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德克勒克先生并无敌意。在宣布1993年和平奖得主前夕，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给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颁奖的意见。我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对意见，委员会应该会重新考虑其意图，否则咨询我的意见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会坚决反对。实际上，1996年到委员会作证时，德克勒克先生为种族隔离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摆出种种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义。如果他能像其前内阁同事、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或雷昂·维塞尔斯那样真诚而坦率地道歉，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他无法看清种族隔离丑恶的本来面目。他是个出色的律师，字斟句酌地护卫着自己的立场，但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宽广胸怀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他在1998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机构的想法，只能给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但是为了上帝的慈悲……
在委员会的机构听证中，可以感到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的强大。那么多的白人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享受自由和特权，我们对此不应感到震惊。让我们吃惊的，不是许多白人最终接受了沿袭已久的种族主义价值观和态度，并没有真正思考过种族主义政策对其同胞的影响。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那些—我始终认为是为数众多的—没有屈从于渗透到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的邪恶风气的人们。这些不平凡的人们不仅抵制住了种族主义主流文化的诱惑，而且希望结束这一制度。如果考虑到种族隔离一方集结的各种强大力量，那么善于塑造白人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他们能做到这些就更不一般。我们看到过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控制了每一个机构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在教白人以特定的方式思维和行动。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被程序化了。
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驾驶我乘坐的飞机的，是尼日利亚飞行员。南非没有黑人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飞机顺利起飞，但接着就遇到了气流干扰。我们一会儿飞行在这个高度，一会儿又跌落下去。飞机颠簸着向下掉。我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了，我发现我在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希望驾驶舱里有个白人。这些黑人能让我们顺利过关吗？”这完全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也被这么彻底地洗了脑。我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为自己呼吁黑人的觉醒而颇感自豪，但在危机中，更深层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我接受了白人的定义，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更称职。当然，这些黑人飞行员让飞机顺利地着了陆。
我们不能低估条件反射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对违反人权的罪犯，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和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纵容他们及南非白人实施或允许实施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更多地意识到我们和他们一样容易受到影响的话，我们的判决或许会多些爱心。这可以使我们的判决少一点武断和鲁莽，为一些人敞开大门，让他们宽容自己的软弱和怯懦。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更情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因而更容易承担责任。这也可能让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让我前行。”
换言之，希望是有的。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罪犯—以及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被认识到他们也是人，就算并不坚定，但只要走出自我开脱或拒不认错的模式，说一声“对不起，请宽恕我”，就可以弃恶从善。
经历了委员会的艰苦工作后，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一个异常振奋的认识：尽管邪恶遍地，我们人类还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善良。正是这一点让我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满怀希望。
[1] 《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指质量优劣兼备，源出1895年Punch杂志所载一位胆小的助理牧师与主教共餐时分得一只坏蛋，却说此蛋也有部分是极好的。—译注
[3] 《种族隔离恐怖主义：颠覆报告》（Apartheid Terrorism：The Destabilisation Report），菲利斯·约翰森和大卫·马丁合著，英联邦秘书处、詹姆斯·卡利出版社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4] 国防部长马兰将军1986年2月4日在议会上的讲话。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近50万人丧生。一年后，我访问了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我是作为全非教会大会主席前往的。在为期10年的两届任期中，我努力通过教事访问，把全非大会带到成员教会去，特别是那些经历着这样那样危机的国家。我和大会的其他负责人访问过内战中的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安哥拉及其他国家。我们也去庆祝胜利，比如庆祝埃塞俄比亚以民主代替了压迫和非正义。但我们通常是去处在苦难中的国家，对基督教徒表示声援。大会的领导层去了卢旺达。
我们访问了首都基加利附近的一个村子恩塔拉马，图西族人在这里的一个教堂被扫射枪杀。新政府没有清理尸体，因此教堂就像个墓地，尸体仍保持着一年前屠杀时的样子，恶臭扑鼻。教堂外堆着被凶残杀害的人的头骨，有的上面还扎着弯刀和匕首。我想祈祷，却忍不住哭泣起来。
此情此景令人深感不安，它像一块石碑，记录着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同胞可以达到何等的凶恶程度。这些兵戎相见的人们常常是曾住在同一个村庄、说同一种语言和睦相处的人。他们相互通婚，而且信奉同一种宗教，大部分是基督教徒。殖民主子希望通过偏向图西族，打击胡图族，维持其欧洲人霸权，为最终酿成非洲当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屠杀播下了种子。（另一个部族叫特瓦族，人数少得多。）这场屠杀没有把人类一切罪孽都归咎于种族主义，因为尽管是白人煽动的种族内乱，真正的屠杀却是黑人杀害黑人。
在离教堂几公里的地方，一些妇女在修建住所，她们把它叫做曼德拉村。这将成为种族屠杀后一些寡妇和孤儿的家。我和开展这个项目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她们说：“我们必须悼念死者，为他们哭泣。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不能永远哭泣。”多么令人赞叹，多么不可摧折！在恩塔拉马，我们可以说看到了死亡和十字架。在曼德拉村，则有复活、新生活、新开端和新的希望。妇女再一次表现出了她们的坚韧和滋养生活的本能。
我还参观了拥挤的基加利监狱，里面塞满被怀疑参与屠杀的人。他们几乎都是胡图族人，有妇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还有教士、修女、教师和律师。有些人因窒息而死。我对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说，那个监狱随时可能发生灾难，它只能增加人们的痛苦记忆，加深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仇视。
访问期间，我还参加了在基加利大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人们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创伤之后，还能这样唱歌、跳舞、欢笑，真是令人惊叹。包括总统在内的大部分政界人物都到会了。我应邀布道。我首先表达了非洲其他地区兄弟姐妹的哀思，因为人们都为这里的屠杀和破坏大为震惊。（现在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听取了当时发出的各种警告，或许联合国能够调集足够的资源进行干预，种族屠杀很可能不会发生。卢旺达人对联合国颇为愤怒，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对这种情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感失望。）我说，卢旺达的历史是典型的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历史。人上人紧紧抓住其既得特权不放，人下人则竭力要把他们推翻。得手后，新的人上人便开始反攻倒算，让新的人下人为他们高高在上时造成的所有痛苦付出代价。新的人下人像愤怒的公牛一样进行还击，试图推翻新的人上人，全然忘记了新的人上人认为自己是在为现在的人下人在位时所造成的痛苦而报仇雪恨。这是复仇与反复仇的悲惨历史。我提醒图西族人，他们等了30年才讨还了他们认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我说，胡图族人中的极端分子也完全可以等上30年甚至更长时间，推翻新政府，大肆反攻复仇。
我说有人在议论建立法庭，因为人们不愿看到罪犯逃脱惩罚。但是，我担心如果他们真想得到的是一报还一报的正义，那么卢旺达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无论如何，大部分胡图族人都无法相信法庭判定他们有罪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也不会相信世界上任何法庭面对同样的证据都会判定他们有罪。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他们被判有罪不是因为他们的确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是胡图族人。他们会等待报复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们会让图西族人为恶劣的监狱条件付出代价。我告诉他们，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行复元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卢旺达总统对我的弥撒表示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他说，他们愿意宽恕，但就连基督都说，魔鬼不可宽恕。我不知道他在何处为自己的话找到的根据，但他的一个观点还是得到了一些共鸣，即有些恶行是不可宽恕的。我自己的观点与此不同，但听众对我非常公平友好。后来，我对议会和政界领袖发表了讲话，他们没有因为我反复呼吁实行宽恕与和解、放弃相反的做法而把我轰下台来。
为什么没人反驳我？这些创伤深重的人们为什么会听进这样的逆耳之言呢？他们之所以听我讲，是因为南非发生的事值得他们三思。这难道不是解决冲突的一种可行方式吗？过去刀兵相向的人不能努力和睦相处吗？全世界都认为南非会被血洗，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接着，全世界又认为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后，那些长期被剥夺了权利、人格尊严被无情地踏在脚下的人们，一定会反攻倒算，进行无情的报复，让他们的祖国再次遭受蹂躏。但是相反，我们成立了无与伦比的委员会，人们讲述其伤心欲绝的故事，受害者表达了宽恕的意愿，而罪犯在坦白了确凿的恶行后也请求得到他们所伤害的人的宽恕。
整个世界无法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1999年4月，联邦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听说了我国的情况后，在柏林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未来有了新的希望。”南非人非同寻常地实现了从深重的压迫到相对平稳的民主的和平过渡。他们以自己处理既往的崭新方式，让世界耳目一新。可能一开始他们对自己能在重新回顾过去的可怕情景时表现得那样镇定也感到震惊。这一现象整个世界不能不重视。正是这一点，使我能够在卢旺达的兄弟姐妹面前讲在其他条件下可能被认为是无情和无理的一番话。
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努力正视和理清其冲突与纷争的历史。我在访问这些地方时，也有同样的感受。1998年，我访问了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两地的人们都非常欣喜地听到，我们南非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情况是完全令人绝望的。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面对的问题无可救药。我说：“我们的确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但噩梦结束了。”爱尔兰人已经走上结束噩梦的路，不是已经有了《耶稣受难节协议书》（Good Friday Agreement）吗？我说，他们不应该为实施这一关键协议道路上的障碍而灰心丧气。我们的经验是，常常哪里有突破，和平的敌人就会在哪里加倍进行破坏。我说，爱尔兰人应该加倍努力，提高警惕，不要与结束其“麻烦”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珍贵礼物失之交臂。
我告诉他们，在南非，我们常常有坐过山车的感觉。有时我们为新的关键性倡议的出现而欢欣鼓舞，和平与正义似乎近在咫尺。当我们以为只剩最后的一圈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屠杀、僵局、局势处于崩溃的边缘、某个代表威胁退出等，我们会跌到绝望和丧气的谷底。我告诉他们这是正常的。最终的报偿是惊人的，他们不应该放弃建立新爱尔兰的梦想。那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竟蒙昧了那么长时间，会意识到善良、和平与宽容是那么美好而且那么简单，而他们却浪费了多少时光和生命。我提醒他们，我们本来也觉得达到现在的地步不可思议。我们的梦魇结束了，他们的也必将很快结束，如同昼夜相随一般。
他们听了这番话，如同听到圣贤的哲言。我的话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我们实现了相对和平的过渡，找到了处理遗留问题的新途径。我敦促他们不要为在解除武装问题上遇到的僵局而绝望，希望我的话对他们有所助益。在贝尔法斯特，那么多乐于奉献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被斗争撕裂的社区不停地工作，在彼此疏离的受伤的人们之间搭建桥梁，担当着和平与和解的非凡的代言人。我对他们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徒劳的，他们的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没有烟消云散。不，他们可能想不到，他们的工作已经渗入了周围的环境。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别人无需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家是美好的，因为我们能感受家的共鸣，这是刻骨铭心的东西。我们知道何时教堂里散发着智慧、神圣的芳菲，知道何时这里回荡着祈祷声。我们几乎能够嗅到神圣的气息，感受到前人的力量和虔诚。一个祈祷声不断的教堂与充满音乐会堂氛围的教堂，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告诉那些为和平与和解努力的人们，不要为看不到进展而放弃他们至关重要的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没有什么是徒劳的，时机成熟，一切都会结合在一起。回首过去，人们会意识到自己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他们就是亘古存在的走向统一与和解的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让我们生活在友谊与和睦中，一直是上帝的意志。这正是伊甸园这个故事的要旨，那里没有流血，甚至没有出于供奉宗教的流血。雄狮和羔羊一起嬉戏，所有人都是素食者。后来上帝希望所有所造之物能够享受的和谐被彻底动摇和打破，影响到所有上帝的造物。人类成了一群榆木脑袋，相互指责，兵戎相向。他们和造物主被离间。现在他们竭力躲避曾一起漫步伊甸园的上帝。所造之物现在张开了“血盆大口”，友谊被敌对代替。人类在被蛇咬到脚跟之前，会把它碾得粉碎。这个故事正是通过《圣经》极富想象力的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生存的真理。
那些不能升华到诗人境界的凡夫俗子，会对这样富有想象力的叙述不屑一顾。然而，即使我们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伊甸园那样的神秘和谐，除非迟钝，否则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的确在亲历所有存在的根本破裂。时间脱了节，生活中充满分歧、不和谐、冲突、动荡、敌意和仇恨。我们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如果大自然没有被糟蹋和滥用，就无须有生态保护运动。水土流失侵蚀了原本肥沃的良田，土地现在只能长出荆棘。河流、大气被盲目地污染，我们为臭氧层损耗和温室效应可能带来的灾难而忧心忡忡。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不太自在，到处都弥漫着对失去的乐园的怀恋情绪。
信奉者说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形容为对和谐、友谊与和平的追求史，而我们人类似乎就是为此而生的。《圣经》把这一切描述为上帝领导的恢复原始和谐之战，他希望雄狮再次与羔羊同眠，他们不再习武练兵，因为刀剑被铸成了铧犁，长矛被弯成了吊钩。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就更好的东西。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我们本来应该具备的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例如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会同心协力进行抗争，整个世界都包融在巨大的同情和慷慨之中，一时间被我们关怀的人性、一种普遍的乌班图精神绑在了一起。这好的一面还体现在得胜的国家制订马歇尔计划，帮助过去的敌国进行重建的时候；体现在我们建立联合国组织，让全世界的人可以会聚一堂避免战争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签署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宪章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禁止杀伤性地雷的时候；体现在我们一致禁绝酷刑和种族主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共存，为了友谊、集体和家庭，我们原本应该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的。
在事物的核心，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运动，逆转着离间、破裂、分歧、敌意和不和谐的可怕离心力。上帝启动了向心的进程，开始了向着中心，向着同一、和谐、善良、和平与正义，能够扫除一切障碍的运动过程。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1]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双臂伸展，仿佛要拥抱一切，将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拥进他无所不包的怀抱，让万众万物都有所归依。没有局外人，一切都在内中，都相互归属。不存在什么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家庭、上帝的家庭、人类的家庭的成员。没有什么犹太人或是希腊人、男人或是女人、奴隶或是自由人—没有分裂与隔离，所有的区别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的丰富多样性。我们有区别，因而我们才能懂得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自给自足。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上帝的意志是要把天上、人间的万物，结合在基督的整体中，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一伟大运动。因此古生物学家德日进[2]在其著作《神界》（Le Milieu Divin）中说：
我们有时不禁认为，在创造世界的历史中，同样的东西总是一再重复。这是因为相对我们每个短暂的生命而言，季节过于漫长；相对我们有限而肤浅的认识来说，变迁过于巨大和深刻，以致我们无法看到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不懈进步。让我们相信启示，它又一次在我们凡人的不祥预兆中，忠实地支持着我们。在一切平凡的表象之下，在我们有功无功的忙碌之中，一个崭新的地球正在形成。
一天，福音书告诉我们，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达到这个世界规定的极限。……在万物中悄悄增长的基督的存在，会突然显现出来，如同两极之间的闪电。它将打破所有遮蔽了各种物质的障碍和将它困住的滴水不漏的灵魂，侵入大地。上帝之子的引力如同闪电、猛火和洪水一样，席卷宇宙万物，将它们重新统一和归属于一身……正如福音书中警告我们的，揣测这一势不可挡的事件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可能就是至高的基督功能，也是我们宗教最显著的特点……只有我们的热烈企盼，才能使耶稣基督早日到来……我们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的后人，肩负着让希望之火在世界上永远燃烧的责任。耶稣升天不过20个世纪，我们的期待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幼稚的急躁和认识上的失误，使第一代基督徒认为基督很快就会归来，结果令我们产生了失望和怀疑。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由于世界对善行的抵制而被破坏。悲观情绪使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邪恶得无可救药。于是，我们让火焰在沉寂的心中逐渐熄灭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诚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企盼了。[3]
因此，我可以对贝尔法斯特的优秀人民说，什么都不是徒劳。他们的行为促进了和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延迟或促进、阻碍或推动处于宇宙中心的进程。基督徒会说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这一点无可置疑，即善良、欢笑、和平、同情、温存、宽容与和解，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对种族隔离的胜利，就是这个乌托邦式梦想的有力证明。
愿这样的时刻早日到来，男人（和女人）被唤醒，觉悟到在包容一切的创造上帝之子的作业中，世界的一切运动紧密相连。当他们投身于自己的任何一项任务中时，都将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微不足道，都将被宇宙的中心接受并妥善利用。[4]
1989年圣诞节，我访问了圣地，并有幸参观了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博物馆。当媒体问及我的感受时，我说令人心碎。我说我侍奉的上帝自己也是犹太人，他会问：“但是，宽容哪里去了？”这句话如同水溅进了油锅。我遭到一致谴责。我也对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表示了不满，我认为这种状况与犹太先知的教导以及我们基督徒追随的犹太拉比的要求，相去甚远。我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在我下榻处附近的耶路撒冷圣乔治圣公会大教堂墙上出现了乱涂的标语，上面写着：“图图是黑皮肤的纳粹猪。”
因此，1999年1月旧地重游时我有些忐忑不安。我将访问西岸，在一个圣公会教堂布道，并参加佩雷斯和平中心的会议，我是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耶路撒冷的会议组织者不得不谢绝人们的到来。我们所到之处，都显示出南非发生的一切使这里的人们着了迷。前总理、外交部长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蒙·佩雷斯称赞我们的和解进程为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会议上，以色列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及宽恕与和解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指出，我们在南非认识到，枪杆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当为众人敬仰的中东的所有居民都认为其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有宽容的必要，必须既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也保证对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公平。在以色列，人们已经对我另眼相看。
显然，在诸如卢旺达、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南非所经历的进程，证明了他们的国土上所缺乏的东西的价值。人们听到了逆耳的话，但不会指责我无情无理。更重要的是，似乎听到我的话的人，都从南非的经验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敢于冒险的领袖人物的祝福—当请求得到或给予宽恕时，就是在冒险。
如果你请求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你可能遭到回绝；你曾伤害的人可能拒绝原谅你。如果你是受伤害的一方，希望给予宽恕，那么冒的险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觉悟，不会或不愿道歉或请求宽恕。因而他或她无法接受别人给予的宽恕。这种拒绝可能破坏整个过程。我们南非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们甘冒一切危险，走完坦白、宽恕与和解的路。他们似乎赌赢了，因为我们的国土没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
关键是，当某种关系受到损害或可能崩溃时，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恕与和解的进程。这并非易事。我们都知道承认错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最难启齿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承认自己能干出种种暴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采取否认策略，声言某某事根本没发生过。当证据确凿时，他们便装傻充愣。德国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纳粹想干些什么。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样的遁词。前种族隔离政府内阁部长雷昂·维塞尔斯的话更近情理，他说尽管有人提醒过我们，但我们不想知道。长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犯人在狱中神秘死亡的报道。长着耳朵的人也会经常听闻令人不安甚至胆寒的事情。但是，他们对邪恶却选择了不看、不听、不说。即使坦白的人也会推诿罪责—“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拒绝以负有道义责任的个体来承认罪责。但每个人都必须为执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担责任。
没有人愿意暴露自己脆弱或罪恶的一面。但是，如果要进行宽恕与复原的进程并取得成功，罪犯的认罪是必不可少的。承认真相，承认错待了他人，是触及犯罪根源的重要条件。如果夫妻吵架，过失的一方不坦白承认错误，弄清分歧的根源，丈夫照旧献花，两人装作一切正常，那么他们很可能埋下大祸。他们没有充分解决既往的问题，掩饰分歧，不能直面真相，唯恐发生伤人的冲突。他们的行为正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稍事疗伤后便大叫“平安了！平安了！”[5]。他们只是掩盖了裂痕，却没有搞清为什么出现了裂痕。结果只能是，尽管鲜花依旧，伤害却在滋长。终有一天危机会爆发，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取得的和解是多么草率。真正的和解不能草率。上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唯一的儿子的生命。
宽恕与和解不是假装事情并非其本来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会揭示出恶行、欺侮、痛苦、堕落和真相。有时它甚至让情况恶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会真正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