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很明显有一种秩序，很明显有一种‘效率’极高的系统——永不停歇的系统。”斯特里特写道。
但在我看来，在我这个不习惯这种场景的人看来，整个工厂，包括它那没有尽头的过道，它那飞速旋转的轴和轮，它那林立四周的柱子，它那噼啪作响、不停运转的皮带，它那遍布四处的机器，它的尖叫、捶打声、喧闹、机油味、烟雾以及野人一般的工人——只表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疯狂……
甚至更令斯特里特吃惊的是，当午餐开始，所有机器停止运转的时候，那种声音就会戛然而止。一些工人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褐色袋子，坐在机器上或机器周围开始吃饭，“就像战场上满身污浊的士兵”。另一些工人急匆匆地走出门外，想在漫长的下午到来之前享受一丝新鲜空气，一抹灿烂阳光。
在1913年之后的10年中，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几乎每一年都翻一倍，而T型车的价格也逐渐下降了2/3。对移动装配线的率先尝试改变了福特汽车公司，但这种改变有利也有弊。它从一家杰出而又成功的汽车公司变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企业，但也从一家高质量的工厂变成了无须高超技能的装配厂。由移动装配线所带来的这两种变化也使福特汽车公司超越了商业领域，成为社会巨变的先锋。
移动装配线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率，这也开启了公司将效率视为重中之重的那个时代。根据索伦森所说，每一件事情都得与公司更多、更快生产汽车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福特汽车公司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工厂工人们的工作还不够努力。
福特汽车公司人事主管约翰·R·李（John R.Lee）承认，装配线所带来的成果让公司每一个层次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1912年，”他在1916年时就写道，“我们在生产规模已经扩大为3倍的时候开始认识到有关人、机器和原材料相对价值的一些事情。这么说吧，我们承认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把机器和材料看得更重要一些，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人力单位，或者说我们的工人，应该被机械对待，只需要很少或根本不需要照顾。”于1909年同克努森一起从布法罗凯姆工厂（Buffalo's Keim Factory）来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李或许比公司里土生土长的管理者们有更清醒的认识，尽管在使用“人力单位”这个科学词汇描述工人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了一种令人心寒的冷漠。
1913年年末，有大约13000名员工在效率最大化的高地公园工厂中操作着那些最先进的机器。然而，自1909年皮科特大道工厂寿终正寝以来，福特汽车公司的单位工人生产率只提高了60%。生产率近2/3的飞跃听起来很了不起，但考虑到同时期内2.1亿美元的人力资源投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与公司的生产预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单位工人生产率的提高不光是缓慢的问题，还威胁到了公司的未来。在其他任何汽车公司，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似乎都在越变越糟。毕竟，在底特律的市里和周围，福特汽车公司只是以指数级扩大雇用量的大约6家大汽车公司之一。
在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的时候，它的劳动队伍是底特律所有工业工人的一个缩影：一半在美国出生，一半在国外出生。不管是哪一种人，最普遍的种族背景都是德国，之后是英国。德国移民在底特律是特别受欢迎的：1875~1910年间来到这里的德国人至少有1/4是熟练技工，而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第一或第二代德裔美国工匠。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底特律的现存劳动力早已被吸纳完毕之后，工业化西北欧地区的劳动力输出却萎缩了。例如，到1915年时，移入德国的人已经超出了移出德国的人。
在19世纪90年代，有97%的美国外来移民是欧洲人，其中北欧、西欧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比例相当。西北欧人之中有许多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但东、中和南欧人有很多要么来自农场，要么没有任何一技之长。20年后，外来移民的种族构成已经彻底改变了：只有17.5%来自西北欧，有62.1%的人来自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剩下的20.3%来自欧洲之外。
不管种源如何，从20世纪初开始，移民到美国的人开始迅猛增长。1906~1915年间，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来到美国。外来移民以一些空前绝后的方式改变着美国。1905~1915年间的新劳工潮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汽车制造业正在通过机械化创造越来越多的枯燥工作，这几乎与美国移民特征的变化同时发生。作为汽车业中的头号雇主，福特汽车公司首先也是最大限度地受到了蕴含在20世纪早期移民大潮中的机会和可能性的影响。到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中大约有一半人不懂英语，这使工作中的培训（高地公园工厂许多程序的背后驱动力）变得相当困难，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1914年，已经有71%的福特员工是出生在美国国外的。德国人已经不是最多数派，尽管这一族裔的员工当中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提升到了公司的掌权阶层。高地公园工厂的工人中有大约21%来自波兰，16%是俄国人，剩下的都以相当小的比率分布在20个国家，大多是东南欧国家：罗马尼亚、意大利、匈牙利、马耳他、塞尔维亚等。一些工人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区，比如中东和日本，还有一些工人就是美国人的邻居，比如说墨西哥人。
福特汽车公司敞开胸怀拥抱外来工人的举动制造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底特律成了除中东之外全世界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区。许多中东人在听说亨利·福特的公司不歧视阿拉伯人之前并不曾打算搬到底特律。而随着这一美妙的消息迅速传开，福特汽车公司成了阿拉伯人的向往之地。因此，最早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人之中有许多是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他们都加入了福特汽车公司，居住在高地公园工厂周围，变成了T型车的装配工。最近，迪尔伯恩亨利·福特博物馆和图书馆刚刚开放的福特公司社会学部档案馆展示了1916年的工厂工人中555名阿拉伯人（被归类为叙利亚人）的资料。
然而，美国遭受最多无知责骂和最多歧视的两个少数群体，事实上却被汽车行业排除在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劳动力短缺之前，只有几个汽车工厂雇用了美国黑人，最有名的一个是帕卡德。犹太人在汽车业中寻找工作同样是困难重重——在福特汽车公司，他们几乎从未出现过。
不管如何隐藏自己在用人上的偏执态度，被视作世界上最先进公司的福特汽车公司只能依靠它的那些技能最差的员工获得发展。然而，没几个低薪工人真的愿意为高地公园工厂而适应和学习。总的来说，他们无法忍受那个地方。尽管移民潮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制造了劳动力竞争，但汽车制造中的长时间乏味工作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意思。在自动装配线被采用因而机器对人的控制取代了人对机器的控制之后，福特汽车公司所提供的工作机会更没有吸引力了。
“重复劳动——一遍又一遍以相同的方式做同样一件事情，在某些人看来是可怕的，”亨利·福特写道，“在我看来这也是可怕的。我不可能日复一日地做同一件事情。但是，”他又坚定地补充说，“在其他一些人看来，或许我该说大多数人，重复劳动并不可怕。事实上，对某些类型的人来说，思考才是绝对可怕的事情。”
他似乎坚信有些人喜欢那种苦差事，尽管在1912年和1913年他的公司好像找不到这种人。这两年，高地公园工厂的每日旷工率为10%，每年的员工周转率更是达到了380%之高。历史学家基思·斯沃德（Keith Sward）写道：“工人们对新机器系统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1913年年末之前，公司每想增加100名工人都得进行963次招工工作。”
汽车工人们对任何生产商都没表现出多少忠诚，不告而别是常有之事。有时候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比如被苛刻的工头激怒或者寻求新技能和更高的薪水。然而在高地公园工厂，“5天工人”们干了一个星期左右就离开，大多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那里的生产系统。福特汽车公司确实做了一些旨在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努力（比如，待在公司的时间超过三年的员工奖金将被提高10%），但是从事汽车生产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亨利·福特所说的那种类型的人，不会有待够三年的意愿。他们大多是年轻人，而且无论国籍如何，他们都是那种周六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在周一回去工作的人。
在这一点上，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们与其他公司的同行没有两样，而这是一种公司管理者们无法容忍的状况。他们已经创造了利润最大、潜力也最大的最好的工厂，但整个企业却依赖于积极性极差的流动劳动力的产出。但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唯一方针似乎就是提高机械化程度，而潜在的雇员问题也远比其他公司更为严重。它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解决这一问题。
08 日薪5美元
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几年是劳动者不满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混乱时光。对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工作条件通常非常糟糕。劳资关系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于1914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在上一年中，有35000名工人死于生产事故，700000名工人受伤。与工作相关的疾病也很严重：威斯康星啤酒工厂中的风湿病，西弗吉尼亚煤矿中的肺结核，宾夕法尼亚钢厂中的永久性失明——似乎劳动者们必须放弃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换取稳定的生计手段。同时，即便是熟练劳动力的每小时工资也停留在15美分之低。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呈抬头之势。罢工运动——包括大规模的工会纠察以及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开始迅速蔓延。阶级冲突达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程度。
许多工业大亨聚敛财富的无情方式激化了阶级冲突，这些人把他们的工人看作蛮人以及应该被鄙视的乌合之众。正如格伦·波特（Glenn Porter）在《海格利的工人世界》（The Worker's World at Hagley）一书中对杜邦（du Pont）的描写，“他总是拿着一个装满10美分银币和5美分镍币的大袋子，喜欢把钱撒向空中，看我们你争我夺的场面。”
正是在这种阶级仇视的背景下，亨利·福特宣布他将把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这是公司最大胆的商业革新，也是一个真正的绝招。在其他汽车制造商深陷于对抗工人运动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时候，福特把他的员工们纳入了一个大家庭之中。他们突然开始愿意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福特的声明是教科书一般的典范，说明了如果一家公司肯采用大胆的、创新性的政策，社会问题就会变成经济机会。“福特的行为改变了美国工业社会，”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职责和实践》（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1974）一书中写道，“把美国劳动者变成了基本的中产阶级。”
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车公司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那一里程碑式的政策。只有三位记者应邀参加：分别来自《底特律自由新闻》《底特律日报》和《底特律新闻》。看起来这条消息似乎只是地方性的，但公司知道，一旦本市报纸报道此事，其他地区也将很快知晓。三位记者被领进了詹姆斯·卡曾斯（当时的副总裁、财务主管兼公司发言人）的办公室。亨利·福特也在那里，正如记者加雷特·加勒特（Garet Garrett）所写，“似乎因为放下了手头的事务，他的样子有些不安。在卡曾斯先生宣读他想让我们报道的声明时，他默默地站在一扇窗户旁边。”
卡曾斯所宣读的声明是这样开头的：
福特汽车公司，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公司，将于1月12日做出工业世界中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有关工人报酬的改革。
我们将一次性把工时从9小时下调到8小时，并向每名员工提供利润分成。22岁及22岁以上的员工每天的最低收入将是5美元……
记者们惊呆了，铅笔僵在了他们的手中。洛根·米勒对新政策的意义做出了比当天的卡曾斯或任何一名记者都更为精辟的总结。“在1914年1月，”米勒回忆说，“公司宣布它将把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而在当时，我的每小时收入只有32美分。”福特汽车公司的新工资标准为每小时62.5美分，几乎相当于当时汽车业工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如果与其他一些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做一个比较，这种加薪幅度更显惊人——比如，炼钢业为每天1.75美元，煤矿业大约为每天2.50美元。据估算，新政策在第一年内就将给福特汽车公司带来1000万美元的成本（那一年的实际成本为5838929.80美元），但这只是最不起眼的一个结果罢了。正是大胆的日薪5美元政策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学家们后来所说的“工作纪律”。
“当福特先生宣布他将把工厂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很多人问，为什么？他把整个财务状况都打乱了。”当时的福特汽车公司办公室职员乔治·布朗回忆说：“我记得，各家报纸都跳出来说亨利·福特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为什么？因为把一个工人的日薪从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是闻所未闻的事。这等于翻了1倍还多。他们认为他疯了。”
许多企业领导人也批评说日薪5美元是一家富得流油的公司所耍弄的一个失去理性的花招。此外，这一政策还激怒了其他汽车制造商。休·查默斯（Hugh Chalmers），同名汽车公司的领导人，曾愤怒地抱怨说福特至少应该事先通知其他汽车公司他要做出一个大胆声明。事实上，当福特雇用办公室的喧闹沉寂下来的时候，底特律的大多数其他汽车厂商都已遭受了高旷工率和整体混乱的打击。帕卡德公司新总裁阿尔文·麦考利（Alvan Macauley）甚至在福特公司做出声明的当天晚上把电话打到了查尔斯·索伦森的家，告诉他这一消息中止了帕卡德公司的一次董事会议。根据索伦森所说，麦考利对他说：“我们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开会有什么用？我们不可能跟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组织竞争。’”作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帕卡德公司在高价车市场上享有稳定的份额，因此没有必要同福特汽车公司正面交锋。麦考利的意思是，帕卡德公司再也无力与福特汽车公司争夺最好的员工了。“一旦你开始在底特律支付这样的工资，我们怎么能避免支付同样的工资？但我们可不像你们一样博爱。”索伦森转述了麦考利的话。
日薪5美元一经推出就变成了亨利·福特的个人所有物，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主意。几个观察家甚至谴责说福特汽车公司的整个举动就是一种公关噱头——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公关噱头，尽管它的确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尤其是对亨利·福特本人的注意。日薪5美元使亨利·福特变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之一，甚至比他的汽车还有名。由于开发出了T型车，他已经被看作“工人阶级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现在，他又突然被捧成了社会哲学家，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业领航人。当然，即便没有日薪5美元政策，世界也会永远记住T型车，但制造T型车的这位总裁或许会像他的同辈同行们一样被人遗忘，也或许会成为模模糊糊的历史人物。然而事实上，亨利·福特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民间英雄。
福特一直就是公司里的常驻名人，不光福特汽车公司以他的名字命名，过去的车赛也为他增添了光环。但日薪5美元出台之后，亨利·福特与他的公司成了统一体。外人很快就不再谈论两者之间的区别，他的优点和T型车的优点也难分彼此了。
不管怎么说，日薪5美元明确了一种成功的模式，而福特将在职业生涯的剩余岁月中以这种模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个农场出身的大亨。人们开始知道，福特对那些“文雅”的人以及他们的砾石路、哈佛作风和法国葡萄酒不感兴趣。在亨利·福特之前，百万富翁们无论从形象还是行为上看都是与大众格格不入的，他们身着日间礼服，让穿着制服的家仆把住宅包围起来，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高级爱好和上层社交以外不理任何事情。同现在一样，金钱改变人，而且人们可以看到金钱如何改变人。亨利·福特打破了百万富翁的既定形象，表现出一副没有被金钱改变的样子。但事实上，福特也被钱以及钱所带给他的一种奇怪的孤立改变了。另外，盛名之下所听到的一些浮夸溢美之词也改变了他。尽管为了公众形象，他一直身处矛盾当中：做一个平民富翁。在其他一些商人躲避聚光灯的时候，亨利·福特却在亲近媒体，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那些点子将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就在1914年宣布工作时间为8小时，并且最低工资为5美元的那天，亨利·福特获得了一种光环，这种光环也把他变成了所有‘现实主义者’和揭穿真面目者的完美攻击目标。”罗杰·伯林盖姆在《亨利·福特》一书中说：“从那一刻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是新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福特对日薪5美元政策有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认识，至少在1914年1月5日它被宣布之前是这样。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的计划是在1913年年末的最后几天和1914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以惊人的速度制定出来的。而几乎每一个参与此事的人都把这种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向实践的转化归功于詹姆斯·卡曾斯。唯一的例外是查尔斯·索伦森，他表示是他和福特共同想出了这个主意，并把它告诉了卡曾斯和其他执行官。不过，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它的道理。
善于揭发丑闻的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开始写一本有关福特汽车公司的书，为此他对詹姆斯·卡曾斯进行了详细的采访。根据她的未完成手稿，卡曾斯是在1913年12月月末在家中读一本有关“社会主义趋势”的杂志时想出日薪5美元政策的。
在第一次听到卡曾斯的计划时，福特相当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他表示他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已经同其他雇主一样多。站在卡曾斯的立场上想，这位商业奇才必须要说服他的伙伴——而争论将持续整整两天。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内部及周围显著增加的工会活动上。世界产业工人组织（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把斗争焦点集中在汽车业身上，已经在该年早些时候组织了一次针对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轮胎制造商的行业大罢工。尽管最终未能成功，阿克伦罢工却制造了暴力和混乱——这是亨利·福特任何情况下都极为厌恶的两种东西。已经获得“老熊”（Old Bear）绰号的卡曾斯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劝说福特的，“你知道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妇女正在对那些失业的人讲话，正在建议把你干掉吗？”随着争论的继续，卡曾斯预测说宣布一个日薪5美元政策的价值堪比1000万美元的广告。
似乎每一个人对日薪5美元的看法都略有不同。对亨利·福特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将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最伟大的公关策略以及他本人恒久传奇的奠基石；对詹姆斯·卡曾斯来说，它既是一种对既定规范的挑战，也是一种仁爱行为，将展示出福特汽车公司与其他公司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之处；对约翰·李来说，它将会塑造出一种新型的汽车工人——悠闲、自信、充满积极性，而这种工人，正如李所说，“是我们所能使用的以人为形式的最有力的经济因素。”但在高地公园工厂之外，日薪5美元最大的意义却在于它解答了现代装配线的潜力如何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一年以前，生产监督查尔斯·索伦森已经准备了一套关于“以后几年产量估算”的数据。现在，当他把数据展示给亨利·福特时，福特大受鼓舞。
“为了做这个工作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索伦森在他的回忆录中说，“T型车的产量实际上每年都会翻一倍——1910~1911年间是34000辆，1911~1912年间是78000辆，1912~1913年预计将超过168000辆，到1920年应该达到100万辆，或者说将超过高地公园工厂的生产能力。”这正是福特和卡曾斯想要听到的话。
“当我开始用不同的数列分别反映产量和成本的上升时，最吸引福特先生视线的是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的单位成本。”索伦森说，“最后他说，‘可以了，查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根据索伦森的数据，单位成本的下降将使公司有能力支付5美元、1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日薪，这要依赖于工人们紧跟机器运转的能力。
最有可能的是，在亨利·福特与工厂负责人们详细讨论提高工资水平的主意时，卡曾斯已经把他的计划告诉了福特。福特可能是在听到卡曾斯的建议后要求索伦森呈交他的分析结果的，而建议的来源，他并未透露。约翰·李和P·E·马丁似乎都认为日薪5美元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浪费。但亨利·福特反驳了这种说法，在副手们被说服之后——不管他们心里还有多少疑虑，他们又掉回头去找到了自己的业务经理。
对詹姆斯·卡曾斯来说，决定是一定要做出的。“如果我们讨论某件事的时间超过了48个小时，我们就不该去做。”卡曾斯说。最后，亨利·福特原则上同意了提高工资并降低工时，但他的建议是日薪3.5美元。
“不。要么5美元，要么什么也不要变，”卡曾斯说。
“那就4美元吧。”福特回答说。他担心节俭而又强硬的P·E·马丁不会同意高于这个幅度的工资上涨。但他也应该知道，说服詹姆斯·卡曾斯更不容易。
“要么5美元，要么什么也不要变。”卡曾斯的回答一点儿没变。
“最后，”乔治·布朗说，“福特先生投降了。”而且在投降之后，他没有任何改变主意的机会。当10年前就已持有福特汽车公司股份的律师霍勒斯·拉克姆碰巧拜访了詹姆斯·卡曾斯时，卡曾斯立即意识到他有了能够进行董事会决议的法定有效人数，于是他建议对“旨在让股东和劳动者对公司收益的分享更加公平的计划”进行投票。投票执行了，结果是3∶0。
两天之后，那三位当地记者就被邀请到卡曾斯的办公室草草记下了那一宣言。几小时之内，一家美国大公司要在降低工时的同时把工人的工资翻倍的消息就传向了世界各地。即便在今天，这也算得上一则重大的头条新闻，但在1914年时，它的意义远不是福特员工们发了横财那样简单。在那个历史性的1月份之前，还没有一个企业曾经以这样引人瞩目、这样高成本的方法承认劳动者的重要性。如果说镀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话，那么标志着镀金时代结束的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日薪5美元。
可以预料的是，突破性的工资上涨在高地公园工厂大受欢迎。最底层的工人们看起来最为吃惊。即使是最基础、工作最琐碎的劳动者也能得到5美元的最低日薪。当有些人质疑一个清洁工怎么可以拿这样高的工资时，亨利·福特回答说，“通过收集工厂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清洁工每天可以为我们节省5美元。”同时，熟练工人的收入可以超过最低标准，通常是每天6~7美元。
冶金工查尔斯·C·克鲁格（Charles C.Krueger）就是每天收入7美元的工人之一。“在三个星期之内，我的每小时工资从0.43美元上升到了0.87美元。”42年之后，他的回忆仍能精确如斯，“我的收入翻了一倍。”他继续指出，“我从没听到任何熟练工人抱怨那些非熟练劳动者同他们拿一样高的工资，从没听到过，”克鲁格解释说，“因为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拿不到那样高的工资。”
一个来自匈牙利的工人很快就把某组件零件的个人产量提高了一倍。当高地公园生产主管威廉·克努森问及他是如何实现这样的进步时，这名工人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说，“福特先生给我2.5美元，他得到250个零件。福特先生现在给我5美元，他得到500个零件。我报答他。”实际上，他的行动比他那笨拙的话更能反映福特汽车公司推行新政策的目的：即便在回答上司的问话时，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他的工作——一直在生产零件。
新政策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工资上升，而是一种“利润分享”。这个概念的含义已经向工人们解释了许多次：在一开始，日薪5美元是一个一年期实验，也就是把预期利润的一部分提前支付给工人。公司明言，如果预期利润没有实现，那么利润分享就会在1915年取消，工人的工资将回到以前的水平。正如公司所预料到的，工人们很快就习惯了初期的利润分享，非常希望这样的油水能永远存在，所以都拼命地提高个人生产率以保证新政策维持下去。
“当那一宣言出现在各家报纸上，”乔治·布朗回忆说，“第二天的曼彻斯特大道成了一道景观。那地方拥挤到了让人无法移动的地步！每个人都想到福特汽车公司拿5美元的日薪，因为他们的工资连5美元的一半都不到。”事实上，在冬季底特律的寒冷空气中，有10000人步行或乘电车不辞辛苦地沿着伍德沃德大道向位于曼彻斯特大道的福特汽车公司雇佣办公室进发。为实现三班倒的24小时生产，公司已经在声明中提到了对8000名新员工的需求，但应聘者大潮还是不能被完全接纳。到达底特律的火车每天都会带来许多人，这些人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日薪5美元。
1914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福特和卡曾斯都在纽约车展上，但他们不断收到公司就要被应聘者淹没的消息。或者说至少卡曾斯收到了消息——亨利·福特本人也快要被新闻记者、祝福者和崇拜者淹没了。卡曾斯在纽约下达指令说，只有那些在底特律（或毗邻地区）居住了至少6个月的人才能应聘。但这毫无用处，因为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分享计划面前，那些敢作敢为、不顾一切而且赤裸裸地渴望高薪水的人已经狂热到了听不进其他任何东西的程度。
1月12日，也就是日薪5美元正式生效的当天，求职大军变得特别庞大和激动，即便在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中也有12000人之多。由于无人理会，沮丧而又吃惊的人群把福特汽车公司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至于现有工人们都无法进入工厂。然而，这些工人自己也得调好闹钟严阵以待地准备赚那5美元，谁也不敢迟到，更别说旷工了。突然之间，现有的和未来的工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争夺同一样东西：有限的工作机会。结果，一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混战爆发了。
“最后到了连警察也无能为力的程度，”布朗回忆说，“而且保安人员（公司自己的安全队伍）也控制不住局势。他们不得不叫来高地消防部用高压水龙头驱散人群。但人们开始割水管，所以消防部只好作罢。”没有人可以责备那些割水管的人。因为他们在一个寒冷而且有风的日子被浇成了落汤鸡，而且他们仍旧渴望那份高薪工作。在公司附近掀翻了几辆汽车并洗劫了一辆午餐车之后，人群最终还是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