他们的祖先用鲜血在地球上画下了自己的版图，却让历史较短的国家克制——不是在道德上克制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克制——如果他们过去也这样克制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生存下来。
这样说可能会误以为我在暗示不要克制战争，但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从道德判断方面来说，人们能够把战争行为和战争犯罪区分开来，同样也能把反恐活动和恐怖活动区分开来。标准就是：恐怖主义站在错误的一边，反恐不是。我们可以说，巴勒斯坦的事业是光荣的，以色列的事业也是光荣的。但我们不能说：反恐活动是光荣的，恐怖活动也是光荣的。反恐是否道德，是否有效，要看不反恐是否不道德，是否无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