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来卖东西的。”
他好奇地瞟我一眼，然后按下他电话上的一个键。“凯丽，”他在秘书回答后问，“我的办公室里是怎么回事？”
“我是来雇用你的。”我说。
律师先生放开内线按键：“我可不这么想。”
“你甚至还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案子要给你办。”
我上前一步，狗也上前一步。我第一次发现它穿着背心，上面印着红十字架，就像是可以背着莱姆酒上高山雪地的圣伯纳犬。我不自觉地伸手去爱抚它。“别那样，”亚历山大说，“‘法官’是一只看护犬。”
我缩回手：“可你不是瞎子。”
“谢谢你告诉我。”
“那你有什么毛病？”
我一出口就想把话收回来。我不是已经看过凯特被几百个粗鲁的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个铁肺。”坎贝尔·亚历山大简短地说，“这只狗能帮助我远离磁铁。现在请你帮我一个大忙，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秘书会帮你找别的律师……”
我还不能走。“你真的控告过上帝吗？”我拿出剪报，把它抚平，放在光洁的桌子上。
他脸颊上的一束肌肉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拿起那张剪报。“我是控告普罗维顿斯的天主教教区。我代表那里一家孤儿院的小孩提出控告。他需要涉及胎儿细胞组织的实验性治疗，但教区方面觉得那违反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总之，新闻标题写九岁小孩控告上帝视他的生命如草芥比较耸人听闻。”我盯着他瞧。律师承认：“迪伦·杰洛米想控告上帝对他照顾不周。”
彩虹也可能从中间断裂，掉在他那张桃花心木桌上。“亚历山大先生，”我说，“我姐姐罹患白血病。”
“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不过即使这次我还愿意控告上帝——我先澄清我不愿意——你也不能代表别人提出诉讼。”
要解释清楚得大费周章——我的血必须不时输进我姐姐的血管；护士必须压着我抽取我的白细胞以备借给凯特；医生说他们第一次抽取的量还不够。我捐出骨髓后饱受淤青与严重的骨头疼痛之苦；他们得打更多针，抽取我更多的干细胞，他们宁可多抽些让我姐姐有多余的干细胞可用。事实是我没生病，可是我可能也病了；事实是我生下来的唯一理由是做凯特的药；事实是即使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决定，可是没人问过我这个最该表达意见的人一声。
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言简意赅。“我不是要控告上帝。我是要控告我父母。”我说，“我要控告他们夺走我的身体使用权。”
坎贝尔
当你只有一把铁锤，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
这是我爸爸，坎贝尔·亚历山大一世说过的话。我也认为那是美国为了公平制度而发动内战的基本理念。简单地说，被逼到墙角的人，会为了生路而不惜一切地奋战。有些人会选择出拳还击，有些人会提出诉讼。我尤其感谢后者。
在我的桌子周围，凯丽按我喜欢的方式排列给我的留言——紧急的写在绿色的便利贴上，次要的写在黄色的便利贴上，整齐地排列成纵队，仿佛用两副牌玩单人纸牌游戏。一个电话号码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蹙眉，把那张绿色的便利贴移到黄色那一列。凯丽在那上面写：你妈妈打过四次电话！！！我想了一下，把那张绿色的便利贴撕成两半，让它飘落进垃圾桶。
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等着我回答，我故意不回答。她说她要控告她父母，就像这个地球上的每个青少年所想的一样。可是她想为她自己身体的权利打官司。这种案件有如避之犹恐不及的黑死病——那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并且需要做小客户的保姆。我叹气，站起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说。”她坐直了一点，“我叫安娜·费兹杰罗。”
我开门，对我的秘书吼叫：“凯丽！请你找出家庭计划推广中心的电话号码给费兹杰罗小姐。”
“什么？”我转身，小女孩站起来尖叫，“家庭计划？”
“安娜，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因为你爸妈没给你吃避孕药，或不带你去诊所堕胎，你就要对他们提出控告，犹如拿大铁锤杀苍蝇。你可以省下零用钱，去家庭计划推广中心，他们远比我有能力处理你的问题。”
从进办公室后，我第一次拿正眼瞧她。女孩浑身胀满怒气，仿佛通了电。“我姐姐快死了，我妈要我捐一个肾给她，”她激动地说，“我不认为一个免费的保险套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你知道人生不时会面临抉择，某些时刻，好像你的整个人生分出岔路，铺展在你眼前，即使你勇敢地选择了一条路，你的眼睛还是会一直望着另一条路，想确定是否选错了。凯丽接近我，手里拿着一张纸，那上面有我叫她查的电话号码，可是我没有接过那张纸，而选择关上门，回到我的桌子后面：“如果你不愿意，没有人能逼你捐器官。”
“哦？真的吗？”女孩倾身向前，伸出手指来数，“我第一次捐给我姐姐的东西是脐带血，那时我刚出生。她有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我的细胞能缓解她的病。下一次她旧病复发时，我五岁，医生抽取了我的淋巴细胞给她，抽了三次，因为医生一次又一次觉得不够用。等到那也阻止不了我姐姐发病，他们又抽取我的骨髓去移植。当凯特受到感染，我必须捐粒细胞。在凯特又发病的时候，我必须捐外周血干细胞。”
女孩对医学名词之熟悉，可以令我花钱请来的专家都汗颜。我从抽屉里拿出黄色的横格拍纸簿：“你以前显然都同意做你姐姐的捐赠者。”
她迟疑了一下，再摇摇头：“没人问过我的意见。”
“你有没有告诉过你父母，你不想捐出肾脏？”
“他们不会听的。”
“如果你说了，他们可能会听。”
她往下看，头发垂下来覆盖了她的脸：“他们很少真的注意到我，除非他们需要我的血或我身体的其他东西。要不是因为凯特生病，我根本不会存在。”
我的英格兰祖先有个惯例：要生一个继承人和一个备用人。听起来冷酷无情——万一长子死掉，有次子可以顶替——那其实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作为一个犹如补给品的人，可能令这个小孩不满。可是事实是，这个小孩每天都要活在这些令人难过的现实中：为了维系一桩可能有问题的婚姻，为了使一个家庭完整，她必须把自己嵌在父母为她塑造的模子里。女孩解释说：“他们生下我是为了拯救凯特。他们去找医生，运用医学科技，选择能够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的胚胎。”
法学院里有伦理课，但大家通常要么认为这最容易过关，要么就是把这当成矛盾修饰法，我通常都逃课。然而，任何人如果定期看CNN的话，会知道干细胞的研究仍具有争议性。生来作为零件的小孩，被设计出来的婴儿，利用明日的医学科技来拯救今日的病童。
我拿笔在桌上轻敲，法官——我的狗——悄悄走近我。“如果你不捐肾给你姐姐会怎样？”
“她会死。”
“那你觉得没问题吗？”
安娜的唇抿成一条细线：“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不是吗？”
“是的，你来了。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在捐赠那么多次后，你这次要坚决反对？”
她看向书架。“因为，”她简单地说，“没完没了。”
她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抓出一团皱皱的钞票和硬币，放到我的桌上。“你不必担心收不到钱。这里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我知道这不够，我会想办法付你更多钱。”
“我一小时收费二百。”
“美金？”
“除了美金之外，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不接受别的货币。”我说。
“或许我可以帮你遛狗，或做别的事。”
“看护狗只会跟着它们的主人走。”我耸耸肩，“我们可以再想想。”
“你不能免费做我的律师。”她坚持。
“好吧，那么，你可以帮我擦门把。”我不是个特别爱做善事的人，不过就法理来说，这个案件稳操胜券：她不想捐出肾脏，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法官会强迫她出让肾脏；我不必查任何法律资料；在审判之前她的父母就会认输和解。再者，这个案件会引发社会大众的讨论，在未来的十年内，大家都会记得我是个慈善律师，为弱势的可怜女孩义务辩护。“我会代表你向家事法庭递交诉状，要求解除你的法定医疗决定权。”我说。
“然后呢？”
“举行一个听证会，法官会指派一个诉讼监护人，那是……”
安娜接口：“……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他会在家事法庭的要求下协助诉讼案件里的小孩，决定怎么做对小孩最有利。”她背诵道，“或者换句话说，只是找另一个大人来决定我的命运。”
“法律就是这么运作的，你不能逃避这个制度。法庭委派监护人理论上只是为了照顾你，而不是你姐姐或你父母。”
她看着我在拍纸簿上写下几行字。“你介意你的名字颠倒吗？”
“什么？”我停止写字，凝视她。
“坎贝尔·亚历山大。你的姓通常是名字，而你的名字是某些人的姓氏。”她顿了一下，继续说，“或是汤的名字。”[2]
“那跟你的案件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安娜承认，“只不过我觉得你父母为你做了一个挺糟糕的决定。”
我的手越过桌子递给她一张名片。“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她接下名片，手指抚过印着我的名字的凸字。我颠倒的名字。上帝之爱。然后她靠向桌子，把我的拍纸簿抓过去，撕下底下的一小截纸。她借用我的笔，写了几个字，再把那张小纸条递给我。我瞄向我手上的纸条：
安娜：5553211 ?
“你有问题也可以打给我。”她说。
当我走出办公室到接待区，安娜已经走了，凯丽坐在她的桌前，桌上摊着一本目录。“你知道他们以前用这些L. L. Bean公司的帆布袋搬运冰块吗？”
“我知道。”还有伏特加和血腥玛丽鸡尾酒。每个星期六早上从小屋内搬到海滩上。那提醒了我，我妈妈打过电话来。
凯丽有个能够通灵的姑姑，她使得凯丽活像个灵媒，这种遗传的异能会不时侵袭她的脑子。也或许只是她为我工作够久了，知道我的大部分秘密。不管怎么说，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你爸爸在泡十七岁的小妞，他的字典里没有‘判断力’这个词。还有，如果你不打电话给她，她要自己住进松树乡村俱乐部……”凯丽瞄向她的手表，“啊喔。”
“这个礼拜她威胁她要住进去多少次？”
“只有三次。”凯丽说。
“低于平均值。”我倾身靠向桌子，把目录合上，“多娜泰利小姐，该是你工作赚薪水的时候了。”
“有什么事？”
“那个女孩，安娜·费兹杰罗……”
“家庭计划？”
“不完全是，”我说，“我们要接受她的委托。我要口述诉状，你明天去家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她父母对她的医疗决定权。”
“真的吗？你要接受她的委托？”
我一手按住胸口。“你看扁我，令我很受伤。”
“我是为你的荷包着想。她父母知道吗？”
“他们明天就会知道。”
“你是个无药可救的白痴吗？”
“你说什么？”
凯丽摇摇头：“她之后要住在哪里？”
这个问题考倒我了。我还没想到那么多。可是，一个女孩要控告她父母，一旦诉讼成立，还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她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法官突然来到我身边，用鼻子推我的大腿。我烦躁地摇摇头。时机是关键点。“给我十五分钟，”我对凯丽说，“我准备好就打电话给你。”
“坎贝尔，”凯丽毫不留情地逼迫我，“你不能指望一个小孩自己承担所有的压力。”
我走向我的办公室。法官跟在我后面，我在进门时停步说：“那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关上门，牢牢地锁上，等待。
莎拉
1990年
淤青的大小和形状像一朵幸运草，位于凯特的肩胛骨。是两个孩子泡在浴缸里时杰西发现的。“妈咪，”他问，“那表示她很幸运吗？”
我一开始想把它搓掉，以为是她弄脏的，但搓不掉。我仔细地检查两岁的凯特，她睁大浅天蓝色的眼珠子仰头凝视我。我问她：“会痛吗？”她摇摇头。
在我背后的走廊某处，布莱恩正在告诉我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闻起来有淡淡的烟味。“那家伙买了一盒昂贵的雪茄，”他说，“还为它们保了一万五千元的火险。过没多久，保险公司收到索赔单，那家伙说所有的雪茄在一连串的小火中烧光了。”
“是他抽掉的吗？”我一边问，一边把杰西头上的肥皂泡冲掉。
布莱恩靠在门口说：“是呀！可是法官裁定保险公司接受雪茄保火险时，并没有明确规定雪茄哪一种烧法不理赔。”
“嘿，凯特，这样会痛吗？”杰西的大拇指用力按他妹妹淤青的肩胛骨。
凯特哀叫，踉跄地跌进水里，浴缸里的水溅到我身上。我把她从水里捞起来，她滑溜得像条鱼。然后我越过她去抓杰西。两颗淡金色的头颅俯着碰在一起，他们是一对很相配的兄妹。杰西长得比较像我——清瘦、黝黑、理智。布莱恩说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家是完整的：我们有各自的翻版。“你现在就自己爬出浴缸。”我对杰西说。
他站起来，四岁男孩当自己是在水道里，他在航行至浴缸的边缘时跌倒了，撞得膝盖砰然作响，他爆发出哭声。
我用浴巾把杰西包起来，一边安抚着他，一边跟我老公讲话。这是婚姻生活的语言：像在打摩斯密码，填满了洗澡、晚餐和床边故事的间隔。“是谁传唤你出庭的？”我问布莱恩，“被告？”
“原告律师。保险公司付保险金给他，然后报警拘捕他，因为他犯了二十四件纵火案。我是他们请去咨询的专家。”
布莱恩是个职业消防队员，他可以走进一间黑漆漆的建筑物，靠一截烧焦的烟蒂或一条裸露的电线，找出起火点在哪里。每一次浩劫的源头都会留下线索。只不过你得知道该找什么。
“法官驳回诉讼，对不对？”
“法官判处被告二十四个一年有期徒刑，连续执行。”布莱恩说。他把凯特放到地板上，然后把她的睡衣套过她的头。
在我以前的人生里，我是个民事律师。我一度真的相信自己想做律师——可是那是在我收到学步的孩子递给我一把压坏的紫罗兰之前；在我了解一个小孩的微笑宛如刺青，是擦不掉的艺术之前。
那使得我姐姐苏珊抓狂。她是个理财高手，在波士顿银行里位高权重，她认为我浪费了自己的高智商。可是我认为那得看工作对你而言有何意义，我想我做妈妈会比做律师称职。我有时候怀疑，只有我这样，还是其他女人也一样？她们是想通了哪里才是她们的位置，还是因为她们没有别处可去？
我把杰西擦干，抬头看到布莱恩正盯着我瞧。“你会怀念你的律师生涯吗，莎拉？”他平静地问。
我把儿子包在浴巾里，亲吻他的头顶。“就像怀念我的牙根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布莱恩已经离家去上班。他要值勤两天两夜，然后放四天假，如此周期循环。我瞄一下钟，发现已过了九点。我相当讶异我的孩子怎么没有来把我吵醒。我套上睡衣下楼，看到杰西坐在地板上玩积木。“我吃过早餐了。”他说，“我也帮你做了早餐。”
是喔，泡牛奶吃的早餐麦片洒满了厨房的桌子，流理台的储物柜下面，一张没站稳、令人担心随时有倾倒危险的椅子上，摆着一盒玉米片。牛奶的踪迹可以一路从冰箱追查到桌上的碗旁边。“凯特在哪里？”
“睡觉。”杰西说，“我推她也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