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10]，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一位长期以来视力一直在下降的中国诗人（此处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经满怀欣喜地描述道：
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传教士们知道历法在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在错误的日子庆祝冬至日可以使整个宇宙陷入混乱，情况之糟糕不亚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搞错了复活节的日期。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16世纪80年代，耶稣会士出身的数学家们曾经深深地卷入了天主教历法的改革中，尽管他们的历法以欧洲西北部地区的标准来看已经过时了（他们顽固地坚持地球中心论的宇宙观），但还是要比中国的任何历法好得多。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到1610年时，好几个朝廷要员因为对耶稣会数学的深刻印象，秘密地改信了基督教。他们公开地宣扬欧洲的学术要优于中国，并且翻译欧洲的教材。一些较传统的学者有时不禁对这种不爱国的态度感到反感，于是在17世纪30年代耶稣会的主要支持者开始采取一种更微妙的策略。“将西方知识的内容融化，”他向他的同胞们保证，“我们可以将它们融入（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模子里。”他甚至暗示，可能西方学术只是早期中国智慧的副产品。
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而且在1656年的几个月中似乎皇帝本人也要改信基督教了。胜利好像已经在望，直到这位十多岁的君主意识到基督教不允许一夫多妻制，因此他转而支持佛教。传统主义者们于是开始了反击，指责耶稣会是间谍组织。
1664年又举行了另一场关于天文望远镜的竞赛，耶稣会士、天文局以及一个穆斯林天文学家分别预测即将到来的日食的准确时间。天文局说，2点15分；穆斯林说，2点30分；耶稣会士说，3点。望远镜被架设起来，以便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2点15分到了，日食没有出现。2点30分，仍然什么也没有出现。几乎刚好就在3点的时候，一片阴影开始慢慢笼罩了这个火红的圆盘。
裁判们裁决道，不够好，就此禁止基督教。
情况看起来就是这样了——除了中国历法仍然是错误的这一让人烦心的事实。因此，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立即重新安排了一场比赛。耶稣会士再一次获胜。
康熙皇帝因此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见图9-3）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图9-3 伟大的笨手笨脚的统治者？清朝皇帝康熙，由意大利艺术家乔瓦尼·盖拉尔迪于1700年前后绘成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1773年：乾隆时期西方超越了东方
当康熙大帝于1722年去世的时候，社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曾经有两次，分别是公元1世纪左右的罗马帝国和1000年之后的中国宋王朝，社会发展指数曾经达到了43分，但是灾难随之而来，将社会发展再次带入低谷。尽管如此，到1722年草原通道已经被关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已经死掉了，社会发展也没有在达到高峰的时候崩溃。相反的是，新的边境以及草原的边缘地带使得东方社会发展继续上升，而与此同时，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努力而免于草原民族迁徙的威胁，在大西洋上开辟了新的边境。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更为迅速，并且在1773年（或者在那前后）赶超了东方。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可谓一个新的时代。
或许有人要问，是这样吗？如果罗马帝国时代或者中国宋王朝时期的人们被放置到18世纪的伦敦或者北京的话，不论男女，他们肯定会对许多事情都感到惊奇。比如说枪支，或者美洲新大陆，或者烟草、咖啡和巧克力。至于流行时尚方面——假发？满族人的大辫子？紧身衣？裹着的小脚？啊，什么样的时代！啊，什么样的习俗！他们会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就像西塞罗过去喜欢说的那样。
但是很多方面，事实上非常多的方面，应该都看起来非常熟悉。现代世界以火药为装备的军队肯定比古代的要强大很多，而且比之古代，现代有更多的人可以读书识字，但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自豪地宣称拥有像古罗马或者中世纪的开封那样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11]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过去的人们会发现尽管社会发展比过去上升得越来越高，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却与罗马人和中国宋朝人们采用的方式无异。农民们在使用更多的肥料，开挖更多的沟渠，循环种植农作物，减少休耕。工匠们在燃烧更多的木材以铸造金属，当木材变得稀少的时候，又转而使用煤炭作为能源。人们饲养更多、更大的动物来帮助转动车轮、提拉重物或者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拖动更好的马车。风能和水能被更高效地利用起来，用来粉碎矿石，碾磨谷物，在改造的河流以及人工运河上拖曳船只。但是，尽管宋朝和罗马时代的人们很可能会承认18世纪的很多事物比11世纪或者公元1世纪时要更大、更好，但他们可能不会承认事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这就是麻烦之处。对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并没有突破罗马人和宋朝人在43分左右所经历的瓶颈，只是将其推得更高一些，而到18世纪2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警示的信号，显示社会发展再次被拉到了极点。图9-2的左半部分所显示的实际工资，情形就不是很乐观。到18世纪50年代时，各个地方的生活标准都在下降，即使在欧洲经济最为活跃的西北部地区也不例外。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极力想将这一极值推得更高，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北京的官僚们、巴黎出入沙龙的人们以及每位自尊自爱的知识分子都竞相抛出不同的理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因此开始劝说统治者对那些抽干沼泽或者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的农民们施以仁慈，减免他们的税收。从中国的云南到北美的田纳西，棚户和小木屋延伸到越来越远的、未开化民族狩猎的森林地区。其他理论则坚持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贸易，因此统治者们（经常是同样的那几个）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抢劫邻国的商业，使邻国变穷。
在这一点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总体来说，西方的统治者们（自从15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东方的统治者们（通常战争打得不那么激烈）认为战争不会解决问题。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598年从朝鲜撤军后，日本的统治者就此决定对外征服没有任何利益，而到17世纪30年代时，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对外贸易只会使他们流失诸如银和铜之类的贵重货物。中国和荷兰（1640年时唯一准许进入日本的欧洲国家）的商人们被限制在日本长崎狭小的贫民区里，而妓女是唯一允许进入这个地方的日本女性，因此对外贸易的减少就毫不奇怪了。
辽阔蔚蓝的海洋保护了日本不受侵略，因而直到1720年日本社会一直繁荣兴旺。日本的人口翻倍地增长，江户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米饭、鱼和豆子代替了廉价的食物，出现在大多数人的食谱中。和平主导着这片土地：普通日本民众自从在1587年将他们的枪支上缴给丰臣秀吉以后，再也没有重新武装自己。即使是脾气暴躁易怒的武士们也同意通过剑术来解决他们的争端，这一点使得19世纪50年代恃强凌弱侵略日本的西方人士惊讶不已。“这里的人们好像很少知道如何使用火枪，”一位西方人这样回忆道，“这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对武器的无知是一种反常，象征着原始的纯真和田园式的单纯，要知道，他可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孩子们举枪射击的。”
但是，1720年后情形就逐渐不容乐观了。日本的人口达到了极限，没有技术上的革新与突破，想要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挤出更多的食物、燃料以及住房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没有对外贸易，日本人也无法从外面获得更多的物资。日本农民们展示了令人吃惊的独创性，日本的官员们也意识到燃料危机对他们的森林植被造成的损害并开始积极地保护森林，日本的精英文化因此转向一种朴素美丽的、旨在保护资源的简约主义。尽管如此，食物价格仍然不断上升，饥荒越来越多，饥饿的暴民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日本不再是世外桃源。
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极端的道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日本国土安全的一大确实可信的威胁——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广阔的、开放的疆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整个18世纪会一直持续增长，但是清王朝还是不断地将大洋之外的危险世界拒之门外。1760年中国所有的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这一通商口岸，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1st Earl Macartney）向清政府抱怨贸易的限制时，乾隆皇帝断然回复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更多的接触，他总结道，“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西方的统治者们很少会赞成乾隆皇帝闭关锁国的观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像中国的清王朝那样由一个大帝国所主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争吵与不断的权力转换的世界。正如大多数西方统治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整个世界的财富是固定的，一个国家也总是可以争抢到这个蛋糕中最大的一块。用于战争的任何弗洛林（英国旧货币单位）、法郎或者英镑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只要有一些统治者这样想，所有国家的统治者们就都不得不做好打仗的准备。西欧国家的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停止过。
欧洲的军火商们不断地改进他们的贸易工具（更好的刺刀、预先包装好的弹药盒、更快的发射装置），但是真正的突破还是来自更科学地管理、组织暴力。纪律——诸如制服、约定的军衔、为那些随心所欲的军官们而建立的行刑队（普通士兵与之相反，总是受到残忍的惩罚）——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而全年制训练的增加更是创造了能够进行复杂的军事演习和稳定射击的战争机器。
这些井然有序且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为了掠夺更多的荷兰盾（荷兰及荷属殖民地的货币单位）而发动战争，造成了更多的伤亡。之前荷兰与它的敌对国家常常与私人签订合同，让签订者雇佣大群的暴民杀手，可是不定期甚至从不付给杀手们雇佣金，让这群乌合之众从普通老百姓那里敲诈。但是后来它们都相继摒弃这一廉价而肮脏的传统。虽然战争仍然可怕，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
在海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海盗横行，他们跳下海盗船，将抢来的宝藏埋藏在岛屿上。于是英格兰发起一场新的打击海盗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像中国在16世纪发起的那场战争一样，打着反对贪腐、振兴国家的旗号，但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摩根船长（一位17世纪来自威尔士的加勒比士兵，后来成为一种朗姆酒的代名词）无视英格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条约，在1671年对西班牙在加勒比的殖民地进行大肆掠夺。但是在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居然获得了骑士头衔，甚至爬上了牙买加总督的位置。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701年。那时同样臭名昭著的基德海盗船长抢劫了一艘来自英格兰的船。被发现后，他的船被强行拖到伦敦。在伦敦，当他获知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包括当时的国王）不能或不愿意帮助他时，他用最后一先令买了一瓶朗姆酒。随后他就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绞刑架前他大声高呼“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声音大得几乎把绞索震断了。在从前这也许可以救了他，但在那时却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用第二根绞索来结束他的性命。
直到1718年，英国海军包围了黑胡子海盗（爱德华·蒂奇，18世纪横行加勒比海地区最臭名昭彰的海盗。著名的“黑胡子”这个外号就来源于他那满脸零乱而又尽显狂野的黑色长胡子。“黑胡子”在全盛时期拥有由4艘帆船组成的海盗舰队，其中“复仇女王”号是他的旗舰），而当时没有人愿意去救他。当时人们花了比处决基德更大的力气来对付他——对着他开了5枪并且捅了55刀，但最后还是那些水手结果了他的性命。虽然那一年在加勒比发生了50次海盗掠夺，但到了1726年，海盗掠夺只出现了6次。海盗横行的年代结束了。
打击海盗是要花钱的。只有财政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组织领导上才能提高。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每年士兵和水手巨额的供给。但是荷兰政府再一次找到了解决方法——信贷。俗话说只有钱才能生钱，荷兰有稳定的商业收入，有可靠的银行处理现金，同时那些商业大亨还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来更多的钱，可以用比那些爱挥霍的敌人更长的时间来还清债务。
英国曾经一度跟随着荷兰的步伐。到1700年时，两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并且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长期债券来管理公共债务。为了解除放贷者的顾虑，政府通过征税来偿付基金的利息，其结果让人称道。正如丹尼尔·笛福（新海洋航道的史诗巨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所解释的那样：
信贷制造了战争与和平，组建了军队，装备了海军，发起了战争，包围了城镇。总的来说，与其把它叫作金钱，还不如把它叫作战争之源更为合适。信贷迫使士兵战斗，却不付给他们报酬；让海军前进，却不给他们提供保障。但是只要它高兴或是有需要，它就会给英国财政部与银行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无穷无尽的信贷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大英帝国通过与荷兰长达20年的战争，才从后者手中抢来了最大的贸易份额。然而这个胜利只是为接下来的一场更大的争夺铺平了道路。法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有意建立一个陆地帝国，摆脱哈布茨堡家族的控制（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英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他们担心“一旦法国在陆地上无所畏惧，他们一定会在海上毁灭我们”。当时英国的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坚持认为解除这一担心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德国来征服美洲”，同时为大陆联盟提供资金，使法国在欧洲受限，这样英国就可以侵吞海外殖民地了。
在1689～1815年的一半的时间里，英国与法国一直都在交战。这一战争始于1689年，当时法国第一次侵略英国，却以失败而告终。1815年，威灵顿最终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英法战争才得以结束。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争夺不过就是一场西方内战——一场为了争夺欧洲核心位置的战争。大批的军队在德意志拦击战斗，并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在暴风雨肆虐的法国海岸，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水中，双方士兵登上彼此的船只，互相展开厮杀。在美洲西部与孟加拉的丛林中，这些欧洲人特别是当地的联军展开了更为艰苦的战斗。这些独立游击的战役使这场西方内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争中不乏勇敢与背叛的事例，这些足以写出好几本书来。但是真正的故事在于英镑、先令、便士之中，即金钱利益当中，信贷持续不断地为英国军舰、军队提供补给，但是法国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军费。在1759年，曾有一位身居高位的英国人自夸说：“胜利的钟声频频在我们国家响起，我们的钟因而被敲打得破旧。”到了1763年，法国别无选择，只好签署条约放弃他们大部分的海外领土。
尽管如此，西方社会的战争还没有成功一半。即使是英国人也感觉到了财政资金的紧张，因而不得不试图让美洲的殖民者们为英法战争埋单。而当这一不高明的主意于1776年引发起义的时候，法国人用金钱与舰船来资助起义者，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即使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威望，也不能制服三千英里之外的决心坚定的起义者们以及另外一个超级强国。
尽管如此，财政上的利益还是可以减轻失败的刺痛。在任何合理的世界里，将美洲输给那些受法国启蒙运动启迪的革命者们本应该会使英国的大西洋经济破产，并在欧洲开创一个法国帝国的统治。皮特也曾经同样担心，警告英国民众说如果英国输掉战争，他预计英国的每一位绅士都要变卖家产远渡重洋到美洲去，但是贸易与信誉再一次拯救了英国。英国逐渐还清了欠款，保证它的舰队一直在海上巡航，继续运送美国人需要的各种物品。到1789年时英美贸易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水平。
然而，对于法国人来说，1789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路易十六积欠了大笔无力归还的债务，因此不得不召集贵族、僧侣和富裕的平民们，请求增加新的赋税，但是结果却是平民们发动启蒙运动来反对他。富裕的平民们大声宣扬着天赋人权（两年之后，还有女人的权利），发现他们自己一边发动了这一反抗和内战，而一边又试图置身事外。“让恐怖成为这个时代的秩序！”激进主义者大声叫喊着，然后处决了他们的国王、国王的家属以及成千上万他们的革命同胞们。
再一次地，合情合理的估计被历史的现实打乱了。美国的革命没有使英国顺利成为西方的主宰，而是创造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其中令人兴奋的几年中，法国的天才将军拿破仑似乎将会最终开创一个欧洲大陆帝国。1805年，他召集法兰西帝国大军，试图进行自1689年来第四次对英国的入侵。“让我们坚持6个小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告诉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拿破仑没有得到那6个小时，尽管他将英国商人关闭于欧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为英国商人们的最大梦魇，他还是不能摧毁英国的经济实力。1812年时，拿破仑控制了欧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国军队最远还侵略到俄国的莫斯科。两年之后，他却已经失去了大权，而一支俄国军队（由英国人出钱资助）却打到了法国巴黎。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的外交官们通过反复的协商达成了一些条款，而这些条款将在接下来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战争。
这些战争最后有没有带来一些不同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的。在英法冲突前夕的1683年，维也纳也曾处在一支土耳其军队的围攻之下，但是当英法两国于1815年在此集会的时候，西方战争却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西欧的火药、军队纪律以及经济发展，而土耳其军队也再未光临过。当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靠英国才能将其赶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000人的英国军队（有一半的人还是在当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欧洲射击术方面的训练）在阿萨耶对人数是他们10倍的南亚人进行扫射。很明显，军事实力的平衡已经打破，优势转移到了西欧。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许多的战争和轰炸，实际工资水平却在1750年以后持续下降。自18世纪70年代以后，一群自称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所有科学和启蒙的工具都用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却不是很好：他们宣称，铁一般的规律统治着人性。首先，虽然帝国的兴起与对外扩张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但人们却总是会将多余的财富转化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们空空的肚子则会消耗掉额外的财富。其次，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之间的竞争又会使工资降低到饥饿边缘的水平。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残酷的循环。如果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发展指数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指出尽管发展的极限瓶颈被稍微推高了一点，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撼动的。他们很可能会兴奋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数于1773年赶超了东方，但肯定会说这些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铁一般的规律禁止任何指数上升得更高。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证明了没有任何事情会真的改变。
但是接下来情形却真的改变了。
* * *
[1] 这些是黑泽明的经典小说《七武士》（1954）的背景，或者——考虑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变动的情况——约翰·斯特奇斯改编导演的几近经典的《七侠荡寇志》。
[2] 《火线》是一部美国电视剧，讲述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警察与犯罪团伙间的交锋。
[3]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头戴有着12道褶缝的高高的红帽子，这12道褶缝象征着在千年之时将会达到统治顶点的12位伊玛目（伊斯兰教领袖）。
[4] 跳过各种复杂情况，他们的统治从1516～1598年，共长达82年。
[5] 敌基督，统治末世的基督的主要敌人，在《约翰书》里首次提到。在中世纪，当教皇和皇帝争权时，便互指对手为敌基督。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等新教领袖认为教皇制本身为敌基督。——译者注
[6] 他们谈判的结果非常富有成效，现在的两国边界仍然是在他们当初决定的黑龙江上。最近一次协商发生于2008年7月，也只是将边境线向河上的一座岛移动了一两英里。
[7] 除了一种情况，那就是，事实上17世纪70年代致力于相似的数学方法的德国思想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首先创立了微积分，而牛顿只是剽窃了他的成果。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两位思想家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但是互相对剽窃的指责最终使他们的关系破裂。
[8] 1707年英苏合并法案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成一个大不列颠的统一王国，1800年又有一部单独的法案将爱尔兰加了进来。
[9] 他们的领袖人物陈子龙从王阳明的学说观点中汲取了灵感。
[10] 这本书的后继者《四库全书》于1782年编纂完成，多达36000卷。
[11] 在东方，1722年的北京大约有65万居民，而江户（现代的日本东京）很可能人口稍微多一些；在西方，伦敦可能有60万居民，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为70万。
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世界180度大转变
有时，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改变脚下的土地。在西方世界中，1776年恰是这种情形。在美国，一场抗税起义演绎成了一次革命；在格拉斯哥，亚当·斯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首部鸿篇巨制《国富论》；在伦敦，爱德华·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的兴衰》出版发行，一夜之内震撼全城。此时，伟人们正成就着不凡的事业。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是奥金莱克的第九任领主。不过，在当年的3月22日，博斯韦尔并没有参加智者云集的聚会，而是登上了一辆马车，沿着泥泞的土地，驶往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外的一片领地——索霍区。
从远处看，索霍区的钟塔、车道、帕拉第奥式的建筑外表恰似乡村小屋，说不定哪天博斯韦尔也想进去沏上一杯茶，听几个笑话。可是走近一瞧才发现，这里锤子撞击声、车床嘶鸣声、劳工咒骂声嘈杂混乱、充斥双耳，他对此地的任何美好幻想随即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并非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场景，此处是一个工厂。虽然博斯韦尔特权在握，自命不凡，但是仍想一睹为快，因为索霍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索霍区展现的一切正如博斯韦尔所料——成百上千的工人、“高大宏伟、设计精巧的机器”。更重要的是，此地的主人是马修·博尔顿（博斯韦尔称他为“铁的领主”）。博斯韦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博尔顿先生对我说的话：‘先生，我在这里出售的是全世界想要的东西——能源。’”
正是博尔顿这类人欺骗了政治经济学家，令他们做出悲观预言。从采集狩猎者巡游苔原觅食的冰河时期至博斯韦尔和博尔顿相识的1776年，西方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指数仅提高了45分。可是在随后的100年里，却提高了100分。进步之快难以置信，世界来了个180度大转变。1776年东西方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都只比43分——这一发展分值的上限高一点儿。一个世纪之后，能源交易将西方领先变成西方统治。“此乃真理”，诗人华兹华斯于1805年如是说：
……一小时的
世界在躁动，最温和的人都被激发了；
骚动、激情与观点的碰撞
充满了貌似平静的屋子。
普通的生活中却激荡着思想观点的碰撞。
我一直说：“历史真是讽刺啊，
过去就是现实生活的镜子！”
的确，历史是讽刺的，至少过去是这样。但实际上，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世界的躁动才刚刚开始，在下个世纪西方世界将迎来超常规的发展。对于任何在纵轴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冲到906分的图表（见图10-1），都会将充斥本书前九章的上下沉浮、领先落后、胜败得失的社会变化贬得一文不值。而这些变化都是由博尔顿所出售的能源导致的。
图10-1 世界躁动：过去2000年社会发展状况。此图展示了自1800年来西方引领的发展腾飞，这让世界早期历史中的所有事件变得无足轻重
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
其实，早在博尔顿之前，世界就有了能源，而他所出售的是更先进的能源。几百万年来，几乎所有驱动力都来自人力和畜力，虽然人力、畜力非常惊人——可以兴建金字塔、开凿大运河、描画西斯廷大教堂——但终究有局限性。最明显的就是，人力、畜力是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动物需要吃，需要睡，还需不时地补给能量、添加衣物。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植物和其他同样需要吃、睡等活动的动物。并且，在这条相互依存的关系链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土地的支持。因此，当土地在18世纪中叶越来越紧缺时，人力、畜力也变得昂贵起来。
几个世纪以来，风能和水能推动轮船和磨石运转，助人力、畜力一臂之力。但是，风能和水能同样有弊端，它们只能在某些地方使用。蒸汽冬天凝结，夏天蒸发；而空气一旦凝重，风车的叶片就一动不动。
人们需要的是随时随地都能方便使用的能源，这样人们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能源，而不是将工作迁移到能源所在的地方完成。此外，这种能源来源要可靠，不会因天气的变化而改变供给；它占地适中，不会侵占百万顷树木和农田。11世纪中国开封的冶铁工场主发现，煤是种不错的能源。但它也有局限性，煤只能在发热时提供热量。
将热量转化为动力的突破始于18世纪，地点就在煤矿中。当时，洪水一直困扰着人们。虽然可以用人力、畜力和铲斗开采矿井（比如，有个聪明的矿主给500匹马套上轭，让它们来拉一条铲斗链），不过非常昂贵。事后，人们发现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用发动机（以矿井中的煤为动力）将水抽上来，而无须吃食物的动物了。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18世纪，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地区都需要煤，都面临着矿井被淹的情况，但英国的发动机制造者想出了解决方法。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讲，这里是欧洲西北部最边缘的地方，大西洋经济体的国家鼓励具有某些科学性的补锅工作。补锅匠将商业的敏锐、实际操作金属的经验与一些基本物理知识相结合，来解决能源紧缺问题，他们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人在中国和日本也存在，不过凤毛麟角。而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着修补过燃烧煤炭的发动机。
“矿工之友”是西方使用的第一台抽水机，于1698年在英格兰获得专利权。这台机器燃烧煤来煮沸水，然后将蒸汽在真空中冷凝。随后，操作人员打开阀门，在真空的作用下水从矿井中吸上来。如今，工人们关上阀门，移动灶火，同样可以将水煮沸，产生蒸汽，不断重复煮沸、冷凝这一有违万有引力的过程。
“矿工之友”运行缓慢，且只能将水提升40英尺。此外，它的明显不足之处就是易爆炸。不过，它仍比喂养上百匹马要便宜。这台机器也给予修补工作更多的灵感，但改进后的发动机依旧十分耗能，因为它们要用同一汽缸煮沸水，然后冷却形成真空。工人们在每次击打活塞的时候都得重新加热汽缸。即使是最好的发动机也只能将不到1%的煤产生的能量转化为抽水的动力。
几十年来，这种低效率的转化限制了蒸汽动力的使用范围，使它仅在矿井中用于抽水工作。即使这样，一个矿主还抱怨说：“这些发动机使用了大量的燃料，严重损害了我们矿井的利润……赋税太重与禁止采矿无异。”对于任何需要将煤炭从矿井运输到工厂的企业而言，蒸汽发动机真是太贵了。
但是，教授们对发动机却颇有兴趣。格拉斯哥大学购买了一个微型发动机样品，可是却没有哪一个学者可以将其发动起来。直到1765年，该校数学仪器制造师詹姆斯·瓦特在工场里成功将其发动。发动机虽然运行了，可是效率并不高，这让瓦特百思不得其解。在进行其他任务的时候，瓦特一直在思索蒸发、冷凝水的更好办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想了出来，就如他写的那样：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我出门散步……正在此时，一个想法从脑中蹦出。蒸汽具有伸缩性，会冲进真空中。若能在（加热的）汽缸和耗尽的容器中间建立连接，蒸汽就会冲进去，这样可以不冷却汽缸而冷凝蒸汽……当整个过程在脑海中构建妥当时，我发现半晌的工夫已经过去了，我还没走到高尔夫球场呢。
那是个周日，对主虔诚的瓦特只能放下手中的活，但是周一早上他以现有材料迅速组建了一个新模型，将冷凝器和蒸汽汽缸分开。这样，汽锅保持高温，冷凝器保持低温，而不是加热冷却交替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用煤近8成。
此时，一系列新问题接连产生，但瓦特仍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继续探索。他的妻子去世了，支持者也破产了，可发动机仍旧不能稳定地运转。1774年，就在瓦特准备放弃研究寻求更稳定的职业时，“铁的领主”马修·博尔顿前来帮助瓦特。他收购了瓦特负债累累的支持者，将发动机制造厂迁到伯明翰。为了解决瓦特的困境，博尔顿既投入了资金，又投入了人力，派遣聪慧的金属制造工“钢铁疯子”威尔金森（Wilkinson）前来助阵。（威尔金森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铁来制造，包括自己的棺材。）
就在6个月后，瓦特给父亲写了封信。我认为这是封有史以来低调程度位列第二的信（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将谈谈最低调的信）。在信中，瓦特写道，他的发动机现在“相当成功”。1776年3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公开展览会。会上，瓦特和博尔顿的发动机只用60分钟就将水从60英尺深的矿井中抽了上来，而消耗的煤仅为旧机器的1/4。
怪不得在博斯韦尔访问索霍区时，博尔顿表现得自信十足。现在发动机在矿井外性价比很高，局限性很小。“如果我有……100个小发动机……外加20个大的共同运作，我们就能够把全部问题成功解决掉，”博尔顿给瓦特写道，“晒草要趁太阳好，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
虽然一些顾客的光临会让他们感到惊喜，但他们的确抓住了有利时机。第一个利用蒸汽动力的制造商是棉布制作商。西欧并不产棉布，直至17世纪，英国人一年四季都穿着破破烂烂、带有汗臭味的毛料衣物，内衣往往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当商人开始从古印度进口轻便、色泽明丽的棉布衣物时，该有多么轰动。1708年，丹尼尔·笛福回忆道：“棉布悄悄来到我们的屋子，进入壁橱、卧室。窗帘、地毯、椅子，连床都是用棉布做的，要不就是印度制品，绝非他物。”
进口商发了大财，不过他们投资的是印度棉花，而不是英国羊毛。因此，羊毛巨头们游说国会禁止买卖棉布衣物。于是，其他英国人进口生棉花（这仍是合法的），自己制造棉布。不幸的是，这些棉布织物没有印度货的质量好。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布市场的规模只有其羊毛市场的1/13。
但是，棉花的确有个好处，即可以用机械将纤维纺成纱，完成这一费力的工作。1万年来，纺织品的生产需要心灵手巧的女工（极少使用男工）将一小捆羊毛或纤维绕在纺锤上。我们在第七章看到，1300年，中国的纺纱工人用水能或畜力为能源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机器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产量也稳步提高。但英国突然开始机械化，使古代的一切技术相形见绌。1770年，一个纺纱工人用脚踏式纺纱轮要花2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线[1]；到了1800年，性能卓越的设备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这些设备的名称轰动一时——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罗伯特自行控制的走锭细纱机诞生于1824年，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就可以将上述任务完成了）。机器不断进步，蒸汽动力日趋完善，织机在大工厂里聚集排布。第一个完全由蒸汽发动机供能的纺织工厂于1785年开张（当然，这里的发动机是博尔顿和瓦特提供的）。
织机使得英国棉花价格更低、质地更为纤细结实、粗细均匀，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印度产品。1760～1815年，英国出口的成衣数量增长了100倍。棉纺业，这一曾经不起眼的产业，转变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产值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12。10万男男女女（尤其是童工）一天12小时以上、一周6天奋战在工场，大批大批地生产棉布运到市场。纺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跌至1807年的每磅7先令。虽然价格下降，但市场扩张，利润仍在继续膨胀。
地理位置的优势促使棉纺业在英国蓬勃发展。棉花的原材料产于英国海外，因而不需要在国内争夺土地生产。相反，美国渴望得到英国的钞票，他们将百万顷土地变成棉花种植园，让成百上千的奴隶在此劳动。美国的棉花产量从1790年的3000包陡升至1810年的17.8万包，到1860年更是飙升至450万包。英国在纺织技术上的创新促使美国在种植园生产上产生了新创意。例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它可以把棉花纤维从黏性种子上分离，这比雇佣奴隶用手来分要便宜。美国棉花供给增加，满足了英国的需求。这样，美国的棉花仍保持在低价位。工厂和种植园主富裕起来，棉花生产给大西洋两岸创造出庞大的劳动力新队伍。
回看英国，先进技术从一个产业扩展到另一个产业，促进了更多新技术的产生。最重要的飞跃就是制造材料以供其他新兴产业使用的制铁业。英国的制铁工人在1709年已经知道如何用焦炭熔炼铁（这比中国的冶金学家晚了7个世纪），但是如何让熔炉恒定高温，一直没有找到办法。1776年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发动机通过提供稳定气流解决了这一难题。在随后几年中，科特的搅炼法（这和棉纺业其他名称一样让人叫绝）成功解决了剩余的技术问题。和棉花的问题一样，制铁工人发现劳动力成本下降了，同时就业、产值及利润陡升。
博尔顿和其竞争者揭示了能源的真面目。虽然他们的革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800年，英国制造商使用水车产生的能量是蒸汽发动机的3倍），然而这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变革了。在近百年的时间中，技术变革粉碎了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永远不可突破的神话。1870年，英国蒸汽发动机产生400万匹马力的动力，与4000万的人力相当。假如工业继续依靠人力的话，这些人所需的小麦将是英国小麦总产量的3倍多。化石燃料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巨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日本没有发明蒸汽机、纺纱机
当地人喜欢称我的家乡——英格兰中部地区斯托克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此地是制陶场的中心。18世纪60年代，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将机械化推广至制瓶业。斯托克遍布颇具工业规模的制陶场。这甚至影响到200年之后，就连我小时候的考古经历都烙上了韦奇伍德的印迹。那会儿，我正在考察从威尔登工厂后面那大堆垃圾中挖出的一个破罐子，而韦奇伍德当年就在威尔登工厂学手艺。
斯托克是个以煤炭、钢铁和泥土为主的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大部分工人天没亮就起床，奔向矿坑、钢厂、制陶场。我的祖父是钢厂工人，父亲未满14岁就辍学下矿井了。在我念书的时候，不断有人告诉我，我们的祖先给英国添了彩，并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还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的勇敢、坚毅和富有创意。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片土地上的山川峡谷成了工业启蒙地，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却是讨论中西方巨大差距之源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具体说来是在斯托克及其周边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如果没有必然关联，那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某种必然吗？或者说，工业革命必然会发生吗？
在本书开头，我谈道，即使这些问题的确是关于西方的领导地位是否形成于遥远的过去，对这些问题作答的专家们最多也就往后推四五百年来寻找答案。我认为，应把工业革命放到长远的历史中进行考察。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在本书前九章阐述的观点能够提供一个不错的解答。
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迅速地在大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发展。若不考虑这一点，工业革命与历史上早期的改良运动就无异了。与早期其他迅速（或相对迅速）发动起来的运动一样，工业革命产生于历史上一个今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时期。自农业起源以来，主要的核心地带已经通过殖民和模仿等方式，经过整合并扩大了，边缘地区的人采用了核心地带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时他们还将核心地带的理念融入环境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这一过程时而显示出后发优势：公元前5000年，农民们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谋生的唯一方式是灌溉，这样可以将这片平原变成一片新的核心地带；公元前1000年，当城市和国家扩展到地中海盆地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海上贸易形式；公元400年后，中国北方的农民向南迁徙，将长江以南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片沃土。以上这些时期无不体现了后发优势。
公元10世纪以后，当西方核心地带从地中海沿岸向北、向西扩展时，西欧国家终于发现新的海上技术可以将他们在地理上独居一隅、长期以来成为落后之源的劣势变成优势。与其说是按照设想，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机遇的垂青，西欧建造了一个新兴的海上帝国。此外，崭新的大西洋经济体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
没有谁可以保证欧洲会战胜这些挑战。罗马（公元1世纪）或中国的宋王朝（11世纪）也没有找到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方法。所有迹象表明，人力和畜力是动力的最终来源，识字的人不超过10%～15%，城市和军队的人数永远不会超过100万，社会发展指数永远都不会超过43分。但是，在18世纪，西方人却无视这些限制，他们出售能源，使以前发生的一切变得一文不值。
在罗马和中国宋朝失败的地方，西欧却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那时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技术不断积累。每次社会发展衰退的时候，一部分技术就会消失，不过大部分技术不会，几个世纪过后，一些新的技术又会加入其中。因此，同一条河踏进两次、同样的技术有新发展的原则继续起作用。任何一个在公元1世纪和8世纪之间逼近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社会都和它们的前辈不同。它们做的会比逝去的更好，这点它们都知道，并且相信可以做得到。
第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积累，农业帝国现在已拥有高效的武器，这让俄国和中国清王朝关闭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通道。最终，在17世纪当社会发展指数逼近上限时，第五个天启骑士——移民——并没有到来。核心地区也成功地应对了其他四大天启骑士，避免了社会崩溃。假如没有这一变化，18世纪可能会和公元3世纪、13世纪一样成为一场灾难。
第三，还是因为技术的积累，船可以将人们载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样，欧洲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西洋经济体了。罗马王朝和宋王朝都没能建设一个可以如此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度，因此，它们都不需要面对17～18世纪欧洲国家关注的那些问题。牛顿、瓦特等人也不一定就比西塞罗、沈括等人聪明，只是他们想到了不同的事情而已。
在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方面，18世纪的西欧做得比以前任何社会都要好。在西欧，由于西北部区域国王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商人力量则更为强大，因而西北部发展得比西南部好。而在西北部，英国发展得最好。1770年，英国不仅薪水更高、煤资源更多、金融实力更强，而且那里实行了比其他地方更开放的制度（不管怎么说，对于中上阶层的男士是这样的）。另外，由于英国对荷兰和法国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它也同时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地、贸易和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