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本人，在我们国家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结为连理。由于我们献身非洲人国民大会和为结束种族隔离进行的斗争而承受的压力，我们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尽管存在这些压力，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恋和双方对婚姻的忠贞却丝毫没有动摇……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罗本岛坐牢，对我个人而言，她是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安慰……诺姆萨莫同志单独承担起了抚养我们子女的重担……她以非凡的刚毅承受了政府对她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对自由斗争的无私奉献和支持。她的顽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我对她的尊敬、爱恋和不断加深的感情，也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钦佩。我对她的爱是始终不渝的。
但是，由于我们之间最近几个月中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而造成的紧张状况，我们都认为分手将对我们双方是最好的选择。我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媒体现在正对她进行指责而采取的……诺姆萨莫同志完全可以像过去一样，在她有生之年继续依靠我的慷慨支持。
我个人绝不会对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曾经共同分享的生活感到后悔。尽管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是，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分手。离开我的夫人，我并无任何怨恨。从我第一次遇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以我在监狱内外对她培育出来的所有的爱恋爱着她。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所经历的这种痛苦。
或许，由于我为没能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到痛苦而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夫人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艰难，我的回归对她比对我来说也更艰难。她嫁给了一个很快就离她而去的人，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后来那个神又回了家，并证明他不过是一个人。
正如我后来在我女儿津泽的婚礼上所说的那样，自由战士似乎命中注定要过不稳定的个人生活。当你的生命就是斗争，像我的生命那样，你就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余地。这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所作的最痛苦的选择。
“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们在没有我们的指引下成长，”我在我女儿的婚礼上说，“当我们真的［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有父亲，并且有一天他将会回来。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的父亲回来后又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作为一国之父是莫大的荣誉，但作为一个家庭之父却是莫大的愉快。然而，这种愉快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110...
1992年5月，在中断了4个月之后，多党会议在世界贸易中心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即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为了准备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的谈判者之间，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其他党派之间已经进行了秘密的磋商。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一天，德克勒克先生与我之间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就各代表团的磋商结果进行了讨论。自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见。
在民主南非大会准备召开的几天前，政府被两个丑闻搞得焦头烂额。第一个丑闻是负责改善班图斯坦黑人生活水平的发展援助署暴露出来的大规模腐败和行贿受贿案，第二个丑闻则是政府高级安全官员卷入了1985年杀害4名联合民主战线成员案，这4名成员中最著名的是马修斯·戈尼韦。这两个丑闻为警察涉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袭击增添了证据。两个丑闻先后曝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信誉，提高了我们的威信。
在前几个月中，政府提出了许多半途而废的建议。这些建议，例如轮流执政，多数都是在竭力保护他们的权力。但是，通过过去几个月的和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达成了一个关于实行两步过渡、最终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南非的尝试性协议。第一步，由民主南非大会各代表团任命一个多党“过渡执行委员会”，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以便为各党派“建立平台”，起草临时宪法。第二步，举行大选，选出一个宪法起草机构和立法机关。在选举中，得到5%以上选票的所有政党都可以参加组阁。宪法起草机构的成员，50%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另外50%通过地方选举产生。这个机构将被授予起草宪法的权力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另外，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主持选举和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正。
还有许多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没能达成协议，譬如说，宪法起草机构决定宪法方面的问题和同意某项“权利法案”所必需的投票率。在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前几天，政府才建议成立第二个机构——参议院，人员由各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作为行使少数否决权的一种方式。他们还建议，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首先必须就临时宪法达成协议。但是，起草临时宪法将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都在幕后进行，到1992年5月15日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达成协议的希望似乎依然十分渺茫。我们感到担心的是，已经达成的协议会因此受到影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在多数重大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政府似乎准备无限期地拖下去，他们的想法是等的时间越长，支持我们的人就会越少。
大会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局。当时，主持谈判的两个法官建议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晚上再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设法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那天晚上，我们确实边喝咖啡边进行了会谈，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但是我们却同意继续进行谈判。“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们要挽救这个和平进程。让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至少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我们决定，两人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本着让步的精神发表讲话。
第二天下午，我们按照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双方同意的相反顺序发表讲话：由德克勒克先生先讲，我最后讲。德克勒克先生在讲话中坚持国民党不寻求“少数否决权”，但是，他们确实想要一种制衡制度，以防止占多数的种族“滥用权力”。尽管他的意见让我听起来像是对多数原则的公然反对，但是，当德克勒克讲完话后，我还是仅仅说，我们需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工作，以便消除围绕和谈的紧张气氛。
尽管我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但是大会第二天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闭幕。根据我的看法，僵局的原因是国民党一直不愿意由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终，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四个基本问题上没能取得突破：政府坚持反对宪法起草机构以高得票率通过宪法（他们主要是要求拥有不正当的否决权）；维护地方政权，以便对将来的宪法进行限制；反对民主选举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对内阁的立法有否决权；把经过大会协商通过的临时性宪法定为永久性宪法。
这些都是难题，但是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决心不让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出现的僵局阻碍和谈的进程。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同意双方继续谈判，以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再可能。
随着和谈陷入了僵局，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致同意采取“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的策略，以便通过这个策略向政府显示全国人民支持我们的程度，并表明南非人民不准备为了自由永远地等待下去。群众运动的形式包括罢工、示威和联合抵制等。开始采取群众运动的日期定在1992年6月16日，因为这个日子是1976年索韦托暴动周年纪念日，并计划在8月3日和4日举行两天的全国大罢工，把群众运动的声浪推向高潮。
但是，在举行罢工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92年6月17日，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偷袭了博伊帕通市的法尔镇，有46人被杀，其中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这是一周内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的第四次大屠杀。全国人民都为此感到震惊，并指责政府参与了这次大屠杀。警察没有制止这次犯罪，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既没有逮捕犯罪分子，也没有调查案情。德克勒克先生一声不吭，我感到忍无可忍，我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政府正在使和谈陷入僵局，同时也在以隐秘的方式向我们的人民开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同他们谈判？
发生大屠杀后的第四天，我向两万多名愤怒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已经指示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西里尔·拉姆福萨停止直接与政府接触。我同时还宣布，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一时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沙佩维尔那些黑暗的日子。我把国民党的行为比作德国的纳粹党，公开警告德克勒克，如果他企图采取新的措施限制群众示威和自由表达，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发动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并且，我将是第一个志愿者。
在大会上，我看见有人打出了标语口号，上面写着：“曼德拉，给我们枪！”“胜利来自战斗而不是来自谈判！”我理解这种情绪，人民的确遭到了伤害，他们认为谈判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他们开始认为，推翻隔离制度的唯一办法是拿起枪杆子。发生博伊帕通惨案后，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武装斗争？我们应该放弃和谈，而不是放弃武装斗争。和谈绝不可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开始同情这伙强硬派，但我逐渐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和谈是我多年来一直竭力主张的，我不能放弃和谈，但是，也到了让和谈凉下来的时候了，群众运动是介于武装斗争与和谈之间的中间道路。人民需要有一个出气的方式，群众运动就是这种出气的最好方式。
当我告诉政府我们准备停止和谈的时候，我们向德克勒克先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简要说明了我们退出和谈的理由。除了要求解决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立宪的僵局，我们还要求追查暴力责任人，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拿出加强对暴力事件发源地——客栈的治安管理办法。德克勒克先生给我们作了答复，要求与我面谈。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面谈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谈，而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好谈。
8月3日和4日举行了大罢工，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要求，并抗议政府支持的暴力活动，群众运动终于达到了高潮。全国有400万工人待在家中拒绝上班工作，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罢工。这次罢工的重头戏是10万人到比勒陀利亚工会大厦进行游行示威，我们在大厦前面的大草坪上举行了大规模的露天集会。我告诉游行群众，我们总有一天会作为南非第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占领这座大厦。
面对这次群众运动，德克勒克先生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故意把这个国家搞乱，政府将被迫考虑采取某种不愉快的措施。我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任何反民主的行动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说，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威胁，建立过渡政府才是最为关键的当务之急。
在这次群众运动的鼓舞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一伙人决定去毕晓举行游行示威。毕晓是东开普西斯凯邦的首府，是由奥帕·基考佐准将领导的一个班图斯坦。西斯凯素有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1991年，奥帕·基考佐准将宣布西斯凯处于紧急状态，以制止他所谓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的恐怖主义。1992年9月7日上午，7万名抗议者从四面八方向毕晓体育场涌去。当一支游行队伍想从一个篱笆墙开口处通过、选择另一条路进城时，毫无人性的班图斯坦军队朝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了29人，打伤了200多人。那一天，毕晓作为野蛮的代名词被载入了史册。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最黑暗的时刻是黎明的前奏。毕晓的悲剧反而导致和谈的重新开始。为了找到共识，避免再发生毕晓这样的悲剧，我会见了德克勒克。谈判双方又开始定期进行会晤。双方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希望和谈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于是，9月26日，德克勒克先生和我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高峰会谈。
那天，我们两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一份为以后举行的所有和谈树立样板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监督警察的行动，采取措施对客栈加强管理，禁止在集会上携带“传统武器”。不过，“谅解备忘录”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立宪的僵局。政府最终同意建立一个单独的、选举产生的宪法起草机构，该机构将采用一个新宪法，并作为新政府的过渡立法机构。其余需要协商的事就只有选举这一机构的日期和该机构要形成决议所必须达到的得票率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把南非建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框架。
“谅解备忘录”迫使因卡塔宣布，从所有涉及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中退出来。这个协议使布特莱齐十分恼火，他因此与国民党疏远了关系，而与其他不讲信誉的班图斯坦领导人和只关心建立南非白人班图斯坦的白人右翼党派结成了联盟。布特莱齐要求废除“谅解备忘录”，结束民主南非大会，解散民族长矛军。
正如在停止武装斗争问题上首先建言一样，乔·斯洛沃又率先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政府。10月份，乔·斯洛沃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与政府的和谈并不是像在战场上向被打败的敌人发号施令地提条件那样的停战谈判。甚至在大选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想控制局势也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政府将仍然需要许多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人员去管理国家。乔建议为全国统一政府增加“落日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在一定的时期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国民党共同分享权力，大赦国家安全官员，并尊重公务员与政府签订的任何合同。“共同分享权力”本身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争议的条款，被认为是政府所要求的“少数否决权”的代名词。但是，在这个文件中，它仅仅意味着，如果国民党在大选中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就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我支持乔的意见，并在11月18日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认可。只要少数党没有否决权，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同意“共同分享权力”的方案。12月份，我们与政府举行了新一轮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共用了5天多的时间，是在丛林中一个狩猎别墅举行的。后来的情况表明，这轮谈判是一次关键的谈判，因为这是建立在“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的一次谈判。在这次丛林会议上，我们原则同意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全国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中，所有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都将按得票率参加政府内阁。5年后，联合政府将变成一个按照简单多数规则选举的政府。1993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宣布，就5年联合政府、多党内阁以及建立一个过渡性行政院原则上达成了协议。选举将在1993年底举行。
111...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当在其出生的地方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家。自从被释放后，我就打算在库努为自己建一所村舍。1993年秋天，房子建成了。这所房子是模仿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过的那所房子建造的。大家经常对这所房子评头论足，但是，我对这些评论的回答很简单：维克多·维尔斯特那所房子是我住过的第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子，我很喜欢那种样式。我对那所房子的结构十分熟悉，因此，在库努我也就不必在夜间摸索着找厨房。
4月份，我在特兰斯凯的住处休了几天假。4月10日上午，我刚要走出房子，去迎接特兰斯凯警察橄榄球队的几个队员，这时候，我的管家跑过来告诉我，有我的紧急电话，而且她失声痛哭起来。我向几位年轻人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就去接电话。一个同事告诉我，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民族长矛军的参谋长、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克里斯·哈尼，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博克斯堡的家门口被近距离射杀身亡。博克斯堡多数居民都属于白人工人阶级，克里斯当时正在他们中间做团结工作。
克里斯之死对我本人和运动组织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是一个自由战士和爱国志士，对工作尽职尽责。在南非青年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与青年人同呼吸共命运，青年人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有的年轻人不守规矩，能驾驭他们的可以说只有克里斯。南非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儿子，失去了一位在把南非转变成一个新的国家过程中十分难得的人才。
南非是脆弱的。有人担心，哈尼的被杀可能会引发种族战争，青年们认为他们的英雄应该成为烈士，为了这位烈士，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首先乘直升机去萨巴莱勒看望克里斯的那位82岁高龄的父亲，向他老人家表示慰问。萨巴莱勒是位于特兰斯凯市科斐法巴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马叹兹玛就住在这里。当我到达这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村镇的时候，我对这个小地方竟然孕育出像克里斯·哈尼这样以其激情和能力唤起整个民族的伟大人物而感到吃惊。他对乡下穷人的关心源于他在萨巴莱勒的童年，因为他的根扎得深而且实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丢掉自己的根。克里斯的父亲深切地表达了他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是在斗争中牺牲的。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就听说警察逮捕了一位南非白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的成员。他是一位从波兰移居南非的移民，是被一位勇敢的南非白人妇女向警察报告了杀人犯的汽车牌照号之后被捕的。这个杀人犯是一个绝望的狂徒，一直试图破坏和谈进程。那天晚上，我应邀在南非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在努力地安抚人民。
我说，和平进程及和谈不能停止，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威“呼吁我们的人民保持冷静，以保持一支纪律严明的和平力量的方式向克里斯·哈尼表示怀念和敬意”。
今天晚上，我要向每一个南非人，其中包括黑人和白人，讲一讲我的肺腑之言。一位心怀偏见和仇恨的白人，一到我们的国家就犯下了如此卑鄙的罪行，把我们全国的人民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一位属于南非荷兰人的白人妇女，我们可以想象她冒着生命危险，使这个杀人犯被绳之以法……现在，是所有的南非人站在一起，从各个角落抗击那些想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出生命的属于我们大家的自由的时候了。
杀害克里斯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企图阻止这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他们宁愿让国家陷入内战也不接受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多数裁定原则。
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以便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有所交代。为避免报复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在全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和示威。这样，就可以为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已经私下里进行了会谈，并一致认为，我们决不让杀害哈尼的凶手破坏和谈。
几天后，我们得知，保守党成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因与杀害克里斯·哈尼有牵连而遭到了逮捕。这就进一步说明，南非的确存在着“第三武装”。克里斯本人就曾经批评过最近有人从一个空军基地盗窃武器，警察初步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杀死克里斯·哈尼的枪恰恰是来自那个空军基地的武器库。
整两周之后，又有一个重要人物去世了。这个人物的去世并不像克里斯之死那样使全国感到震惊，但是，却使我十分悲痛。长期以来，奥利佛·塔博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中风使他突然死亡。他的夫人阿德莱德早上一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立即赶到了奥利佛的床前。我没有得到向他告别的机会，因为当时他已经去世。
在柏拉图关于金属的寓言中，先哲把人分成了金、银、铅三类。奥利佛就是纯金，他的智慧、他的友情和博爱、他的宽容和慷慨、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我非常尊敬他；他作为一个人，我是那样地热爱他。
尽管我被关押期间我们一直不在一起，但是，奥利佛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尽管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通过许多方式一生中都在心里与他进行交流。这可能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之所以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正如我对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仿佛是我们刚刚重逢，他就被死神从我身边夺走了。当我看着他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还没有执政，但是，我要为奥利佛举行国葬。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能给他的最后的安慰。在索韦托体育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数百名来自外国政府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向这位在流亡期间仍然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活力的伟人表示敬意。民族长矛军为他举行了游行，并在他的墓前鸣枪21响志哀。奥利佛活着看到了释放政治犯和流亡者的归来，但是，他没能活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亲自投上自己的一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这仍然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112...
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特莱齐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特莱齐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
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携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5年。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南非人。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 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作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进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泰勒·勒寇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战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王宫”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它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冲水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5年才能看到结果。”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我们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113...
通向自由的道路远不是平坦的。尽管在新的一年里，过渡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职权，但是，仍有几个政党退出了大选，并采取了抵制政策。在布特莱齐的支持下，斯维里斯尼国王要求夸祖鲁实行自治，呼吁夸祖鲁省内的人都不参加投票。白人右派把这次大选说成是一次背叛，吵闹着要建立所谓“人民国家”，但是，他们又没有说在哪个地方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在整个南非，没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地方行政区域。
1994年2月12日是各政党登记注册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因卡塔自由党、保守党和“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没有参加登记。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政府也拒绝参加大选，并反对被并入统一的南非。我为这些重要的群体选择不参加大选一事感到烦恼不已。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同意他们就本地和全国立法机构进行两次投票，保证地方有更大的权力，把纳塔尔省重新命名为夸祖鲁－纳塔尔，同意把具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可以实行“内部”自决这一原则写进宪法。
我安排于3月1日在德班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我在这次会见之前的一次集会上说：“我将向这些想把我们的国家拖向战争深渊的人跪下乞求。”布特莱齐酋长同意临时登记参加选举，以换得把我们之间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提交国际调解的许诺。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天，维尔强将军也以一个名为“自由阵线”的新政党的名义登记参加选举。
尽管博普塔茨瓦纳的首领卢卡斯·曼高佩选择了不参加大选，但是，大选的浪潮很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多次敦促他，让他的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大选，但是，他根本不听。要参加大选的人发动了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并很快蔓延到了博普塔茨瓦纳的公共服务部门，广播和电视也停止了播放。在马费坑大街上，班图斯坦警察与罢工工人和罢课学生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曼高佩从他的白人右翼盟友那里调来了援兵。很快，他自己的军队就抛弃了他，在3月初的一次政变中，他被赶下了台。几周后，西斯凯的基考佐准将也宣布缴械投降，并请求南非接管西斯凯班图斯坦。
纳塔尔的暴力越来越严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不准我们在纳塔尔进行竞选。15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工作人员在张贴非洲人国民大会宣传品之后被枪杀和砍死。3月份，约翰·克里格勒法官向我和德克勒克先生报告，由于缺乏夸祖鲁政府的合作，如果不直接进行政治干预，自由选举将无法举行。为了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的力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德班市中心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因卡塔自由党企图也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游行示威，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3月28日，数千名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挥舞着长矛和圆头棒穿过约翰内斯堡市区到市中心集结。同时，一伙因卡塔武装人员企图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谢尔大厦，但是被武装警卫击退。市中心也发生了不明身份枪手的枪击事件，共造成53人死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景象，南非似乎已经濒临内战的边缘。因卡塔正在企图拖延大选，但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日子是神圣的，不允许有任何改变。
我已经同意国际调解，4月13日，一个由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首的代表团来到了南非。但是，当因卡塔自由党被告知，选举日期不容调解时，他们拒绝与调解人见面，因此，两位调解人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会谈就离开了南非。当时，布特莱齐酋长知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大选日期都是不会更改的。4月19日，离大选日期仅剩一周的时候，布特莱齐酋长接受了关于允许祖鲁民主立宪的条件，并同意参加大选。
在投票日的10天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单独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声情俱佳的辩论选手。在我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后的最初几年中，我走上讲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在罗本岛开采石灰石的时候，我们也锻炼过辩论的技巧。所以，我对电视辩论充满了信心。尽管如此，辩论前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模拟辩论。在模拟辩论中，记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巧妙地充当了德克勒克先生的角色。据我的竞选顾问班子说，我过于认真，他们说我讲话的速度太慢，缺乏进攻性。
但是，当举行实际辩论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我指责国民党，通过散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是“杀一个有色人，杀一个农民”的富有煽动性的连环画，煽动开普地区的有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我说：“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组织像新国民党那样故意制造分裂。”当德克勒克先生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耗资数百万美元用来建造房屋和提供社会福利的时候，我反驳说，他是在担心我们会把如此多的财力用在黑人身上。
但是，当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将来在全国统一政府中成为我的伙伴的这个人也许过于残酷无情了。在作总结时，我说：“德克勒克先生与我本人之间的交流不应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来自不同种族但却对同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忠诚和同样的爱的人之光辉典范……尽管德克勒克对我提出了批评，”我然后看着他说，“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赖的人士之一。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这时，我伸过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说：“我为握着你的手共同前进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他很高兴。
114...
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4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弥德、G. 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6%，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在经过了3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张张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样的人民，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115...
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绝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绝不能！绝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的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绶带和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我不禁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两首国歌。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原先的共和国国歌。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土地上统治黑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伟大的时代人物。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我们睁大眼睛开展斗争，绝不能幻想斗争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往往是十分昂贵的。对于我自己，我绝不会为献身于斗争而后悔，我随时准备去面对影响我个人的各种困难。但是，我的家庭为我献身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或许，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个男人都有两项义务：一项是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的义务，另一种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在文明的社会中，每个男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尽到这些义务。但是，在像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像我这样的出身和肤色的男人，要想尽到这两项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南非，一个黑人要想作为一个人去生活，可能会受到处罚和隔离；在南非，一个想为他的人民尽义务的人，必然会被迫离开他的家和家人，去过一种孤身奋战、带有秘密和反叛性质的生活。我并非一开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选择，但是，为了为我的人民服务，我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尽自己的义务的权利。
这样，我献身于我的人民——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是以牺牲我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在一个孩子问他父亲时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位父亲一定会说出这样一句近乎可怕的话：“还有与你一样的别的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声音就渐渐地听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开始，作为一个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我并不比别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发现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时候，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许享受的最起码、最有限的自由。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我对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变成了我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我同时也知道，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而心胸狭窄的铁窗背后。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就像当我的自由被别人剥夺时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已经走过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迈错过脚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