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6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6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如果你被判8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再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6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评判。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6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6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虽然6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6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在头几个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温妮的来信，但是，信却被当局作了审查和删节，除了问候之外几乎什么内容也看不清。岛上的审查人员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许读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从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内容时，他们又改变了删节方式。他们用刀片把要删节的内容裁下来，由于多数信反正两面都写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内容也往往被剪掉。看来，他们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对信笺的审查和删节往往延误信的分发时间，因为有的狱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审查、删节一封信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发出的信也要经过审查和删节，常常与收到的信一样，被剪得乱七八糟。
8月末，我来到罗本岛还不到三个月，当局告诉我，第二天将有人来探视，但却不告诉我来探视的人是谁。瓦尔特也被告知有人要来探视。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会是温妮和阿尔博提娜。
自从温妮得知我们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时刻开始，她一直都在设法来岛上探视。作为一个身背禁止处罚的人，她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能来罗本岛，因为从法律上说，她与我联系是不被允许的。
即使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来罗本岛探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视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政治犯则不允许与来探视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但探视人与囚犯却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
当局似乎从不提前安排探视。不定哪一天，他们与你的夫人取得联系，并说：“明天你被允许探视你的丈夫。”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视无法进行，如果某一亲属提前计划到狱中探视，当局有时会故意拖延时间，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批准。由于多数囚犯的家都在离开普地区很远的地方，并且没有多少钱，所以常常无法到罗本岛探视。有的人来自贫穷的家庭，可以说多年甚至根本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罗本岛上待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人来探视过。
非直接接触探视室很狭窄，而且没有窗子。囚犯这边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通过一个小方块玻璃与另一边具有相等面积的房间相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通过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着对方，并通过打在玻璃上的小孔与对方交流，因此，只有大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清。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优雅一点。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精神压力很大。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警察的搜查。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族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谎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狱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恋恋不舍，很想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
64...
元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在院子里开始工作之前排着队报数的时候，当局不是让我们步行到外面去，而是吩咐我们上了一辆闷罐车。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我们的监禁区。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当我1962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曾经见过的地方，它就是石灰石料场。
石灰石料场看上去就像是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巨大的白石坑。从悬崖到山脚下，到处是一片令人目眩的白色。石灰石料场的顶部长满了青草和棕榈树，山脚下则是用旧金属板搭成的几间棚子。
监狱长韦塞尔斯上校接见了我们，他是一个相当缺乏个性的人，只关心严格坚持监狱里的规定。我们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干的这个工作将持续6个月，然后，他将在我们服刑期间让我们干一些比较轻的活儿。然而，他定的时间后来大大延长了，我们在这个石灰石料场一干就是13年。
监狱长讲完话后，狱警们给我们发了镐头和铁锹，并告诉我们挖石灰石的基本知识。挖石灰石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第一天，我们对使用新工具不怎么熟练，挖的石灰石很少。石灰石本身是贝壳和珊瑚的钙化积淀物，比较松软，被埋在岩石层中，必须用镐头挖开岩石层，然后再用铁锹把石灰石挖出来。这项工作远比在院子里干的那个差事要费力得多，所以在石灰石料场干了几天之后，我们下午4点30分吃过晚饭就立即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浑身疼痛、疲劳不堪。
当局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把我们从院子里转到石灰石料场去。他们可能仅仅是需要更多的石灰石以修建岛上的道路。不过，后来讨论这次工作变动时，我们推测，这是另一种加强纪律性的方法，同时表明，我们与在岛上石料场干活的普通囚犯没什么差别，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必须去赎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摧垮我们。
但是，在石灰石料场工作的头几周，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尽管手上起了泡并流着血，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十分饱满。我更喜欢在外面的大自然中干活，因为在外面，能够看到草和树木，能够观察鸟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能够感受从大海吹来的风。背朝着太阳浑身使劲令人感觉舒服，而堆起一堆堆石灰石也会令人产生某种成就感。
几天以来，我们都是步行到石灰石料场，而不是乘卡车，这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20分钟的步行过程中，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罗本岛，可以看见岛上的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闻一闻桉树的芳香，偶尔还能看到跳羚和捻角羚在远处吃草。尽管有的人认为步行是一种苦差事，但我却不这样认为。
尽管在石灰石料场工作说明我们与其他囚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局仍然像对待曾经在这个岛上居住过的麻风病人一样地对待我们。有时，我们可以看见一伙普通犯人在路边干活，看管他们的狱警会吩咐他们躲进灌木丛。这样，当我们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看见我们，似乎仅仅看见我们就会影响他们的纪律。有时，通过眼睛的余光，我们能看见某个囚犯举起拳头向我们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礼。
那条泥土路在石灰石料场附近分开，向右是通往普通犯人干活的石料场。这个十字路口后来成为我们与普通囚犯沟通的重要地点。在岔路口处，我们可以在灌木丛中看见一幢白色小屋，罗伯特·索布克韦就住在那里。这座小房子是几年前为一位黑人狱警建造的，现在只有索布克韦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是一小块灌木丛生的土地，除了站在房子前面的一个狱警，谁也不会知道有别人住在那里。
索布克韦的刑期于1963年期满，但是，按照1963年“普通法修正案”中被大家称作“索布克韦条款”的规定，司法部部长不经控告就可以对政治犯进行无限期的关押。他们对鲍勃也是这样处理的。6年来，索布克韦在岛上一直过着这种半关押式的生活。他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自由人。有时，我们能在花园里看见他，但也仅仅是看一眼而已。
上午到达后，我们从石灰石料场上的锌皮棚子里领到镐头、铁锹、锤子和独轮车，然后，在石灰石料场前集合，通常是三四个人一组。持自动武器的狱警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监视着我们。不带武器的狱警则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督促我们更卖力地干活。“Gaan aan! Gaan aan!”（快点干！快点干！）他们像赶牲口一样喊着我们。
到11点，这时太阳高高地在空中照射着大地，我们开始感到筋疲力尽。此时，我已经是汗流浃背。狱警仍然催着我们更努力地干。“Nee， man! Kom aan! Kom aan!”（不，伙计！快点干！快点干！）他们不住地喊叫着。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我们把石灰石装在独轮车上，然后运到卡车跟前，最后用卡车运走。
中午时分，哨声响了，这时我们会走到山脚下，在为我们遮蔽太阳的锌皮棚子下坐在极为简陋的座位上准备吃午饭。狱警们则坐在有桌子和板凳的大锌皮棚子里用餐。有人会把盛煮玉米的圆桶送到我们的旁边。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数百只海鸥尖叫着不住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俯冲，一次准确的俯冲有时会糟蹋掉一个人的午饭。
我们一直干到下午4点钟，这时，我们就把挖出的石灰石运到在石灰石料场附近等候的卡车上。一天下来，我们的脸上和身上沾满了白色的粉尘，要不是汗水已经把部分粉尘冲掉，我们看上去肯定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鬼。当回到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在凉水中擦洗一下，身上的粉尘似乎怎么也不能完全洗干净。
在石料场，比热更厉害的是光线。我们的脊背有衬衣遮挡太阳，但太阳的光线却通过石灰石折射到我们的眼睛上。炫目的光线和石灰石粉尘对眼睛的伤害使我们无法睁眼。我们的双眼不停地流泪，必须老是眯缝着才行。每天工作过后，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石灰石料场工作几天后，我们正式向当局提出了戴太阳镜的要求。当局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因为当局连阅读眼镜也不让我们戴。我先前对监狱长说过，允许我们读书但却又不让我们戴眼镜读书是没有道理的。
后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戴太阳镜，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才争取到了戴太阳镜的权利。当时，幸亏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戴眼镜是必要的，当局才最终同意我们戴太阳镜。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自己花钱买太阳镜。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斗争，其中包括争取太阳镜、争取长裤子、争取学习权利和争取伙食平等的斗争，是我们在监狱外长期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为改善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进行斗争，不管这种不公平是大是小，我们反对不公平，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人性。
我们开始在石灰石料场工作不久，一伙B区的其他著名政治犯也加入了我们的劳动队伍。有几位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是在1964年7月被逮捕的。他们被指控犯有50多起破坏活动，这次审判被称作“小利沃尼亚审判”。这些人包括：麦克·马哈拉基，他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在斗争中头脑最为敏锐；拉鲁·奇巴，他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并且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同志，他的这一伟大优点在监狱里得到了证实。维尔顿·穆夸毅，他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之一，在1960年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混乱期间，他因为错误地在别人引导下继续在大街上行走而被逮捕。他秘密离开过南非，接受了军事训练，在利沃尼亚审判之后，他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司令员。艾迪·丹尼尔斯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是自由党的有色人，被指控参与了非洲抵抗运动组织并进行破坏活动，该组织是由自由党党员组成的一个破坏活动小组。在监狱里，艾迪成为我最伟大的朋友之一。
为了平衡这些新政治联盟的影响，监狱当局也在我们这个监禁区掺杂了一小部分普通犯人。这些人是不知改悔的罪犯，被指控犯有杀人、强奸和暴力抢劫。他们是罗本岛上臭名昭著的罪犯帮伙，不是“大五帮”（Big Fives）就是“二八帮”（Twenty-Eights），他们专门恐吓别的囚犯。这些人体格健壮、粗暴无礼，脸上大多都有械斗时留下的伤疤。在这些帮派成员中，械斗是常有的事情。他们被派到我们监禁区的作用就是寻衅滋事，他们仗势欺负我们，拿我们的食物，不让我们开展政治讨论。其中一人名叫博加特，用的就是美国硬汉电影演员的名字。他的牢房与瓦尔特的牢房对着门，瓦尔特曾经抱怨说，他每天早晨都索要食物，瓦尔特怕他，不敢不给他。
犯罪帮伙在石灰石料场内另外合伙干活，不与我们在一起。一天，他们开始唱起了一首像劳动号子的歌。实际上，那是一首著名的歌曲，但是，他们换上了自己编的词：“Benifunani eRivonia？”意思是：“你们要在利沃尼亚干什么？”第二句歌词似乎是：“你们认为你们将成为政府？”他们起劲地唱，歌声中带有嘲笑的意思。他们显然是受到了狱警的鼓动，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激怒我们。
尽管我们中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想与他们翻脸，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与他们斗争。我们当中有些比他们唱得好的歌手，我们凑在一起，琢磨着我们应该唱什么歌对付他们。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唱起了《斯蒂迈勒》，这是一首赞扬从南罗得西亚向南奔驰的一辆列车的歌曲。《斯蒂迈勒》不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却含有政治意味，因为它暗示游击队战士乘着火车南下去打南非军。
连续几周，我们两伙人一边干活，一边对唱，并不时增加曲调、变更歌词。我们的节目增加了，并且公开唱起了政治歌曲，如游击队战士之歌——《阿玛卓尼》，歌名是一个废弃了的英文俚语，意思是歌颂游击队战士约翰尼；《措措拉兹》，这首歌曲把斗争比喻成即将到来的列车（如果重复这个歌名，听起来就像列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还唱了一首有关《自由宪章》的歌，而另一首是关于特兰斯凯的歌曲，其歌词大意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马叹兹玛之路，一条是曼德拉之路，试问您将走哪条路？”
歌唱使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有几个人嗓子特别好，我感觉像是放下了镐头，仅仅是在那里听他们歌唱。罪犯帮伙不是我们的对手，当我们继续歌唱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哑巴。但是，有一位狱警精通科萨语，懂得我们所唱的内容。他很快命令我们停止歌唱（也不准吹口哨），从那天起，我们又只好默默地工作。
我并不把罪犯帮伙看作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转化的对象。我们中间有个绰号叫“Joe My Baby”（我的孩子乔）的非政治犯——后来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帮助我们向监狱内外传递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我们听说博加特在石灰石料场遭到了一名狱警的殴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结果。他的脸上有伤，而且伤势很重。博加特在走廊里走到我的面前请求帮助，我立即接受了他的请求。
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当局对抗的方式，报告打人事件就是我们能够与监狱当局交涉的一种方式。在博加特被打前不久，我们得知一位名叫“甘亚”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也遭到了一位狱警的殴打。我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致函监狱长，代表甘亚提出抗议。我被带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官员们在那里接待了我。他们一致否认有打人事件发生，问我是怎么听说的。我坚持要求把殴打甘亚的狱警赶出罗本岛。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说没有证明他打人的证据。但是，随后不久，那位打人的狱警还是被从岛上调走了。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所以，当博加特请求帮助的时候，我立即要求见监狱长。第二天，我又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和蔼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打人的人也被解雇了。“那是违反规定的，”我说，“这个案子应当进行审讯。”
“不，”他说，“我们已经调查过所谓的受害人，他否认曾经遭到过殴打。”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昨天才与他谈过话。”
监狱长向一位中尉招了招手说：“你亲自去了解一下。”中尉把博加特带进办公室，他的脸上还绑着绷带。监狱长问他是否遭到过殴打。“没有，老板，”他轻声说，没有理会我正在瞪着他，“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殴打。”然后，他立即被带走了。
“好了，曼德拉，”监狱长说，“这个案子了结了。”监狱长因羞辱了我而感到非常得意。他显然为了让博加特撤诉而用额外的食物和香烟贿赂了他。从此之后，在接受案子之前，我要求当事人一定要提交签过字的书面委托书。
65...
196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发现早饭的粥上漂着闪光的肥肉，晚饭的半流质食物里也有大块大块的肉。第二天，有人还领到了新衬衣。石灰石料场的狱警们和我们监禁区的狱警们似乎对我们恭敬有加。对此，我们大家都有些怀疑，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天后，我们得知，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将于第二天到岛上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探视者都重要。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组织，是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关注的国际组织。监狱当局很尊重国际红十字会，我在这里用“尊重”这个词，其中当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为当局只尊重他们害怕的人和组织。监狱当局对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一切组织都不信任，不把他们当做合法的、忠诚相待的调查者，而是把他们视为能欺骗则欺骗的爱管闲事的人。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是当局的主要目的。
在那些年月，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既能够倾听我们的抱怨意见又受我们爱戴的组织。这至关重要，因为当局不听我们的抱怨意见。按规定，当局应当提供了解我们的抱怨意见的正规程序。他们也的确提供了让我们反映意见的渠道，但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每到礼拜六上午，狱警队长就进入我们的监禁区吆喝：“Klagtes en Versoeke! Klagtes en Versoeke!”（快提意见和要求!快提意见和要求!）我们中许多人排着队找狱警队长，因为几乎大家都有抱怨意见和要求。我们纷纷对伙食、囚服和探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意见。狱警队长对每个人点点头，只是说“Ja， ja”（是，是），然后就喊“下一个！”对我们所提的意见连记录都不记录。如果我们以我们组织的名义说话，狱警们会大声说：“这里不允许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Verstaan？（懂不懂）”
在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来访问前不久，我们向监狱长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意见书。当时，只允许我们用纸和铅笔写信。我们秘密在石灰石料场和厕所里相互征求意见，然后，综合成一份意见书。我们把意见书递交给我们的狱警队长。他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书，并指责我们写这样的意见书是违反规定的。我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的意见之一就是监狱当局不听取我们的抱怨意见。
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见面。那年，甚至随后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直是森恩先生，他在他的国家瑞典曾经是监狱管理局局长，后来移民到了罗得西亚。森恩有55岁左右，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又有点神经质的人，对周围的环境似乎一点都不满意。
会见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访问和探视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要求听取我们的所有抱怨意见，并且听得很认真，还不住地记笔记。他十分客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表示感谢。尽管如此，他的第一次访问还是使我们感到相当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
我们对我们的服装十分不满，实话实说，我们不想穿短裤，希望有合适的衣服穿，其中包括短袜和内衣。当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对我们的伙食、探视、通信、学习、早操、工作条件和狱警的工作作风都提了意见。我也提了一些我知道当局将不会予以满足的要求，例如，希望被转到离我们的家较近的监狱。
会谈后，森恩让我们在那里等候，他又会见了监狱长及其他访问团成员，我估计他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监狱当局，并指出了他认为是合理的意见。森恩访问后不久，我们的服装确实得到了改善，当局给我们发了长裤子。但是，森恩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个进步人士；他在罗得西亚居住了几年后，似乎对种族歧视已经司空见惯。在我返回我的牢房之前，我又提醒我所提的关于非洲人吃面包的抱怨意见。森恩先生看上去似乎心神不安，并扫了那位监狱长一眼。“面包对你们的牙齿很不好，你知道吗，曼德拉？”森恩先生说，“玉米对你们更好些，可以使你的牙齿变得更结实。”
在后来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派了一些更开明的人士来访问，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改善我们的条件进行斗争。国际红十字会在不太显眼但对我们却十分重要的方面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我们的家属提供资金，不然，他们就无力到岛上来探视我们。
被送到罗本岛之后，我们的支持者中有的担心当局会不允许我们学习。但是，到岛上几个月以后，当局宣布，要学习的人可以提出申请。我们多数人都交了申请。尽管是D类囚犯，我们也得到了许可。利沃尼亚审判后，政府感到很有信心，认为准许我们学习没有什么坏处。后来，他们为此而后悔不迭。读研究生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对我却网开一面，因为我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时就已经开创了这个先例。
我们监禁区很少有人拥有学士学位，但多数都在学习大学课程。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他们选择进修课程，以便争取拿到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有的人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像戈万·姆贝基和内维尔·亚历山大，但是其他人还没有通过五级或六级考试。在几个月内，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在学习这样那样的学位课程。每到夜晚，我们的牢房与其说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学习的大课堂。
但是，学习的权利受到了许多条件的限制。某些学科，如政治学或军事史，是被禁止的。多年来，当局不准我们接收我们家庭以外的资助，所以，我们这些穷囚犯很少有钱买书和交学费。因此，学习机会的多少取决于我们手中攥着的钱数。监狱当局也不允许我们把书借给别的囚犯，如果允许借阅，就会使我们身边较穷的狱友也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们应不应该接受学习的权利一事，大家经常争吵。有的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起初认为，我们接受政府的免费学习材料会有损我们的政治形象。他们坚持认为，学习不应该是一种有条件的特许，而应当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尽管我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学习。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政治犯，我们有责任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而学习是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监狱当局允许囚犯报考南非大学或速成学院，这两所学校都可以为学习者提供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就我的情况而言，在伦敦大学的资助下学习是一种祸福兼而有之的事情。一方面，我可以得到在南非阅读目录上没有的那种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书籍；另一方面，监狱当局必然把它们视为不适合学习的书籍，因此而禁止我学习。
一般而言，获得书籍也并非易事。你必须按照合同法，向某个南非图书馆提出申请。该图书馆将对你的申请进行审查，然后，通过邮局把书寄给你。但是，由于邮递系统不正常，罗本岛又比较遥远，再加上信件检查人员故意拖延时间，所以，当你拿到书的时候也就到了还书的日期。如果日期已过，狱警将会连看也不让你看就把书直接退回图书馆。正是由于邮递系统这种固有的特点，你很可能没收到书却收到过期罚款单。
除了书籍，我们还可以借阅学习所需要的杂志。当局对此特别严格，唯一能通过检查的杂志可能是一种供囚犯学习会计用的保险计算科学类季刊。但是，有一天，麦克·马哈拉基告诉一位同志，他正在学习经济学，想申请借一份《经济学人》。我们讥笑说，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份《时代》周刊，因为《经济学人》也是一个新闻周刊。但是，麦克仅仅一笑说，监狱当局不会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从标题上判断书刊。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真的收到了《经济学人》，通过这本杂志，我们获得了我们渴望得到的新闻。但是，当局很快发觉了他们的疏忽，并停止让我们继续借阅。
一旦多数人都开始学习，我们就都抱怨连书桌、椅子这样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我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了这个意见。最后，监狱当局为每个牢房制作了一个可以站着学习的书桌，即一块从墙上伸出的、齐胸高的木板。
这不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那种学习条件。在石灰石料场劳作一天之后，谁也不想站着在这样的书桌旁学习。我们中有许多人对这种书桌提出了抱怨意见，而凯西的意见最大，他告诉监狱长，站着学习的书桌不但是一种负担，而且由于书桌的坡度太大，书老是往下掉。监狱长突然来到凯西的牢房里查看，他要了一本书并用力把它放在凯西的书桌上，书没有动。他又向凯西要了一本书，把它放在第一本书的上面，书还是没有动。他放了四本书之后，转身对怯弱的凯西说：“伙计，这些书桌没有问题。”然后，他走出了凯西的牢房。不过，六个月后当局发了慈悲，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书桌的高度也降低了一些。
我向国际红十字会反映的另一个意见是狱警动不动就告我们的状。告某个囚犯的状就意味着狱警声称他违反了某项具体规定，不是被隔离关押就是不给饭吃，或丧失其他权利。狱警们一般不能随意告囚犯的状，因为，当一个囚犯被告了状，根据违反规定的程度，可以举行听证会，并且邀请开普敦地方法官出席。当时，监狱当局拒绝举行听证会。当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国际红十字会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
在我来到岛上的第一年里，周末除了半小时的早操时间，我们必须一直待在牢房里。有一个礼拜六，在院子里做完操回到牢房后，我发现一个狱警在走廊头上的凳子上放了一份报纸。他对我们很友好，我猜测他并不是偶然把报纸丢在那里。
对政治犯来说，报纸比黄金或钻石都更宝贵，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烟还迫切，可以说是罗本岛上最珍贵的违禁物品。新闻是斗争的思维原材料，当局绝对不允许我们得到新闻。我们渴望得到新闻，没有新闻，瓦尔特比我还要忧伤。监狱当局企图实行新闻封锁，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们士气或让我们相信外面的人们仍然牵挂着我们的事情。
我们把坚持及时了解国家的政治作为我们的职责，并为得到看报的权利而长期不懈地进行斗争。多少年来，我们想了许多弄到报纸的办法，但是，当时我们的办法并不那么高明。去石灰石料场的好处之一是狱警的三明治往往用报纸做包装，他们常常用完后把这些报纸当垃圾扔掉。有时我们从垃圾中偷偷把它们捡回来。我们设法转移狱警们的注意力，把捡回来的报纸藏在我们的衬衣底下。
设法弄到报纸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就是行贿。这是我们为获取信息而经常采取的一种非道德手段，也是我能够容忍的唯一手段。狱警们似乎总是缺钱，他们的“贫困”变成了我们的机会。
当我们真的弄到一份报纸的时候，由于风险太大，我们不敢在狱友中直接传阅，因为囚犯拥有报纸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先让一个人阅读，通常是凯西，后来是麦克·马哈拉基。凯西负责传递消息，他为此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凯西先通读报纸，并把重大消息做成剪报，然后把剪报悄悄在我们中间进行传阅。我们每人再根据剪报写出摘要，然后再把摘要传递给大家。最后，我们再把摘要传递给普通犯人监禁区。当监狱当局特别警惕的时候，凯西或麦克就把报纸写成摘要，然后把报纸销毁。通常的方法是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因为狱警从来不检查马桶。
当我发现走廊头上的板凳上有报纸，我就迅速从牢房里出来，到走廊头上向两侧望一下，然后从板凳上拿起报纸并迅速地把它塞进我的衬衣底下。通常，我把报纸藏在我的牢房里的某个地方，直到睡觉时才拿出来看。但是，我就像一个在吃正餐前先吃布丁的孩子，恨不得立即从我的牢房里拿出报纸，了解上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阅读了多长时间，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份报纸上，以至于没听见脚步声。忽然，一名狱警长官带着两名狱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连把报纸藏在铺盖下面的时间都没有。可以说，我是当场被抓的。“曼德拉，”那位长官说，“我们告你拥有违禁物品，你要对此负责。”然后，两位狱警对我的牢房进行了彻底搜查，看是否还有别的违禁物品。
一两天内，一位地方法官被从开普敦请到了罗本岛，我被带到了监狱指挥部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将被临时用作岛上的法庭。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当局总是喜欢从岛外请地方法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案子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案子。我不要求辩护，然后被判处三天的隔离关押，并且不给饭吃。
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了那个往凳子上放报纸的狱警的圈套，尽管有的人这样猜测。在听证会上，监狱当局严加盘问我是如何拿到那份报纸的，我拒绝予以回答。如果我是中了圈套的话，监狱当局自然就会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那份报纸的。
隔离牢房也属于我们那个监禁区，不过是在另一侧。尽管只是隔了一个院子，但是它却令人感觉十分遥远。在隔离关押期间，没有人做伴，不准做操，甚至连饭都不让吃：三天中一日三餐只有米汤（米汤仅仅是煮过米的水）。相比之下，我们的正常伙食——玉米片粥，就算得上盛宴了。
被隔离关押的第一天似乎是最痛苦的。因为习惯了正常饮食，对挨饿很不习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多多少少对饿肚子有些适应，第三天根本没有感觉怎么饿就过去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基本权利的剥夺对非洲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本人前些年在民族长矛军就曾经连续几天没有饭吃。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发现被隔离关押是监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只有自己那颗寂寞的心。我的心开始胡思乱想：这只是一个梦，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颗心开始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我的决定是否正确？我的牺牲是否值得？在隔离关押期间，除了老是考虑这些事情之外，再无心思考虑别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体在适应环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十分顽强，就是在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极限。坚定的信仰是经受住挨饿的秘诀，即使是腹中无食，精神也仍然是饱满的。
在早期的岁月中，隔离关押变成了监狱当局的一种习惯性手段。我们常因小事受到指责，然后被罚以隔离关押。一个人可能因为斜视某个人而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或者因为某个狱警走进牢房时没有站起来而被隔离关押。有些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经常嘲笑这些规定，为此，他们的许多时间不得不在隔离关押中度过。当局认为，隔离关押是对我们反抗和叛逆的最好的救治办法。
我第一次被隔离关押后不久，接着就又受到指控并第二次遭到了隔离关押。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为了让当局知道我们的抱怨意见而遇到了许多困难。监狱天高皇帝远，当局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们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就会在受到挫折后屈服，岛外的人也会把我们忘掉。
有一天，我们正在石灰石料场干活，这时，监狱长来到了石料场进行视察，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我的一个同事低声对我说，他是监狱管理局的奥卡木博准将（他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那位曾在利沃尼亚审判中给予我们照顾的奥卡木博上校并非同一人），是我们监狱长的上司。当时，两个人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
奥卡木博身材不高、体格健壮，他身穿一身西服，而没有着警装。通常情况下，他两年来岛上视察一次。他来岛上视察时，我们被吩咐立正站好，举着自己的监号牌站在铁栅门后面接受他的检阅。
我断定，奥卡木博的突然出现正是我们反映意见的好机会，因为只有他有能力解决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我放下手中的镐头，朝他们走去。狱警立即警觉起来，冲着我就走过来。我知道我是在违反规定，但是，我希望狱警们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而手足无措，因此就不会阻拦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当我走到两位官员面前的时候，我们那位监狱长生硬地说：“曼德拉，回到你干活的位置上去，没有人叫你。”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对奥卡木博说话。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别行动，是因为监狱不理睬我们所提的意见。监狱长打断我的话说：“曼德拉，我命令你立即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我回头从容不迫地对他说：“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想回去。”我希望奥卡木博能听我把话说完。但是，他冷冷地看了看我，然后回头对狱警说：“让他老实点。”
当狱警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继续据理力争。“把他弄回牢房！”监狱长喊着。我又一次被起诉到法庭，不准辩护。这次对我的惩罚是隔离关押四天。虽然我在这方面已经有过教训，而且我也知道这条教训，但是，却由于走投无路而没有记住。尤其是在监狱里，没有人乐意听任自己的权威公开地遭到挑战。要接受我的要求，奥卡木博就不得不使他的下级难堪。监狱官员更喜欢私下提意见，要改变罗本岛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私下对监狱官员产生影响，而不是公开对他们施加这种影响。我有时因为对监狱官员太客气而遭到批评，但是，我愿以承受批评去换取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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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如果你因为睡觉时感到寒冷而额外需要一条毯子，你也许可以向司法部部长提出要求，但是，你却不会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向监狱管理局局长和监狱长提出这样的要求，监狱管理局局长就会说：“对不起，这不符合规定。”监狱长则会说：“如果我额外给你一条毯子，那么我就必须给每个囚犯发一条。”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内的那位狱警面前，你又与他关系比较好，他可能会什么话也不说，而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一条毯子。
我总是设法与我们监禁区的狱警和平相处，与他们对抗无异于自讨苦吃。作为犯人，老是与狱警为敌是没有道理的。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这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方针。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甚至监狱里的狱警，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让他们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一般都能做到与狱警平等相待。如果一个狱警体谅我们，我们也会反过来对他温和一些。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狱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与狱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一般都认为对一个黑人谦恭是没有必要的。由于与狱警搞好关系是有益的，我经常让某个人有选择地与某个狱警搞好关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在石灰石料场，有一个狱警似乎对我们很不友好。这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在石灰石料场讨论问题，如果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要求一个同志与这位狱警搞好关系，以便使他不阻拦我们的谈话。这位狱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开始对那位囚犯有些收敛。有一天，这位狱警要那位囚犯的夹克，他要把夹克铺在草地上坐一下。尽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愿，但是，我向他点头示意，还是让他把夹克给了狱警。
几天后，我们正在锌皮棚子底下吃午饭，这位狱警走了过来。他有一个多余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们附近的草地上说：“给。”显然，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让我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如果拿了那个三明治，我认为将有损我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忍受饥饿，并且，拒绝他的表示对我们设法与其搞好关系的这位狱警就是一种羞辱。我能看得出，我们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个三明治。于是，我点头示意，让他把三明治收下。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这他妈的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则解决了我们在罗本岛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传递信息。我们认为与F区和G区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是我们的义务，F区和G区都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们抱定决心，在监狱内也要像在监狱外一样，继续加强我们的组织建设。如果，我们要想在提抗议和抱怨意见方面协调一致，那么，传递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的囚犯都属于普通监禁区，F区和G区的人不但对外面的运动情况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所发生的新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多。
监禁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严重违反规定的。我们发现，有许多能绕开这种禁令的有效方法。给我们送饭的人都是来自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头几个月，我们设法向他们悄悄地了解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也让他们帮助传递消息。我们组建了一个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由凯西、麦克·马哈拉基、拉鲁·奇巴和其他几位同志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这类传递信息的活动。
第一个方法是由凯西和麦克策划的。他们注意到，在我们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狱警经常乱扔空火柴盒。于是，他们就秘密收集空火柴盒。麦克设法对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进行伪装，并把写好的纸条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鲁·奇巴曾经学过裁剪，因而会写一种蝇头小字的编码信息，他就把信息用这种小字写在改造过的火柴盒上。乔·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当时与我们在一起。他负责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把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将要路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上。通过给我们送饭的普通囚犯，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F区和G区的囚犯。F区和G区的人会指定人员在路上把火柴盒捡起来，信息就这样传递过去。我们获取信息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种办法远远谈不上十分完善，有时下一场雨就可能使我们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泡了汤。因此，我们紧接着又研究出了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发现，狱警有时候会放松警惕。一种机会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和刚刚吃完饭之后。我们都是自己盛饭，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在伙房里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纸条包好后放在盛饭的圆桶底下。我们回复消息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用同一块塑料把纸条包起来，并把它藏在准备送回伙房洗刷的盘子底下。我们努力制造混乱，故意用剩饭把盘子搞得一塌糊涂。狱警甚至对此颇为不满，但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自找麻烦去查个究竟。
我们的卫生间与隔离关押区相邻，普通犯人被判隔离后常常被关押在那里。我们与他们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但是，我们使用的时间与他们使用的时间不同。麦克想办法把纸条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便盆的内沿下面。我们鼓励被关押在普通犯人区的同志故意违反规定，以便顺理成章地受到隔离关押。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纸条拿走，并反馈信息。狱警绝不会自找麻烦去搜查便盆。
为了万一我们写的纸条被当局发现也不让他们看懂所写的内容，我们还研究出了各种不容易被破译的书写方式。一种办法是用牛奶书写。牛奶干得极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没有字迹。但是，如果把当局发给我们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书写过的纸上，字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牛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诊断为胃溃疡，他就可以得到牛奶，我们就用他的牛奶书写。
另一种办法是在卫生纸上写小字。卫生纸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我们传递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当监狱当局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些用来传递信息的卫生纸的时候，他们便采取了特别的发放措施。戈万当时有病，不能到石灰石料场去干活，他被指派负责每天为每个囚犯分8张卫生纸。
在所有这些巧妙的办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是在监狱医院里传递信息。岛上有一座医院，当我们在那里住院的时候，医院就无法把我们同普通囚犯分开。有时，甚至来自不同监禁区的囚犯也由同一伙狱警看管，F区和G区的囚犯混杂在一起，相互交流有关政治组织、罢工、怠工以及所有监狱中存在的问题等信息。
与监狱外的联系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通过刑满离岛人员和与探视者接触。出狱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们的衣物里或行李中。通过来探视的人传递信息危险性较大，因为探视者本身就担负着风险。当律师访问我们的时候，不允许狱警在房间里，所以我们有时把信交给律师，让他们带出去，因为律师不会遭到搜查。在这些会见中，我们有时也采取我们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采取的书写方式传递信息。由于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们会说：“请告诉……”然后停下来把下面的话写在纸上：“O. T.”——意思是奥利佛·塔博，“我们同意他关于削减……规模的计划”。然后再在纸上写出“全国执行委员会”。
通过藏在盛饭的圆桶里的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纸条，我们得知，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将于1966年7月开始绝食，以抗议监狱里的恶劣条件。纸条写得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举行这次绝食的准确日子或明确目的。但是，对于囚犯以任何理由举行的任何抗议形式，我们都将给予支持。我们大家相互传递信息，决心在下一次开饭时就开始绝食，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支持。绝食当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饭。
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普通监禁区的犯人可能一两天之后才知道我们参与了他们举行的绝食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会使他们受到鼓舞。当局当然会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参加他们的绝食，而是在那边美餐。其实，这是当局惯用的伎俩。在一场危机中，当局必然会发动假情报攻势，挑动一个监禁区去反对另一个监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往往一致地支持抗议行动，而某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人有时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进行绝食的第一天，我们都拒绝打饭。第二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伙食加大了分量，并且，玉米片粥里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饭还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里面不但有肥肉，还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并且上面还有新鲜的炖蔬菜。饭菜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当我们拒绝这些食物的时候，狱警们在一旁窃喜不已。诱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诱惑，哪怕把我们驱赶到特别累人的石灰石料场，我们也拒绝进食。我听说，主要监管区的人都被饿垮了，只能用独轮车把他们运离工地。
我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韦塞尔斯上校进行了交谈。这种交谈很微妙，正如我的狱友们都知道的那样，监狱当局想对我施加影响，让我取消绝食计划。韦塞尔斯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问我为什么要举行绝食行动。我告诉他，作为政治犯，我们把要求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延伸。他说：“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区和G区正在为什么举行绝食。”我说：“没关系，F区和G区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他哼了一声，然后就让我回了牢房。
第二天，我们得知绝食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原因：狱警们也在为他们的伙食而进行联合抵制，并拒绝去他们的自助餐厅就餐。他们并不是为支持我们而进行绝食，而是认为如果我们能绝食，他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要求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条件。两种人联合起来绝食使监狱当局难于应对。后来，他们与狱警实现了和解，一两天后，我们听说监狱当局去了普通监禁区，请普通犯人派三名代表与他们谈判。普通犯人宣布取得了胜利，取消了绝食。一天之后，我们也停止了绝食。
那次绝食是岛上发生的第一次绝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绝食并没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后的基本道理总让我产生幻想。为了使绝食斗争取得成功，必须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不然的话，囚犯只是被饿死而已，并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的消息悄悄传到监狱外面，将通过报纸广泛传播，因此，支持我们的团体就会对当局施加压力。但是，尤其在早期的年代里，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监狱内举行绝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绝食完全是一种消极行为。因为，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正在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正在危及我们的生命。我一直赞成开展更积极、更具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例如罢工、怠工或拒绝打扫卫生。开展这样的斗争，受伤害的是监狱当局，而不是我们自己。他们需要铺石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砸石子；他们需要打扫院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打扫院子。这类行为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恼怒和不安。我认为，他们看着我们绝食肯定会偷偷地高兴。因此，每当我们为开展绝食进行表决时，我总是投反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