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天上午7点过来，下午4点离开，为我做早饭、午饭和晚饭。医生为我制订了食谱，他按照食谱准备饭菜。他是一位可爱的厨师，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我的晚饭放在微波炉里，以便加热，微波炉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司沃特准尉为我烤面包、酿造清淡啤酒和其他美味佳肴。当有人来看我的时候，他会准备精美的饭菜。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他们总是称赞饭菜做得好，我敢说我的厨师让所有来看我的人都有些羡慕。当当局开始允许我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同志、联合民主战线（UDF）和群众民主运动（MDM）组织的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敢说他们就是冲着美味的饭菜而来的。
有一天，吃过司沃特先生做的精美饭菜之后，我走进厨房去洗盘子。“不，”他说，“那是我的工作，你一定要回会客厅。”我坚持说，我必须干点活儿，你做饭，我洗盘子，这是合情合理的。司沃特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最后还是让了步。他也反对我早上起来自己整理床铺，说这些活儿都是他应该干的。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自己收拾自己的床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时，我们也从另一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像许多讲南非荷兰话的狱警一样，他也很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我则总是在寻找提高我的南非荷兰话的方法。我们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与我讲英语，而我则用南非荷兰语回答，这样，我们两人都能有机会练习自己说得最差的语言。
我经常点几个菜让他做。我有时要吃玉米粥和大豆，这些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东西。有一天，我说：“你知道，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些糙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问：“糙米是什么？”司沃特是年轻人，我向他解释，糙米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粗米。在战争年代，当没有白米吃的时候，我们常常吃糙米。我说，吃糙米远比吃白米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对我说的话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仍然设法为我找了一些糙米。我亲自指导他把糙米做熟，我吃得有滋有味。但是，司沃特先生不喜欢吃这种糙米饭，并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我再要吃这种糙米，我必须自己去做。
尽管我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来了客人，我总是喜欢用葡萄酒招待我的客人。有时，为了让我的客人感觉舒适，我也会喝上一点儿。但是，我唯一能喝的是一种南非的“半甜”葡萄酒，这种酒实际上很甜。
在我的客人到来之前，我会让司沃特先生去弄一种尼德堡葡萄酒。这种酒以前我曾经喝过，知道它是一种真正的半甜酒。有一天，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律师杜拉·奥马尔、乔治·毕佐斯和伊斯梅尔·阿尧博来吃午饭，因此，我让司沃特先生去买一些尼德堡葡萄酒。乔治·毕佐斯不是穆斯林，他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儿酒。我发现，当我让司沃特去买酒的时候，他苦着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曼德拉先生，”他说，“我总是给你买这种酒，只是因为你老是让我去买这种酒，但是，这种酒是一种很便宜的饮料，并不怎么好。”我提醒他，我不喜欢干葡萄酒，我认为乔治无论如何也喝不出有什么差别来。司沃特听着我说的话有点儿好笑，于是建议折中一下：他出去买两瓶酒，一瓶是干葡萄酒，另一瓶是我要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后我可以问问我的客人到底喜欢哪一种。“那好，”我说，“让我们试一试你的主意。”
当我们四个人都已入座准备吃午餐的时候，司沃特拿着两瓶酒走到我的客人们面前询问：“先生们，你们喜欢哪种葡萄酒？”乔治看都没看我，就指向那瓶干白葡萄酒。司沃特准尉笑了。
96...
与谈判委员会的会谈仍在继续，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使我们无法往下谈。这些问题依旧是：武装斗争、共产党和多数原则。我一直在敦促库依茨安排让我与P. W.博塔会谈。这时候，当局已经允许我与我在波尔斯穆尔、罗本岛和卢萨卡的同志们进行最起码的沟通。尽管我知道我比我的同事们先行了一步，但是，我并不想走得太远，一味地孤军奋战。
1989年1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四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讨论了我准备提交给总统的那份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我们在秘密会谈中所谈的多数内容，但是，我仍然想让总统直接听听我的想法。他会明白，我们并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备忘录中说：“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无疑问地感到不安一样，我为南非分裂成势不两立的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而感到不安。”为避免这种局面并为和谈奠定基础，我建议政府同意放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三项要求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即，放弃暴力、与南非共产党决裂和放弃多数原则。
关于暴力问题，我写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放弃暴力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还没有做好与黑人分享政治权力的准备……”我解释说我们愿意把南非共产党放在一边，并重申我们并不处在南非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我写道：“哪一个有尊严的人会在共同的对手仍然存在的时候抛弃仍然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终身朋友？”我说，政府反对多数原则只不过是试图维护统治的一种不太巧妙的托词。我建议他要面对现实。“多数原则和国内和平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白人统治的南非必须承认，只有多数原则得到充分实行，这个国家才会有和平和稳定。”
在信的末尾，我提出了关于和谈的粗略框架。
有两个政治问题必须要进行讨论。首先，在统一的国家中要求实行多数原则；其次，白人对这种要求的担心以及白人坚持在政权结构上得到保证，即多数原则并不仅仅意味着少数白人受大多数黑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我建议，完成这个关键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坐下来讨论，创造与和谈相适应的条件；第二步是实际和谈本身。“我必须指出，我的动议为你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机会，并且可以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正常化。我希望，你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时机还是失去了。1月份，P. W.博塔忽然身患中风。尽管中风并没有使这位总统丧失执政能力，但是，却使他更虚弱了，并且据他的内阁讲，中风使他变得更加急躁。2月份，博塔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但仍然保留自己作为国家总统的职务。这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局面：按照南非议会制度，处于多数的党的主席才能担任国家总统。博塔现在仍然是国家总统，但却不再是他自己那个党的主席了。有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为了给南非带来真正的变化，博塔想要“超脱政党政治”。
政治暴力和国际社会压力仍然在不断加强。全国被扣押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司法部下令释放900多名在押的政治犯。1989年，联合民主战线与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结成了同盟，组建了群众民主运动，当时正准备着手组织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向隔离制度挑战。在国际战线上，奥利佛·塔博与大不列颠政府和苏联举行了会谈，并于1987年1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是解决南非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继续，并且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随着索韦托暴力的不断加强，我的夫人找了一伙年轻人做她在索韦托活动时的保镖。这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训练，组织纪律性很差，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这个案子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丑闻在团结为重的时期只能会使运动组织发生分裂。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
那年的7月，为了我的71岁生日，几乎我全家都到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来看望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夫人、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团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令人高兴的时刻。司沃特准尉尽其所能地准备了宴会，而当我让我的一些孙辈在吃正餐之前先吃些布丁时，他甚至一点都不感到麻烦。吃完饭后，我的孙辈们跑到我的卧室去看恐怖录像片，而成年人则在客厅里闲聊。我的全家人都围绕在我的身边，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唯一的痛苦就是多年来我已经失去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97...
7月4日，威廉姆斯将军又来看望了我。他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被带去见博塔总统。他把这次与博塔的会面说成是一种“礼节性拜访”，并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动身。我告诉威廉姆斯将军，尽管我期待着这次会见，但是，我认为去见博塔先生应该有一套像样的西服和领带（著名人士代表团来访问时的那套西服早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威廉姆斯将军同意给我做一身西服，不大一会儿，一位服装师来给我量了尺寸。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新的西服、领带、衬衣和鞋。在动身前，威廉姆斯将军还问了我的血型，以防万一第二天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尽可能仔细地为这次会见做了准备。我又看了一遍我的备忘录和为起草这个备忘录所做的笔记。我尽可能多地看了一些报纸和刊物，以便了解时事。博塔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F. W.德克勒克当选为新的国民党主席，据说两人之间一直在耍政治手腕。有的人可能把博塔愿意会见我解释为抢先于其对手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还演练了一番总统可能要坚持的主张以及我如何作出反应。每次与对手会谈，你必须确保能够把要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准确地留给对方。
我对去见博塔先生有些紧张。大家都叫他“die Groot Krokodil”（大鳄鱼），我对他那狂暴的脾气曾多次有所耳闻。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守旧、固执、倔强的南非白人的典型，认为与黑人领袖没有多少好商量而只能服从他们的。他刚刚发生的中风显然只会加剧他的这些倾向。我决心已定，如果他对我指手画脚，我将不得不告诉他，我对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将站起来，中止与他的会谈。
早晨5点30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监狱长马雷少校准时来到我住的那座别墅。他走进了客厅，我穿着新做的西服站在他面前让他看一看。他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一个劲地直摇头。
“不，曼德拉，你的领带……”他说。我在监狱里很少戴领带，我知道那天早上系领带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如何正确地打结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了个结，并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它。马雷少校解开了我的衣领，松开并取下领带，然后站在我身后，给我打了一个双温莎结。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欣赏他自己为我系的领带。“好多了。”他说。
我们乘车从维克多·维尔斯特到波尔斯穆尔，然后又到了威廉姆斯将军的家里。在他家里，将军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饭后，在一个小型车队的护送下，我们乘车来到了总统府图因胡伊斯。我们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在那里谁也不会看到我们。图因胡伊斯是一座优美的19世纪开普荷兰式建筑，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能好好地看看这座建筑，而只是悄悄地直接进了总统府。
我们在地下停车场乘电梯来到总统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华丽的、木板镶壁的大厅。在大厅里，我们受到了科比·库依茨、尼尔·巴纳德和一批监狱随从官员的迎接。我早就已经就这次会见与库依茨和巴纳德博士广泛地交换过意见，他们一直在劝我避免与总统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等候在那里的时候，巴纳德博士向下看了一眼，发现我的鞋带没系好，便立即蹲下来为我把鞋带系好。当时，我只注意他们如何紧张，却也没有使我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门开了，我带着最坏的打算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P. W. 博塔从他气派的办公室对面朝我走过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房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事实上，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来。他客气、恭敬而友好，显得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很快就摆好姿势，两人握着手拍了照，然后与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和巴纳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张长桌子旁。有人给我们倒上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判。似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陷入紧张的政治争议之中，而是双方进行生动而有趣的交流。我们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而是谈了一些诸如历史和南非文化方面的话题。我提到自己刚刚在一份布尔语杂志上阅读了一篇关于1914年南非白人叛乱的文章，也提到了他们如何占领了自由邦的城镇。我说，我把我们的斗争看作与这次著名的反叛相类似的斗争。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这些历史插曲。对南非的历史，黑人和白人当然有很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次反叛只是兄弟之间的吵架，而我们的斗争则是一种革命斗争；我说，也可以把我们的斗争看作肤色不同的兄弟之间的一种斗争。
这次会谈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友好而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请博塔先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是会谈中唯一比较紧张的时刻，博塔先生说，他恐怕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然后，就会谈的消息如果透露出去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我们很快就起草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声明，把我们的会谈说成是促进国家的和平而在一起喝茶。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后，博塔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并说我们一直谈得很愉快。的确一直很愉快。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沿着我们来的路线离开了总统府。
尽管这次会谈从和谈的角度讲并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说过，我们必须跨过鲁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图因胡伊斯才亲自这样做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走回头路。
一个多月之后，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国家电视台，宣布辞去国家总统的职务。在一篇近乎漫谈式的告别演讲中，他指责内阁成员不守信用，对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占了便宜。第二天，F. W.德克勒克作为代总统宣誓就职，并宣布将致力于改变和改革。
我们以前认为，德克勒克先生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但是，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德克勒克说，他的政府将致力于和平，将与任何其他致力于和平的团体进行和谈。但是，只有在他就职后，在大主教图图和阿伦·布塞克牧师领导群众在开普敦策划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的野蛮行径的时候，他关于新秩序的承诺才得以显示出来。在博塔总统当政期间，这种游行将遭到禁止，而参加游行的人将会蔑视这种禁止，因此必然会导致暴力。而新总统却实践了不限制政治集会的诺言，允许举行游行示威，只要求游行示威者不诉诸暴力。由此看出，掌舵的是一个新的、与前任不同的舵手。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莱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 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恐怖”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司沃特准尉抱怨别人太能吃，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接受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以及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 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解释对我有所触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
99...
1990年2月2日，F. W.德克勒克站在议会前致了传统的开幕词。他要做一些别的南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真正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础。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释放非暴力活动的政治犯，停止实行死刑，取消紧急状态法及其规定的各种限制。他说：“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年的被迫害和被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又成了一个合法组织。我和我的所有同志不会再由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由于高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绿黄黑三色旗、由于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名字而被逮捕了。近30年来，我的照片、我说的话和我所有被禁止的同志们的照片及言论第一次可以出现在南非的报纸上。国际社会为德克勒克的勇敢行为喝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好消息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对德克勒克先生没有完全取消紧急状态并命令军队从各城镇撤离表示反对。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议会致开幕词七天之后，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图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点，我到达了总统府。我与微笑着的德克勒克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准备第二天就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尽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体几周来一直在推测我即将被释放，但是，这个宣布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算是一个惊喜。并没有人告诉我，德克勒克要见我的原因是告诉我他打算让我获得自由。
我感觉我的内心和大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很想尽快离开监狱，但是，根据如此简短的一个通知就离开监狱却是不明智的。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冒着看上去不领情的风险，我宁愿让大家再关注一周，以便让我的家庭和组织对我的释放做好准备。我说，明天就这样出去，可能会引起混乱。我请求德克勒克，从那天算起一周后再释放我。等了27年后，我当然能够再等上一个礼拜。
德克勒克对我的反应感到吃惊，他没有对我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是继续讲述释放我的计划。他说，政府会用飞机先把我送回约翰内斯堡，并正式在那里释放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告诉他，我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释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并能向那些关照我的人表示感谢，向开普敦的人民表示问候。尽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但是，我已经在开普敦待了接近30年。我要回约翰内斯堡，但是，我会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个时候回去。“一旦我获得自由，”我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显得不知所措。但是，他这次还是对我的拒绝作出了反应。他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他的办公室去与别人商量。10分钟后，他满脸不高兴地回来说：“曼德拉先生，现在太晚了，计划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回答说，这个计划是无法接受的，我想一周后在维克多·维尔斯特被释放，而不是在约翰内斯堡。这是一个十分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两人都没有顾得上琢磨其中的讽刺意味：一个囚犯要求待在监狱里，而监狱警当局反而催他快走。
德克勒克又一次说了声“对不起”，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带回了一个折中办法：“好，我可以在维克多·维尔斯特释放你，但是，释放时间不能往后延了。”政府已经告诉国外的媒体，我第二天将被释放，他们认为不能违背自己作出的声明。我觉得，不能再在这件事上争论。最后，我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德克勒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贺。我举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仅仅是假装喝而已，因为这样的烈性酒对我来说劲儿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到了我的别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给我在开普敦的同事们捎信，我将在第二天被释放。我又设法给温妮捎信，并给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瓦尔特打了电话。他们都将于第二天乘包机飞到开普敦。那天晚上，几位来自被大家称为全国接待委员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来到我的别墅，为我起草我将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他们一早就离开了我的别墅，尽管我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当晚还是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十一部 自由
100...
释放我的那天，我4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我想，在一个高档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包容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后几年我却攒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2点多才到达。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道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平静。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将近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家伙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以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我们只在人群中待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这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尽管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我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地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待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布塞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不过，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向你们致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这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绝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路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等候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还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认错。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要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订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01...
根据计划安排，我释放后的第二天下午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午，我会见了许多同事，与他们商量招待会的议程和策略。我收到了一大堆贺电，并尽可能一封封地亲自拆看。这些贺电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总统发来的，有的是首相发来的。但是，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开普敦白人家庭妇女发来的一封贺电，她的贺电使我尤为开心。贺电说：“释放你我很高兴，你将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中，但是，你昨天发表的讲话却很令人厌烦。”
在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有举行过那天举行的那种记者招待会。过去没有电视摄像机，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绝大多数都是秘密进行的。那天下午，有那么多的记者，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不知道是在向谁说话。在这些记者中，我发现黑人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使我很高兴。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着重重申了几个主题：首先，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忠诚、守纪律的成员。我对许多资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在国外观察我被释放的这一事件很留心，他们一直试图从远处评价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我知道他们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我偏离了组织，放弃了原则，所以，我每次都要先澄清这一点。当有的记者问我在组织中将起什么作用时，我告诉他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起什么作用我就起什么作用。
我告诉记者们，在我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装斗争的现实和威胁，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谈判桌前。我补充说，当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暴力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会以和平回报政府。有人提到制裁问题，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要求减轻制裁，因为导致制裁的主要形势——黑人没有政治自由——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说，我虽已经走出了监狱，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还被问及白人的担心问题。我知道，人们预计我会拿白人撒气。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在监狱里，我对白人的愤怒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要让南非人明白，尽管我仇恨这个使我们相互仇视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对我的敌人也不乏爱意。
我想让记者们知道，白人在新的权力分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也绝不会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毁灭，而驱赶白人无疑将会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我说，在白人的担心和黑人的希望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说，“我们想让他们感到安全，并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将被团结在我们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之中。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说服我们的白人同胞，一个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对所有的南非人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我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发现，正如记者们很想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样，他们也很想了解我的个人感情和我的亲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儿，当我走进监狱的时候，一个记者绝不会想着询问关于我夫人和家人的问题，关注我的情感和最隐秘的时刻。尽管媒体对这些事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发现要满足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是很困难的。我不是，并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自己的情感的人。记者们常常问我获得自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描述这类不好描述的事情，并且，我通常是不成功的。
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图图大主教的夫人从约翰内斯堡打电话说，我们必须直接坐飞机去约翰内斯堡。温妮和我都希望在开普敦放松几天，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约翰内斯堡的人民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我不立即赶过去，那边就会出乱子。那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了约翰内斯堡，但是，我被告知，当时有数千人围在我的老家——重新建成的奥兰多西8115号，去那里是不明智的。我勉强同意了，因为我渴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我释放后的第二个夜晚，但是，温妮和我还是住在了北郊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的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直升机飞往索韦托第一国家银行体育场。我因而能够在上空转一圈儿，看一看索韦托这个由火柴盒式的房子、铁皮棚子和尘土飞扬的道路组成的大都市，这里是南非黑人的母城，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走进监狱之前所知道的唯一家园。尽管索韦托有了发展，有的地方也很繁华，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十分贫穷。他们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像南非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许多地方，人们比我进监狱时还要贫穷得多。
我们绕着挤满了12万人的体育场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降落在运动场的中央。体育场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要挤爆了。我表示，回到他们中间我很高兴，但是，随后我就对那些给城市黑人生活造成各种严重损害的人进行了谴责。我说，学生们必须回到学校，犯罪行为必须得到控制。我告诉他们，我听说有的犯罪分子装扮成自由战士，骚扰无辜，焚烧汽车，这些流氓在斗争中绝没有好下场。没有教化的自由，没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同时，我也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我悲伤地得知你们仍然在野蛮的制度下遭受痛苦。没有房子，没有学校，没有工作，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虽然我作为索韦托社区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但我也为从报纸上看到索韦托的犯罪统计数字而深感不安。尽管我理解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城内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有害的，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解决。
最后，我向所有善良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南非人张开了我的双臂，作为讲话的结束，我说：“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不会被排斥在我们的运动之外，我们的运动正朝着按照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团结、民主的新南非向前发展。”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使命，这就是我多年寂寞地在监狱生活期间一贯坚持的目标，这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要坚持的目标，这也是我44岁走进监狱的时候珍藏在心底里的一个梦。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我已经71岁了，我已经浪费不起任何时间。
那个夜晚，我同温妮一起回到了奥兰多西8115号，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对于我来说，8115号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标有“X”标记的地方。当时，这套四室的房子在被付之一炬之后已经被重新建好。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为它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家小得多又那么简陋而感到吃惊。与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的那座别墅相比，8115号只比得上别墅后面那个供佣人住的小房子。但是，一个人获得自由后居住的任何房子，与哪怕是最豪华的监狱相比，都会让人感到就像是一座城堡。
那一夜，尽管我回到家中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最需要、最渴望的事还是否定现在的自己。我希望恢复一种正常而普通的生活，重新去做我年轻时做的工作，能够早上去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到我的家中；能够出去逛逛，到杂货店里买一些牙膏；能够在晚上出去转转，看看自己的老朋友。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正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最向往的和获得自由之后最想干的事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天夜晚，不，而是随后几周、几月中的每个夜晚，房子周围总是围着数百位希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人们在那里歌唱、跳舞和欢呼，他们的愉快情绪感染了我。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面对他们，我没有权利也不希望否定我自己。但是，在把我自己交给我的人民的过程中，我也明白，我将再一次把自己从我的家中分离出来。
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多少觉，因为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负责警卫我这所房子的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以便让我们好好休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许多人劝我搬到迪普克鲁夫扩建区去住，因为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温妮已经在那里建了一处房子，离8115号只有几条街。按照索韦托居住水准，它算是一个很气派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所没有任何意义或留下任何记忆的房子。不仅如此，由于面积太大，费用太高，似乎也不适合一个人民的领导人居住。我尽可能地拒绝了那个建议，我不但要住在我的人民中间，而且还要像人民一样住下来。
102...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汇报情况。2月27日，也就是我出狱两周多之后，我乘飞机去卢萨卡会见全国执行委员会。能与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见面，无疑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逢。有许多国家的黑人领袖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我分别与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博茨瓦纳的奎特·马西雷、莫桑比克的华金·希萨诺、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为我的获释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也很想对我这个被释放的人进行评价。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曼德拉还是27年前走进监狱的那个人吗？或者，这是一个不同的曼德拉，还是一个被改造了的曼德拉？他挺过来了，还是垮掉了？他们听到过我与政府对话的报道，对此，他们当然十分关心。我不仅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而且自从1984年开始，我甚至不能与监狱内的同事们进行沟通。
我认真而严肃地说明我与政府谈判的真实情况，并讲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所取得的进展。他们看过我给博塔和德克勒克写的备忘录，知道这些文件坚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知道，前几年有些被释放的人去了卢萨卡，并散布谣言说：“曼德拉现在软下来了，他已经被监狱当局收买了。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喝葡萄酒，还吃上等食品。”我听说过这些谣言，也想过予以驳斥。但我知道，驳斥这些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地把我所做的一切讲清楚。
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被选举为副主席，在奥利佛康复疗养期间，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担任执行主席。在我们见面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支持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博士所提的建议：既然我已经被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应该在南非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我回答说，尽管我高度评价卡翁达博士的智慧和支持，但是，停止武装斗争还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之所以拿起武器的目标。我说，帮助德克勒克安抚他的右翼支持者并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做的工作。
我开始访问非洲，这次出访包括许多国家。在我释放后的头6个月里，我在国外度过的时间比在国内度过的时间还要长。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大批热情的围观者，尽管我十分疲劳，但仍然有许多人围观和护送，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我受到了大约50万人的热烈欢迎。
我的旅途十分愉快。我要看一看新的和老的景观，品尝一下不同的食物，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一下。我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与我离开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随着旅行、通信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在加速。现在，事物变化得如此之快，有时使你很难跟上这种变化。温妮想让我把速度慢下来，但是，要做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实在无法放慢速度，组织上也要我好好利用一下由于我的释放所带来的欢快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