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就是一只大熊，他穿一件连帽粗呢外套，牛角扣都扣不上。他给我打包家居服、拖鞋和毛巾时，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一起，那个行李箱和我。西蒙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想带上的东西，我却无从思考，因为我要离开的这个想法实在太奇怪。我在那栋海滩小屋里住了二十年，从我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后就住在那里了。那个地方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的骨头也是我的一部分。我看着灰漆墙面、裸木地板、从旧货商店里淘来的二手佩斯利印花沙发罩，还有我在一个冬天做的碎布多彩地毯。老炉灶，黄铜锅，蓝色百叶木窗，窗台上的玻璃瓶和书。镶金边的豆绿色瓷杯瓷碟是我多年前在金斯布里奇买的，想着万一你哪天来做客，留下来喝杯茶时能用得上。要不是木头火炉的供热，屋里已经很冷了，西蒙的呼吸化成头顶的一大团烟云。我的呼吸只是一涓细流。
西蒙背着我从沙路走向他的车。其他所有的海滩小屋仍因冬天而大门紧闭。我就像只小鸟，西蒙大笑着说。我知道如果我真是一只鸟，早就死了。我努力不再去琢磨那个念头，因为它让我恐慌，哈罗德，那些想法涌出来时就是这样。他背着我走过公立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没人站在窗边，我很高兴。西蒙回去拿我的行李箱前，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给我做伴，但独处与寂静正是我习以为常的。
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我的海上花园。我看到燧石墙壁，彩色旗子，种穗的尖头，还有人像。在海雾的掩映下，它们只是高崖上的黑影幢幢。在村里，我们经过成排刷白的黑燧石村舍，大地像一本冬季之书般打开。灌木树篱只剩光杆。去年的树叶像小蝙蝠一样吊在树上，一道挪威云杉绿化带在风中摇摆。没有切维厄特绵羊的踪影。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地标，却没有道别。但有时你不说这个字是因为，你以为有些什么仍在继续，而实际上它已结束。
这里的十间卧室都在疗养院小楼的正面，可以远眺碉堡城垛、特威德河口和大海。娱乐室、小教堂和餐厅在小楼的背面，有着大扇的法式落地窗，打开来就是颐乐花园。像西蒙那样的义工每天过来陪我们坐坐，打理庭院，剪枝，扫地，翻土。我在窗口观察。我也观察修女们，她们的长袍随风飘扬，就像绿色海面上的白帆。
等到我们该道别时，西蒙说：“我要离开几个月，但等我回来就来看你。好吗？”
我点点头，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我也不希望让场面难看。他俯下身来拥抱我，我能感觉到他强劲的心跳声。“你要保重。”他说。他的脸都湿了，但我们俩都假装他没哭，我们都在微笑。
之后我看着他两步并作一步地跳下台阶，往停车场走去。我看着他跳进他的红车里，开走时“嘀嘀”按了两声喇叭。我转头面向通往住院部的双开门。就是一扇简单的门，没有特别之处，但它们就像铜墙铁锁。我心想，囚犯心里肯定就是这种感受：生命之门似乎就要合上。菲洛米娜修女是修道院的院长，她接过我的行李箱。
门的另一侧响起一阵狂笑：“哇！我赢了一辆露营车咧！”笑声之后紧跟着一口阴沉的苏格兰嗓音：“你没有读小字细则。她没有读小字细则。”
菲洛米娜修女明媚地一笑。“我们这间疗养院可能跟你预想得不同。”她说。
高个子男人与雪
今早我醒来时，哈罗德，拂晓的天空是珠贝的颜色。一团白花匆匆飘过窗口。我想起了雪。我伸手去拿笔记本。
二十四年前。我站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这是在啤酒厂上班的第一天，我很害怕。这件事非我所能把握。房间很小，而且冷得厉害。有张办公桌，有成箱乱糟糟的发票，但显然不成体系。我用我的粉盒镜子检查自己的脸，把几缕滑落的褐色卷发别上去。涂口红吗？还是不涂？我还在试图弄清怎么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训练有素的会计。这地方的味道——啤酒花和香烟味，让我想生病。然后，窗边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小片白。我走过去，偷偷往外瞄了一眼。
窗户下面是院子，有几个工业垃圾箱。没有什么景致。但天空压满了冬云，开始飘雪了，雪花像白色的羽毛在空中盘旋。我把脸和手指贴上冷冰冰的玻璃，抬头看着令人眩晕的白色落雪。预报没说有雪，所以这就像个小小的奇迹，有时天气出现意外的变化，就会有这种感觉。我看着院子和垃圾箱，它们很快从黑压压变成了白茫茫的，从坚硬变得柔软，看起来很美。我忘记了自己的病和冷。我忘记了自己害怕。
一扇金属门哐啷一声打开，一个穿着外套的高个子身影冲了出来。
是你。
和我一样，你也发现了雪花，看起来好惊讶。你向上凝望，就像我刚才那样，把一只手挡在眼睛上遮光。你大笑起来。然后你左顾右盼，确认没有人在看后，走向垃圾箱。你很满意自己是独自一人，掏出了一个包，你一定一直把它藏在自己的外套里。你飞快地揭开一个垃圾箱的盖子，把几个空啤酒罐放了进去。啤酒厂所有的灯都大开，你被围在一圈泛蓝的墨黑光晕里，你的影子落在身旁一层薄薄的新雪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地丢罐子。毕竟这是一间啤酒厂。这时是上午十点左右，我已经注意到有几个销售代表微醺了。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丢掉那些罐子后，你似乎如释重负。你盖好垃圾箱盖，搓了搓手。以前我母亲满意地做完杂活时，就会那么搓手。
你转身往厂里走，之后似乎察觉到附近有人。你又查看了一次院子。不好，我心想，他发现我在这里了。等发现那不过是你自己投在雪地上的影子时，你又大笑起来。我也笑起来。你的影子让我们俩都摆脱了窘境。
你站在一块窗户的方块光影正中，抬起一个胳膊，你的影子也照做。你挥手，你的影子挥手回应。然后你抬起左脚，抖了一小下，你的哈罗德也重复相同的动作，他也抖抖脚。你再次仔细确认院子里没有人，没人在看，然后你摆了一个新的姿势。你想干吗？我被吊起了胃口。你左肩耸起，手肘夹在腰间，手摆好姿势，你在粉状雪地里跳起了软鞋曳步舞。你向左滑一小步，向右滑一小步，这样那样地摆动身体，轻轻地用一只脚平衡，又换成另一只脚。有一次，你甚至交扣脚踝做了个转体。跳舞的时候，你始终在留意自己的影子，你咧开嘴笑，就像不太相信它有活力跟上你。
我开怀大笑。我跳交际舞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当成职业，只是私底下的消遣。不管旅行到哪里，我都会找一间舞厅。但我很少见到一个男人舞动得这么轻巧。大多数和我搭档的陌生人都笨手笨脚的，发出樟脑肥皂的药味，用一双湿冷的手搭在我的后腰上。在你的四周，轻柔的白色雪片与空气周旋，它们就像音乐轻落，是温柔的小音符。
高个子男人，请继续舞下去。你让我快乐。我已经很久没有大笑过，科比，那个人渣，还有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孤单，真的很久了。我仍站在窗口，也开始动起来。你溜到左边。我滑到右边。你做一个侧步。我就转一个身。
然后，你向上扫了一眼我的窗户，我又以为你发现我了。但这次我不在乎。你往上看。我向下看。你和我，我们联结起来。我挥手。你也举起手来。但你没挥手。你接住了一片雪花。当然，你根本没看到我。
哐当。一声尖叫。金属门砰的一声弹开，一个年轻的销售代表被推进院子里。我们的头头纳比尔跟在后面，正对着他的耳朵大放厥词。他把那个销售代表的手臂反扣在背后压着，推着他顶着脚尖往前拱，所以那个可怜人的鞋子在薄薄一层的白色新雪上拖出一道痕迹。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从窗边挪开，别再看了，但我动不了。其他人跟着纳比尔冲出大门。他们都在叫嚣着。一个人操着从板条箱上扯下来的一块厚木板，对着雪花耍狠。你知道要打架时是什么情景。你可以从人们紧绷的状态中感觉出来。还没有人发现你，但很快他们就会。院子里无处可躲。
你僵住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发怒时，他就会站着一动不动，指望她能把他错当作别的东西而丧失兴趣。你在那里干吗？你的额头挤出一道道皱纹，在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你的决定让我松了一口气。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你滑稽地大力挥手，径直向那些人溜达过去。雪下得更大了，他们的肩膀、鞋子都沾上了厚厚的白色。但你大声喊着：“你们好啊，伙计们！多快活的一天啊！”你径直往前走去，于是他们不得不让开一条道，本来是一伙暴徒的气氛，现在却只有一群看起来很迷惘的冷飕飕的单个的人。我片刻之前见到的那个跳舞的人，被你化作哑剧演员。但你改变了事态。暴力的咒语被破除了。
那个销售代表惊惶地跑过院子，翻上栏杆爬过铁门。纳比尔和他的人逮住一个足球狠狠地揍了一顿。你最后又看了一眼雪，溜进金属门。
我全都看到了。但你没看到我。
刺耳的提醒
哈罗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如果你对旅行是认真的，或许应该集中精力走路，而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明信片上，对不对？今天寄来三张。一张有布克法斯特修道院的图片，一张是“夜间的南布伦特”——那张没什么好说的——最后一张是德文郡的地形绘图。你用交叉记号标出了你的位置。在英格兰走了整整三天，你似乎才刚逛出金斯布里奇。
你有没有查过地图啊？
我把卡片搁在膝上。我不想再一次引起像两天前那样的关注，所以不敢读出来。还是芬缇问起它们写了什么。我指指自己的嘴，凯瑟琳修女误以为这是在求助，猛扑过来，朗读你的消息。她快速浏览卡片，就好像它们是一连串婚礼致辞的提示卡。
她念道：“亲爱的奎妮。我的水疱上又磨出了水疱，但仍在走路。”又念：“亲爱的奎妮。我走了大概20英里。你必须等下去。哈罗德（弗莱）。”以及：“亲爱的奎妮。今天天气不错。祝好。哈罗德。”
又是挤压般的死寂。打断它的只有新来的年轻女人不稳定的呼吸声。
“这个人是谁来着？”最后亨德森先生问了一句。
“他叫哈罗德·弗莱，”凯瑟琳修女说，“是奎妮的一个朋友。”
“他说什么？‘等我’？”
“对，他似乎是在说等他。”凯瑟琳修女开始忙着把咖啡桌上的一套软木杯垫摆成直线。
“同时他在穿越英格兰？”
凯瑟琳修女发出小小的“嗯嗯”声表示肯定。这不至于像一言不发那么没礼貌，但也没有一句“对”来得清楚。
“真是个废物。”亨德森先生又读起报纸来。有时露西修女问他想不想玩填字游戏，因为他曾是个英语老师。但那有什么意义？他恶狠狠地呛一句。他待在这里或许不是寻找答案的。
“所以你的男人真的要来了？”芬缇说。如果你要想象她的样子，就得想象一个细秆稻草人，穿着紫色弹力宽松长裤和亮色运动衫，裹着绿色毛圈布头巾。她涂鲜红色口红，还让露西修女给她涂红色的指甲油来搭配。眉毛是画的，两道高挑的橙色弧线，所以看起来她永远在惊讶。她告诉义工们，化疗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面部毛发和体毛都没了。就像免费做了一次永久性巴西式脱毛，她说。而化疗的其中一个坏处就是头顶的所有东西也都没了。（“巴西式脱毛是什么？”露西修女隔了几天问起。芬缇咽了口唾沫，向人求助，但珠母纽王在研究一个包裹，芭芭拉又把她的一颗玻璃假眼球掉到裙兜里了。“就是一种发型啦，”芬缇说，“很短的。”）
“或许奎妮的朋友只是出个远门，”露西修女说，“路上寄些漂亮的明信片来让她知道。”她拿来了新的拼图。是一幅不列颠群岛的插画，有一千块。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拼好了康沃尔的一小条，还有诺福克海岸的一小块区域。不列颠群岛的形状是一只露趾凉鞋。
“但哈罗德·弗莱为什么说他要一路走来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呢？”芬缇问，“还有，为什么他要让奎妮等他？”
亨德森先生怒瞪报纸：“这个男的到底几岁？”
我假装自己没听到，他又更大声地重问了一遍。我很快举起手指，比出一个六，然后一个五。六十五岁。亨德森先生放声大笑：“噢。他刚刚退休，是吧？厌倦了坐在家里，是不是？哈罗德·弗莱先生应该试试假日大冒险。”我觉得自己羞得无地自容。脚指头都羞红了。
芭芭拉说，她以前有过一个男人很爱她。他的名字叫艾伯特·贝茨。珠母纽王说他曾有很多女人，也被爱过很多次，他希望她们别头脑发热，也开始徒步。他是个壮汉，几乎是个巨人，夹克上的纽扣闪闪发亮，像一百个鳞片。与其说他在说话，不如说他在咆哮。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时，误以为是一部拖拉机。
但哈罗德·弗莱不爱我，我写道。我希望到此为止。我希望他们都别再来烦我。
“或许哈罗德·弗莱在进行某种现代意义的朝圣。”菲洛米娜修女说。
“来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朝圣吗？”其中一个义工笑起来。
菲洛米娜修女也笑了。“哎呀，我不知道啦，”她说，“或许他需要做这件事。”
“我懂，”芭芭拉说，“我懂。”
“不完全对。”亨德森先生指出。
“嗯，我倒希望有个老头为我走路，”芬缇说，“就算只是散步到酒铺再回来都好。”
突然，新来的年轻女人受惊般地大口喘气，紧接着是一连串微小的吱吱声，就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卡到喉咙里了一样。她七窍全开——眼睛，嘴，鼻孔。她张牙舞爪，十指叉开。一度没人敢动，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然后大家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在动。我只能听到她窒息时可怕的结块声，透过一堆黑白的修女罩袍，我只能看到年轻女人的拖鞋在扑腾，在挣扎着留住生命。修女们架起她，帮助她呼吸。有人要氧气。拖鞋停止了扑腾，无力地悬着。一派全然寂静。一切都太快了。
露西修女把我捞起来，搂进怀里抱走。没时间去找轮椅。她什么也没说，但面色僵滞，像一块牛奶啫喱。
我甚至不知道年轻女人的名字。她一定只有二十来岁。殡仪馆的黑色厢车下午过来了。
“轻如鸿毛。”亨德森先生喝茶时说。
修女给每张桌子都铺了亚麻布餐巾，放上花园里摘的麝香兰。
做一件小事
“抱歉，我今天早晨来晚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给朋友送植物去了。把它搬上搬下巴士真够困难的。”她拉开防风衣的拉链，把衣服挂在椅背上。
我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但她又插话。“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你可以想象。一个修女坐巴士，还带着一盆桃金娘灌木。”玛丽·安贡努修女打开她皮包的锁，把打字机搁在腿上。“我们今天写些什么？”她说。
我想着自己躺在这里被人看护的时间里，她做完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窗口的光是一片清澈的蓝冰。外面会有一场晚霜，或许是今年的最后一场。我想象着我的人像，戴的亮片闪烁不定。我想起挂霜的草叶。悬崖和下方的海湾一样泛着蓝光。我被悲伤吞没。我永远都写不到信的结尾了，我想。在我面前是庞大的故事，而真相又那么复杂。什么东西一旦坏掉，就把它扔掉。
我不想待在这里，我潦草地写下。我想待在我的海上花园里。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的牢骚，坐着没动。她昂起头来，就好像在聆听着稍微超出我音域的什么声音。然后她说：“我发现啊，每一天开始时，规律性地做一件小事会有所帮助。我以前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每天早晨出门收集引火棍。他说，这有助于他避开这一天里的各种矛盾。我有另一个朋友，他带狗去海边散步。我了解，现在捡棍子和带狗散步都不可能，但你可以背诵一首诗，或者做些脊柱运动。每天例行这些小小的仪式会有好处。你的仪式会是什么呢，奎妮？”玛丽·安贡努修女扫了一眼房间四周。
没有什么东西给人启发。轮椅。一个洗手池。一幅镶框印刷画，上面有两只蓝鸟。黄色的窗帘。一扇窗户。外面的树枝，只披挂着最脆弱的树叶。有一台电视机，但我过了二十年没有电视的日子。我无助地举起手。
“哦，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们就做手指伸展练习。”
于是我们伸展手指。她把手像轮子一样旋转，然后轻轻地掌心相对，我也模仿她的样子照做。我学她先绷直拇指，然后是食指，依次下去。我记起人们过去怎样摇下车窗，打手势做警示信号。我听到疗养院外的海鸥在空中鸣叫，听到风穿树间。我听到修女们在走廊里与医疗小组说话。但都是轻声细语，如潮起潮落。我听到它们，又任它们散去。只剩下你坐在车里驾驶座上的画面留在我的心间。我笑了。
“这样好多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现在你准备好写信了吗？一个词一个词地写。”
低能暴君
讽刺的是，哈罗德，我甚至不是个受过训练的会计。我从古典文学专业毕业，接触账簿最多的时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给一个政客做研究员。他喜欢让我伪造支票簿存根，这样他的妻子就不会生疑。他也让我伪造其他的东西，但我划清底线，拒绝配合。
在班森姆海滩做出重新开始的决定后，我在金斯布里奇郊外找到一间家庭旅馆，住进了最便宜的房间。这个地方散发出肉汤和衣物柔顺剂的恶臭。那股味道无处不在。在木片墙壁里，涤纶床单里，粉色的床头灯和纸灯罩上。有时我走出半条街还能闻到它。它似乎钻进了我的皮肤，我的头发，留在里面了。我必须找个新地方。
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啤酒厂的招工广告，于是过去面试。这份工不值得我去做，但我当时走投无路。这个工作可以将就一下。我给金斯布里奇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动身上路。我以为我的生活到了夏末会变得迥然不同。
“我是来给你当新会计的。”
“你？”一个穿着三件套亮面西服的刺儿头（就是纳比尔）说。他没进办公室的门就停下了，盯着接待室另一头的我。“但你是个女的。”
我端详自己，隆起的胸部，整洁的双手，就好像我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地方。“我的天哪，”我说，“我真的是女人。”
我说这话本来是为了搞笑。我想笑。但纳比尔显然不想。他看起来很震惊，接着怒不可遏。矮个男人不能穿高跟鞋真是个遗憾，本来这世界能省去很多麻烦的。“滚你妈的蛋。”他说。为了躲开我，匆忙中他几乎撞上一棵金银丝箔的圣诞树。
“至少你得面试我一下，”我大声喊道，“因为男女平等啊什么的。”
这句话似乎终于好笑了。纳比尔转过身来龇牙咧嘴。然后他大笑起来，音调很高。呀，哈，哈。我能看到他后牙上的金点。气氛并不欢乐。
“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人。”他厉声喊道。
我已经想起身离开。啤酒厂的气味太令人作呕，我不得不一直强作笑颜。但那个男人盯着我看的方式，还有他笑的样子，就好像我不够优秀，就好像我永远都不够好，这激起了我倔强的一面。“好吧，”我说，“我会等到你改变心意为止。”现在该轮到我挤出个笑容了。只不过，我的笑容刺人。
我等了一整个上午。每次纳比尔打开办公室的门，我都在那里。“有人来面试吗？”他对着秘书喊。
“轩尼斯小姐。”她会说。门就会猛力关上。
到了午餐时间，纳比尔从走廊潜逃，他几乎是贴着抛光镶板墙面在走。他的秘书问我还好吗，要不要喝水，但我说不要。“或许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她温柔地说。我们先是听到他在大楼另一端对着某人叫嚷，然后他又出现了，焦虑地四下张望，看我的椅子空了没有。我站起来挥手。“我在这里，纳比尔先生。”我很虚弱，因为没吃东西。
“你喜欢性和旅行吗，轩尼斯小姐？”
终于，有面试了，尽管不太常规。我脸红了，但我不会任他欺侮。“我喜欢，没错。”
“那就滚开。”门猛地关上。
我问秘书，她的老板是喜欢女人的吗，她说他喜欢，但基本只喜欢她们待在他的汽车后座上。他也喜欢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女王并列，不过不是在他的汽车后座上。那两个女人是镶在银框里的。我好像说了句“好吧，无所谓了”之类的话，但她似乎听不出讽刺意味。
快五点了，还是没有其他人露面。纳比尔的秘书穿上外套，关上了灯。“还会有其他工作的，”她说，“等金斯布里奇的旅游旺季开始时，会有女服务员之类的事情做。”我对她解释说，我需要一份文员工作，一个不要求搬重物的活儿，而且我几乎身无分文。我没有时间等。“好吧，祝你好运。”她说。我又在沉默中干坐了半个小时。啤酒厂很静，老旧的建筑都是这种静，就好像这寂静是由吱嘎声和滴答声构成的，这些声音不再与人有关，只与人留下的东西有关。
我敲了敲纳比尔的门，等着。他已经为了躲开我而跳窗逃跑了吗？我等了一整天，却要在最后一刻被他耍吗？那真是过分了。我转开门把手，走进阴郁的浓烟里。我首先注意到一套穆拉诺玻璃小丑在他的桌上依稀闪烁，大概总共有二十个，有蓝有橙有黄，像一支融在烟雾里的乐师队伍。它们的后面坐着纳比尔。他坐在一把红木皮质办公椅里，心急火燎地转来转去。
“不许碰玻璃小丑。”他咆哮道。（就好像我想碰一样。）很抱歉要让你回忆起那些东西，哈罗德。
我说：“看来你非得雇用我不可了，纳比尔先生。”
“我告诉过你。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他用正抽着的烟点上另一支烟，然后把抽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我不想要女人干的活儿。我想要男人的活儿。我可以帮你在六个月内省下五百英镑。”这个时点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到。“我在这里坐了一整天。如果我铁了心要做一件事，就不会动摇。你能有什么损失呢？”
我就是那样得到会计工作的。我从金斯布里奇的旧货商店买了一套便宜的棕色羊毛套装，腰部有一点宽松。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和一双不那么花哨的棕色系带鞋——矮跟、圆头。我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攻读关于记账和财务的东西，有时我想起丢在身后的那个人，科比的那个男人，我本可以大哭出来，但我已经哭得太多，没有空间留给眼泪了。
我在新年期间回到啤酒厂，一半期待着被拒绝，一半期待着当晚坐上另一班大巴。但纳比尔的秘书说：“啊，轩尼斯小姐。你的办公室在一楼，右边数第三个门。”我差点穿着我那双朴素的棕色皮鞋跌倒。
流言显然已经传遍啤酒厂，一个女人要开始做账了。几个销售代表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流连，想看上一眼。女人。数学。棕色套装。他们假定了一件事。那可是二十四年前，要记得。在那些维多利亚年代的啤酒厂高墙后，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改变过。
“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女同性恋呢。”纳比尔的秘书欢快地说。
“但我不是，”我说，“我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喜欢男人。”
“这是个自由国家！”她唱起来，还是像唱高音一样。她笑了，但没跟我握手。
今晚是菲洛米娜修女送药，值班护士给我换了敷药，又给我贴上一块新的止痛贴。她们发现我仍拿着铅笔和笔记本端坐着，似乎很惊讶。“你还好吧？”菲洛米娜修女说，“你好像很忙啊。”
“很好。”我咕哝了一声。甚至微笑了。
“我们俩都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她把打好的纸页排好顺序。“今天是很棒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