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进行私人会晤后的那一天，根据计划安排，我要在当地会议大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我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但安全方面却准备得并不充分。我对一位警察说，我认为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但是，他仅仅耸了耸肩了事。温妮和我在大厅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等候，在约定的时间，警察挥手示意让我走进大厅。我告诉他，可以先护送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进去，因为我害怕当我走进大厅时会引起混乱，使他们无法进入大厅。但是，那个警察却催促我先进入大厅。情况确实如此，我一走进大厅，人群就拼命往前挤，并冲过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他们热情地把我挤得东倒西歪，我感觉有些紧张，在混乱中还被挤掉了一只鞋。几分钟之后，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我发现，不光找不到自己的鞋，连我的夫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温妮才被领上了演讲台，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她已经被搞得心神不安。我再也无法向人群发表讲话，因为他们那么疯狂地喊叫着“曼德拉！曼德拉！”根本无法听清我的讲话。最后，我只好赤着脚与我难得如此安静的夫人一起离开了大厅。
我在开罗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考虑停止对抗”。这是给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都在尽力制造一种成功地进行谈判的气氛。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政府结束实行紧急状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法律，以便使国家的形势正常化。同时，政府则坚持先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停止武装斗争。尽管我们还不准备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但是，我们想为德克勒克先生提供足够的勇气，以使他能坚持自己的改革战略。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将停止武装斗争，一方面是为更重要的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使德克勒克先生能走到他的支持者——南非的白人选民面前，说：“看，这就是我的政策取得的成果。”
在完成非洲旅行之后，我又飞往斯德哥尔摩去看奥利佛。看望我的老朋友、律师和合伙人，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一次重逢。奥利佛身体不太好，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草原上的两个孩子，从彼此的爱中找到了力量。我们开始时谈了一些往事，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组织的领导班子问题。“纳尔逊，”他说，“你现在必须接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你知道，我仅仅是一直在代你工作。”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他在流亡中领导着组织，工作远比我过去做得更好。再说，以这样的方式变更职务，既不公平也不民主。“你已经被组织选举为主席，”我说，“让我们等到下一次正式选举时再说吧，到那时可以由组织决定。”奥利佛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也不肯让步。他要我出任主席，这说明了他为人谦让和无私，但是，这不符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则。
1990年4月，我飞往伦敦参加为我在温布利举办的音乐会。许多国际艺术家都将参加演出，但多数我都不认识，同时，这次音乐会还将向全世界进行电视转播。我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全世界为反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他们在对南非实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释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对我国被压迫人民给予的真诚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03...
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夸祖鲁班图斯坦首相M. 布特莱齐正是南非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圈子内，他却远远不是受大家欢迎的角色。布特莱齐酋长是大祖鲁国王塞奇瓦约的后裔，塞奇瓦约曾经在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打败了英国人。他青年时就读于福特黑尔大学，然后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我把他看作运动组织未来的年轻领导人之一，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暗中支持下，他当上了夸祖鲁班图斯坦的首相；即使是他创办了因卡塔自由党，作为一个祖鲁文化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几年来，布特莱齐酋长却脱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尽管他坚决反对隔离制度，并拒绝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把夸祖鲁变成“独立的”班图斯坦，但他在民主运动中却是个刺儿头。他反对武装斗争，批评1976年索韦托暴动。他反对国际制裁，并向南非统一思想提出了挑战。但是，布特莱齐酋长仍然一贯要求释放我，并拒绝在释放我和其他政治犯之前与政府谈判。
布特莱齐酋长是我出狱后首先给他们打电话的人士之一，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一贯支持。我的想法是尽快与他见面，以便设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首次出访卢萨卡期间，我就产生了会见他的想法。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在我被关押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时候，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一直邀请瓦尔特访问夸祖鲁班图斯坦首府乌伦迪，当时我曾敦促瓦尔特接受他的邀请。我认为，这是影响南非最受人尊敬、最有实力的王室首脑的好机会。瓦尔特要去的地方是诺格玛王宫，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些勉强地批准了这次访问，因为去乌伦迪也就意味着承认班图斯坦当局。
当我从卢萨卡回来的时候，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和国王都通了电话，告诉他们，瓦尔特将去诺格玛看望国王，但不会去乌伦迪。国王说，他只能接受瓦尔特去首府看望他，其他地方都不行。“我是国王，”他说，“我邀请他到乌伦迪来看望我，他没有权利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看我。”我说：“阁下，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全体成员构成的一堵墙，他们根本不让西苏陆先生去夸祖鲁。我们想方设法才使这个折中办法得到了批准，你能不能也通融通融？”但是，他没有让步，拒绝与瓦尔特见面。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5月份，我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去拜访夸祖鲁国王和布特莱齐。国王同意见我，但是，在我出访前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我必须一个人去。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可能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告诉国王，除非在我同事的陪同下，否则我不会去与他见面。夸祖鲁国王把这个要求当做对他的又一个冒犯，于是就取消了这次拜访。
我的目标是与夸祖鲁国王建立一种独立的关系，以便和我与布特莱齐酋长之间的关系分开。夸祖鲁国王是祖鲁人真正的世袭领袖，他们一直非常热爱他、尊敬他。在夸祖鲁，有更多的人忠于国王，而不是因卡塔自由党。
与此同时，纳塔尔却变成了杀人场。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因卡塔支持者已经宣布，在纳塔尔中部地区和彼得马里茨堡周围地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据地开战。许多村子被放火烧毁，有几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数千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仅1990年3月一个月里，就有230人在这次灭绝人性的暴力中丧生。在纳塔尔，祖鲁人正在屠杀祖鲁人，因为因卡塔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都是祖鲁人。2月间，我被释放仅仅两周，我就去过德班国王公园，向10万人发表演讲，他们几乎全都是祖鲁人。我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和平地携起手来：“拿起你的长枪、匕首和砍刀，把它们统统扔进大海！关闭死亡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的号召没有人听，战争和死亡仍在继续着。
我十分担心，因此，我愿意竭尽全力去会见布特莱齐酋长。3月间，在一场特别恐怖的暴力之后，我自行宣布，我将在彼得马里茨堡外的一个山村会见他。就个人而言，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互相尊重，所以我希望能利用这种个人关系。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会见对纳塔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并且不让我去见他。后来，我还是去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我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们被烧焦的遗骸，并尽力安慰他们的亲属，但是，我却没有见到布特莱齐酋长。
104...
3月间，经过我们多次协商之后，我们决定与德克勒克政府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这是一次“关于谈判的谈判”，初步敲定于4月初开始。但是，3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30英里处的斯卜航镇，警察没有警告就朝着一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示威者开枪，当时有12人被枪杀，数百人受伤，并且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背后击中的。警察在对付示威者时使用了真枪实弹，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警察声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许多被从背后击中的示威者根本没有武器，他们不可能受到背向而逃、手无寸铁的人的威胁。政府不会随意给予为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而举行集会、示威的权利。这种行动最使我气愤，我告诉媒体，南非的每一个白人警察都把黑人当成了军事目标。经过与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我宣布停止我们之间的谈判，并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他不能一方面搞和谈，另一方面又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不过，尽管中止了正式谈判，但是，经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还是在开普敦私下与德克勒克见了面，以便跟上和谈势头的发展。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的谈判日期上，双方同意定在5月初。我提出了警察在斯卜航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和黑人、白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警察使用真枪实弹来对付示威者，而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右翼白人抗议者。
政府方面并不急于开始谈判，他们指望欢迎我被释放所带来的兴奋浪潮平息下来。他们想拖延时间让我丢面子，以便证明被赞颂为救世主的前囚犯是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人，已经跟不上当时形势的发展。
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不准备为结束白人统治制度而进行谈判。
他的目标是在“团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分权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南非保留占少数的白人继续当政的改良形式。他坚决反对多数原则，有时，他把多数原则称作“简单的多数主义”，因为，多数原则的实施也就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结束。我们早就知道，政府坚决反对“大选获胜者决定一切”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尽管他准备允许占大多数的黑人参加投票和立法，但是，他仍想保留少数团体的否决权。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同他谈这个方案。我对德克勒克先生说，这是一种乔装改扮了的隔离制度，是一个“大选落选者决定一切”的社会制度。
国民党企图战胜我们的长远战略就是与因卡塔自由党建立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盟，引诱开普地区说南非荷兰语的有色选民参加新国民党。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拉拢开普地区的布特莱齐和有色选民。政府试图恐吓有色人，使他们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反对有色人的组织。他们支持布特莱齐竭力保留祖鲁政权的愿望，并通过让他相信“团体权利”和联邦主义使他认同新南非。
5月初，与政府举行的第一轮谈判花了三天多的时间。我方代表有瓦尔特·西苏陆、乔·斯洛沃、阿尔弗雷德·恩佐、塔博·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乔·莫迪塞、鲁思·蒙帕蒂、阿尔奇·古弥德、拜尔斯·诺德牧师、谢里尔·卡罗勒斯和我。谈判地点定在格鲁特舒尔，这座开普荷兰式大厦是南非第一个殖民总督府，塞西尔·罗德斯总督曾经在里面住过。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被带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但是，与原来预料的相反，谈判是在认真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历史上相互打了三个世纪的老对手走到了一起，并相互握手。许多人大声发出惊叹，这样的讨论为什么以前没有举行！政府向共产党的总书记乔·斯洛沃和民族长矛军司令乔·莫迪塞颁发了临时特赦令，看着这两个人与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视为恶魔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人握手，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正如塔博·姆贝基后来对记者说的那样，双方发现对方都没有“刺儿”。
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且也结束了以南非黑人与南非白人关系为特点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以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对我们来说，第一天或多或少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教训。我向我们的伙伴解释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12年创建时就一直想与政府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出于个人考虑建议说，分离发展的制度是作为一个善良的想法构思的，但是，在实践中它却行不通。对这件事，他说很抱歉，并希望通过协商进行弥补。这不仅仅是一种对隔离制度的解释，而且也表明他比其他国民党领袖更开明。
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犯和政治流放的界定问题。政府坚持采取一种狭义上的界定范围定义，试图限制我方有资格要求被赦免的人数。我们则坚持认为，界定范围要尽可能地放宽，任何由于政治动机而被判处有罪的人都应该有资格要求被赦免无罪。双方未能在“政治动机”犯罪定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显然，这将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在三天谈判结束的时候，我们达成了一个后来被大家称为“格鲁特舒尔备忘录”的协议。双方都保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并敦促政府承诺取消紧急状态法。他们很快就在暴力事件经常发生的纳塔尔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兑现了这一承诺。我们同意建立联合工作小组，以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障碍问题。
当讨论立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告诉政府，我们准备要求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机构起草新宪法。我们认为，起草的人应该由人民自己选择。但是，在选举宪法起草机构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政府，由这个过渡政府监督整个过渡过程，直到选出新的政府。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们倡议设立多党协商大会，组成过渡政府，并提出指导宪法起草机构的原则。
105...
尽管我曾经想过出狱后立即去库努，但是，直到4月份我才能成行。在路上，我不能想在什么时候停留就在什么时候停留，因为不光要考虑安全问题，还要准备在各地演讲。到了4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特兰斯凯的军队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朋友班图·霍勒弥萨将军作了出访安排。但是，我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先去我母亲的坟墓祭扫。
我首先去了库努和我母亲的墓地。她老人家的坟墓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只盖着几块石头和一些胡乱堆起的砖块，与库努的其他坟墓没有任何区别。当时，我感到很难描绘我的感情，我恼恨当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身旁，懊悔在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没能好好地照顾她，想象如果我选择另一种生活，那该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多年后，我又看到了我的那个村庄，不论是已经发生变化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对我的触动都很大。我小的时候，库努人根本不问政治，他们不知道为非洲人的权利而斗争，人们顺其自然地接受生活，并没有改变它的梦想。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听见库努村小学的学生们在唱着歌颂奥利佛·塔博和民族长矛军的歌曲，我为当时斗争已经渗透到了非洲人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感到惊奇不已。
我所感受到的是社区的热情和简朴，它们把我带到了我的孩提时代。但是，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说村民们不比过去更穷，至少似乎仍然和过去一样穷。多数人依旧住在地面很脏的简易小房子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小的时候，村子很整洁，水也没有污染，所见之处，到处是绿油油的草场。克拉尔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表层土没有被破坏，田地划分得整整齐齐。而现在，村庄没有人打扫，水也已经被污染，遍地都是塑料袋和包装物。我小时候没见过塑料，曾认为它肯定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库努在我眼中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村民们似乎也不再有自豪感。
在那个月中，我还回到了另一个“家”。为了劝说25名民族长矛军政治犯，让他们接受政府的大赦离开监狱，我又回到了罗本岛。尽管我8年前就离开了这座岛，但是，我对这所监狱仍然记忆犹新，怀旧之感没有丝毫淡化。经过多年都是被别人探视之后，成为罗本岛上的一名探视者令我有一种奇特的感受。
但是，那天我并没有多少机会进行观光，因为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些抗议政府实行大赦的囚犯。他们坚称，只有在战场上而不是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之后，才会离开罗本岛。他们坚决反对这种特别的和解办法，因为按照这个办法，他们必须在接受特赦前列举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违背了关于无条件、一揽子赦免包括被流放者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的哈拉雷宣言。有一个人说：“马迪巴，我与政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还得乞求他们原谅。”
我很同情他们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切合实际的。每个战士都想在战场上打败自己的敌人，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说，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谈判桌上。我强调说，他们留在监狱里并不能推动我们的斗争事业向前发展。他们在监狱外比在监狱内作用更大。最后，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的特赦。
6月初，我被安排去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动身前，我私下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他当时想讨论一下制裁方面的问题。依据他在南非进行改革的成果，他让我停止关于继续进行国际制裁的呼吁。尽管我们知道德克勒克先生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制裁仍然是迫使他进一步改革的最好的杠杆。我知道，欧共体和美国根据德克勒克所进行的改革努力，都倾向于放松制裁。我对德克勒克解释说，直到他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并建立过渡政府之后，我们才能告诉我们的支持者不再继续呼吁。虽然他对我的答复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感到吃惊。
我和温妮第一站先到了巴黎，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迷人的夫人达尼埃尔非常隆重的款待。达尼埃尔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欧洲大陆来，但是，我依然被这个“旧世界”的美丽迷住了。虽然我不想吝惜赞美这座灯海城市的美丽，但是，当我在巴黎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南非政府宣布废除紧急状态法。我非常高兴，然而我很清楚，他们在我访问欧洲的时候采取了这一行动，目的是破坏我关于继续制裁的呼吁。
在去瑞士、意大利和荷兰之后，我又到了英格兰。我在那里停留了两天，看望了奥利佛和阿德雷德。我的下一站是美国，但我回南非时还要再回到英格兰，因为根据日程安排，我要会见撒切尔夫人。作为礼节，我离开英国前与她通了电话，她给了我严肃而善意的告诫。她说，她一直在关注我的行程安排，注意我每天参加的各种活动。“曼德拉先生，在我们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她说，“我必须要告诫你，你的行程安排得太累。你必须减掉一半，就是比你年轻一半的人，满足加在你身上的这些要求也会出现麻烦。如果你坚持这样做，你可能会无法活着走出美洲。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在书上看到过关于纽约的介绍。能够看到成千上万条电报纸条、彩色纸带、撕成纸条的报纸同时从大楼窗口抛下以示欢迎，从两侧大厦耸立的大都市街道通过无疑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历。据报道，有100万人直接观看了我们的队伍穿过市区，看见他们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给予支持的热情场面使我深受感动。从报刊上看，纽约总是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但是，我第一天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却恰恰相反。
第二天，我们去了哈莱姆区，自从20世纪50年代看见索韦托的年轻人模仿哈莱姆的花花公子穿着时髦时装，这里就是在我心目中留下几分传奇印象的地方。据我夫人说，哈莱姆就是美国的索韦托。我在扬基体育场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一条牢不可破的生命线把南非黑人和美国黑人联系在了一起。我说，我们都是非洲儿女，两岸的黑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受到了W. E. B.杜波伊斯、马库斯·加维和马丁·路德·金这些伟大的美国人的鼓舞。在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非常崇拜“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他们不仅在拳击场上接受对手的挑战，而且在拳击场外也敢于接受种族歧视者的挑战。在监狱里，我支持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经济不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哈莱姆就是反抗力量和黑人骄傲的象征。昨天，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带有“BLACK BY NATURE，PROUD BY CHOICE”（天生是黑人，为选择而自豪）字样的T恤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通过我们的本质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也为我们的选择而相互感到骄傲。
在去孟菲斯和波士顿之后，我又去了华盛顿。在那里，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并与布什总统单独进行了会晤。我感谢美国国会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立法，并告诉他，新南非希望实现创建我所面对的这种两院体制的价值。我说，作为自由战士，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像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伟人，也不可能“不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我还传递了继续对南非制裁的强烈愿望，因为我了解到，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解除对南非制裁的时候。我敦促美国国会不要解除制裁。
甚至是在会见乔治·布什前，我就对他有了正面的印象，因为他是第一位在我出狱后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从那时起，布什总统就把我记入了他可以就重大问题相互通气的世界领导人名录。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听说他是一个热情而思想敏锐的人。尽管我们在武装斗争和制裁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能友好共处的人。
我从美国去了加拿大，在那里，我会见了马尔罗尼总理，并在他们的议会发表了演讲。按照计划，我们下一站是爱尔兰。在横跨大西洋之前，我们的小型喷气式飞机需要在位于北极圈北面的一个遥远的、被称作“鹅湾”的地方加油。我想借此机会在清新的空气中散散步，可当我在停机坪上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机场栅栏围墙外站着一些人，我问一位加拿大官员那是什么人。“爱斯基摩人。”他说。
在我生活在地球上的72年中，我从来没见过因纽特人（美洲爱斯基摩人），并且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遇见他们。我翘首向栅栏墙边望去，发现有十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听说我们的飞机将在这里加油而来到了这个边远的飞机场。我小时候就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因纽特人（殖民者给他们起了个“爱斯基摩人”的名字），从殖民主义的教科书中，我印象中的因纽特人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通过与这些活泼的年轻人交谈，我得知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我被释放的消息，并且对南非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很熟悉。他们有一个人还喊了一句：“Viva 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万岁！）历史上，因纽特人一直是受白人殖民主义者虐待的土著人，而南非黑人的情况与因纽特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我被关押的几十年里，这个小行星竟然变得如此之小。让我感觉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世界北屋脊上的年轻因纽特人竟然能看到非洲南端释放一名政治犯。电视使这个世界变小了，并且正在成为消除无知、促进民主的强大武器。
我在都柏林作短暂逗留之后又去了伦敦，在那里，我要与撒切尔夫人会谈3个小时。站在寒冷的室外与青年因纽特人交谈，使我有点儿感冒。去会见撒切尔夫人的那天正好是寒冷的冬天，并且下着雨。当我们动身的时候，温妮告诉我一定要穿上雨衣。当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宾馆的大厅，如果回去拿雨衣，肯定就会迟到。我是一个严格遵守时间的人，这不仅因为我认为迟到是对你要会见的人的不尊敬，而且也是对西方人坚持认为非洲人办事拖拉这种陈词滥调的一种反击。我告诉温妮，我们没有时间了，于是我们走出宾馆，站在雨中为儿童们签字留念。当我见到撒切尔夫人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后来经诊断我患上了轻度肺炎。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会谈。她像一位小学老师责备她的学生一样责备我没接受她的劝告，删减自己的行程。尽管撒切尔夫人在诸如制裁等许多问题上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立面，但是，她仍然是一位直爽而热情的女士。在制裁问题上，我们那天的会谈没有取得一点儿进展。
106...
7月份，我对乌干达、肯尼亚和莫桑比克进行短暂的访问后回到了南非，回国后我立即要求与德克勒克见面。国内的暴力正在升级，1990年在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人，大大多于前一年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经过与我的同事商量之后，我认为必须加快政治形势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家在流血，我们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德克勒克先生6月份取消了紧急状态法似乎为恢复谈判搭起了舞台，但是，到7月份，政府安全部队又逮捕了大约40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其中包括麦克·马哈拉基、普拉文·戈德汉、西皮韦·恩衍达和比利·奈尔，声称他们参与了被称作“乌拉行动”的共产党阴谋，企图推翻政府。德克勒克要求与我举行紧急会谈，并向我读了所谓的在袭击中没收的文件。当时，我感觉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了解。
会谈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于是给乔·斯洛沃打了电话。乔解释说，德克勒克先生读的那些段落是断章取义，“乌拉”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计划。政府想利用这个发现拆散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让乔·斯洛沃参加谈判。我回头去见德克勒克先生，并告诉他，他被自己的警察欺骗了，我们不打算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或者把乔·斯洛沃从我们的谈判队伍中排挤出去。
7月中旬，在计划与全国执行委员会见面前不久，乔·斯洛沃带着一个建议单独来见我。他说，我们自觉自愿地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以便营造恰当的气氛，推动和谈向前发展。他说，德克勒克需要让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政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好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但是，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而且，这正是采取主动的最好办法。我也认识到，乔恰恰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人选，因为他作为一个激进分子是没有争议的。他不会因此而被责备上了政府的当，受了政府的骗，或者变成了软蛋。第二天，我告诉乔，如果他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我将给予支持。
当乔第二天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的人坚决反对，说那样对德克勒克的支持者无疑是一种鼓励，而对我们自己的人则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为这个建议进行了辩护，并说，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把政府弄到谈判桌上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争辩说，“暂时停止”意味着随时可以撤销我们的决定，但是，对于显示我们的诚意却是必要的。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意见。尽管民族长矛军并不活跃，但是，武装斗争的气氛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伟大的意义。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加以利用，坚持武装斗争也是我们积极打击敌人的一种标志。因此，武装斗争深得人心，它远远大于地下斗争实际取得的效果。
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在比勒陀利亚签订了后来被大家称作“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的协议。在该协议中，我们同意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的支持者所讲的那样，尽管我们暂时停止了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并没有终止武装斗争。该协议也为释放政治犯和发布某种形式的大赦令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大赦计划到1991年5月份完成，政府也同意对《国内安全法》进行审议。
在阻碍和平进程的问题上，唯有国内暴力升级问题最令人头疼和灰心丧气。我们都希望随着谈判的进行，暴力事件逐渐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队也很少抓人，城镇上的人们开始谴责他们助长和煽动暴力。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安全部队是在纵容暴力。许多暴力事件表明，警察不是在平息暴力，而是在煽动暴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走遍了被暴力困扰的约翰内斯堡南部法尔三角地区，安抚那里的受伤群众和死伤者的亲属。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一个说法：警察和国防军正在破坏那里的稳定。有人告诉我，警察头一天在一个地方没收武器，第二天，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就用那些被没收的武器袭击我们的群众。我们还听说，警察甚至护送因卡塔自由党人互相接头并发动袭击。
9月份，我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说暴力后面有一只黑手，并暗藏着一支神秘的“第三武装”，他们由脱离安全部队的人员组成，一直在企图破坏和谈。我们说不清这支第三武装的组成人员到底是些什么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断定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杀人黑手正在伸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
我是在亲身经历了两次特别的暴力事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1990年7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情报，属于因卡塔自由党的某些人员正在一家旅馆里策划于7月22日在法尔三角区的斯卜航镇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进行重点袭击。通过我们的法律代理人，我们告诉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地区专员，警告他们即将发生暴力袭击，并敦促他们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要求警察，必须阻止因卡塔武装人员进入斯卜航参加因卡塔自由党集会。
7月22日，满载因卡塔武装人员的公共汽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了斯卜航。他们在那里举行了集会，然后，这些武装人员开始实施暴力袭击，在一次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袭击中，他们大约杀害了30人。第二天，我探访了这一地区，亲眼目睹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并且希望再也不会见到的悲惨景象。停尸房内堆满了被砍死的尸体，有一具女尸的乳房都被用刀割掉了。不管这些杀人者是谁，但可以断定他们无疑是一群野兽。
第二天，我要求会见德克勒克先生，我愤怒地要求他对此事作出解释。“你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我告诉他，“但仍然没采取措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警察也在那里插手干坏事？”然后，我告诉他，在其他任何国家发生这样大的悲剧，当有30多人被屠杀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但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他没有作任何答复。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说明，但他却对此事未置一词。
第二个暴力事件发生在11月份，一伙因卡塔自由党党员进入了约翰内斯堡东部杰米斯顿市郊外的一个名叫藏基兹兹韦（Zonkizizwe）的牧场。Zonkizizwe是祖鲁语，意思是“欢迎各个民族的地方”。他们驱赶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有许多人被杀害。然后，因卡塔武装人员占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铁皮房屋，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牧场的居民说，因卡塔成员当时是与警察一起来的。发生这一悲剧之后，警察和政府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南非黑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值钱。
我又一次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我又问德克勒克先生，为什么在这次犯罪后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说，袭击者可以很容易地被发现，因为他们现在占领了被害者的房子。德克勒克先生请弗劳克先生说明此事，然后，弗劳克以相当粗野的口气问我，房子位于谁的地产上，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非法定居者，因此，没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告诉他，事实上当地政府已经批准这些人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他的态度仍然是许多南非白人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只是简单地认为黑人部落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相互残杀。德克勒克再一次告诉我，他将调查和处理此事，但是，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在这一期间，政府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使事态更加火上浇油。政府作出了新的规定，允许祖鲁人携带所谓的“传统武器”在纳塔尔和其他地方举行政治集会和会议。这些所谓的传统武器——长矛、标枪、圆头棒、大头木棍，实际上是因卡塔自由党武装人员杀害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时使用的武器。这件事使我对德克勒克先生的和平诚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些反对和谈的人从暴力中获得了好处，而这些暴力总是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些邪恶势力企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点燃战争的火焰，我相信许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也在密谋策划发动这样的战争。政府中的许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种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毫无疑问，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最高领导正在帮助“第三武装”。这些疑点后来被媒体所证实。据报纸披露，南非警察的确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
随着暴力继续升级，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考虑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问题。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已经有些躁动不安，于是到9月份，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暴力的不断升级可能会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形势看来很严峻，与政府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要毁于一旦。
107...
1990年12月，奥利佛经过30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边，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回来是为了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会议，来自国内外的45个不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我称赞奥利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黑暗的时期一直领导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的烈火从来没有熄灭。现在，他领导我们来到了看到光明和希望的未来的边缘。在我被关押的27年间，是奥利佛拯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把它建设成一个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在绝大多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流放的时候，他担负起了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任。他是一位战士、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家。
尽管我批评政府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正是奥利佛的讲话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开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要求对我们的制裁政策进行重新评价。他坚持认为，除非采取主动缩小制裁的规模，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脱离国际社会”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开始缩减制裁的规模。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要为南非进行的改革对德克勒克先生作出回报，认为这样就会鼓励他继续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的实际情况。
尽管大家对奥利佛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并且，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保持原来的制裁规模。
这样一来，连我自己也成了抱怨和抨击的对象。他们批评参加和谈的人不与基层接触，与国民党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大会上，有人还批评我搞“个人外交”，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般会员沟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我接受了大家对我的批评，承认在让整个组织都了解谈判的过程方面有所疏忽。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微妙，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们保守机密。尽管我接受了批评，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同一条路向前走。我知道，我必须更加虚心和务实，让更多的人充分了解我们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我在后面的谈判中没有忘记这一条原则。
每天，每个周末，报纸都会及时报道在我们的社区和城镇发生的新的流血事件。显然，暴力已成为南非的第一大问题。在纳塔尔以及约翰内斯堡周围的里夫地区，各种犯罪、政治对抗、警察暴行和地下团伙杀人事件时常发生，搅得许多社区的群众不得安生。只要暴力问题不解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道路就仍然是艰难曲折和不可想象的。
为了遏制暴力事件的升级，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取得了联系，安排与他进行会谈。1月份，我们在德班的王室宾馆见了面。布特莱齐酋长首先向出席的代表们和媒体发表了讲话，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翻老账。他列举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他进行的语言攻击，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和谈要求。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不是选择与他针锋相对，而是感谢他多年来为我的释放所做的工作。我用事实叙述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强调了有关两个组织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许多问题。
我们的私下会晤取得了进展，布特莱齐酋长和我签订了一个规范双方下辖组织行为的协议。这是一个公平的协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协议得以执行，肯定会有助于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要说的是，因卡塔自由党从来也没有执行过这个协议，当然我方也有违反这个协议的地方。
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着，每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亡。3月份，因卡塔自由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亚历山大镇发动了一次进攻，在3天的冲突中有45人被杀死，但仍然没有人被逮捕法办。
随着暴力活动的继续，我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试图再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4月份，我去了德班，我们又一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并签订了另一个协议。但是，上面的字迹还没有干，协议就被浸泡在了血泊之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政府在背后支持暴力活动，而暴力活动正在阻碍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对暴力不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
4月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对德克勒克先生诚意的怀疑。全国执行委员会相信，政府在后面支持暴力活动，暴力正在搅乱和谈的气氛。在致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我们要求罢免国防部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和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的职务；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传统武器；逐步取消移民工客栈，因为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上的客栈里住着很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撤销政府的反暴乱秘密部门；指定独立的委员会调查安全部队的不正当行为。
我们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满足我们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过要求5月份召开多党派会议讨论暴力问题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但是，我的回答是，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政府完全知道要结束暴力必须做什么事情。5月份，我们宣布停止与政府谈判。
1991年7月，非洲人国民大会30年来第一次在南非国内召开了年会。有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都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全票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被选为总书记，充分表明火炬将从老一代领导人手中传递给年轻一代。我只是在出狱时才与西里尔见过面，他被许多著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可能是最有经验的谈判人，他的谈判艺术无疑是在他担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时磨砺而成的。
在讲话中，我对大家赐给我如此大的荣誉而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要跟上我的前任奥利佛·塔博的巨大步伐是何等的困难。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与政府争吵，但是我说，和谈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政府参加和谈这一事实，正是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种族隔离的表现。我反复讲，和谈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与之谈判的那些政客根本就不想交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大家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和谈本身也是一种斗争，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斗争一样，和谈可能会发生多次反复。”
但是，和谈不能靠等待。就我们的利益来说，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种族隔离的痛苦。我说，有必要尽快创建一个过渡政府。
大会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面临着一个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把一个非法的地下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3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秘密地在南非发挥作用，有些工作习惯和斗争技巧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从最小的支部到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非常的变化时期，我们必须利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做好这件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已经被流放。他们多数都在7月份回来参加了年会。他们并不熟悉今天的南非，对他们和我来说，南非是一个新发现的地方。但是，却有一批杰出的留在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和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的年轻领导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全面了解了政治形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替身开展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要把这些人吸收进自己的组织。
我们不仅面临着逻辑上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哲学方面的问题。当你们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打仗的时候，使运动组织保持一致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命题。但是，当敌人走到了谈判桌旁的时候，要制定一种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在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们不仅必须与许多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把组织统一到和谈的思想上来。
在头17个月的合法活动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吸收了70万新会员。这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就比例而言，这些会员中只有少部分是来自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区。同时，国民党正在向非白人敞开大门，正忙着吸收那些对非国大不满的有色人和印度人。
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住在迪普克鲁夫的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之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连续对她的人格进行的这种造谣中伤，使温妮和我都很想赶快走上法庭，证明温妮在这些指控中都是无辜的。
2月，对我夫人的正式审判在约翰内斯堡市内的兰德最高法院开庭。我参加了第一天的审理，像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人士一样，我尽量多去参加对她的审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表达对我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表明我相信她是无辜的。乔治·毕佐斯为她作了辩护，努力证明温妮与这起绑架和打死人的案件没有牵连。
3个半月之后，法官认定她在这起绑架案中是有罪的，并且在一起流氓杀人案中是同谋。但是，法官很清楚，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杀人。她被判处6年监禁，但是根据她的请求，她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结果如何，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
108...
1991年12月20日，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关于“谈判的谈判”之后，真正的谈判开始了：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南非党派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和谈。我们以前进行的所有双边谈判为这次谈判奠定了基础。谈判在约翰内斯堡史末资机场附近的一个现代化的展览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出席民主南非大会的共有18个代表团，他们代表着南非各政治党派。另外，出席大会的还有来自联合国、英联邦、欧共体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这个大会是在南非召集的一次最广泛的政治团体横向联合大会。
这次谈判无疑是一个历史盛会，当然也是自1909年开普和纳塔尔英国殖民地与前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及奥兰治自由邦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来最重要的立宪大会。1909年召开大会的目的并不是发扬民主，而是对民主的违背，因为当时的代表中没有一个是黑人。但是在1991年的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占了大多数。
我们的筹备小组由西里尔·拉马福萨牵头，成员还有乔·斯洛沃和瓦利·穆萨。一周以来，他们一直与政府就选举、宪法、宪法起草机构和过渡政府问题进行讨论。来自20个不同党派的代表，包括来自班图斯坦政府的代表，已经同意了召开大会的基本原则。
在谈判开始就持乐观态度的人不会因为几个拆台者而扫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抵制谈判，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多种族政府。尽管一个月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围绕共同目标发表声明，组建了联盟组织——爱国阵线，但是，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害怕民主选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将暴露他们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布特莱齐酋长也在抵制谈判，因为不允许他组成三个代表团：因卡塔、夸祖鲁政府和斯维里斯尼国王。我们认为，国王应当不属于任何政党，如果把国王纳入政党的范围之内，那么南非各部落应该都能派他们的最高领袖参加谈判。
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和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自力更生的意义。与津巴布韦和安哥拉那样的非洲国家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和谈不同，他们需要外国人调解，而我们南非则是依靠我们自己消除分歧。德克勒克先生讲了关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过渡性“权力共享”政府的必要性，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大卫·德维利尔斯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
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指出，随着民主南非大会的产生，进步在南非最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我们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权。我说，民主南非大会标志着选举产生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机构的开始，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宪法起草机构有任何理由在1992年不能产生。我呼吁政府，可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过渡政府监督这种选举，控制国家宣传机构和武装部队，全面负责向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过渡。
在第一天的大会上，最大的与会党派，其中包括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支持签署一个意向声明，号召所有的党派都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其最高法律将是受独立司法系统保护的宪法。国家的司法系统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起草“权利法案”，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总之，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多党派执政的民主政府。就我们而言，这是对新南非提出的可接受的最低立宪起点。因卡塔自由党拒绝签署这个声明，因为声明中要求建立“统一的南非”，这意味着不可能采取联邦制。
大会选举产生了五个工作组，以便在1992年初开始工作，做好1992年5月召开第二轮“民主南非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工作组将探讨营造自由政治气氛中面临的问题、班图斯坦的未来、重新组建南非广播公司、检验诸如联邦制之类的各种立宪原则和创建过渡政府。各党派同意，各项决议将在“充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虽然没有作出界定，但实际上，充分一致就意味着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多数党派之间达成了协议。
召开第一次民主南非大会的第一天，直到临近休会都没有出现意外的事情。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话里与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谈到晚上8点。德克勒克先生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在第二天最后一个发言。尽管按照日程安排，我将对大会作总结，但是，我告诉他，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那天晚上，我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大家有些担心，但是，我说服他们允许德克勒克先生最后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准备让德克勒克满意。
到这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讲了谈判的重要性，我讲完话后，德克勒克接着讲。他强调了这次盛会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克服相互不信任的必要性。但是，随后他却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坚持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他开始像一个校长训斥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那样对我们讲话。他严厉地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公布武器库的位置，然后又谴责我们保留“秘密武装”——民族长矛军，违反了1991年9月份达成的《全国和平条约》。他甚至用激烈的言词质问，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有足够的诚意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我听任德克勒克先生讲这种话而不予以驳斥，那么我当时就会受到谴责。他讲完后，当天的会议本应随之结束。但是，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安静。我没有允许会议就此结束，而是朝讲台走去。我不能让他讲完话就这样算了。我的声音里带着愤怒：
我对今天德克勒克先生的行为十分担心。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攻击，并且在攻击中一直很不诚实。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他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名声败坏的政府的首脑，就可以不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能来到这种性质的大会上玩弄他已经玩弄过的政治手腕，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
政府官员曾一再劝说我，允许他们最后讲，他们特别期望在这里最后一个发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最后讲，他滥用了他的职权，因为他指望我不会反驳他。他完全错了，我现在就要说几句。
我说，德克勒克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对我们说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我重申，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提出了和平讨论的倡议；是政府，而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以前我已经告诉过德克勒克先生，公然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他仍然在这样做。我强调，我们已经暂时停止了武装斗争，以显示我们支持和平的诚意，而政府却仍然在与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共同策划战争。我要告诉他，只有当我们成为收缴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上缴我们的武器，不到那时我们是不会上缴的。
我补充说，政府显然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参加和谈不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是在谋取自己的小政治利益，即使是在和谈的时候，他们也在暗地里资助秘密组织对我们实施暴力。我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向因卡塔提供100万兰特的事实，德克勒克先生声称不知道此事。我说，如果拥有他这个职位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那么他就不配当政府首脑”。
我知道我说得太严厉，于是，为了使整个谈判不再陷入僵局，我以缓和一点儿的口气结束了我的讲话：
我请他摊出牌来。让我们坦诚地在一起工作，不要有背着对方的事情。不要私下再打什么小算盘，也不要说服我们允许他最后发言，因为他想滥用这个特权攻击我们，并希望我们不予驳斥。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我仍然准备与他一道工作。
第二天，民主南非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德克勒克和我都尽力表现得像没发生不可挽回的伤害一样。在会议开始时，他和我公开握手，并表示我们将一道工作。但是，彼此之间已失去了信任，因此，和谈陷入了僵局。
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6周后，国民党在波切夫斯特鲁姆参加了“补缺选举”。波切夫斯特鲁姆是德兰士瓦的一个保守的大学城，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人出乎意料地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保守党坚决反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和谈的政策，其党员主要由认为德克勒克先生不再靠得住的南非白人组成。选举结果似乎让人对德克勒克先生的改革及和谈政策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十分惊慌，他们自己心脏地区的嫡系选民也在反对他们的政策。
德克勒克决定孤注一掷。他宣布，根据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补缺选举的结果，他号召于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复决，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他说，如果公民复决遭到失败，他可以辞职。公民复决对年满18岁的所有的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
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把一切非白人排除在外的这种公民复决。同时，我们也很现实：我们当然不想让白人选民反对德克勒克为坚持和谈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这次选举，但是，我们还是鼓励白人投“赞成”票。我们把这种投票表决看作支持和谈的一个信号，当然并不是支持德克勒克本人。
我们怀着几分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德克勒克采取的这个行动。他和国民党搞了一次微妙的、昂贵的、美国式的政治活动，与此相伴的还有广泛的报纸和电视宣传、大量的广告和各种各样的集会。我们把这场闹剧看作德克勒克先生将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次彩排。
最后，69%的白人选民支持和谈，这给了德克勒克很大的鼓舞。他感觉自己是正确的，我却认为投票结果让他有点儿自鸣得意。他的手腕更强硬了，结果，国民党人在和谈中的立场也就强硬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09...
1992年4月13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我的两位老朋友、老同志——瓦尔特和奥利佛的陪同下，我宣布与我夫人分手。形势变得如此困难，我认为我们的分手对各有关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家庭和温妮，都是最佳选择。尽管我把这件事提交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研究，但是，离婚本身是基于我个人的原因。
我宣读了以下声明：
我自己同我夫人诺姆萨莫·温妮·曼德拉同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众多媒体炒作的主题。我现在发表这个声明，以澄清自己的立场，希望我的声明能够使各种猜测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