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1000年中，东西方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达到高端统治，但都是困难重重。东方国家比西方国家的出现要晚得多，在公元前1000年时还处于低端统治。商朝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盟国把乌龟和马匹进贡到安阳，需要出兵打仗时就出兵。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推翻商朝，当时的周朝可能更加松散。武王并没有吞并商朝，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对其进行管制。武王在商都立了一个傀儡皇帝，之后就回到了渭河流域。
这是控制前朝残余势力成本较低的方法，但是很快，在低端统治中常见的手足竞争出现了。武王的家族也未能避免这种竞争。公元前1043年，武王薨，留下三个兄弟和一个儿子。根据史官记载（当然是由胜者编写的），因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他发动了叛变）。武王的另外两个哥哥联合商朝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周公。
公元前1041年，周公平定叛乱，杀死了两个哥哥，但是他意识到他不能像武王期望的那样统治商朝，也不能任由敌人密谋造反，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但低端的解决方法：派皇亲贵戚到黄河流域建立独立的城邦（关于数目，不同史书有不同记载，从26～73个不等）。这些城邦不用向他缴税，也能留守在黄河流域。
周室像个家族企业，与做家族生意最有名的黑手党有很多相似点。君主相当于周室的黑帮老大，以大规模的地产为生，用初步的官僚制度统治国家；那些次级统治者相当于黑帮大人物，住在自己坚固的城池中。当君主号召开战，诸侯就带着战车和军队来帮君主打败敌人。当战争结束，“歹徒们”分享战利品，然后各自回家。每个人都很开心（除了被掠夺的敌人）。
与黑帮老大一样，周王用精神及物质来奖励下属使其保持忠诚。君主将大量金钱用于立法，这是区分君主和歹徒的唯一区别。他们使次级统治者深信：君主作为一家之长、预言者及人与上天的沟通者，有权力号召他们。
君主对亲属的忠诚依赖度越高，相应的对掠夺财物的需求就越小。周王积极推动了一种新王权理论的形成：地，天界至高的神，因商王道德败坏而鄙弃他们，选择并委任周王做人间的统治者。关于武王的美德故事如此详细，以至于到公元前4世纪思想家孟子认为，武王没有攻打商朝，只是对民众说了一句“我不想打仗，只想给你们带来安定”，立刻“人们（因归顺而）磕头的声音像山崩地裂一样”。
即使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诸侯会相信这种荒谬的言论，但这个德配天命的理论确实起到了鼓励他们去追随君主的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周王道德败坏，上天可以撤回对他的天命，并选择他人。除了这些领主还有谁能判定君主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天的标准呢？
周朝的贵族喜欢在祭祀祖先所用的青铜器上铭刻他们所获得的荣誉，这一点很好地体现了物质和精神奖励的结合。例如，有篇题词介绍了成王（公元前1035～前1006年在位）如何在一个烦琐的仪式上给一位追随者封爵赏地。这篇题词写道：“晚上领主收到的赏赐有：许多樵夫，二百佃户，皇家马车，青铜马具马饰，一风衣，一长袍，布料和鞋屐。”
周朝的这个骗术非常有效。国王庞大的军队机动性很强（公元前9世纪时拥有数百辆战车），并达成先辈遗愿，向周朝周围的“野蛮敌人”收取“保护费”。周朝领土内的农民受到保护，辛勤劳作，促进城市发展。诸侯不向农民征税，而要求他们提供劳役。理论上很美好，农田被划成3×3九格，如井字棋盘那样，8家佃户分别耕作外面的8块农田，并轮流为中间第九块领主的农田干活。现实无疑要混乱得多，但贵族通过结合农民的劳动服务、掠夺和勒索，开始变得富有。他们修建壮观的陵墓，活人陪葬的数目比商朝要少，而用更多的战车陪葬。浇铸和铭刻数目惊人的青铜器（约1.3万件青铜器已经发掘和公布），尽管文字仍然是贵族的工具，但它的传播超越了其狭隘的用途。
但这个体系有一个缺点，它依赖于战争的胜利。王位传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在公元前976年昭王战败。失败不是任何人都想写下来的，我们了解的内容来自一部被遗弃的竹简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公元前296年随墓葬埋入地下，在近6个世纪后坟墓被盗时才被发现。据史书记载，两个诸侯支持昭王与周朝南疆的楚国开战。编年史上写道，“天空黑暗，狂风暴雨，”“野鸡野兔都吓坏了。昭王的6支军队在汉水全军覆灭，昭王战死”。
周朝突然失去了军队、君主以及天命的神奇性。也许就像诸侯们总结的那样，周王的品德也不是那么高尚。他们的问题更加复杂：在黄河东端发现的公元前950年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已不再表达对周室的忠心。君主努力去控制诸侯，但却失去了对西疆“野蛮的敌人”的控制，他们开始威胁周朝的城池。
新掠夺的土地不够肥沃，贵族间因土地而发生的矛盾明显上升。面对低端统治瓦解的危机，穆王转向了成本更高的解决方案，在公元前950年后，他建立官僚体系。几位周王（不确定是哪几位）通过行政官员转让土地，大概是为了奖励忠诚并惩罚背叛，但贵族做出了反击。将青铜器的铭文拼凑起来大概可以得知，在公元前885年，要不是许多诸侯坚持，夷王就会被废黜。夷王与最大的诸侯齐侯开战，在公元前863年将齐侯在铜锅里活煮。公元前842年，像黑帮老大被手下背叛并铲除一样，许多领主奋起反击，厉王流亡。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方的君主们也在公元前10～前9世纪建立了低端统治的国家。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的瓦解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之后是如何恢复的，都不为人知，但是在绝望中产生的发明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长途贸易的瓦解迫使人们转而依赖于当地资源，但一些重要商品，尤其是制作青铜的重要原料锡，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1]，西方人因此用铁来代替。塞浦路斯的铁匠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金技术，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知道如何从地中海地区常见的其貌不扬的红黑色铁矿石中提取有用的金属，但是只要还有青铜，铁就不会被广泛应用。锡供应的中断改变了这一切，使铁或其他金属成为主导。到公元前1000年为止，从希腊到现在的以色列，新且便宜的金属被广泛应用。
在20世纪40年代，欧洲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廉价的铁器使农业、工业和战争都民主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之后60年的发掘并未给出更明确的答案，但柴尔德肯定是正确的，由于铁器容易获取，这使金属武器和工具在公元前1000年要比在之前1000年中常见得多。即使在贸易恢复后，也没有人再用青铜做武器或工具了。
西方文明核心的恢复首先在以色列出现。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公元前10世纪，大卫和所罗门国王创造了从埃及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联合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迅速发展，所罗门国王宴请来自远方的示巴女王（也许在也门）并向地中海地区派出贸易代表团。尽管比一些国际性王国要弱小，但相比同时代的周室家族生意，联合王国更加中央集权化，向各地征税及收取贡品。如果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没有在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去世后突然分裂，这个联合王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除非这些事情都没有真正发生过。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不存在联合王国。他们认为这全都是幻想，是几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因当时形势糟糕而杜撰出来的，用以自我安慰。考古学家们在寻找《圣经》中提及的大卫和所罗门建造的宏伟建筑时遇到了困难，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即使最敬业的考古学家也会在关于古贮存容器年表的研讨会上打瞌睡，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个考古学家却提出，通常被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罐子其实是在公元前9世纪被创造的。这意味着先前那些被认为是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国宏伟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也必须向后推100年，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所罗门王国贫穷而普通，希伯来《圣经》的故事不正确。结果他引起了犹太人的公愤，不得不雇用保镖。
在我看来，《圣经》与第四章中提及的关于夏商朝的中国古典文献一样，可能被夸大，但也不可能全部是想象出来的，也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世纪末西方文明核心开始复苏。在公元前926年，利比亚诸侯舍松契一世夺取了埃及王权。为恢复埃及帝国，他进军犹大（即现代以色列南部和约旦河西岸），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北部地区，更强的国家也出现了。经过100年的黑暗时代，在公元前934年，从国王阿舒尔丹二世开始，亚述帝国再次崛起。亚述帝国恶行累累，相比之下周朝如同天堂一般。
阿舒尔丹很清楚亚述帝国正从黑暗时代复苏过来。“亚述帝国的人民曾因饥荒而流离失所，远离家乡，现在我把这些疲惫的人带回来了，”他写道，“我将他们安顿下来……他们生活安定。”在某些方面阿舒尔丹很传统，把自己看作亚述的守护神阿舒尔在人间的代表，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在过去2000年中所做的一样。不过，因为大多数凡人都没有认识到他是至高的神，阿舒尔在黑暗时代后成了一个非常愤怒的神。阿舒尔丹的任务是通过掠夺使凡人认识到阿舒尔神的至高地位。只要亚述帝国变得富有，一切都在所不惜。
在亚述中心地带，国王建立了一个小型官僚体系，任命管辖者为天子，赏赐大量土地和劳动者。这些都是高端统治策略，但亚述国王的实际权力来自低端统治。国王并不向人民征税，而依靠天子们提供部队，像周王一样，用爵位和战利品来奖励他们。天子们任期30年，爵位实行世袭制，并将劳动者转化成农奴。
和周王一样，亚述帝国的国王也都是贵族的傀儡，只要战争获胜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天子们提供的军队要比周朝的诸侯们提供的更庞大（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870年有5万步兵，在公元前845年有10万，外加几千辆战车），国王的相对高端的官僚体系给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不出意料，亚述周围弱小的邻国为了防止被亚述消灭掉而愿意向其支付保护费。亚述帝国的提议往往令它们难以拒绝，尤其是因为亚述帝国常常会在当地立一个傀儡国王，而不像周朝那样赶走当地人，用本国人取而代之。战败的国王也可以获利，如果下次他们将军队借给亚述帝国，那上缴的钱财可以有所减免。
有些代理国王可能会不遵守协议，因此亚述人想出了很多恐怖政策。代理国王并不需要膜拜阿舒尔神，但他们必须承认，阿舒尔统治天国及他们自己的守护神。结果导致了其他国家在宗教及政治方面发生叛乱，亚述人别无选择，只有严惩他们。亚述国王用刻有暴力场景的雕刻来装饰宫殿，面对屠杀他们已经麻木。举个例子，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在公元前870年左右对叛乱者的惩罚是：
我在他的城门外建一座塔，我要把叛乱的首领都剥皮，用他们的皮来盖塔。把有些人关进塔内，把有些人钉在柱子上，把其余的处以火刑。
许多俘虏被处以火刑，许多俘虏苟且活着。但是一些人，我把他们的鼻子、耳朵和手指切掉，还有许多人我把他们的眼睛挖掉了。我把活着的人堆成一堆，人头再堆成一堆。把他们的头挂在市里各个地方的树干上。年轻人和姑娘处以火刑。活捉到20个人，我把他们在宫里剥皮了……其余的战俘我让他们在沙漠里渴死。
在公元前9世纪，东西方文明核心的政治命运向着不同方向前进：周朝瓦解，亚述帝国在黑暗时代后复苏。但两者都经历了不断的战争、城市的发展、贸易的增长和新型但低端的统治策略的运用。在公元前8世纪，又出现了一些共同点：两者都发现了低端统治的局限性。
叛乱的诸侯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凡事有利也有弊。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地球的轴线产生轻微摆动，造成北半球狂风肆虐。在欧亚大陆西部，冬季吹的主要是从大西洋来的“西风”，这意味着冬季降雨量上升。这对于地中海盆地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在当地造成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一直是在炎热干燥天气中肆虐的肠道病毒，而且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冬季风不够大，就没有足够的雨水带来好收成。寒冷和雨水比疾病和饥饿要好得多。
但是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居民来说，新的气候很糟糕。当地造成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由寒冷和潮湿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主要的农业问题是夏季生长季节过于短暂。由于公元前800～前500年间的气候变化，欧洲北部和西部人口减少，但地中海周围地区人口增加。
中国的冬季风主要来自西伯利亚，所以在公元前800年后，冬季风变得更强烈，天气变得干燥寒冷。这样的气候有利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所以该地区的人口上升，但是对于生活在黄河以北、人口增长但气候却日益干旱的高原居民来说，日子更为艰难了。
在整体的大变化中，当然也存在着局部差异，但主要结果和第四章中我们看到的气候变化结果一样。区域间的平衡被打破，迫使人们做出反应。据一位撰写古气候学教科书的专家说：“如果这样的气候变化发生在今天，将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东西方土地面积差不多，且都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了冲突和革新的出现。这两者对统治者都有利，更多的冲突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帮助朋友并惩治敌人，更多革新意味着财富增长。推动两者发展的是人口增长，这意味着更多劳动者、士兵和收益。
那些掌握实权的君主确实能获益，但对于公元前8世纪采用低端统治策略的君主来说，要想获益有些困难。最大的赢家，即最有可能利用新机会的是低端统治君主所依赖的地方老大，即地方长官、地主和驻军指挥官。这对于君主来说是个坏消息。
在公元前770年，东西方的君主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埃及在公元前945年差不多都统一了，但在公元前804年分裂成了3个王国，到公元前770年分裂成了12个独立的公国。在亚述，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经过争斗才在公元前823年继承王位，但是他丧失了对代理国王和领主的控制。有些天子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动战争。亚述研究者将公元前783～公元前744年这段时间称为“间隔期”，在这段时间内，君主无足轻重，叛乱四起，领主肆意妄为。
对于地方贵族、小君主和小城邦，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最有趣的例子是腓尼基，位于现今的黎巴嫩海岸。由于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0世纪复苏，腓尼基因埃及和亚述间的贸易活动而繁荣。他们的财富引起了亚述人的注意，不过，到公元前850年，腓尼基人开始上缴保护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推动了腓尼基人冒险到地中海地区赚钱以谋求和平，其他人却认为，人口增长及地中海地区新市场的驱动更为重要。无论何种原因，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已开始航海远行，在塞浦路斯设立贸易点，甚至在克里特岛建立了小神社。到公元前750年，希腊诗人荷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读者知道（但并不相信）“腓尼基人以船而闻名，为了营利，他们用船载来无数漂亮的东西”。
希腊人口增长最快。腓尼基的探险家和商人使饥饿的希腊人觉醒了。公元前800年，有人携带希腊陶器到意大利南部；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西部长期定居。双方都喜欢通过河流连接内陆市场的港口，但希腊人比腓尼基人多，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定居，抢占了沿海最好的土地。
原住民有时也会抵制。有些人，如意大利埃特鲁斯坎和撒丁岛的部落，在殖民者到来前就已经有城镇和长途贸易了，现在他们建造城市和纪念碑，组织低端统治的国家，使农业密集化。他们根据希腊字母创造出了字母表（希腊人反过来又在公元前800～前750年间根据腓尼基语调整了希腊字母）。这些字母比以前拥有上百个符号的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加元音音节）更容易学习和使用，比拥有几千个符号的埃及象形文字或中文（每个符号代表一个不同的字）都要简单。乐观估计，在公元前5世纪，10%的雅典男性能阅读简单的文章或写自己的名字，数目远远超过之前东西方的任何地区。
我们对欧洲公元前1000年城市、国家和贸易发展的了解，相比对之前四五千年中农业发展（在第二章讨论过）的了解要多得多。但是对于两者相关问题的争论却很相似。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殖民化使城邦从地中海东部向西部延伸；有人反驳说，原住民为了抵抗殖民主义而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后者主要是年轻学者，指责前者在宣扬他们所谓的现代殖民体系的文明任务；而前者主要是老一代的学者，他们回应说，这些批评者意在扮演被压迫者的捍卫者，而不是真正想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与以色列考古学家引起的公愤相比（据我所知，暂时还没有人需要保镖），上面的论战明显要温和许多，但也算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足以吸引我。为了解开这个问题，2000～2006年的每个夏季我一直在西西里的一个叫蒙特帕里卓的发掘点工作。[2]这座原住民的古城在公元前650～前525年被厄力密亚人占领。它非常接近腓尼基和希腊的殖民地，从我们所在的山顶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检验到底是殖民化还是本地发展导致地中海西部崛起的理想地点。经过7年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兼而有之。
当然这与考古学家们对几千年前农业扩张得出的结论类似。在每种情况下，不论在核心或周边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所上升。商人和殖民者因受竞争对手排挤或是被机会吸引，离开核心地区；在周边地区，一些人积极效仿核心地区或形成自己的风格。结果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从核心地区向外扩散，覆盖早期的体系，并不断转化，因为周边地区的人们在转化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新方法，并发现了他们的后发优势。
蒙特帕里卓当地的一些新举措很重要。一方面，我们怀疑我们的发掘点被来自塞吉斯塔的厄力密亚人所破坏，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城邦。但是希腊殖民者的到来也很重要，因为塞吉斯塔国家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要和希腊竞争土地，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塞吉斯塔的贵族努力和希腊抗争，借鉴希腊的做法。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建的希腊式神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他们当时一定雇用了设计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建筑师。塞吉斯塔人也把自己融入了希腊神话，声称（罗马人也同样）自己是埃涅阿斯的后人。到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西部的殖民城市，如迦太基（腓尼基人移居地）和锡拉库扎（希腊人移居地），已经能和旧的核心地区相媲美。伊特鲁里亚的社会发展也不甘落后。几十个民族，如厄力密亚人，也不落后。
西方核心地区国家的瓦解与周边地区扩张的进程与东方相似，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大约在公元前810年，周宣王失去对诸侯的控制。诸侯日益强盛，觉得没有必要再服从君主。周朝的都城陷入了派系斗争，西北方的犬戎长驱直入。宣王的儿子幽王在公元前781年即位，他试图结束这种困境，决定跟叛乱的诸侯和权倾朝野并与太子及太子生母勾结的大臣们一决雌雄。
在这一点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公元前1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讲述了一个离奇故事：周朝有个君王曾打开了一个装有龙涎的千年古盒，一只黑色虫子爬了出来。司马迁并没有讲为什么君王让几个宫女脱光衣服，并对怪物吼叫。虫子没有逃跑，而是钻入了其中一人体内。这个宫女生下一个像爬虫的女婴后将其遗弃。一对避难的夫妇将这女婴带到了叛乱的诸侯国褒国。
故事的关键点是：龙女长大后成了一个美女，叫褒姒。公元前780年，褒国人为了与幽王达成一项协议，把褒姒献给了幽王。幽王宠爱褒姒，次年，褒姒诞下一子。这就是为什么幽王想杀太子和他生母了。
之后国家太平，直到公元前777年幽王流亡的儿子回到叛乱的诸侯国，并与幽王的权臣勾结。众多诸侯和西北方的犬戎结盟。
幽王只顾博宠姬褒姒一笑（褒姒不爱笑，考虑到她的背景，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有一事行得通。周朝设立了烽火台，如果犬戎突袭，鼓声和烽火可以通知诸侯出兵救援。司马迁说：
幽王命人点燃烽火台并打鼓。烽火台只有在外族入侵时才能点燃，许多诸侯赶来。但他们抵达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入侵者，狼狈撤离。看到这个场景，褒姒就笑了。幽王大喜，于是命人又点了几次烽火台。三番五次，各个诸侯慢慢开始不听幽王的命令，不来勤王。
幽王作茧自缚。当犬戎和申侯真的在公元前771年造反时，许多诸侯看到烽火却不愿再被戏弄，决定不发一兵一卒。叛军杀了幽王，烧毁都城，立其子为周平王。
这个故事很难当真，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确实保留了部分真实情况。在公元前8世纪70年代，西方的埃及和亚述统治者陆续丧权，中国的君主制也因人口增长、地方权力复苏、派系斗争和外族入侵等内外压力结合而受到重挫。
在公元前771年叛乱的诸侯们也许只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立了一个傀儡国王，继续无视君主。他们决定把自己的青铜礼器埋在渭河河谷里（考古人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在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等犬戎掠走宫中财宝退兵后再取回。但是他们想错了。犬戎没有退兵，诸侯立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位于黄河流域）。[3]原本的天子周室在丧失大片故土后已衰落，这一点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诸侯国中最强的郑侯开始挑战王权。在公元前719年，周王被迫将太子送到郑国当人质，在公元前707年，另一个诸侯故意用箭伤了周王。
到公元前700年，诸侯国（据一古书记载有148个）基本与周室脱离关系。为首的诸侯仍然打着周室的旗号行事，但实际上无视周室，相互争霸，私订盟约。在公元前667年，当时雄霸一时的齐桓公召集各诸侯会盟，承认他为盟主。次年齐桓公逼迫周王封他为伯侯，代表周室的利益。
北有戎狄，南有蛮族。齐桓公攘夷狄，创霸业。但这些战争的主要结果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殖民的结果类似，都是造成外族入侵，并迅速扩张。
在公元前7世纪，北方的国家与戎狄通过联姻而结盟。齐、晋、秦与许多精通周朝文化的戎狄首领结盟，扩张势力。南蛮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楚国，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与晋齐大战。到公元前7世纪50年代，楚国入盟。与西方的塞吉斯塔和自称是埃涅阿斯后代的罗马人不同的是，楚国的首领认为他们与中原的国家一样，是周朝的一个州。结合中原及南方特色的楚文化在公元前600年出现。
楚国实力大增，在公元前583年，晋国决定与其他蛮族结盟以对抗楚国。公元前506年，盟国之一吴国实力大增，打败楚国。到公元前482年，吴国称霸，与楚王一样，自称周室后代。另一个南方国家越国，此时也实力大增。越王勾践自称是大禹后代，卧薪尝胆，力图灭吴。在公元前473年，越国攻陷吴国，夫差上吊自杀，越国成为霸主。尽管政治体系瓦解，但东西方文明核心都急剧扩张。
西方的亚述帝国与东方的战国七雄
公元前750～前500年是历史的转折点。在公元前75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与其在公元前1200年文明核心瓦解前相当，逼近24分；公元前500年，东方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24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化，人口迁移，冲突不断升级，新国家成为文明核心，老国家开始瓦解。文明核心似乎完全有可能再次瓦解，但两个文明核心都进行自我调整，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来应对它们所面临的挑战。这就是图5-1如此单调但又有趣的原因。
改革最先在亚述出现。公元前744年，新贵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在一场政变后登上王位。刚开始，他和先前几位篡位的君主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之后短短20年间他使亚述从一个破落低端的国家蜕变成了充满活力的高端国家。在此期间，与黑手党的合法化一样，他从一个“黑道老大”变成了伟大（但残忍）的国王。
他的秘诀是废黜天子。提格拉·帕拉萨建了一支常备军，由他支持，只听命于他一人，而不需要领主提供军队。他迫使战俘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没有记载他是怎样做到的。当他的军队取胜时，提格拉·帕拉萨直接把战利品赐给军队，而不再和领主分享。倚仗军队，他瓦解了贵族的势力，细分国家高等行政机构，并将俘虏的宦官安排在这些机构中。宦官有两个好处：他们不可能有后代来袭位，且通常被认为他们不可能会叛乱。最重要的是，提格拉·帕拉萨通过扩大官僚体系来统治国家，废黜天子并选用忠于他的行政官员。
面对高昂的开支，提格拉·帕拉萨调整了国家财政制度。他主张定期上缴贡金，基本上就是税收，而不是不时地掠夺外族。如果代理国王有异议，提格拉·帕拉萨就用亚述官员代替他。例如，以色列王比加在公元前735年与大马士革城和其他叙利亚城市一起发动抗税起义。提格拉·帕拉萨狠狠惩治了他们。他在公元前732年攻破了大马士革城，派官员驻守，并吞并了以色列北部肥沃的山谷。提格拉·帕拉萨不得人心，结果被暗杀，比加人立何细亚为亲亚述的国王。
直到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727年去世，亚述一直都国泰民安。何细亚认为新亚述体系将随着提格拉·帕拉萨的死而消亡，于是他就停止上缴贡金，但提格拉·帕拉萨设立的机构即使在最高层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下去。亚述的新国王撒缦以色在公元前722年攻陷以色列，杀了何细亚，派官员驻守，并将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驱逐出境。从公元前934～前612年，亚述强行让450万人迁徙。部分人口被充军，建城池，参与提高帝国生产力的项目，如筑坝、栽树、培育橄榄树、挖运河等。被驱逐的劳动力进入尼尼微和巴比伦后，两座城市的人口都增加到10万，它们吸收各地资源，规模空前。社会发展高涨，到公元前700年时，亚述成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历史是不是因为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8世纪阻止了国家瓦解而改变了发展轨迹？曾经有段时间历史学家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一点，但现在他们都不会把结果只归因于这位独特的伟人。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伟大的提格拉·帕拉萨可能是很残酷，但绝不是唯一的。所有公元前8世纪晚期西方文明核心中的统治者都采用了中央集权化来应对他们的困境。在埃及，来自现今苏丹的努比亚人甚至在提格拉·帕拉萨夺取王位之前就已经统一了全国，并在之后的30年中进行改革。甚至到公元前8世纪10年代，犹大国王希西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历史并非仅由一个天才改变，当时的情形更像是绝望的人们想尽办法生存下去，其中最好的方法是获胜。要么中央集权，要么灭亡，未能成功控制地方领主的统治者被那些成功的统治者击败。希西家担忧亚述，感到有必要壮大犹大王国；亚述的新国王森纳赫里布也担忧希西家，感到有必要阻止他。公元前701年，森纳赫里布侵略犹大王国，俘虏它的人民。他赦免了耶路撒冷，因为（据希伯来《圣经》）上帝的天使击退了亚述人，或是因为（据森纳赫里布传记）希西家同意上缴更多的贡金。
不管原因究竟如何，森纳赫里布的胜利给他带来了一个严酷的新现实：每次亚述获胜就产生了新敌人。当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8世纪30年代早期吞并叙利亚北部时，大马士革和以色列联合反对他；当亚述王撒缦以色在公元前722～前732年间征服大马士革和以色列时，犹大王国就成了前线；在公元前701年犹大王国灭亡后，埃及就面临威胁了，所以在公元前7世纪70年代，亚述占领了尼罗河流域。最后亚述人发现埃及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远了。10年后亚述人从埃及撤兵，前线都出现了问题。摧毁北方劲敌乌拉尔图后，他们就常受到高加索毁灭性的袭击；击溃南方劲敌巴比伦后，他们开始与东南方的伊勒姆作战；在公元前7世纪40年代战败伊勒姆后，居住在扎格罗斯山脉的米底人成了威胁，而且他们使巴比伦恢复了实力。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说：在过去的500年中，战争迫使欧洲国家过度扩张，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导致最后垮掉。尽管达到了高端统治模式，拥有巨大的收入、专业化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击败了所有对手，最终亚述帝国作为过度扩张的典范而难逃垮掉的厄运。到公元前630年，亚述全部撤兵。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组成的盟军洗劫了尼尼微并分割了帝国。
亚述帝国的突然崩塌导致了第四章中的情况再次发生。军事动乱使以前处于外围的民族有机会成为文明核心。米底借鉴了亚述的机构和政策，巴比伦再次成为强国，埃及试图在黎凡特重建帝国。分割亚述领土的争斗也促进了它们的扩张。米底的中央集权使另一个外族，即伊朗西南部的波斯变得强大。在公元前550年，波斯诸侯居鲁士推翻了米底。米底的派系斗争为他铺平了道路。（米底国王先前曾逼迫一位将领吃他自己儿子的肉，之后他又愚蠢地把攻打居鲁士的军队派给了这位将领。该将领之后叛变，军队垮掉，居鲁士顺利接手。）
像先前的亚述国王一样，波斯统治者认为他们是由上帝委派的。他们的家族阿契美尼德代表着与黑暗和邪恶斗争的光与真理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他们相信其他民族的神灵看到他们的正义性后也希望他们获胜。因此，当居鲁士在公元前539年夺取巴比伦时，他（表面上真诚地）说这样做可以让那些被巴比伦腐败统治者压制的神灵得到释放。他随后把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抓来做俘虏的犹太人送回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圣经》的作者也对居鲁士的自命不凡有所证实。他们相信自己的神，认为居鲁士是“我的牧羊人……我的救世主……我抓住他的右手来征服其他国家”。
居鲁士率领他的军队到达了爱琴海和现在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远地区。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征服并统治埃及。接下来发生的事与司马迁讲的那个故事一样离奇，最后在公元前521年，他的远房亲戚大流士继承了宝座。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冈比西斯做了一个梦，误以为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想谋反，于是他派人暗杀了司美尔迪斯。有个牧师也叫司美尔迪斯，且和死去的司美尔迪斯长得一模一样。这个牧师假装是真正的司美尔迪斯，继承了王位。冈比西斯发现这件事后，尽管有些害怕，但还是骑马赶回王宫说出了真相（谋杀兄弟的事实），但因不小心刺伤了自己的大腿而去世。与此同时，假司美尔迪斯也因没有耳朵而被他的妻子识破（假司美尔迪斯在早期因受刑罚而被削了耳朵）。于是7名贵族杀了假司美尔迪斯，并开始争夺王位：每人带着马到指定地点，谁的马在太阳升起时先叫，谁就成为国王。最后大流士赢了（事实上他作弊了）。
值得一提的是，事实证明这是选国王的好方法。[4]大流士很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新一代的提格拉·帕拉萨。他向全国3000万人征税，将收入最大化。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称大流士是一个商人……他尽可能谋利。”
大流士来到了社会发展已复苏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500年时，商人不再为宫殿和庙宇服务，而为自己谋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商人将海运成本降低，通过船运输奢侈品及食品等大宗货物来谋利。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铸币。到大流士统治时，铸币技术已被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快了商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到公元前400年，平均每个希腊人要比他们三个世纪前的先辈多消费25%～50%。房屋更大，饮食更多样，人们更长寿。
大流士通过雇用腓尼基人成立波斯第一支舰队，开凿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红海，并控制希腊城市来介入地中海繁荣的经济。据希罗多德记载，他派间谍监视意大利，甚至考虑过攻打迦太基。
大流士死于公元前486年，这时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已比公元前1200年的24分整整高出了10%。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产量已稳步增加；巴比伦大约有15万居民（据希罗多德说，这个城市如此之大，以至于居鲁士占领它的消息花了几天才传到每家每户）；波斯军队规模庞大，甚至把整条河都喝干了（这也是希罗多德说的）；多达1/10的雅典人会写自己的名字。
东方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了24分。从公元前8世纪以来，东方国家与西方一样也进行了重组并实行中央集权化。公元前771年周王朝的瓦解让诸侯们喜忧参半。没有周王朝，他们可以肆意征战。诸侯们原本听命于周王，不过他们发现周王依赖他们的军队，而且自己的权臣也开始变得难以驾驭。解决办法是废黜贵族，引进外族人，像提格拉·帕拉萨那样用囚犯组建军队。与周朝毗邻的大国（晋、齐、楚、秦）在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这么做，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相比黄河流域的其他国家，楚国受到周室的管制较少。早在公元前690年，楚国就创建了新直辖区，行政长官直接向楚王汇报。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在公元前7世纪60年代，晋献公采用了更激烈的策略，屠杀国内名门望族的首领，并提拔顺从他的臣子。其他国家也争相效仿。在公元前594年，鲁宣王采用了新策略：让农民对自己耕作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不用再服劳役，但是前提是他们需要服兵役或缴税。不用多说，其他国家当然也群起仿效。
这些采用新统治策略的君主与西方国家的君主一样，创建更大规模的军队，面对更强劲的对手，并从经济发展中获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后更愿意努力耕作，提高农作物产量，并发明了牛拉犁。铁制农具得到了广泛使用。到公元前5世纪，铁匠们学会使用风箱，将铁矿石加热到熔点2800华氏度后再铸造。[5]吴国的铁匠甚至能控制铁中的碳含量，造出真正的钢铁。
城市蓬勃发展（到公元前500年鲁国临淄的居民人数可能已达到5万）。和西方一样，需求促进商业发展。在公元前625年，鲁国的一位大臣为了促进贸易，取消了边境检查站。水上贸易兴旺，晋国及位于洛邑的周室推行铜币（但与西方无关）。与西方相似的另一点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平等也在加剧。税收增加，从公元前6世纪初的10%上升到了100年后的20%。诸侯在宫殿里建冰室，而农民却陷入贫困状态。
在西方，经济在公元前6世纪迅速扩张，且国王已重掌权力，但在东方，经济的发展却加剧了君主的烦恼，因为取代诸侯的往往是权倾朝野的卿大夫。卿大夫往往能比他们的君主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常常成了竞争对手。在公元前562年，鲁国三桓三分公室，建立三军，各领一军。公元前537年，鲁国由三桓中的季孙氏专权。晋国的卿大夫韩、赵、魏发动内战，持续了50年，最终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地。
但在这个时候，君主（及那些篡位的卿大夫）找到了解决办法。如果卿大夫和他们取代的诸侯一样成问题，为什么不从其他国家招募臣子呢？这些臣子被称为“士”，常翻译成gentleman（君子），因缺乏政治关系而不可能权倾朝野。其中许多士出身卑微，这就是他们选择仕途的原因。士这群人的出现及壮大证明了中央集权化和知识的传播。数以千计的士穿梭于各国间，担任一些卑微的职位。
只有少数幸运的士得到了君主的重视，并加官晋爵。有趣的是，与西方不同，这些士而不是他们效忠的君主成了当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扮演以德服人、辅弼君主的良臣。《左传》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都是关于这些士的。我最喜欢的是赵盾，晋灵公的权臣。《左传》描写道，晋灵公不行君道，他在高台上用弩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弩箭的样子。[6]一次因为熊掌没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拿去扔掉。
赵盾多次劝谏，使晋灵公生厌，晋灵公便派去刺杀赵盾。一大早就去了赵盾家，只见赵盾早就穿戴好上朝的礼服，忙于政事。不愿杀害这样一位忠臣，也不愿违背国君的命令，最后他选择了唯一的出路，一头撞死在树上。
晋灵公再次刺杀赵盾。灵公设下埋伏，结果赵盾手下一拳打死了袭击他的狗，且灵公的一名武士是赵盾多年前救助的饿汉，通过两人的协助，赵盾最终得以脱险。最后，与《左传》中其他故事一样，晋灵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赵盾也常被指责没有对此事进行阻止。
在公元前5世纪，其他（表现较好的）君主取得了成功，新型的建筑风格展示了他们国力的日益强盛。周天子将宫殿建在三四英尺高的平台上，但后来的诸侯将建筑向垂直方向发展，达到用文字可以形容的最高高度。据说，有一座楚国的宫殿坐落在500英尺高的平台上，高到甚至可以碰到云端。另一座在中国北部的宫殿叫作“空中平台”。统治者对他们的宫殿严密设防，如同害怕敌国一样害怕自己的国民。
到公元前450年，东方的统治者像西方的一样征税建军，并通过不会因君主的死亡而瓦解的国家机构来处理这些复杂的事务，使国家走向了高端统治型。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在西方，文明核心扩张，波斯帝国统一了其大部分地区；在东方，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公元前771年周朝灭亡后出现了148个国家，但到公元前450年，只剩下了14个，其中4个（晋、齐、楚、秦）占主导地位。
在第四章中，我提到冯·丹尼肯的外星人预测说，大约在公元前1250年时东西方文明核心会继续扩张，两个地方都将会出现一个大帝国。如果大约在公元前450年时他们再回来，可能他们会觉得预言属实。毕竟预言的内容没有错，只是时间错了。
思想经典：从孔子、墨子和庄子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外星人也可能会很有兴趣地发现，地球人曾持有的人能与上天交流的观念正在消失。几千年来，君主像天神一样，用祭祀来维持道德秩序，以此将卑微的平民与统治者联系起来，通过在通灵塔上献祭或在坟场屠杀战俘来与上天取得联系。但现在，原来神圣的君主将自己的角色变成了行政首长，他们的统治“魔法”消失了。“要么让我早点死，要么让我生得晚点，”7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抱怨说，“因为现正处于铁器时代……正义之神和愤怒之神身着可爱的白色长袍，离开了凡间。他们遗弃人类，加入了奥林匹斯山永生的众神，把苦痛留给凡人，这样就没有援助来对抗邪恶了。”
但这只是一种看法而已。从爱琴海海岸到黄河流域，其他思想家开始对世界运行的方式提出了新观点。他们之所以从边缘地区谈起，从社会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大多处于社会底层；从地理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大多来自文化核心边缘的小国。[7]他们（可能）说，不要绝望，我们不需要神圣的国王统治这个已被玷污的世界。救赎要靠我们自己，而不在腐败、暴力的统治者手中。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二战”结束时试图搞清当时的道德危机。他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称为“轴心时代”，意味着历史围绕这个轴心旋转。雅斯贝斯称在轴心时代，“据我们今天所知，人类才形成”。轴心时代的著作——东方的儒家和道家文献，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经书，西方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衍生出的《新约》和《古兰经》）——成了定义生活意义的经典及永恒杰作。
对于那些本身没有或者很少留下书面作品的人来说，佛陀与苏格拉底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传人（有时并不是嫡系）记录、润色或完全编造他们的言语。通常没有人真正知道创始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因此，他们的继承人激烈争斗，举行议会，把对手逐出教门，驱逐到外面黑暗的世界。现代哲学最大的成功在于揭示了：继承人在分裂、对抗、咒骂和迫害彼此的同时又多次写或改写了他们神圣的书籍，结果使文本几乎不可能保持原意。
轴心时代的著作各种各样。有些是晦涩的格言集，有些是诙谐的对话，还有很多诗歌、历史故事或论证法，有些文本则结合了所有这些类型。经典著作一致认为，他们的最终主体，一个超越堕落世界的超然境界，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佛陀说，涅，字面意思是“吹灭”，一种像熄灭蜡烛一样将这个世界的激情熄灭的心境，难以用言语描述，甚至连尝试也是不适当的。对于孔子，仁（常译为“人性”）也难以用语言描述。“我越仰望它，它就越高；我越了解它，它变得越难；我看到它在我前面，突然又在我背后……谈论它时，有谁能一点都不犹豫？”同样，苏格拉底放弃了给美下定义，他说：“我理解不了，如果我去尝试只会让我出洋相。”他只能用寓言来表达：美像火焰，投射出我们误以为是现实的影子。同样，耶稣也只是间接提到天国，他也喜用寓言。
最难定义的是道，道家的理解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此两者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经典著作一致认同的第二件事是如何实现超越。儒家、佛教、基督教等的教义远比保险杠上贴的标语来得重要。但当我在最喜欢的咖啡馆写这一章时，外面有辆车上贴着一条标语，很好地做了总结：“同情是革命。”遵循道德准则，放下欲望，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这样你将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经典都敦促我们要容忍，并提供提高自身修养的一些方法。佛陀用冥想；苏格拉底青睐对话；犹太教祭司呼吁学习；[8]孔子也提倡学习，并注重礼乐。在每种文化传统中，有些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另一些人更务实、通俗。
这个过程总是一个自我塑造、内部调整的过程，不依赖于神圣的国王，甚至神。事实上，超自然的力量与轴心思想偏离。孔子与佛陀拒绝谈论神灵；苏格拉底尽管自称虔诚，但最终因信奉雅典的神而被指责；犹太教祭司警告犹太教徒，上帝神圣而不容称呼或过多赞美。
在轴心思想中，君主面对的情况甚至比神还要糟。道家和佛陀对君主主要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而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公开指责道德缺失的统治者。轴心评论困扰着善人和伟人，新出现的关于出身、财富、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问题明显是反传统文化。
在指出东方、西方和南亚经典中的相似点时，我不会去掩饰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人会把三藏（“三篮”）佛经误以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孔子的《论语》，但也不会有人把孔子的《论语》误以为是与之相媲美的其他中国经典，如道家的《庄子》或法家的《商君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我想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一区域出现的多种思想流派。
孔子把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作为美德的榜样，把重建周朝礼制，恢复当时的美德作为目标。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考古发现其实孔子对遥远的周公时代所知甚少。并不是周公，而是后来在公元前850年左后发生的大规模的“礼制改革”使周朝恢复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后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霸主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用大量财宝陪葬，礼制再次发生变化。
孔子是士，受过教育，但不是特别富有。他可能会反对第二个变化，将公元前850～前600年间的礼制理想化，并将其追溯到周公时代。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这意味着重生者而非祖先，重真诚敬畏而非炫耀伪善，重美德而非出身，用简单的礼器正确行礼，遵循先例。孔子坚持认为如果他能说服一个统治者实行仁爱，大家都会模仿他，世界就会和平。
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家墨子却完全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孔子误解了仁爱。他提倡行善，而不是人为善；是对每个人行善，而不只是家人。墨子拒绝礼乐和周公。他说，即使民不聊生，儒家却还“像乞丐一样，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那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墨子身穿粗布衣服，席地而卧，吃稀饭，过穷苦的生活。他倡导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他提倡“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爱人若爱其身”。他认为“灾难、侵占、不满和憎恨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墨子用外交来避免战争，四处奔波直到把鞋磨破。他甚至派了180个年轻的追随者誓死捍卫一个受到不义侵略的国家。
通常被归为道家的思想家对墨子和孔子的观点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道无为”：夜晚到白天，喜悦到悲伤，生到死，没有什么是固定的，难以定义。人吃牛肉，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谁能说哪个最好？道家指出：儒家认为是正确的，墨子的追随者却认为是错的，但实际上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没有人知道天道通向何方。我们必须达到天人合一，但切不可操之过急。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庄子讲述了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故事。列子多年求道后，觉得还是没学到东西，就回家了。
（庄子说）三年不出家门。替妻子做饭，像侍候人一样喂猪。对任何事物都不分亲疏远近，去除雕琢，返璞归真，损弃心智，独以形体存在。在纷纭的大千世界中，保持真朴，以此终生。
庄子认为列子故事让孔子与墨子的实践主义看起来既荒谬又危险。庄子设想有人对孔子说：“你忍受不了这一代人的痛苦，于是你离开，却给今后世世代代造成了困扰。你是打算造成这个悲剧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错的不一定有害，有效的也可能不对。”相比之下，庄子称墨子“真正是天下最好的人”，但却把生活的乐趣都抛弃了。“墨子信徒穿毛皮粗布，穿草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刻苦自励为最高理想。”墨子主张“人生时应勤苦，死时要薄葬”，但“即使墨子自己能忍受”，庄子问：“怎么使天下众人也这样生活呢？”
墨子反对孔子，庄子反对孔子和墨子，而所谓的法家反对他们全部。法家反对轴心思想，比马基雅维利更不择手段。法家认为，仁、兼爱和道都没有抓住重点。试图超越现实是愚蠢的：神圣的君主只能屈服于那些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人才，民众也应该采用这个体系。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丞相，法家的指引之光，他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人道，而是“使国家富裕，兵力增强”。商鞅说：“敢于做敌人所不齿的事，则可得利。”不用为善也不用行善，因为“用强权统治的国家往往更有秩序也更强大”。不用把时间浪费在礼制、实践论或宿命论上，而要将法律和酷刑（斩首、活埋、苦力）结合起来统治国家，并将法制强加于人民。法家认为法律就像木匠的矩尺一样，可以将杂乱的原料变得符合规则。
中国的轴心思想范围涉及神秘主义和独裁主义，并不断地发展。例如，公元前3世纪的学者荀子将儒家、墨家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并与法家相对抗。许多法家弟子支持墨子的工作伦理与道家的包容万物。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思想相结合，之后又经历千变万化的复杂重组。
南亚和西方的轴心思想也大致相同。我不会再详细谈论这些文化思想，但只要稍稍看一下希腊这块小土地上发生的事，我们就能想象出当时思想的大锅沸腾的样子。在公元前1200年，希腊神圣的王权可能比之前的西南亚古国都要孱弱，于是到公元前700年，希腊人决定反抗这种王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比其他轴心时代的民族更加直接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缺乏统治者的情况下，一个美好的社会该是怎样的？
希腊人的其中一个对策是通过集体政治来解决问题。既然没人能拥有超然的智慧，一些希腊人问，为什么不集中每个人有限的知识来创建一个（男性的）民主社会呢？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甚至墨子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长期以来理论家普遍认为男性民主的发明标志着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决裂。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能会有质疑。14000年来，在希腊人开始实行民主前，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就一直比东方高。在公元前5～前4世纪，即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西方的领先地位也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有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帝国采用民主政策，才使西方的领先地位急剧上升。希腊决裂论（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细谈）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2000年后民主在西方完全消失，这一点就是古希腊民主与美法两国革命的区别。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发现古雅典为关于现代民主国家如何运作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反方观点，但是我们需要选择性地阅读大量历史资料才能看出从古希腊到美国开国之父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延续。（顺便说一句，这些开国之父利用“民主”一词来代表权利滥用，与暴民统治只差一步。）
不管怎样，希腊对轴心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这些民主派，而在于苏格拉底引导的对民主的批评。他认为，希腊并不需要民主，民主只会加强那些靠外表作判断的人的无知；希腊需要的是像他一样的人，知道自己对善的本质这一关键点一无所知。只有这样的人通过哲学辩论磨炼出理性后才可能理解善（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苏格拉底也不确定）。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之一，将苏格拉底的美好社会模式分成了两个版本：对儒家来说足够理想的《理想国》以及足够让商鞅称心的《律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之一）的思想也涵盖了类似的范围，从人道主义的《伦理学》到逻辑分析的《政治学》。关于相对主义，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诡辩家可以和东方的道家相媲美。就如在神秘主义方面，有远见的帕尔米尼底斯能和恩培多克勒相当。作为普通人来看，普罗泰戈拉的成就和墨子相当。
在介绍这本书时，我谈到了另一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今天西方之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唯一合理的动态文化，而古代中国却采取了蒙昧主义和保守主义。[9]我认为这种理论也是错的。这个理论将东方、西方及南亚的思想夸张化了，并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化。东方思想可以像西方思想那样理性、自由及愤世嫉俗，西方思想也可以像东方的那样神秘、专制、相对和模糊。轴心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多样化的统一。东方、西方及南亚思想的差异，观念、论点及冲突的范围都很相似。在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不论是身在黄河流域、恒河平原抑或地中海东部城市，都为辩论开辟出了新疆域。
与过去真正的决裂是由于这片知识疆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形成，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部分（如古希腊哲学）的形成。没有人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首次达到24分时提出轴心论。公元前1364～前1347年，埃及法老阿肯纳顿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他推翻了传统的多神信仰，确立了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即他、他的妻子奈费尔提蒂及太阳神阿顿。阿肯纳顿敬拜阿顿神，为之谱写赞歌并建了一座满是神庙的新城，促进了怪异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100年来，埃及历史学者一直在争论阿肯纳顿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他是试图创造一神教，一个和弗洛伊德相当的著名学者认为，当希伯来人还在埃及的时候，摩西剽窃了阿肯纳顿的想法。当然，阿肯纳顿“为阿顿神谱写的赞歌”与希伯来《圣经》中《诗篇》第104篇“给造物者上帝的赞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阿肯纳顿的宗教革命并不属于轴心思想。它并不包括个人的超然性，事实上，阿肯纳顿禁止平民膜拜阿顿神，这使法老作为凡间和神界桥梁的角色更加突出。
对阿顿神的崇拜只能证明在君主依靠神灵而稳坐宝座的社会里要做出思想方面的重大改变有多困难。他的新宗教并没有赢得大众支持，他一死，以前的多神信仰就又回来了。阿肯纳顿的庙宇被毁坏，直到1891年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他的城市，那次被遗忘的变革才重新为人所知。
那么，是不是由于轴心思想的影响使得图5-1如此单调？是不是因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由于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引导人类跨越了智慧的障碍，社会发展指数才达到了24分？是不是因为在之前1000年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所以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到了阻碍？
可能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说法与年代图表不符。在公元前8世纪，西方的亚述达到了高端统治，使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但是苏格拉底时代在3个世纪后才出现，在此之前西方思想中基本上没有明显属于轴心思想的内容。东方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秦、楚、齐和晋国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24分，当时也正好是孔子最活跃的时期。但东方轴心思想的主要浪潮是在随后的公元前4～前3世纪才到来。如果南亚人把佛陀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是正确的，那高端统治应该在轴心思想之前就已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