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吧。好好地安心休养。”
但毕约克偏偏做不到，全都拜布隆维斯特之赐。他坐在餐桌旁，眺望少女湾，一面试着估量自己的处境。此时的他正腹背受敌。布隆维斯特将揭发他嫖妓的事实。一旦被判违反性交易法，他的警察生涯很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不过更严重的是布隆维斯特企图追踪札拉千科。札拉千科或多或少也牵涉其中，到时候又会再次扯上毕约克。
前上司似乎胸有成竹，认为毕尔曼的办公室或公寓没有留下进一步的线索。其实有。一九九一年的报告。毕尔曼从毕约克这儿取得的。
他试着回想九个多月前与毕尔曼碰面的情形。他们是在旧城区碰面的。某天下午，毕尔曼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他，邀他一块喝啤酒。他们谈到射击俱乐部，天南地北地闲聊，不过毕尔曼找他出来是有原因的。他希望他帮个忙。他问到了札拉千科……
毕约克起身站到厨房窗边。当时他有点微醺，不，根本是酩酊大醉。毕尔曼问了他什么呢？
“说到这个，我正在处理一个案子，竟然再次看到一个旧识的名字……”
“是吗？谁呀？”
“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你记得他吗？”
“开玩笑，要忘了他可不简单。”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照理说，这完全不干毕尔曼的事。其实光凭毕尔曼提问一事，就有理由仔细调查……但他毕竟是莎兰德的监护人。他说他需要那份旧报告。而我就给了他。
毕约克犯了天大的错。他以为毕尔曼已经知情－－似乎绝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而且毕尔曼表现得就好像纯粹只是想抄捷径，省去所有盖着“绝密”印章、这不能说那不能讲的冗长官僚程序，以免拖上好几个月。尤其又是和札拉千科有关的事。
我把报告给了他。上面仍盖着“绝密”印章，但那是有原因、可以理解的，而且毕尔曼不是嘴碎的人。他不聪明，但也从来不多嘴。有什么关系呢？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毕尔曼耍了他。那家伙假装只是例行公事。如今愈想愈觉得毕尔曼遣词用字非常谨慎，事先早有预谋。
不过毕尔曼到底他妈的图些什么？莎兰德又为什么杀了他？
※※※
星期六，布隆维斯特又去了伦达路的公寓四次，希望能找到米莉安，但她始终不在家。
他几乎一整天都带着笔记本电脑待在霍恩斯路的咖啡吧，重读达格在《千禧年》的信箱收到的电子邮件，与“札拉”文件夹的内容。在遇害的前几星期内，达格花在调查札拉的时间愈来愈多。布隆维斯特真希望能打电话问达格，为什么将伊莉娜的文件放在“札拉”的文件夹内。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达格怀疑她是札拉所害。下午五点，包柏蓝斯基来电告诉他米莉安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这名警察为何改变心意，但自从拿到号码后，他便每半小时打一次，直到当晚十一点，她才打开手机接了起来。交谈的时间不长。
“你好，米莉安。我叫麦可·布隆维斯特。”
“你是谁呀？”
“我是记者，在一家名叫《千禧年》的杂志社工作。”
米莉安很简洁地表达她的情绪。“嗯对了，那个布隆维斯特。去死吧，烂记者！”
布隆维斯特都还没来得及说明自己来电的原因，她就挂断了电话。他暗暗诅咒史卡拉之后，试着再打一次。她没接。最后他发了条短信。请打电话给我。很重要。
她一直没打。
到了深夜，布隆维斯特才关上电脑、更衣，爬上床去。这时若有爱莉卡在身边就好了。
第四部 终结者模式
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八日
某方程式的根指的就是，一个数字代入方程式的未知数后能使方程式变成恒等式。那么便可说此根满足此方程式。所谓解方程式就是找出所有的根。倘若无论未知数的值为何，方程式永远成立，该方程式即称为恒等式。
（a +b）2=a2+2ab +b2
第二十一章
三月二十四日灌足节星期四至四月四日星期一
警方追捕的第一周内，莎兰德避得远远的，安安分分待在菲斯卡街的公寓里。手机关闭，晶片卡取出，不打算再用这部电话。她密切注意着电子报与电视新闻节目的报导，愈看愈惊讶地瞪大眼睛。令她恼火的是自己的护照相片起初被放到网上，随后又出现在所有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上方。看起来很蠢。
尽管多年来努力地隐姓埋名，结果还是一夜间变成全瑞典最恶名昭彰、最引人议论的人。她渐渐了解到，一个涉嫌谋害三条人命的瘦小女孩被列为全国通缉犯，是年度头条新闻之一。她仔细倾听媒体的评论与臆测，不禁感到诧异而迷惑，只要任何编辑室想要阅读并公布关于她的病历的机密资料，似乎很容易便能取得。特别有一个标题唤醒了她埋藏的记忆：
在旧城区因伤人被捕
有一名TT通讯社的记者抢先其他竞争对手，挖出一份医疗报告，那是莎兰德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伤一名乘客被捕后所写的。那天她去了欧登广场，正要回哈革士坦，与寄养父母同住的（临时的）家。到了罗德曼斯街站时，有个显然并未喝酒的陌生人上了车，并立刻注意到她。后来她才发现他是卡尔·艾弗特·诺格兰，曾经是耶夫勒某乐团成员，如今失业了。虽然车厢还很空，他却坐到她身旁开始骚扰她。他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开始说一些“我给你两百元，你跟我回家”之类的话。见她没有反应，他更加纠缠不休，还骂她是讨厌的臭婊子。即使她不肯跟他说话，到了中央车站还换了位子，仍然没有用。接近旧城区站时，他张开双手从背后抱住她，手伸进她毛衣内往上揉捏，一面附在她耳边悄声说她是妓女。她以手肘撞他的眼睛回击，然后抓住立杆、身体腾空，用双脚后跟飞踢他的鼻梁，他立刻血流如注。她穿了一身朋克装，又染了蓝色头发，列车靠站后几乎不可能混入人群中。一个有正义感的民众与她扭打片刻后，将她压倒在地，直到警方赶到。
她暗自诅咒自己的性别与身材。如果她是男的，谁也不敢攻击她。她始终未曾试着去解释自己为什么踢诺格兰的鼻子，因为觉得试图向穿制服的公务人员解释什么，根本是白费工夫。当精神科医师想了解她的精神状态时，她基本上也是拒绝回应。幸好，有其他几名乘客目睹一切经过，其中包括一名来自海呐桑德的非常固执的妇人，她刚好是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妇人作证指出爆发暴力冲突前，诺格兰先非礼莎兰德。后来发现诺格兰曾有两次性侵害的前科，检察官于是决定不予起诉。但这并不表示社会福利部的报告就被搁置一旁。不久之后，地方法院便宣告莎兰德失能，她也开始先后接受潘格兰与毕尔曼的监护。如今这一切机密的隐私细节全被放到网上供大众消费。除了她的个人资料还附加了多姿多彩的描述，说她如何在入学之初便与周遭的人发生冲突，以及她如何在十来岁便进入儿童精神病院。媒体对莎兰德的诊断根据版面与报社而异。有时形容她是精神病患者，有时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不过所有报纸都认同她有精神上的障碍－－毕竟她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有考试就休学了。她情绪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莎兰德与女同志米莉安的情谊被挖掘出来后，几家报纸更掀起一阵狂热。米莉安曾经在同志光荣日的活动中，参与贝妮塔·柯斯塔秀的演出，在这场煽情的表演中，她被拍下穿着吊带皮套裤与高跟漆皮靴的裸胸照片。此外，她为一份同性恋报纸写过的一些文章，以及她为各场表演所接受的访问内容，也都被广泛引述。涉嫌连环杀人的女同志与香艳刺激的施虐受虐性爱的组合，显然创造了销售奇蹟。由于在戏剧性的第一周，警方并未追踪到米莉安，便有人猜测她可能也遭到莎兰德的毒手，或者可能是共犯。然而这些臆测多半仅出现在单纯的网路聊天室“流亡”中。反观几家报纸则提出这样的看法：既然已知米亚的论文与性交易有关，这可能正是莎兰德的杀人动机，因为－－据社会福利部的说法－－她是个妓女。
那一星期结束时，媒体又发现莎兰德还跟一夥卖弄撒旦主义的年轻女子有关，她们自称“邪恶手指”。有一名年纪较大的文化专栏男作家因而撰文评论无所寄托的年轻人，以及从平头族文化到嘻哈这当中所潜藏的一切危险。
若将各家媒体的论点拼凑起来，警方正在追捕的似乎是有精神病的女同志，而且曾加入某个有性虐待倾向的撒旦教派，专门宣扬施虐受虐性爱，却痛恨社会，尤其痛恨男人；加上莎兰德去年出国一整年，恐怕在国际间也建立了某些联系。
在媒体的种种喧嚣当中，只有一件事让莎兰德产生颇大的情绪反应：
“我们很怕她！”
她威胁说要杀我们，老师与同学们说。
说这句话的是昔日一名教师，名叫比莉姐·米欧斯，如今是织品艺术家。
该事件发生时，莎兰德十一岁。她记得米欧斯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数学代课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她已经给了正确答案，只不过和课本里的解答不同。其实是课本写错了，在莎兰德看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米欧斯愈来愈坚持，莎兰德则愈来愈没有讨论的意愿。最后她乾脆赌气地撅嘴坐着，直到米欧斯完全没辙地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以便引起她注意。莎兰德随即拿起课本砸向米欧斯的头，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当同学试图压制她时，她不断地吐口水，双脚乱踢。
这篇文章是某家晚报的特别报导，还腾出空间补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张昔日同学在母校门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卫·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称是财务助理。他声称学生们都很怕莎兰德，因为“她有一次威胁要杀死某人”。莎兰德记得古斯塔夫森是学校里最大的恶霸之一，是个只有蛮力、智商却跟狗鱼差不多的家伙，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对他人辱骂与拳打脚踢的机会。有一回午餐时间，他在体育馆后面攻击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击。若纯粹就体形而言，她根本是输定了，但她却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后来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围了一大群同学，在一旁看着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将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个程度还算有趣，谁知道这个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么做才是为自己好，说什么也不肯退让，甚至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片刻过后，就连同学们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强势与莎兰德的无力招架实在太过明显，他开始觉得丢脸，自己起头的事竟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狠狠地挥出两拳，把莎兰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绽，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同学们将痛苦得缩成一团的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笑着跑开了。
莎兰德回到家后疗伤止痛。两天后，她拎着一支棒球棍回来，直接走到游戏场正中央，朝着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挥击。当他受惊吓倒在地上后，莎兰德弯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咙，在他耳边低声说，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师们发现后，将古斯塔夫森带到学校医护室，而莎兰德则被送往校长室接受处罚、在记录上多加了一笔，社会福利部的报告也更厚了。
莎兰德至少有十五年没有想起米欧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结果，就是让莎兰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为既大名鼎鼎又恶名昭彰的人。他们将她的背景制成图表、仔细检视并公之於世，从她小学时的情绪失控到她被送进乌普萨拉郊区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待了两年，钜细靡遗。
当泰勒波利安主任医师上电视接受访问时，莎兰德竖耳倾听。她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听会。他双眉紧锁，搔搔稀疏的胡子，面有难色地转向摄影棚里的记者，解释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因此不能谈论特定病患。他只能说莎兰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个案，需要专业的照顾，而地方法院却不顾他的建议，决定让她进入社会接受监护，而非给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顾。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称。他很遗憾如今这项错误判断的结果，竟夺走了三条人命，接着当然免不了又对政府这几十年来强行删减精神病照护预算一事大加挞伐。
莎兰德发现没有报纸披露，在泰勒波利安医师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见的照护形式就是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送进一间“没有刺激”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配备有约束带的床。教科书的解释是，难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绪失控。
长大之后，她发现这还有另一个说法，叫感觉剥夺。根据《日内瓦公约》，剥夺囚犯的感觉可视为不人道。许多独裁政体常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洗脑实验，并且有证据显示在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①中，坦承自己犯过各种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过如此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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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六至三八年间，史达林政权对涉嫌与西方势力合作，密谋暗杀史达林以瓦解苏联的多位资深共产党领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审判过程并通过广播发送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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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后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后，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