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撑不过整个夜晚。
但是啊，我的宿仇，我的友好。
它烧出的光焰可真灿烂。
——爱德娜·文森·米蕾，
《第一株无花果》，
出自《荆棘丛中的几颗无花果》
安娜
我以前假装，我只是在要去真正的家庭之前，经历现在这个家庭。那并不夸张，真的——凯特，长得简直跟我爸爸一模一样；杰西，是我妈妈的模子印出来的；然后我，集隐性基因之大成，像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吃着像涂上橡胶的薯条和红色的果冻，我会瞄瞄别桌，幻想我真正的父母可能近在咫尺。他们要是找到我，会喜极而泣，会带我去我们在摩纳哥或罗马尼亚的城堡，会找一个闻起来像干净床单的女仆来伺候我，会送我一条伯尔尼山犬，还有属于我个人的电话专线。重点是，我第一个打电话，欢天喜地地诉说我的好运道的人会是，凯特。
凯特一个礼拜要透析三次，一次两个钟头。她有个马休卡牌的透析导管，看起来就像她以前装的静脉导管，在她胸部的同一个地方突出。透析导管接到一台机器上，那台机器会做她的肾做不到的事。凯特的血液（严格说起来那其实是我的血）通过一支针离开她的身体，清洗过后，再经过第二支针进入她的身体。她说那样不会痛。不过，透析的时候很无聊。凯特常带一本书或CD随身听和耳机。有时候我们会玩游戏。凯特会命令我：“你去走廊，告诉我你看到的第一个帅哥长什么样子。”或者，“偷偷去看在上网的守门人在下载谁的裸体照。”当她被困在床上的时候，我是她的眼睛和耳朵。
今天，她在看《诱惑》杂志。她抚摸每一个看到的、穿V字领衣服的模特儿的胸部，我怀疑她是否知道，她的那个地方有条导管，而她们没有。“啊，”我妈突然宣布，“这很有趣。”她挥舞一本从凯特病房外的公告栏拿来的小册子《你和你的新肾脏》。“你知道他们不拿掉旧的肾脏吗？他们只是把新肾脏移植进你的身体里挂好。”
“听起来毛骨悚然，”凯特说，“想象验尸官把你切开，发现你有三个肾脏，而不是两个。”
“我想肾脏移植就是为了不让法医在短期内把你切开。”我妈回答。她在谈论的这个虚拟的肾脏现在还住在我的身体里。
我也看过那本小册子。
“捐赠肾脏是相当安全的外科手术。”可是你如果问我，我会说，写那本小册子的人一定是拿心肺移植或脑部肿瘤的摘除手术来做比较。我认为安全的手术应该是那种病人可以自己走进手术室，在开刀的过程中完全清醒，而且手术会在五分钟之内完成的——就像除去一颗疣或将蛀牙的洞钻开。再说，当你要捐一个肾，在开刀的前一个晚上就必须禁食，而且要吃泻药排便。你必须接受麻醉，那可能会引起中风、心脏病发作或肺部出问题。在四个小时的手术中并非像去公园散步，你会有一个到三千个死在手术台上的机会。侥幸没死，你就要住院四到七天，完全康复得花四到六个礼拜。那还不包括长期的影响：增加高血压的风险，怀孕时可能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医生会建议你要节制剧烈活动，否则可能危害你仅剩的另一只肾脏。
还有一点，除疣或钻开蛀牙，最终唯一受益的人是你自己。
有人敲门，一张熟悉的脸孔探进来。弗恩·史塔克豪斯是个警长，因此和我爸爸一样，是公共服务社团的一员。他不时会来我家打个招呼，或留下圣诞礼物给我们。不久前他还解救了杰西，带他回家，放他一马，没有用法律制裁他。当你家有个快死掉的妹妹，人们会对你仁慈一点。
弗恩的脸像个膨胀的舒芙蕾甜点，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凹陷。他似乎不知道是否该进入透析病房。“呃，嗨，莎拉。”他说。
“弗恩！”我妈站起来，“你来医院做什么？没有出什么事吧？”
“喔，没有。我是为了公务来的。”
“亲自来送公文吗？”
“唔——嗯。”弗恩警长拖着脚步走进来，手塞进外套，像拿破仑画像的姿势，“莎拉，我真的很抱歉。”他说完掏出一份文件。
我的脸色顿时惨白得像凯特，感觉全身的血都离开了我的身体。我一动也不能动。
“怎么……弗恩，我被人告了吗？”我妈的声音一点都不镇静。
“我没有看，我只负责传递。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名单上。呃，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他甚至没讲完，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迅速离开房间。
“妈，”凯特问，“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妈妈打开信封。我离她很近，越过她的肩膀，能看到那张公文。“罗得岛与普罗维登斯庄园州”，公文上头有正式的州名。
普罗维登斯郡家事法庭。
原告：安娜·费兹杰罗，亦名安德罗墨达。
诉请解除她的医疗决定权。
噢，惨了！我想。我的双颊热似火烧，心脏怦怦直跳。感觉好像校长寄了一张记过通知到我家，因为我在数学课本的空白处画数学老师图海太太的素描，而且把她的肥臀画得很夸张。不，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比我涂鸦严重一百万倍。
她将得以拥有她自身的医疗决定权。
她不能被迫屈从于对她自身利益和福祉有影响的医疗行为。
她不必为了她姐姐凯特的利益而接受任何医疗行为。
我妈抬头看我。“安娜，”她低声问，“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肚子里好像有个拳头，事到临头了，我摇摇头。我能对她说什么呢？
“安娜！”她向我跨近一步。
在她后面，凯特大声叫：“妈，哎哟，妈……好痛，快叫护士来！”
我妈半转过身去。凯特侧身蜷曲，头发散到她脸上。我想她的眼睛在她的头发瀑布后面看我，但我不确定。“妈咪，”她呻吟，“拜托。”
那一瞬间，我妈站在两个女儿之间举棋不定，她看凯特，再看我，又看回凯特。
我姐姐在痛，我因此逃过一劫。这种情况该怎么说？
我跑出房间前，最后看到的是我妈一次又一次地按铃叫护士，仿佛那是要引爆炸弹的触发器。
我不能躲在自助餐厅或医院的大厅，以及其他任何他们以为我会去的地方。所以我爬楼梯上六楼，产房。会客室里只有一部电话，已经有人在使用了。“六磅十一盎司。”那个男人笑得让我担心他的脸可能会裂开，“她很好。”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妈也这么高兴吗？我爸爸有没有发出烟雾信号？他有没有算过我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确定他制造出了优质的产品？我妈有没有亲吻我的头顶，拒绝让护士抱我去清洗？或者他们只是把我交给护士，因为真正的奖品是脐带和胎盘。
新爸爸终于挂断电话，对着空气呵呵笑。“恭喜。”我说，我真正想做的是告诉他，去抱你的小宝贝，抱得紧紧的，在她的摇篮边挂上一个月亮，把她的名字高挂在星星上，那样她才不会做出我对我爸妈做的事。
我打杰西付费的电话给他。二十分钟后，他在医院前面的入口处停车。现在，史塔克豪斯警长已经注意到我失踪了，我出现时，他等在门口。“安娜，你妈妈很担心你。她用无线电呼叫你爸爸来。他正在把整个医院翻开来找你。”
我做了个深呼吸。“那你最好去告诉她我没事。”我说，跳进杰西为我打开的车门。
杰西把车开离路边，点上一根荣誉牌的香烟，我知道他跟妈妈说他戒烟了。他转大音乐的声量，随着节拍用手掌拍打方向盘的边缘。直到他在上达比市的出口开下公路，才关掉收音机，将车速放慢。“结果，她有没有气得冒烟？”
“她用无线电呼叫爸爸。”
在我们家，呼叫我爸爸离开他的工作岗位是一项重罪。因为他的工作都是在处理紧急状况，我们可能发生什么危机能跟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比呢？“上次她呼叫爸爸，是凯特被诊断出罹患白血病。”杰西告诉我。
“太好了。”我双手抱胸，“那让我觉得好得不得了。”
杰西微笑，吐出一口烟圈。“老妹，”他说，“欢迎你来到幽暗的世界。”
他们飓风般旋进来。凯特几乎还没能看我一眼，爸爸就叫她上楼去我们的房间。妈妈重重地放下皮包和车钥匙，向我走来。“好吧！”她说，声音紧得像快断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清清喉咙：“我找了一个律师。”
“显然如此。”我妈抓起无线电话，递给我，“告诉他你不需要他了。”
那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我设法摇头，把电话丢到沙发靠垫上。
“安娜，别让我……”
“莎拉。”爸爸难得强硬的声音像把斧头劈进来，令我们两个都有点错愕，“我想我们应该给安娜解释的机会。我们同意要给她机会解释，不是吗？”
我低下头：“我不想再做了。”
我的话令我妈激动地说：“你知道的，安娜，我也不愿意。事实上凯特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事实是，我可以选择。那正是我为什么必须挺身去做这件事。
我妈注视着我说：“你去找一个律师，让他以为这只是你的问题。事实不然，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全家……”
爸爸环抱她的肩膀，轻轻捏她。当他在我面前弯下身，我闻到烟火味。他是从另外的某个火场赶赴这个火场，害他如此，令我大为尴尬。“安娜，甜心，我们知道你以为你在做你必须做的事……”
“我可不那样认为。”妈妈插嘴。
爸爸闭上眼睛。“莎拉。该死，闭嘴。”然后他再看着我，“我们能够谈谈吗？就我们三个，不需要律师来搅和我们的事。”
他的话令我泪盈满眶。但我知道这一刻会到来。我抬起下巴，让眼泪流下来：“爸爸，我不能。”
“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娜，”我妈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这么搞结果会怎样？”
我的喉咙像相机的快门那样紧闭着，任何空气或借口必须通过一个像针那么细的坑道。我是隐形的，我想，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大声说出来了。
我妈的动作很快，我甚至没看清她的手飞来。她用力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头向后仰。在我脸上的指痕消褪后，她玷污我的印记还留在我心里。你知道，耻辱是五根手指造成的。
有一次凯特八岁、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吵架，决定不再共享一个房间。虽然我们家不是很小，但那时杰西住在另一个房间，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凯特比我大比我聪明，她决定把我们的房间分成两半。“你要哪一半？”她狡猾地问，“我让你先挑。”我要我的床所在的那一半。此外，如果把房间横切成两半，我的半张床就不是我的了，有个箱子装着我们所有的芭比娃娃，还有一个架子堆放我们的手工艺品材料。凯特要去那里拿一支马克笔，我阻止她：“那是我的地盘。”我维护我的权益。
“那你给我一支笔。”她说。我给她一支红笔。她爬上桌子，尽量踮着脚尖，让笔碰到天花板。“我们一划清界限，”她说，“你就必须待在你那边，而我待在我这边，对不对？”我点头，承诺会和她一样谨守这个约定。毕竟，我可以拥有所有好玩的玩具。凯特一定会哀求我让她到我这边来。
“你发誓？”她问。我们勾小指头约定。
她从天花板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越过桌子，经过棕褐色的地毯，回到床头柜上面再画到对面的墙上。然后她把笔递给我。“别忘了，”她说，“不守信用的人是骗子。”
我坐在我这边房间的地上，玩我们的每一个芭比娃娃，我帮她们穿衣服脱衣服，忙得不亦乐乎，故意展现我拥有芭比娃娃而凯特没有的得意。她坐在床上，弓起膝盖，看着我，对我在玩芭比毫无反应，直到妈妈喊我们下去吃午饭。
然后凯特对我微笑，走出房门——在她那边。
我走向她画在地毯上的线，用脚趾头踢踢它。我不想做骗子，可是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待在我的房间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妈妈才发现我没有去厨房吃午餐，当你五岁的时候，即使一秒钟也像永远那么久。她站在门口，望着马克笔在墙上、天花板和地毯上画出来的线，她闭上眼睛忍耐一下，然后走进房间，把我抓起来，我叫嚷着跟她反抗：“不要，我会永远进不来的。”
一分钟后她离开，然后拿回锅垫、用来擦干碗盘的抹布、小枕头。她把这些东西以不一致的间隔、沿着凯特那边的房间摆放。“过来。”她催促，可是我没有动。所以她走近，坐到我旁边的床上。“它或许是凯特的池塘，”她说，“可是这些是我的莲叶。”她站起来，跳到一块抹布上，再跳上一个枕头。她转过头来看我，我下床学她跳到抹布上，再从抹布跳到枕头上，再跳到杰西一年级时做的一块锅垫上，就这样经过凯特的疆域。跟随妈妈的足迹是最可靠的方法。
我冲澡的时候，凯特撬开门锁，走进浴室。“我要跟你讲话。”她说。
我的头探出塑料浴帘。“等我洗好。”我并不想跟她讲话，试着拖延时间。
“不，现在。”她坐在马桶盖上叹气，“安娜……你所要做的……”
“已经做了。”我说。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你知道的，可以取消。”
我庆幸我们之间隔着水蒸汽，因为我受不了想到她现在能看到我的脸。“我知道。”我低语。
凯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想她的心一定跟我一样，仿佛沙鼠在跑圈圈。追逐每一圈的可能性，结果绝对哪里也去不了。
过了一会儿，我再探出头来。凯特抹抹她的眼睛，抬头看我。“你知道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吧？”她问。
“不尽然。”我立即回答。我们两个都知道我在说谎。凯特经常向学校请病假，因此她不可能融入某个团体。由于疏于来往，她结交过的朋友大部分在她长期在家休养期间都消失了。她想交朋友太难了，一般的小孩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老是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对凯特而言也一样困难，她无法真的对学校办的舞会和学力测验那种事感到兴奋，因为没人能保证她可以健康地去体会那些。她当然有少数几个认识的熟人，可是当他们来看她时，多半看起来像在服刑。他们坐在凯特的床边，数着每一分钟，等待他们能离开的时刻到来，并感谢上帝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
真正的朋友没有能力为你感到遗憾。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把浴帘拉回原位，“我是你妹妹。”而且是个差劲的妹妹，我想。我把脸放到莲蓬头下，这样她不会知道我在哭。
浴帘突然被拉开，我完全无遮无掩。“这便是我想谈的，”凯特说，“如果你不想再当我妹妹，那是一回事。可是我不以为我受得了失去你这个朋友。”
她把浴帘拉回去，蒸腾的热气包围着我。一会儿后，我听到开门声、关门声，刀割般的冷空气接踵而至。
想到会失去她，我也受不了。
那天晚上，凯特一睡着，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站到她旁边。我把手放到她的鼻子前，试试看她有没有在呼吸，一股气息吹向我的手。我可以把手压下来，捂住她的口鼻，在她挣扎的时候也不松手。我已经做了的，和这个可怕的想法又有什么差别？
走廊上的脚步声使我赶紧钻回被窝里。我侧身，把脸转离门口，以免当我爸妈进来时发现我的睫毛在颤动。“我不相信，”我妈轻语，“我实在无法相信她会那么做。”
我爸爸很安静，令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脚步声，说不定他根本不在这里。
“这是杰西的翻版。”妈妈说，“她只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可以感觉到她在看我，仿佛我是她从来没见过的生物。“或许我们该单独带她出去。看电影、逛街，她就不会觉得被忽略。让她明白她不必为了要我注意她而做出疯狂的事。你觉得呢？”
我爸爸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或许这不是疯狂的事。”
你知道沉默在黑暗中能挤进你的耳膜多深，能使得你耳聋吗？就是这样，害我几乎听不见我妈妈的回答。“看在上帝的份上，布莱恩……你站在哪一边？”
我爸爸说：“谁说有哪一边？”
连我都可以回答他。永远都得选边站。永远会有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每个人要得到什么，都有赖别人给予。
几秒钟后，门关上。走廊透进天花板的灯光熄灭了。我眨眨眼，转回去躺平——发现我妈还站在我的床边。“我以为你出去了。”我耳语。
她坐到我的床脚，我退开一点。可是她在我退得太远之前，把手按到我的小腿上。“安娜，你还在想什么？”
我的胃缩紧。“我想……我想你一定会恨我。”
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她眼中的亮光。“噢，安娜，”妈妈叹气，“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她伸出双臂，我爬进她的臂弯，好似我又变成窝在母亲怀里的小孩。我的脸紧贴着她的肩膀。我最想最想要的，是把时间转回去一点，变成以前那个纯真的我，不管妈妈说什么都百分之百相信是真的、是对的，不会认真看是否有裂纹。
我妈把我抱得更紧。“我们去跟法官解释，对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她说，“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事。”因为这些话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听的，我点头。
莎拉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