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是潘格兰将她母亲位于伦达路的公寓转租出去,后来因为莎兰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这间公寓约四十九平方米,破旧失修,但毕竟有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顶。
如今潘格兰走了,联系既有社会的另一条线也断了。毕尔曼是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绝不可能到他家过圣诞夜。他采取的第一步是设立新规定来管理她在瑞典商业银行的户头。以前潘格兰从不介意改变监护权规定,以便让她处理自己的财务。她自己付账单,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圣诞节前一个礼拜与毕尔曼会面之前,她已经作好准备;一到了那儿,她便试着解释前一任监护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过。潘格兰一向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并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问题之一。”毕尔曼敲着她的档案簿说,然后便长篇大论地谈起关于监护权的规定与政府法规。
“他很放任你,对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罚。”
因为他是个疯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
“我已经不是小孩。”莎兰德如此响应,仿佛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
“对,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为你的监护人,只要我还担任这个角色,在法律与经济上就得对你负责。”
他用她的名字开了一个新账户,她得向米尔顿的人事处报备,今后就使用这个户头。往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从今天起,毕尔曼会替她付账单,并且每个月给她一个额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费的收据,而她每星期可以拿到一千四百克朗——“买食物、买衣服、看电影等等”。
莎兰德每年赚的钱超过十六万克朗,如果全职工作,接下阿曼斯基分配给她的所有任务,收入甚至能加倍。可是她的花费很少,不需要太多钱。公寓的费用大约是每个月两千克朗,尽管收入不丰,储蓄存款账户里却也有九万克朗。只不过以后无法取用了。
“这么做是因为我要负责管你的钱。”他说。“你得为未来存点钱,不过别担心,这一切我会照料。”
我从十岁就开始照料自己了,你这讨厌鬼!
“就社交观点看来,你的情况还不错,不必住院治疗,不过这个社会对你有责任。”
他详细地询问有关米尔顿安保派给她的工作的性质,她出于直觉说了谎。她所描述的其实是她进米尔顿最初几个星期的工作内容,毕尔曼认为她只是煮煮咖啡、整理信件——很适合有点迟钝的人做的工作——因而显得满意。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撒谎,但这肯定是明智的抉择。
布隆维斯特和范耶尔待在一起五小时后,当晚大部分时间加上星期二一整天都在整理自己的笔记,将家谱串连成容易理解的完整故事。此时呈现的家族史与他们公开显现的形象天差地别,每个家族都有一些不可外扬的丑事,但范耶尔家却有一箩筐。
布隆维斯特还得多次提醒自己真正的任务不是为范耶尔家族写传记,而是查出海莉的遭遇。范耶尔的传记纯粹只是为了迎合一般大众的口味。一年后,他将得到那笔荒谬的酬劳——他已经在弗洛德拟订的合约上签了名。他希望真正的收获会是范耶尔自称拥有的关于温纳斯壮的资料。但听了范耶尔的讲述,他开始觉得这一年的时间不一定会白白浪费。一本关于范耶尔家族的书价值匪浅。很简单,这个故事太棒了。
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许能找出杀害海莉的凶手——假设她确实被害,而不是死于某件怪异事故。范耶尔认为一个十六岁女孩根本不可能自行离家出走,还在政府官僚全面监督下躲了三十六年,这点布隆维斯特也赞同。但是他也不排除海莉逃家的可能性,也许去了斯德哥尔摩,后来才出事——吸毒、卖淫、被强暴,或是单纯出意外。
至于范耶尔则深信海莉遭到谋害,而且是亲人下的手——有可能与他人连手。他会这么想是因为海莉是在岛上对外交通中断、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车祸事故那几小时的混乱时刻失踪的。
爱莉卡说得对,如果他来是为了破解一桩谋杀悬案,接受这件任务的确太不合常理。但布隆维斯特渐渐发现海莉的命运在家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对亨利而言。不管范耶尔是对是错,他对亲人的指控在家族史中都象征着重大意义。这项指控已经公开三十余年,不仅家族聚会的气氛受影响,也导致怨怒与仇恨,进而动摇公司的根本。因此海莉失踪的探究除了会自成一个章节之外,也为资料相当丰富的整个家族史串起一条红线。无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海莉或撰写家族编年史,都可以从详细列出人物表为起点,这也是他那天与范耶尔第一次长谈的用意。
该家族包括所有四等亲与六等亲的孩子在内共约上百人,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他不得不在电脑里建立一个数据库。他使用的是NotePad程序,这是两名皇家技术学院成员所发明的极富价值的产品之一,只需付一小笔费用便能在网络上使用的共享软件。对于进行调查工作的记者而言,很少有这么好用的程序。每个家庭成员在数据库中都有自己的档案。
他们的族谱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初,当时的姓氏为范耶尔萨。据范耶尔说,这个名字可能源自于荷兰姓氏范·赫尔史塔;若真是如此,族系便可追溯到更久远的十二世纪。
在近代时期,该家族来自法国北部,于十九世纪初随着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国王来到瑞典。亚历山大·范耶尔萨是名士兵,本身并不认识国王,但因带领驻军表现杰出而扬名。一八一八年,他受封赏获得海泽比地产。范耶尔萨自己也有钱,在诺兰买下了大片林地。他的儿子亚德利安出生于法国,但应父亲要求脱离了巴黎的沙龙生活,远走诺兰这个偏远地区的海泽比,负责管理这块产业。他开始利用从欧洲引进的新方法从事农林业,建立了纸浆厂与纸厂,赫德史塔便在工厂周围发展成形。
亚历山大的孙子名叫亨利,他将姓氏缩短为范耶尔,开展对俄贸易,并创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队,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往于波罗的海诸国、德国与钢铁业发达的英国。老亨利多方发展家族事业,打造出规模不算太大的矿产业,以及几家诺兰地区最早的金属业公司。他有两个儿子,毕耶与戈弗里,范耶尔宗族的雄厚财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础。
“你了解旧有的继承法吗?”范耶尔曾如是问。
“不了解。”
“我也不太清楚。据家族传说,毕耶和戈弗里争得你死我活——他们在家族事业中争权夺利,已经成了传奇。在许多方面,权力斗争威胁到公司的存续,因此就在临终前,他们的父亲决定建立一个制度,让家庭所有成员都能继承到一部分事业——也就是股份。他确实用心良苦,然而最后却导致无法从外面引进有能力的人才与可能的合伙人,反而使得整个董事会全都是家族成员。”
“到今天仍是如此?”
“一点也没错。如果有家族成员想卖掉股份,也只能卖给自己人。
现在,每年的股东会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家族成员。马丁持有的股份超过百分之十,我卖了一部分给马丁和其他人后还有百分之五。我哥哥哈洛德持有百分之七,但出席股东会的人多半只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点五。”
“好像中古世纪一样。”
“很荒谬。也就是说,假如今天马丁想施行某种政策,就得耗费时间去游说,以便争取至少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东支持。这是结盟、派系与阴谋的拼凑结果。”
范耶尔继续讲述历史:
“戈弗里于一九○一年去世,没有子嗣。不,很抱歉,他其实有四个女儿,但在当时,女人并不算数。她们也有股份,但获利的却是家中的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女人有了投票权,她们才得以参加股东会。”
“非常开放。”
“不必语带讥讽,当时时代不同。总之……戈弗里的兄弟毕耶有三个儿子:约翰、弗德烈和耶迪恩,全都生于十九世纪末。耶迪恩可以略去不提;他卖掉自己的股份移民到美洲去了。那里至今仍有一个家族支系。不过约翰与弗德烈让公司成了现代化的范耶尔企业。”
范耶尔拿出一本相簿,一面说一面指相片给布隆维斯特看。一九○○年代初的相片中,有两个下巴坚毅、头发梳得油亮的男子,毫无笑意地瞪视着镜头。
“约翰是家族里的天才。他受过工程师训练,有几项新发明取得专利,致力于发展制造业。钢铁成了公司的根基,但业务仍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纺织等等。约翰死于一九五六年,有三个女儿:苏菲亚、梅莉与英格莉,她们是第一批自动获许参加公司股东会的女性。
“另一个兄弟弗德烈是我父亲。他是个商人兼产业领导人,是他将约翰的发明转化为收入。我父亲在一九六四年过世,虽然在五十年代便已将日常的运作交给我处理,但他生前始终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
“和上一代恰恰相反的是,约翰只有女儿,”范耶尔指着几个头戴宽边帽、手撑阳伞的大胸脯女子的照片,对布隆维斯特说:“而我父亲弗德烈只有儿子。我们共有五兄弟:理查德、哈洛德、葛雷格、古斯塔夫和我。”
布隆维斯特将几张A4纸黏在一起,画出他们的族谱。凡是一九六六年来到海泽比岛参加家庭聚会的人,他都在名字底下画线,至少理论上这些人可能和海莉的失踪有关。
他剔除了十二岁以下的孩童——总得画出一条界线。略加思索后,他也剔除了范耶尔。假如这位大家长与哥哥的孙女失踪有关,那么他过去三十六年来的行为应该属于精神病的范畴。范耶尔的母亲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八十一岁,照理说也可排除在外。剩下的二十三人,据范耶尔的说法,都应该列为“嫌疑犯”。其中有七人已经去世,还有几人也已经十分年迈。
范耶尔坚信海莉的失踪与某个家族成员有关,布隆维斯特却不想附和他的想法。嫌犯名单中必须再加入其他人。
弗洛德自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担任范耶尔的律师。而除了家人之外,海莉失踪时有哪些仆人?无论有无不在场证明,当年十九岁的根纳·尼尔森和他父亲马纽斯都很有可能出现在海泽比岛,此外还有画家诺曼和牧师法尔克。法尔克已婚吗?“东园”的农夫阿朗松和儿子约克就住在岛上,在海莉成长过程中关系也够密切,他们之间关系如何?阿朗松当时还有婚姻关系吗?当时有无其他人住在农场上?
范耶尔家族成员一览表
弗德烈·范耶尔(1886—1964) 妻乌莉卡(1885—1969)约翰·范耶尔(1884—1956) 妻叶妲(1888—1960)
理查德(1907—1940) 妻玛格丽塔(1906—1959)苏菲亚(1909—1977) 夫欧克·休格兰(1906—1967)
戈弗里(1927—1965)
妻伊莉贝拉(1928— )
马丁(1948— )
海莉(1950—?) 马纽斯·休格兰(1929—1994)
莎拉·休格兰(1931— )
艾瑞克·休格兰(1951— )
霍坎·休格兰(1955— )
哈洛德(1911— )
妻英格莉(1925—1992)
毕耶(1939— )
西西莉亚(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