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这里，我宣布休会。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冷不热的请求，但即使对半心半意的宽恕请求，我们也不能表示不屑。说出“我很抱歉”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最难吐的字眼。即使在床笫之间，我都觉得很难跟太太道歉。我可以想见在电视镜头前、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说出这几个字，又是多么艰难。
先知以赛亚说上帝的奴仆非常温顺，甚至不会吹灭一个火星。我想这是曼德拉夫人第一次公开道歉，对她这样一个高傲的人来说，这的确非同一般。在听证过程中，媒体拍下了她和赛伊佩伊太太的合影。有人说这是委员会有意安排的，因为促成这两个人之间的和解，会大大提升委员会的威望。但实际上，这是赛伊佩伊太太主动提出的，她本身就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了不起的人。
我的同事、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雅思明·苏卡，向南非广播公司电台记者介绍了公众，特别是白人对我的呼吁的反应。
我认为有些人误解了他的举动，以为他是在给她找台阶下。但我认为事情本该如此，本来就该说：出了问题，我们要对此负责。我觉得那一时刻非常感人，可以说是委员会的一个闪光之处。
我没时间考虑如果曼德拉夫人反驳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满怀热诚的请求很可能被置若罔闻。幸亏她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我也可以第二天放心地乘飞机到开普敦赶赴另一个紧急会议。说得轻一点，我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一个警察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主动努力求得宽恕会得到什么结果。1988年12月，布特莱齐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和与非国大结盟的联合民主阵线打得不可开交。警察上校布赖恩·米歇尔命令一群临时警察向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开枪。这些警察被戏称为“Kits”警察（Kits在阿非利卡语中意为“速成”），因为他们只经过初级训练就被拉出来对付人民了。他们往往纪律涣散，有时酒气熏天就上班了。他们的装备是霰弹枪。城里的青年跟他们捣乱，他们和其他警察一样，被蔑视为走狗。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对“制度”的反对者心慈手软。但这一次，他们听错了命令，攻错了目标。他们没有袭击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反而枪杀了托拉斯·费得农场11个守夜的妇女和孩子，使这个不问政治的村子沉浸在悲伤之中。米歇尔被判有罪，并受30年监禁。在听证会上，他请求得到被他伤害的人们的宽恕。
我只能请求直接或间接卷入此案并受到影响的人们……考虑宽恕我……我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
托拉斯·费得农场的人们说他们可以宽恕他，但他必须积极参与到被他毁掉的社区的重建中来。米歇尔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要求委员会安排他访问农场。事情很可能出问题。会议一开始紧张而艰难，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农场的人自然抱着敌意。他迟疑了一下，开始对人们讲话：
我想感谢你们允许我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到目前为止你们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有人告诫我今天不要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我得知许多在1988年离开这个地区的人还不能重返家园。我认为，必须想办法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必须实现这个地区分歧严重的各政党之间的和解。
气氛开始变化，开始缓和。有一两个受害人还不大情愿宽恕他，但大部分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等他离开时，已经是亲热地向他挥手告别了。这一出紧张而轻松的会面上了电视，并在南非广为报道。这对暴力和动乱不断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肯定，这件事也会鼓励其他人走上化敌为友这条虽然艰辛但最终回报丰厚的道路。
米歇尔因为参与秘密策动政治团体间的争斗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他很长时间见不到儿子。我赞赏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帮助受害人实际行动的意愿。或许这样的赔偿应该成为准予大赦的条件之一。这样，所谓得到大赦的人白占了便宜，而受害者依然贫困痛苦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了。
另一个故事同样表明，在其他方式失败的情况下，委员会是可以揭出真相的。1988年8月31日凌晨，炸弹爆炸的巨响震撼了约翰内斯堡的科特索大厦，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所在地被夷为平地。无人重伤，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守夜人从电梯上被抛下来，也只受了轻伤。对面老人公寓的窗户被爆炸的冲击力炸得粉碎，像飞弹一样散射出去，但住户都逃了出来，没有重伤员。科特索大厦前的街道白天总是车水马龙，火车站就在附近，行人熙熙攘攘，小贩往来叫卖，一片热闹。到我前去观看现场时，见到大厦门厅中一幅耶稣护卫一座城市的挂毯在一片狼藉中丝毫无损。这或许就昭示着真与善终将取胜。
我与大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大厦正是在我担任教会理事会主席期间在德国教会的慷慨支持下买下来的。我作为南部非洲都主教，赶乘能够搭乘到的最早一班飞机从开普敦飞到出事地点，对理事会及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作人员表示声援。我和当时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巡视现场时，对他开玩笑说，我交给你一座宏伟大厦，你怎么能让它遭到如此下场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即使没有符合庭审要求的证据，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又一肮脏伎俩。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政府宣传机器随后的报道。当时的法制及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居然宣布非国大应对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负责。当时非国大仍是被禁的政治团体，其成员动辄被称为受到“共产主义煽动”的“恐怖分子”。他居然有胆量指名道姓地说出警察当局声称的幕后策划者。一个叫薛利·古恩的女士受到指控，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带着她还是婴儿的儿子被关了6个月。
大部分白人都深受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政府的解释。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那些野蛮家伙的又一恐怖行动，为的是要推翻为白人提供了世界上一流生活水平、让本地人循规蹈矩、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政府。大多数白人都相信弗洛克，并为能够如此迅速制伏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门感到自豪。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我是白人，恐怕也会有同感。只有心怀慈悲，才能放弃一个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特权、优惠和好处的制度。我总是对那些反对给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制度的南非白人钦佩不已。
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世界和南非恐怕永远无法了解科特索大厦事件的真相。不可能指望警察揭自己的疮疤，整个世界会继续认为非国大是罪魁祸首，当然有些人也不免嘀咕，对一个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常常被称为“穿教袍的非国大”并被指责为非国大恐怖主义挡箭牌的组织，非国大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政府有时声称教会理事会是非国大的补给站，楼里藏着非国大的武器。白人中又有许多人相信这一派胡言。他们就不问一句：既然警察证据在握，为什么不干脆搜查大厦，向世界揭露教会理事会，让他们永远失去作为以和平方式促进变革的组织的名声呢？（果真如此，几乎所有海外教会和政府都会抛弃南非教会理事会，视其为耻辱，理事会也会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资金后盾。）但是，政府说什么，白人就相信什么。他们不想问那些难堪的问题—大树底下好乘凉，何必把大树砍倒呢？
后来，曾向媒体断言非国大一手制造了爆炸事件的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在其大赦申请中披露了事实真相。正如他明确宣布的那样，这一恐怖行动实际是他手下的部门所为。本该维护法律和秩序、惩治恐怖分子的警官们，竟亲手制造了严重的城市恐怖事件。这清楚地表明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道德败坏，不得不靠如此邪恶的手段苟延残喘。
这也是为什么警察部门无法解决我国历史上许多悬案的原因。是谁杀害了史蒂夫·比科？是谁把“培伯克三人组”残忍地引向死亡？是谁杀害了“科拉多克四人帮”？又是谁炸毁了南非工会总部大楼和罗马天主教总部？警察部门无法破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罪魁，并企图用谎言蒙骗公众。这些犯罪不是偶然的，不是像种族隔离政府的维护者所称是个别“坏家伙”所为。这是种族隔离企图破坏法制、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这个制度毫无正义可言，已经烂透了。这一切是其本性使然。
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在前总统博塔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博塔先生和一些人声称此事件不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而不属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但是，事件中无人伤亡，恰是罪犯们的大幸。执行者之一尤金·德考克上校告诉委员会，他们接到命令，如果有人干扰爆炸，即使是警察也格杀勿论。政府颠覆其本应尽职维护和保卫的法律，是无论如何不能为人接受的。
值得称道的是，弗洛克先生在申请大赦后，就恶毒诬陷古恩女士一事向她深表歉意。尽管什么都无法补偿她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不公的痛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她至少因为这一暴行所造成的伤害成功地将政府送上了法庭。
契卡尼博士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岁月里，经受住了炸弹袭击、牢狱的酷刑和对他的叛国罪审判。一天，在去纳米比亚的途中，他突然身患重病。他康复了，但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在他换了衣服之后发生的。他几乎忘了这件怪事，直到他在美国几乎死在餐桌旁。这件事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太太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有个学者正在研究毒药。结果发现，他吸收了喷洒在衣服上的有机毒药。大部分人都怀疑，这是政府为保住政权玩弄死亡游戏的又一例证，这一次是暗杀反对派。如果没有大赦进程，我们还得继续愤怒和怀疑下去，继续为不能找到确凿证据印证我们的猜测而懊恼不已。
现在真相大白了，因为委员会在1998年6月就前政府的化学及生物战计划，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这些公开会议上揭示出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新的民主政府对公开听证表示不快，担心公开揭露某些秘密计划，会置其于违反它所签署的不扩散条约的境地。我们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安排：当政府力图对听证加以限制时，我裁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因为我们是在努力培养一种透明、负责和尊重人权的新文化，但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消息泄露出去。
我们很快搞清了，与种族隔离政府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其化学和生物战计划并非仅仅用于防卫目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令我胆寒的是，一切都做得那么科学、严谨、冷静。在此之前，我们就听到过提交给委员会的许多事实细节。但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中穿白大褂的人们，在设计这些攻击性计划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们背弃科学，为邪恶服务。参与初步调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值得称道，开普敦大学的学者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解析复杂的科学公式，同样值得褒奖。
听证会上展示的证据表明，科学家、医生、兽医、实验室、大学和具政治倾向的公司，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支持了种族隔离。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给某些人群带去疾病，损害其健康。霍乱、波特淋菌、炭疽病、化学毒药及镇静剂、摇头丸等（用于集体控制的）毒品的大量生产，都是这一计划中的项目。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开普敦有色人公寓毒品泛滥，这究竟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还是和化学与生物战计划存心破坏这些社区的风化有关呢？
一切都显得有点离奇古怪，某些方面甚至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情节。下毒的工具包括特殊的雨伞、改锥和其他可以成为致命武器的东西。但是，利用科学对付无辜的人们，让我不由得想到达豪集中营的恐怖。对我来说，化学与生物战计划是种族隔离最没有人性的一面。我可以接受其维护者会尽一切努力垂死挣扎，但从没想到他们会败坏到如此地步。计划的领头人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乌特·巴森医生，媒体称之为“死亡医生”。当不得不来到委员会时，他表现得颇为冷漠，和我们捉着迷藏，称他已经受到刑事起诉，为我们作证可能会让自己罪责加重，因而不能提供证词。他的举动带着挑衅，出席听证时，他穿的是曼德拉总统喜爱的那种色彩鲜艳的“马蒂巴”上衣。
该计划耗资巨大。其研究却建树平平，而执行者的不称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对计划谋害的目标反而成了幸事。几乎置契卡尼博士于死地的神秘行动也揭开了盖子。在他的一次旅行中，行李箱被做了手脚，内裤被浸上毒药，但浸得不够。可见，执行下毒命令的人不称职，让他捡了条命。据说计划中有一个项目，是要找到一种专门针对黑人的细菌，以降低黑人的生殖能力。
科学家沙尔克·范·伦斯伯格医生是证人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说：
曾有计划用不留痕迹的重金属毒药铊掺入曼德拉总统在普尔斯莫［监狱］使用的药品。曼德拉释放后，我在和［另一个研究人员］安德烈·伊梅尔曼谈话时……他很肯定地说纳尔逊·曼德拉的大脑功能肯定会逐渐受到损害。
感谢上帝，他们都未能尽职。我们民族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德拉这样一个宽容与和解的热情倡导者。
1998年6月14日，即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后的那个礼拜天，我应邀到比勒陀利亚林伍德一个白人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布道。这也是一些前政府要员的教区。教堂里要人云集，这也是我第二次进入虎穴。
直到最近，白人的荷兰新教教会一直坚定地支持种族隔离。它为种族隔离提供神学依据，而且甚至在政治家之前就提出某些立法，以上帝的名义主张种族的隔离。他们利用巴别塔、人们被分散并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沟通以及“含”（Ham）的咒语（他的子孙后代被诅咒永远做“奴仆的奴仆”）等故事，让本地人循规蹈矩。用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来解释上帝的神圣意愿不免奇怪。这完全忽视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录的第一个基督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看来这是对巴别塔的彻底扭转。大部分教会都谴责种族隔离为异端邪说，而荷兰新教教会却骚扰那些反对其立场的人，并宣布其为异教徒，其中就有继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的贝叶尔·纳武德博士这样的出色人物。
但是，这个长期从神学上坚持种族隔离的教会，终于放弃了这一立场。它把过去受到迫害和具有长远眼光的见证人请到了宗教大会上，并公开为教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歉意。看到贝叶尔·纳武德这样的上帝的忠实维护者恢复了名誉，令人很是欣慰。很少有教派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行为的错误。我自己所在的圣公会在其教义、宗教大会及大会的决议中，一向反对种族隔离，但它却是以种族隔离的形式存在的。当然，南非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很难有非种族主义的教区，但圣公会却迟迟不肯承认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许多白人教民拒绝和家庭帮工一起领圣餐，但就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教会建立一个多世纪后，才在1960年任命了第一位黑人主教。政府并未下令让教会根据种族给牧师发放津贴，但实际上白人牧师比黑人牧师的薪酬高得多。因此，我们圣公会的人和荷兰新教教会相比，也没什么好自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