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法官向委员会提供了精彩的陈述，但遗憾的是他们拒绝出面作证，声称这将有损其独立性。这样的托词很难站得住脚。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几乎没有重复这一进程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法官和其他到委员会作证的人一样，不会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们一道探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构建怎样的司法系统才能帮助我们创建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文化。或许我们没有动用委员会的权力传唤这些法官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始终违背事实，坚持自己没有责任。大部分黑人都认为司法界是邪恶制度的同伙。他们使这一制度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合法性，玷污了整个司法制度。
我们黑人的理解，是黑人在南非的法庭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法官中不乏可敬的例外，他们不仅竭力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挤出一点正义的空间，而且完全没有参与制定那些可恶的法律条款。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拒绝接受一般都是黑人的被拘留者指控遭受酷刑的证词。即使有医学证据支持指控，他们也总是相信警察。一位高级警官向委员会证实了我们认为检察与警察部门之间存在合作的直觉。在调查激进分子神秘死亡案时，情况更是如此，地方法官几乎总是判决无人有罪。他称，在一次质询中，检察官把将向他提出的问题和他应该提供的答案，都事先交给了他。
现在司法界在变革，有更多的女性和黑人被任命为法官。但最近的4个案子，让许多人认为这一系统仍为种族隔离心态所左右。我们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破天荒地传去作证，案子涉及他任命一个司法委员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白人控制的足球业时所凭借的依据，结果法庭判他有罪。另一个案子，一个白人杀害了一个黑人婴儿，但仅被判了缓刑。第三个案子，两个白人警官用铁镐抡向人群，造成两人死亡，但法官量刑极轻。第四个案子，一个白人用枪吓唬一个黑人妇女，把她赶出他的地界时，将她枪杀了，但也只被判缓刑。这类事情无法让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制度的人们对它建立起信心。
至于工商界，大部分黑人都认为所有公司都参与了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种族隔离统治者沆瀣一气，以赚取最大利润。工商界，特别是矿山，得益于严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使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的通行证法。这些邪恶的法规将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变成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廉价劳动力的基地。合同工只有在就业期间才被允许进入白人城镇。他们被迫住在单性别宿舍，黑人的家庭生活因而受到极大影响。通行证法及其他法律，使白人的公司得以积聚大量资本，并垄断股票交易。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1]指出，南非的贫富差距令人瞠目结舌，为非洲大陆之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导致灾难，必须立即消除这一差距。委员会收到的建议，包括征收财产税、一次性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或要求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私营公司将其市值的1%作为捐款，用于黑人的发展。委员会让专家们去决定这些建议的可行性，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一点，即如果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切实改善，我们就可以跟和解告别了。没有某种补偿，就不可能有和解。
我们进行的妇女听证会，揭示了女性非凡的毅力和勇气。统计表明，妇女到委员会作证时，讲述的几乎都是他人的经历；而男人作证时，几乎无一例外讲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妇女受害者听证会，听取与女性相关的犯罪和违反人权事件。妇女在无人陪伴时似乎比男性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折磨她们的人更容易利用她们的亲人打击她们，比如谎称孩子生病或生命垂危。许多人诉说遭受过性虐待，性别成了侮辱她们的手段。她们或遭奸污，或在月经期间无法洗浴，或遭警察谩骂，说她们之所以参加解放运动，是因为找不到男人，实际上是男战士的免费妓女。
我在受害者听证会上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欠女同胞的太多，没有她们就没有我们取得的自由。我要为她们在斗争中发挥的卓越作用，向她们致敬。一天，我的夫人丽雅指着一个汽车保险杠上的贴条喜不自禁，上面写着：“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女人没有野心！”南非妇女的确了不起。
好坏参半
我们委员会确实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在伊丽莎白港进行的一次违反人权案专门委员会听证会上，艾维·格琴纳女士讲述了白人女狱官艾琳·克鲁斯对她的照顾：
同一天晚上，我看到灯光亮了，牢房的门开了。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牢房。我根本就没看。她对我说：“艾维，是我。我是克鲁斯中士。我给你拿了点药来。”她晃晃我，让我把药吃下去。我告诉她我连东西都拿不起来，不过我可以试试。我跟她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她说：“没关系，别担心。我会帮你的。”她让我吃下药，然后开始给我按摩。这样下来，我至少可以努力睡下。
几天后，一家地方报纸《东部省导报》（Eastern Province Herald）在头版刊出艾维·格琴纳和艾琳·克鲁斯拥抱的照片，并附有以下报道：
昨天饱受折磨的激进分子艾维·格琴纳和她的救命天使—善良的女狱官重逢。在她经过数小时安全警察的残酷审问后，是这位女狱官握着她的手，为她疗伤。当两个人流着泪悲喜交加地在露台上拥抱在一起的时候，37岁的艾琳说：“我从没想到你会记住我。”59岁的艾维答道：“可我被打之后，是你夜里来到我的牢房帮助我的。这样的人，你能忘吗？”
“那是两个人、两个女人的相逢。”艾维追忆道，“我们是那么心心相印。她给我拿来干净毛巾，嘘寒问暖。关系是那么融洽。”艾琳答道，帮助艾维时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尽职”。
如果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尽善尽美，其成员无可挑剔，则未免言过其实，而且完全是事与愿违的。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都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既有才干，也有错误。谁也不能以道德模范的标准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只可惜我们不是，这令我们无比沮丧和懊恼。不难看出，委员会如同牧师的鸡蛋[2]，部分是好的。委员会的确有非凡之处，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有些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些事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而且常常需要灵活应对即时出现的情况。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要归功于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们。
在我看来，委员会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吸引大部分白人参与真相与和解进程。这当然可能因为我们的过错，但也可以肯定，我们的白人同胞也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全身心地欢迎新制度。我认为，他们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无病呻吟，尖刻挑剔，在无中生有或真正找到现任领导人的短处时，过早地喜不自禁。他们对自己失去部分政治权力过于愤恨不满。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在这样的意识中，没有参与和共享权力的一席之地。
可悲的是，南非白人没有一个自己的、有分量的领袖—也必须是他们自己的领袖—告诉他们：“白人同胞，觉醒吧！如果说你们失去的是绝对的政治统治，那么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你们手中仍然掌握着很多权力。你们仍掌握着大部分经济权力，你们几乎没有金钱上的损失。你们没有被赶出美丽的家园，没有生活在棚户里。你们受到了比黑人强出许多的良好教育，这也赋予你们很大的权力。你们可以热烈地欢迎新制度的到来，并以自己的资金、才干和技能，助其一臂之力。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幸运。让我们以自己的所有，促进新制度的成功。否则，总有一天，黑人会因政治变革没有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而愤怒，那时候就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控制他们了。新制度的成功才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没有我们的合作，它会失败，而我们也会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
尽管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赢得因卡塔自由党的全面参与。我们的确进行了努力。他们的正式参与最多只能说是不冷不热，更多的时候是敌对的表现。我们向该党领袖布特莱齐指出，其组织的普通党员只有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作证后，才能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被确定是否属于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总统基金赔偿的条件。直到我们这样声明之后，他们才告诉其党员应该到委员会作证。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包括进赔偿金受益者的名单。我们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刻才递交上来的申请。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专门委员会直接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通过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转交的。未能及早争取到因卡塔自由党的参与，成了我们的又一缺陷。
在赔偿与复原的过程中也存在缺陷。首先，大赦申请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则在我们的《报告》递交一年之后还在等待最后的赔偿。这令我们非常沮丧，前文已经述及。我也讲过，许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员会作证是个转折点，使他们能够为过去画上句号。但是，包括委员在内的一些人批评我们没能提供长期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咨询员，给予证人的支持和同情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法庭。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员会面前重新揭开自己的伤痛后，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专业帮助化解自己的愤怒，反而加重了创伤。难就难在我们得到的授权是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赔偿与复原建议，而非实施。因此，我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国家拨款，为受害者提供比咨询员更为广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咨询和支持。我们非常感谢进来填补这一空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但如果这本身即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命的一部分，情况会大为改观。当然，能到委员会作证的不过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最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赔偿和复原计划，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
尽管委员会和大赦专门委员会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时也难免遇到问题。起草法案时，国民党担心委员会对旧制度存有偏见，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担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大赦决定不得再由委员会审议。因此，这个专门委员会享有特别的自主权，其决定只有法庭可以审议或推翻。在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和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期间，我们得知37位非国大领袖获得大赦。他们申请大赦的动机可嘉—他们要表示他们对其干部的行为负集体责任。然而，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中没有在未列举具体罪行的情况下，给予集体大赦的规定，就连我们中间不是律师的人，都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颇感不妥。但我们被捆住了手脚。我们要提出反对意见，就只有将自己的专门委员会送上法庭。我们试图通过谈判和非国大达成一致，以避免冗长的官司。国民党知道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为了抢功，他们先告上了法庭。最后，我们和国民党的申请同时在法庭审理，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被推翻。国民党毫无原则的行为，令我作呕。他们明知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把我们首先想到的行动鼓吹成自己的胜利。对委员会偏袒非国大的指责从未间断过。我真高兴自己没有政治家那份脑筋。明摆着的原则性，有些人就是可以视而不见。
委员会的成功之一，是旧制度下的许多警察都来到委员会申请大赦，揭露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从罪犯口中得到的。某些人批评说我们公布的真相，不过是在偏向受害者的听证会上得到的不实指控和责难。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对这种批评的有力回击。受害者听证会上的证词，远不及大赦听证会上揭露的暴行那样令人震惊。像乔伊斯·穆提姆库鲁太太这样的母亲可以说她的儿子在监禁之后头发脱落，身体变形，不得不依靠轮椅，后来人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可能会猜测其中有安全部队的参与。知道一切的警察部门可能成功地让法庭阻止她在证词中对他们指名道姓。但是，最终揭露杀害她儿子的凶手的人，不是她，而是那些申请大赦的凶手本身，那些为阻止她作证而故意当庭撒谎的人。谁也没有承认在她儿子被关押期间曾经对他下毒—据医生诊断，这正是造成他下肢残疾和脱发的原因。但是，杀害他的人坦白并揭露了令人作呕的事实细节—他们绑架了斯皮维·穆提姆库鲁，在咖啡中下毒，朝他头部开枪杀害了他，然后焚毁了尸体。焚尸共持续了6小时之久，他们轮流加柴，翻动大腿，以便全部烧成灰烬。然后他们将骨灰撒进了附近的鱼河（Fish River）。他们把这一切告诉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穆提姆库鲁失踪案的调查中串通作伪供，而且是在宣誓后这样做的。高级警官执法违法，公然提供伪证。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中，罪犯必须彻底披露真相方可换取大赦，而在法庭上他则通过撒谎维护自己的清白。
我们幸运地得到许多警官前来申请大赦，但非常悲哀的是军队，即往日的南非国防部队（SADF），却几乎不与委员会合作。这在我们挖掘真相的工作中留下了一大空白。有些重要人物申请大赦，完全是因为与其联合行动的警察提出了申请，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伤口要彻底愈合，和解要彻底有效，就必须了解更多的真相。
总体战略
南非国防部队是博塔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而制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该机构名义上隶属内阁，但实际上统治国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维的所谓“安全官僚”。进入80年代时，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经历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那之后，如果质疑政府的决定，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不爱国。一切都成了当权者规定的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南非白人觉得有个外部的坏世界要来侵犯他们，毁掉他们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这个敌对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没有民主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种族隔离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北边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洲国家都遭受了灾难，实际上，它声言这些国家之所以停顿不前，就是因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当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冷战。他们用尽各种伎俩，特别是利用在不同战区的代理国，显示威力，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对反种族隔离的情绪只是开些空头支票，他们声称与种族隔离当局这样无法无天的政府保持关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使其弃恶从善。
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通过经济制裁，以和平方式带来南非的变革。1984年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在白宫会见了里根总统及其内阁，但仍没有取得结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护照时，他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护照。真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护照上对我的国籍的记录：“目前无法确定。”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饮茶，在唐宁街10号一起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她光彩照人，我觉得她的确非常有魅力，与她不能容忍任何软弱的铁娘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没能说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讲到另一件事时所说，本女士不是让人耍的。幸而，两国人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们的呼吁，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别是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但直到那时，这两位西方主要领袖都坚决反对制裁。
里根政府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颠覆桑地诺解放运动。他们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高压政府，同时还在安哥拉的内战中，支持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当时亲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南非紧随其后，支持安盟，因为南非也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实行了所谓热线追踪，军队袭击了设在所谓前线国家的所谓恐怖主义基地和营地，前线国家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他们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们停止给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加强军事打击，南非还实行了颠覆政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培养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丰索·德拉卡马的全国抵抗运动，对执政的解放阵线党进行残酷的战争。全国抵抗运动对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实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罚；绑架整村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并经常奸淫妇女；强迫男童参军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内战搞得满目疮痍，南非的颠覆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发布的题为《种族隔离恐怖主义》的报告[3]中，南非国防部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进行的颠覆活动共造成：
· 150万人死亡；
· 400万难民；
· 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200万颗地雷。1993年以来，在耗资高达160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1978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600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
任何军队的目的，都是要歼灭敌人，扫除敌方军备。它的存在是为了摧毁和消灭敌人。随着80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加剧，军队的矛头日益对内。于是，嫌疑犯和罪犯不再被抓起来，而是被消灭掉。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了南非学生大会的4个人身上，宾波·马迪凯拉、恩辛克·马塔巴尼和范亚娜·恩拉坡3个少年被杀，赞迪斯勒·姆斯受伤。1982年2月，安全警察引诱他们来到约翰内斯堡以西克鲁格思道谱的一个废弃矿井。申请大赦的警官包括威伦·斯库恩、亚伯拉罕·格罗贝拉、扬·克埃兹和克里斯蒂安·罗利奇。他们告诉委员会，一个保安说学生们想得到武器并训练，然后杀死准尉警官姆克斯。克埃兹认为，与其逮捕这些激进分子，不如杀了他们。现场布置得好像这些少年把自己炸成了碎片。大赦听证会上，我们问申请人是否知道这些少年的年龄，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警方是否还考虑了其他杀害方式。罪犯们由一个高级警官指挥，是一个准将下的命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因为依法处理嫌疑犯非常困难：逮捕嫌疑犯，并在法庭上提供不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或计划颠覆活动，谈何容易。不，那样做太费时间，与其逮捕不如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0年代的会议纪要中，充满了“压制”、“消灭”之类的字眼，而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却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过就是拘留或者禁止而已。执行命令的人却几乎始终将其理解为杀死、谋害或暗杀。
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安全委员会文件和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或议会演说中使用的词汇（阿非利卡语的英语译文引自《报告》）：
· “elimineer vyandelike leiers”（“消灭敌人领袖”）
· “neutraliseer”（“压制”）
·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治安手段压制造成威胁的人”
· “毁灭恐怖分子”
· “fisiese vernietiging—mense, fasiliteite, fondse, ens.”（“形体上
的毁灭—人，设施、基金，等等”）
· “uithaal”（“拔掉”）
· “uitwis”（“扫除”）
· “verwyder”（“除掉/让……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