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能够有效地将东西方进行对比，但是作者用来测量社会发展的四大因素（即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适宜。
第四，这四大因素能够很好地测量社会发展，但是作者所列举的事实有误，因此测量并不准确。
我在第三章中已对第一个异议做出解释。对于很多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来说，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和比较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为什么由西方统治全球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和定量的问题。要对此做出回答，我们必须量化社会发展并做出比较。
在第三章中，我也对第二个异议做出过一些回答。或许有比社会发展更为有效的方式，但我还未想出。这个问题就留给其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吧。
至于第三个异议，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我们可以在四大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因素；二是，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测量因素；三是，我们应当减少所使用的因素。在我撰写本书时，我确实还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最大的政治单位面积、生活标准、交通速度或者最大遗址的面积），但是，所有的这些因素要么缺乏事实依据，要么缺乏相互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因素在整个历史中都不断反复出现。对这些因素进行任何可信的组合都将得出极其相似的结果。
对于这个反复出现的规律而言，主要有两大特例。我们将一个特例称为“反常的游牧民”，即大草原社会通常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上得分较低，但是在战争能力方面的得分却很高。这种反常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游牧民族能够打败其他帝国，却不善于管理帝国[2]。虽然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但是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本书中对东西方核心之间的比较。
关于第三个异议的另一个说法则是只需要考虑能量获取，而不考虑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原因是这三者都只是利用能源的不同方式而已。图附-1显示如果只考虑能量指数，历史看起来将会如何。该图与图3-3有所区别，但是差异并不大。在只有能量指数的这个图中，在90%的历史时期，西方仍然领先于东方，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之间，东方还是赶超了西方；在公元100～1100年之间，一个瓶颈依旧阻碍了社会发展（人均每天获取30000千卡能量），后工业革命依然使得早期时期相形见绌，并且在2000年还是由西方统治世界。
如果我们只考虑能量，那么相比四个因素而言，确实更加简便，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二个特例：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大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线性。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在整个20世纪，城市的面积增加了3倍，战争能力增加了4倍，信息技术增加了7倍，而人均能量获取仅仅增长了1倍。假如我们仅仅分析能量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了，而且也扭曲了历史。
图附-1 仅有能量指数：如果我们只从人均能量获取方面来看，东西方之间的对比是怎样的
第四个异议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要判断我是否误解了事实或者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检验我用来计算东西方分值的所有信息来源。要在这个附录中对此进行检验显然不太可能，这只会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冗长，所以我已将相关信息放到网站上或《文明的度量》中。有时间和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证。
接下来我将总结数据，阐述自己是如何计算出这些分值的，并对误差做出解释。
能量获取
我将首先阐述能量获取，因为这是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回溯足够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以及信息技术这三大因素的分值均为零，这是因为那时人类活动的规模非常小，因此它们产生的价值指数还不到0.01。相反，能量获取的分值却从未降到零，这是因为人类如果没有能量获取的话，就将面临死亡。为了生存，每人平均每天就要消耗约2000千卡。现代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约为228000千卡（=250分），因此在理论上，最低的分值应为2.19。在实际中，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能量获取的分值一直在4分以上，这是因为人类使用的大部分能源是不可食用的（例如衣服、房子、工艺品和石油等）。直到工业革命前，能量获取分值大约占了社会发展指数的75%～90%。在2000年，能量获取在东西方分值中依然分别占据20%和28%。
有关能量获取的依据既有来自现代统计，也有来自文学作品中关于农业、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记载，还有来自考古学中关于饮食、工艺和生活品质的发现。如何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和其他作者一样，我也借鉴了先前研究者的成果。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释的那样，厄尔·库克在1971年关于能量流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基点，能够用来检验其他的估计。所有的这些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西方核心地区的当代水平，即每人每天获取23万千卡。库克将此大致分成了四类：食物（提供给人类和动物）、家庭/商业，农业/工业和交通。
瓦茨拉夫·斯米尔有效地将非食物消耗分解为生物质和化石燃料，并将它们在西方核心地区的发展用图表表示出来。要将他的数据转换为能量获取分值，需要几个步骤，得出的数据是在19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93000千卡；在18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38000千卡，正好将库克的估计（即工业化后的欧洲将在1860年人均每天获取77000千卡）包含其中（见表附-1）。
假如我们回溯到1800年以前，回顾的年代越久远，越难以得到官方数据。但是经济越依赖生物燃料，我们就越可能用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得出的对比信息代替官方文件。1700年，西方核心地区人均每天获取30000～35000千卡。我们得到的关于西方社会的数据清楚地显示，我们回顾的历史越久远，数字下降得越多[3]。对比数据显示，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从未低于30000千卡。虽然这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不过我认为，即使是在公元8世纪，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也从未降到25000千卡以下。我将在后面给出解释，不过我认为这些猜测与实际的差距不超过5%～10%。
罗马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和遗址、遇难船只的数量、生产货物的总量、冰芯的工业污染程度以及聚居地惊人的动物骨骼数量，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公元1世纪西方的能量获取高于其在公元8世纪甚至13世纪时的水平，但是具体高多少呢？经济史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公元300年时，西方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可与18世纪欧洲南部人们的实际工资相比；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则认为，罗马时期人们的工资比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要高；杰夫·克朗（Geof Kron）、尼古拉·克普克（Nikola Koepke）和约尔格·巴滕（Joerg Baten）收集的数据显示，公元1世纪和18世纪的水平几乎没什么变化；克普克指出，古代房屋比18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房屋都要结实。我估计公元1世纪人均每日获取能量31000千卡，在公元500年前缓慢下降，之后加速发展，一直到公元700年。
表附-1 能量获取（单位：1000千卡）
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能量获取不仅低于罗马时期的水平，甚至低于其在公元8世纪的水平。公元前300年后，能量获取剧增，这是因为地中海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政治单位，以及罗马暖期增加了产出，不过大量的考古数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00年，能量获取就已经加速发展。我认为，公元前1000年，能量获取可能为人均每天20000千卡，与公元前2000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是高于公元前3000年的水平。
史前早期的分值更低。在新仙女木事件末期，采集者大约人均每日获取能量5000千卡，但是随着气候变暖，人均每日获取能量剧增（相比之前的水平而言）。人们通过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来获得食物，同时还利用动物进行劳作。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侧翼丘陵区建立村庄的人们从衣服、燃料、农场动物、房屋、日常用品和遗址中获取的能量为人均每日12000千卡，虽然他们的饮食相比4000年前并没有多大改善。
计算东方的分值难度更大，部分原因是诸如库克和斯米尔这样的学者只关注世界上能量获取最多的地区，并没有将地区之间进行对比。不过，我们可以从联合国2006年的一份统计入手。联合国统计，在2000年，日本人均每日获取能量104000千卡（还不到西方水平的一半）。在1900年，东方的大部分核心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其中日本的石油利用和以煤为动力的产业才刚刚起步。日本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49000千卡（依旧不到西方的一半）。在之前的5个世纪，煤炭利用和农业产出稳步增长。在1600年，长江三角洲的产量比西方任何地方的产量都要高，但是到了1750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迎头赶上，并且东方的实际工资只能与南欧相比，而不能与富裕的北欧相提并论。我估计在1400年和1800年，东方核心地区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分别为29000千卡和36000千卡，这个数字在18世纪的时候迅速增长。
关于1200年后的危机给中国的能源使用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人们看法不一，不过很可能自宋朝鼎盛时期后，能源使用有所下降，当时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很有可能超过30000千卡。
在西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能量获取下降，但下降了多少，我们难以给出答案。我在第五章中提出，汉朝的能量获取比东方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但是低于同时代的罗马或者之后的宋朝；我认为公元1世纪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为27000千卡，之后略有下降，在公元700年时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相比西方而言，东方的能量获取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稳步增长，约在公元前500年后加速发展，并且由于运河的开通、贸易的发展以及金属工具的传播，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00年后发展更为迅速。公元前1000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17000千卡；到了秦朝，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了26000千卡。
在史前时期，东方的能量获取似乎和西方经历了同样的门槛，但是之后的发展却落后了西方一两千年。
社会组织
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中，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始终是第二大重要因素。我在第三章对这个因素做了详细介绍，解释了我选择最大的城市面积作为社会组织代表的理由。引用的数据有很多歧义，专家也对各个时期的城市规模见解不一，因此定义也就相对灵活。我在网站上和《文明的度量》中对我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在表附-2中，我总结了我的一些主要计算。
表附-2 东西方核心地区最大聚居地的人口数量（单位：千人）
续表
战争能力
自有文字以来，人们就开始记载战争，并且自史前早期开始，人们就常常将武器作为陪葬品。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到大量的甚至是现代以前的战事。在给战争能力打分时，最主要的挑战不在于经验，而在于概念，即我们如何对比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体系，而且这些战争体系与以前的体系也无法进行对比。最著名的是，1906年当英国制造出“无畏”号战舰时，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它有着令人惊讶的枪支弹药，无论多少数量的19世纪90年代的船只加起来都比不上一艘1906年后的战舰。
不过，实际情况是，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在恰当的环境中，简易爆炸装置能够给高科技军队重重一击。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同一指数分值分配给完全不同的军事系统，虽然专家可能对这些分值看法不一。
在2000年，西方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达到了250分，显然比东方高了许多。东方的一些军队也很庞大，但是武器系统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的数字。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开销比例为10∶1；在航空母舰和核弹头数量方面，中美之间的比例分别为1∶11和1∶26；中国落后的体系与美国的M1主战坦克和精确武器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东西方的比例应在1∶10到1∶50之间。我选择了1∶20，即在2000年，西方达到250分的时候，东方仅有12.5分。
将2000年的分值与早期的分值相比，难度更大。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军队规模、移动速度、后勤能力、攻击能力、装甲和防御工事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就能做出估计。据估计，大炮的火力从1900～2000年增加了20倍；考虑到20世纪其他的变化，我认为，1900～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即1900年时，西方的分值为5分，而2000年时，其分值为250分。
1900年时，西方的军事力量远远高于东方，虽然差距没有2000年时大。1902年，英国海军的吨位几乎是日本海军的6倍，而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军队规模都比日本大；我将1900年东西方的比例设为1∶5，即1900年，东方分数仅为1分（1900年西方的得分为5分；2000年，东方的得分为12.5分）。
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主观性的计算。但是，这里的重点是，2000年，西方的军事力量如此强大，显得其他分值（包括1900年西方的分值，甚至2000年东方的分值）都无足轻重。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估计中的错误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19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分值全都翻倍或者减去一半，却不会对总体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大的影响。
西方战争能力在1800～1900年的变化虽没有1900～2000年的变化那么大，但影响也非常深远。它将我们从航海时代带到了机关枪时代，同时也即将带来坦克与飞机。19世纪，西方的战争能力很可能有了大幅度增强，我将18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设定为0.5分。当时的西方战争能力远远高于东方，因此此时的东方战争能力可能仅为0.1分。
1500～1800年，欧洲经历了历史学家称之为“军事革命”的时期，使得其战争能力增强了3倍。而在1700～1800年（1700年时，康熙开始征服大草原），东方的战争能力却倒退了。由于缺乏外部威胁，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寻求和平红利，往往减少本国的军备，忽视科技进步。1800年时，东方的作战水平并不比其1500年的水平高出多少，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英国军队轻而易举地入侵中国。
14世纪，火药的出现增强了东西方的战争能力，虽然其影响比不上19～20世纪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1500年左右，欧洲最好的军队比5个世纪前的军队强大了一倍左右。这些军队的强大依赖于军队规模、后勤能力以及火药技术。
我们难以计算出1500年左右的西方与国土辽阔、组织严密但还未使用火药的罗马帝国在战争能力方面的比例。据一项研究，2000年左右，一架轰炸机的破坏能力是一个罗马军团的50万倍。我们不妨由此推断，公元前/公元1世纪时，西方的分值是0.0005分。但是显然，罗马军团的数量远多于美国轰炸机的数量，因此，我将现代西方与罗马的战争能力的比例估计为2000∶1，因此公元前/公元1世纪的西方分值为0.12分。因此，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其军队是15世纪时欧洲陆军和海军的一大威胁，但对“军事革命”时期的军队来说，并非如此。这也意味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其战争能力可与蒙古的战争能力相当，优于中国唐朝的战争能力。
表附-3 战争能力（单位：分）
在东方，到了公元前200年，铜器依然是主要的工具。汉朝（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军事力量似乎没有罗马强大，虽然在第一次中西方交流后，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西方下降得多。公元6世纪，隋朝统一了中国。隋朝的军队比西方的任何军队都要强大。在公元700年左右，武则天在位期间，这个差距更大。
公元前东方的军事实力比罗马帝国时期和汉朝都要弱得多。我认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东方没有哪支军队能够达到0.01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方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很可能达到了0.01分。
信息技术
考古发现和文字记录展示了各个时期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而我们也很容易估计这些媒介能够以怎样的速度传输多少信息，以及传输多远的距离。真正的困难在于估计多少人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这就意味着有多少人能够读和写，以及水平如何。
摩尔定律——自1950年以来，信息技术的成本效益每18个月就翻一番——似乎暗示着2000年的分值应该比1900年的分值高10亿倍。因此，有人认为1900年时，西方的分数为0.00000025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忽视了诸如书籍（现在受到了数码媒介的挑战）这样过时的信息储备形式的灵活性以及先进技术的变化。
在战争能力这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与早期信息技术之间差距巨大，但是两者之间的正确比例应该不到十亿比一。1900年之前的分值（甚至1900年之前的误差）应该更低。另一方面，关于多少人能够读、写和计算，以及水平如何，这方面的证据比战争方面的证据更模糊，因此我的猜想也就更加主观。
在表附-4中，我采用了多步骤方法来量化信息技术。首先，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方法，我将人们的水平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每一个级别的范围按照读写能力划分如下：初级——能够读和写一个名字；中级——能够读和写一个简单的句子；高级——能够读和写结构紧凑的文章。这与中国在1950年的扫盲运动中的定义也颇为相似（有文化：能够认识1000个汉字；半文盲：能够认识500～1000个字；文盲：认识300～500个字）。
其次，利用现有的知识，我将不同时期的成年男性划分为3种类别。在高级水平中，每1%的男性就获得0.5分；在中级水平，这个数字为0.25分；在初级水平中，则为0.15分。之后，我将同样的分值标准用于女性。关于女性文化程度方面的证据比男性的少，在20世纪之前，能读书写字的女性显然比男性少（往往少很多）。尽管我对近代之前的数据基本靠猜测，但是我尝试对女性和男性使用信息技术的百分比做出估计。之后，我将基于信息技术的数量和水平对每一个时期计算出分数。
表附-4 信息技术分值
续表
2000年，东西方核心地区所有男性和女性文化水平均为高级[4]，因此东西方的信息技术的分值均为100分。1900年，在西方核心地区，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至少识一些字（50%为高级水平，40%为中级水平，7%为初级水平），并且女性得到几乎与男性同样良好的教育，这使西方核心地区在信息技术方面获得了63.8分。在东方，大多数男性也有一定的知识，虽然他们的知识水平并不高（我估计有15%为高级水平，60%为中级水平，10%为初级水平），而且有文化的女性可能只有男性的1/4。这样，东方核心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分值只有13.4分。随着我不断重复这些计算，我的猜想中的误差也就逐渐增加，虽然这些误差的影响并不大。
最后是根据通信科技的变化速度和覆盖范围计算出乘数。我将用来处理信息的高级工具分为三大类：电子类（到2000年，东西方均使用）、电气类（西方在1900年前就已经使用）和非电气类（在西方可能已经使用了11000年，而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000年）。
与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同，我不准备对比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时代。印刷术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廉价的资料，而不是像电报或者互联网那样改变了通信方式。这些量的变化也已被考虑在内。至于电子科技，我认为东西方的乘数应分别为1.89和2.5，这反映了2000年东西方分别可利用的计算机和宽带数量。电气技术在1900年前就对西方有所影响，因此我用了0.05的乘数；非电气技术在其他时期均有使用，所以我在东西方都使用了0.01这个乘数。因此，在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最高值很可能达到了250分，而东方则达到了189分；在1900年，西方达到了3.19分，而东方达到了0.3分；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西方的分值就达到了社会发展指数的最低要求，即0.01分，而东方则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达到这一数值。
存在的误差
在上一节，我反复提到估计和猜想这两个词，这是因为要建立社会发展指数就不得不提到它们。这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没有任何指数是“正确”的，无论我们如何正确定义这个词。因此，要问我在计算社会发展指数时所得出的分值是否有误，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肯定有错误。真正的问题是：这些错误是大还是小？这些错误是否严重到扭曲了基本的历史，使得第四章至第十章的图表完全误导读者，因此这一整本书也就有着致命的错误？或者这些错误实际上非常小？
图附-2 显示的错误：社会发展指数出现系统性错误的含义。（a）将西方的指数提高10%，将东方的指数降低10%；（b）将东方的指数提高10%，将西方的指数降低10%
理论上，我们很容易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们只要问以下两个问题：（1）如果我们要使过去看起来与本书中提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对分值做出多大的改变？
（2）这些变化是否可信？
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网站中所列举的证据，检验我所做出的每一个计算。但是这里，我要简要说明一下，有可能会有系统性的错误影响了我对整个历史发展的看法。根据我的社会发展指数，在公元前14000年之后，西方得以领先。东方慢慢地追赶上来，并且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里，西方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领先的优势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进一步领先。但是在公元541年，东方领先西方，直到1773年。之后西方重新领先，如果在21世纪这种趋势继续的话，西方的领先优势将会持续到2103年。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在92.5%的时间里，西方的社会发展一直都领先于东方。
我曾在第三章指出，我的整体分值最多会有10%的浮动，但不会影响基本模式。图附-2a显示，如果我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整体降低10%，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10%，结果会是怎样；图附-2b显示如果我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降低10%，而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10%，结果又是如何。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分数都十分不可信。图附-2a中，西方的分值被提高了10%，东方的分值则被降低了10%，我们在图中看到，1400年时，西方比东方更加先进，此时正是郑和下西洋的前夕；它还意味着公元前218年，当汉尼拔率领他的大象进攻罗马时，西方的发展已经高于东方。如果以上这些都不够特别的话，这个图还告诉我们，当公元前44年恺撒大帝被谋杀时，西方比1793年的东方更加先进，此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勋爵的贸易要求。
图附-2b也许更加特别。在图中，公元700年时的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低于东方孔子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数，这显然不对。公元700年时，阿拉伯人控制着大量来自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在这张图中，1800年已开始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其发展指数低于1000～1200年间处于宋朝统治下的东方核心的社会发展指数，这更不可能。
即使历史学家能够忍受这些奇怪的结论，图附-2中所显示的历史发展轨迹与图3-7中的差异还没有大到需要改变基本的模式。短期偶然理论依然证据不足，因为即使在图附-2b中，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西方的分值依然高于东方（虽然此时的“大部分”只有56%，而不是92.5%）；长期注定理论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在图附-2a中，东方也曾领先7个世纪。对于不断向前但却受到干扰的发展而言，生物学和社会学依旧是最合理的解释，而地理因素也仍然最能够解释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
图附-3 更大的错误：（a）将西方的指数提高20%，将东方的指数降低20%；（b）将东方的指数提高20%，将西方的指数降低20%
要改变基本模式，我的估计就要做出20%的改动。图附-3a显示，如果我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整体降低20%，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20%，结果会是怎样；图附-3b显示如果我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降低20%，而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20%，结果又是如何。
这一次的模式非常不同。在图附-3a中，西方的分值始终高于东方，使得长期注定理论看起来非常可信，同时也让我的观点，即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变得不成立。图附-3b中的东西对比有效推翻了我的实际指数所得出的理论，使得东方自冰河时期以来有90%的时间都领先于西方。
如果图附-3a或图附-3b中有任何一个是正确的话，那么你在本书中所读到的一切均是错误的。不过，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都是错误的。在图附-3a中，西方社会发展指数被提高了20%，而东方的指数则降低了20%，我们看到，在公元前/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发展仅比1900年工业化的日本低5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图附-3b中，东方社会发展指数被提高了20%，而西方的指数则降低了20%，这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东方社会比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程度要高；这意味着，西方在1828年，即鸦片战争的前夕才赶上东方；同时还意味着，西方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在2003年）。以上这些都不可信。
因此，我在第三章中提出：我的估计出现的误差很可能低于10%，绝对不可能超过20%。即使误差达到了10%，我所阐述的历史基本框架依然成立。
结论
我在第三章中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制定社会发展指数是一种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指数能够给我们一个大概、足够好的估计，使得指数设计者的假想显而易见。我已说过，长久以来我们无法解释西方为何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学者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术语以及关注问题的不同方面。只要建立指数，就能帮助我们向前跨出一大步。那些批判本书的学者，即提出四大异议的人，应该想出自己的测量方式。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的进步。
* * *
[1] 《文明的度量》，[美]伊恩·莫里斯，中信出版社。
[2] 诸如帕提亚人、鲜卑和满族人这样的半游牧民族最终发展为帝国统治者，但是像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却没能发展成帝国统治者。最例外的要数蒙古人，不过关于他们作为帝国统治者的记录却非常少。
[3] 中世纪学者可能会惊讶于表附-1中，西方核心地区在1000～1400年之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均保持在26000千卡。众所周知，当时西方的欧洲社会正在迅速扩张，但此时的西方核心实际上代表了东部地中海伊斯兰的核心地区，当时这个核心地区停滞不前（详见第七章）。在这几个世纪中，西欧人均每天能量获取均低于25000千卡，直到15世纪才赶上地中海地区。
[4] 我需要再一次强调，我所划分的等级，即初级、中级和高级，其标准远比21 世纪的标准低。任何能够填写现代工作申请表或纳税申报单的人都被认为是具有高级水平的人。
致谢
和其他著作一样，如果没有很多人的付出，就不可能有这本书。要不是在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学院开放的思想氛围中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因为在这儿，我们不用受到传统学术的束缚。在此，我要感谢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伊恩·霍德（Ian Hodder）、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乔希·奥伯（Josh Ober）、理查德·萨勒（ 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尤其是凯西·圣约翰（Kathy St.John），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鼓励与支持。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康斯坦丁·法佐尔特（Constantin Fasol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约翰·哈尔东（John Haldon）、伊恩·霍德、阿格尼丝·许（Agnes Hsu）、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巴纳比·马什（Barnaby Marsh）、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和理查德·萨勒帮我审阅了部分章节。在我完成本书后，埃里克·基斯基（Eric Chinski）、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阿尔·迪安（Al Dien）、多拉·迪安（Dora Dien）、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阿德里安娜·梅厄、乔希·奥伯、迈克尔·皮特（Michael Puett）、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凯西·圣约翰和沃尔特·沙伊德尔帮我审阅了全书。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鲍勃·贝拉（Bob Bellah）、弗兰切斯卡·布雷（Francesca Bray）、伊懋可、伊恩·霍德、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马克·刘易斯、刘力（Li Liu），汤姆·麦克莱伦（Tom McClellan）、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沃尔特·沙伊德尔，内森·希文（Nathan Sivin）、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查德·施特拉斯堡（Richard Strassberg）、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和张雪莲（Zhang Xuelian），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有幸读到许多未曾发表或者新近发表的文章。除了以上诸位，还有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戴维·克里斯琴（David Christian）、保罗·戴维（Paul David）、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戴维·格拉夫（David Graff）、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吉姆·希恩（Jim Sheehan）、史蒂夫·申南（Steve Shennan）、彼得·特明（Peter Temin）、洛塔尔·冯·法尔肯豪森（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克丽丝·威克姆（Chris Wickham）、王国斌、加文·赖特（Gavin Wright）、维克多·熊（Victor Xiong）、杨晓能（Xiaoneng Yang）、赵鼎新（Dingxin Zhao）、周逸群（Yiqun Zhou），与他们的交谈极大地启发了我。同时还要感谢参加“古地中海和中国帝国”以及“第一个大分支”会议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感谢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学院对我的资金支持，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感谢米歇尔·安杰尔（Michele Angel）为本书中的地图做了最后的修改，感谢帕特·鲍威尔（Pat Powell）为了让我合法使用他人的成果所付出的努力。
最后，我要感谢桑迪·迪迦斯特安（Sandy Dijkstra）和桑德拉·迪迦斯特安文学社，本书的编辑、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埃里克·基斯基和尤金妮娅·查（Eugenie Cha），以及Profile出版社的丹尼尔·克鲁。要不是他们的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本书。
再一次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