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告诉凯特，一个月都没说。直到钱斯医生说，凯特好多了可以出院了，直到凯特说服她自己，没有他她会活得更好，我才终于说出口。我无法告诉你我用了哪些字眼，没有一个字大得承受得了它们背后的重量。我提到我去了泰勒家，和他妈妈谈过话，她是如何在我怀里崩溃，说她想打电话给我，可是她心里有一部分很嫉妒，嫉妒到吞下了她所有的话。她告诉我泰勒那天舞会后快乐得轻飘飘地回家，半夜里他走进他妈妈的房间，发烧到四十度半。或许是病毒，或许是霉菌引起的感染，他呼吸困难，然后心跳停止，经过三十分钟的急救后，医生放他走了。
我没有告诉凯特珍娜·安伯斯说的其他一些话——医生离开后，她走进去，凝视她儿子，她没有儿子了。她坐了五个小时，确定他不会再醒过来。即使到现在，当她听到楼上有声音，她都会以为是泰勒在他的房间里走动，在她想起事实之前的那半秒钟，是她每天早上起床的唯一原因。
“凯特，”我说，“我很遗憾。”
凯特的脸皱成一团。“可是我爱他。”她似乎以为这个理由就足以留下他。
“我知道。”
“你没有告诉我。”
“我不能告诉你。我担心你那时可能会因此放弃和病魔对抗。”
她闭上眼睛，把脸转向枕头，她哭得太厉害了，与她的身体连接的监测器哔哔作响引来护士。
我伸手搂住她：“凯特，甜心，我做的全是为了你好。”
她拒绝看我。“不要跟我讲话。”她呢喃，“你最擅长做那种事。”
凯特七天又十一个钟头没有跟我讲话。我们从医院回到家，各做各的事，仿佛仍在隔离病房。我们驾轻就熟，因为我们以前也曾冷战过。晚上我躺在床上，躺在布莱恩旁边，不懂他怎么能睡得着。我望着天花板，想着我甚至在我女儿还活着时就失去她。
然后有一天，我走过她房间，发现她坐在周围摆满了照片的地板上。如我所料，是我们在舞会开始之前拍的，她和泰勒的照片——凯特盛装打扮，戴着外科的警告口罩，掩着嘴巴。泰勒用口红在口罩上画了一张微笑的嘴巴，说是为了拍照好看。
他那么做使得凯特很开心。看似不可能，那个男孩当时那么真实地活着，如今却已经过世几个礼拜，不会再出现了。我感到非常痛苦，紧跟着想到：这会不会是我失去凯特的预演？
地上还有其他照片，有些是凯特小时候的。一张是凯特和安娜在海滩，蹲在寄居蟹旁。一张是凯特在万圣节时，打扮得像食品公司的吉祥物花生先生。一张是凯特满脸都是奶油，拿着两个半片的贝果面包当作眼镜。
另一堆是她娃娃时的照片——全都是在她三岁或更小一点的时候拍的。牙齿没长齐的嘴巴笑着，阳光从她背后斜射过来，她那么天真无辜，完全不知道即将遭遇什么。“我不记得我原先是这样的。”凯特平静地说，多日来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像一座玻璃桥，在我踏进房间时，那座桥移到了我脚下。
我把手放到她旁边，一张照片的边缘上。照片的一角有点折到，照片上的凯特是个被布莱恩丢到空中的幼儿，她的秀发在脑后飞舞，双手和双脚像海星那样张开。毋庸置疑，当她从空中下来，会安全地降落，除此之外她不可能有别的遭遇。
“她好漂亮。”凯特说完，用小指头轻抚照片上洋溢着活泼生气的小女孩，我们都没能看到她继续健康成长的模样。
杰西
我十四岁那年夏天，我爸妈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菜鸟训练营。那是个辅导问题青少年、安排他们从事冒险活动的集中营。你知道的，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挤牛奶，你还会有多少精力为非作歹？（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为非作歹些什么的话，答案是：吸毒、喝醉，玩把站着睡的牛推倒的游戏。）总之，有一天我被指派去做巡守员，那也就是叫我扛下那狗娘养的、可怜的牧羊责任。我必须跟随大约一百头羊，去一处周围没有一棵该死的树可以遮荫的牧草地。
说羊是世界上最笨的动物，可能太保守。它们被关在栅栏里，会在四平方英尺的羊圈里迷失。它们会忘了去哪里找食物，虽然已经去过同样的地方几千次。而且它们也根本不像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会想一起睡觉的肥肥小可爱。它们臭死了。它们吵死了。它们整天咩咩叫，会把你烦得抓狂。
反正，受困于羊群那天，我顺手牵了一本《北回归线》[19]带去看，就在我将看到精彩的情色部分时，我听到一阵怪叫声。我很确定那不是动物的叫声，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到过那种声音。我跑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猜想可能是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脚扭得像麻花卷饼，或者是某个自助旅客在清空他的左轮手枪时，不慎打到了自己的肚子。可其实，是小溪边，一只羊在一群母羊的包围下，正躺在那里生产。
我不是兽医，也没有任何接生的经验，但是我知道，当任何动物发出那样的哀号时，一定表示事情不妙了。显而易见，那只可怜的羊的私处悬荡着两只蹄子。它喘着气侧躺着，转动一只黑色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准备放弃，了无求生的意志。
在我巡守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死，因为我知道那些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纳粹们，会叫我把奄奄一息的羊埋了。所以我将其他羊推开，跪到难产的羊前面，抓住滑溜的羊蹄，使劲往外拉，母羊哀哀惨叫，就像每个妈妈在孩子被抢时那样哭嚎。
小羊被我拉出来了，它四只脚弯曲，像瑞士军刀。它的头上有个囊，摸起来像你嘴里可以用舌头在那里画圆圈的地方。它没有呼吸。
我才不要嘴对嘴给羊做人工呼吸，不过我用指甲把那个皮囊划开，然后把它扯下小羊的脖子。结果，我那么做正是小羊需要的协助。一分钟后，它原本像衣架的脚伸直，开始发出嘶嘶声找妈妈。
我估计那个夏令营期间有二十只小羊出生。我每次经过羊圈，都可以从羊群中认出我接生的那只羊。它看起来和别的小羊一样，不过它走路的时候弹性比较好，阳光似乎也总能穿透它羊毛上的油，照进它的羊毛里。如果你刚好能让它平静地看进你的眼睛，它的瞳孔是乳白色的，像是记得自己曾跨进幽冥世界又回来的一个明显标志。
我告诉你那件事，是因为当凯特终于在医院的床上蠕动，睁开眼睛，我知道，她的一只脚也已经跨进另一个世界。
“喔，我的上帝，”凯特看到我时虚弱地说，“我终于到了地狱。”
我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身体向前倾。“老妹，你该知道我可不那么容易死掉。”我起身，亲吻她的额头，让我的嘴唇多停留一秒钟。妈妈怎么可能用这种方式探知她有没有发烧？我只能探知我们快失去她了，“你觉得怎样？”
她对我微笑，但那像是卡通画，而真品我看到挂在卢浮宫。“好极了。”她说，“阁下怎么会大驾光临？”
因为你不会在这里太久了，我想，可是没有对她说。“我正好到这附近。加上这一班的护士里有个很正的辣妹。”
我的话使得凯特大声笑：“上帝。杰西，我会想念你。”
她那么轻易地脱口而出，令我们两个都吓一跳。我坐到床缘，眼睛追踪着保温毯上的皱褶。“你知道的……”我开始要讲鼓励她的话，但她的手按到我手臂上。
“别说了。”她的眼睛恢复神采，但仅有一会儿，“或许我会轮回转世。”
“就像玛丽·安东尼特[20]？”
“不，转世成未来的人。你觉得轮回的想法很疯狂吗？”
“不会。”我承认，“我想我们可能一直在一个大圆圈里轮转。”
“那你想转世回来做什么？”
“腐尸。”我看到她在抽搐，某个仪器发出哔声，我恐慌了，“你要我去找人来吗？”
“不用。有你在就好。”凯特回答，我想她并不真的这么想，不过她的话还是让我觉得刚吞下了闪电。
我突然想起我大约九岁或十岁时常常玩的一个游戏，妈妈允许我骑自行车骑到天黑。当我看着太阳越来越往地平线坠落，我常和我自己打赌：如果我闭气二十秒钟，夜晚就不会来临。现在我发现我在做同样的事，打赌能留下凯特，虽然我从来没赌赢过。
“你会怕吗？”我冲动地问，“怕死？”
凯特转头看我，嘴角浮现笑容。“我会让你知道的。”然后她闭上眼睛，“我要休息一下。”她设法说完便睡着了。
这不公平，凯特知道。我们不需要活到很老便能意识到，我们很少能够得到我们应当拥有的。我站起来，闪电的光仿佛落在了我喉咙的内壁里，那使得我无法吞咽口水。所以所有的水全涌出眼眶，泄洪般奔流。我匆匆走出凯特的房间，走到不会打搅到她的走廊，然后我才举起拳头，把白色的厚墙打出一个洞，但这样还不够。
布莱恩
这是做炸药的配方：一个耐热玻璃碗；氯化钾──你可以在健康食品店里找到，那用来当盐的替代品；液体比重计；漂白剂。把漂白剂倒进碗里，放到炉火上。同时，称些氯化钾加进漂白剂里。加热漂白剂混合液，用液体比重计检查，直到读数显示一点三。将它在室温放凉，过滤后形成结晶体。这就是你要保留起来的东西。
你很难做一直在等待的人。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把战场上的胜利归功于英雄，可是当你认真去想，你会察觉整个故事里遗漏了谁。
我置身于东岸最丑的法院里，坐在椅子上等待轮到我上台，但我的呼机突然响起来。我看着上面显示的号码，低声咕哝，考虑该怎么办。我等下要当证人，可是消防队现在需要我出任务。
经过交涉后，法官允许我离开法庭。我走出法院的大门，立刻被一堆问题和照相机和闪光灯攻击。我拼命忍住打他们几拳的冲动，他们简直企图拆散我们家，活像想啃食我家人的秃鹰。
开庭那天早上，我在消防站找不到安娜，便回家去找。我找遍她经常出入的地方——厨房、卧房、后院的吊床——都看不到她。最后一处，我爬上车库的楼梯，进杰西的窝。
他也不在，我已习以为常。以前有一段时间，杰西经常让我失望。后来，我告诉自己，不要对他再抱任何期待，结果他行为偏差我反而比较能接受。我敲门，喊安娜的名字，喊杰西的名字，没人回答。虽然我有一把这里的钥匙，但我没开门进去。我在门前的楼梯转身，踢倒了我每个礼拜二都会拿去倒的红色回收桶，因为上帝没能让杰西每个礼拜二记得亲自把回收桶拖到路边。一个发光的绿色啤酒瓶滚出来。一个空的洗洁精瓶，一个橄榄罐，一个一加仑的柳橙汁瓶。
我把每一样东西放回回收桶里，除了柳橙汁瓶，我告诉过杰西那不能回收，不过他还是该死地每个礼拜都放进回收桶里。
这场火灾和其他火灾不同的地方是，火势被阻断于一隅。以前纵火者都是在废弃的仓库或水边的陋屋放火，这次是一间小学。由于放暑假，起火的时候没人在学校里。可是我心里认定，这是非自然因素造成的。
我抵达火场时，消防车已装满太多抢救出来的财物。鲍立一看到我，立即过来问：“凯特好吗？”
“还可以。”我回答他，我的头指向混乱的现场，“你发现了什么？”
“他只是设法损毁北边的设施。”鲍立说，“你要去看看吗？”
“好。”
火是从教师休息室烧起来的，火场遗留的痕迹像一支箭指向起火点。一堆合成纤维的填塞物没有被完全烧光，还看得到。不管是谁放的火，他够聪明，懂得在一堆沙发垫和一叠纸的中间引火。我还闻得到汽油的味道。莫洛托夫燃烧瓶的碎玻璃片散布在灰烬间。
我慢慢走向建筑物的另一头，透过破掉的玻璃窗往里看。纵火者一定是从这里放火的。
“队长，你觉得我们逮得到这个小混蛋吗？”走进室内的恺撒问。他还穿着全套的消防服装，左颊沾了烟灰，他往下看火场警戒线里火灾过后的残余物。然后他弯腰，用戴着厚手套的手，捡起一个烟屁股。“真不可思议。秘书的桌子都烧熔了，但该死的一截香烟却劫后余生。”
我把烟屁股从他手里拿过来，翻转到我的手掌上。“那是因为起火的时候它还不在这里。有人在观看这场火灾时抽烟，然后他丢下烟蒂走开。”我把烟蒂翻个面，看接近滤嘴的地方印着的香烟品牌。
鲍立从仅残余一点点碎玻璃的窗子探进头来找恺撒。“我们要回去了。上车啰。”然后他转向我，“嗨，你知道吧？我们没有打破窗子。”
“鲍立，我没有要你赔。”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给屋顶凿个通风口。我们到的时候窗子都已经破了。”他和恺撒离开，不久后，我听到消防车开走时沉重缓慢的声音。
玻璃可能是一颗迷路的棒球或一个飞盘打破的。可是即使是暑假，学校也会有守门的警卫透过监视器看守公家财物。窗玻璃如果早就破了，他们不可能放着不管，至少也会用胶带贴起来，或暂时先用板子挡住。
除非纵火者知道要从哪里引进氧气，让火在真空状态中与风竞逐通道。
我低头望着我手上的烟蒂，握紧它。
你需要五十六克用氯化钾和漂白剂煮沸过后析出的结晶体。混进蒸馏水，加热到沸腾，再冷却，留下的结晶体是纯的氯酸钾。把氯酸钾磨得像擦脸的蜜粉那么细，慢慢地加温让它干。融化五份凡士林和五份蜡，在汽油里溶解，然后把这个液体倒到置于塑料碗里的九十份的氯酸钾结晶体上面。搓揉它。让汽油挥发。
把它倒进方形的模子里，浸泡在蜡中使它防水。这个爆炸物需要至少A3级的起爆雷管。
当杰西打开他的小窝的门时，我等在沙发上。“你来这里干吗？”他问。
“你在这里干吗？”
“我住在这里。”杰西说，“你还记得吗？”
“是吗？或者你在利用这个地方当藏匿处。”
他从前口袋掏出一包烟，点燃一根：“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法院？”
“你的水槽下面怎么会有盐酸？”我问，“我们家又没有游泳池。”[21]
“你好，这是什么？审讯吗？”他绷着脸问，“去年夏天我铺瓷砖的时候，需要用盐酸擦掉瓷砖上面的水泥浆。老实告诉你，我根本忘了我还留着盐酸。”
“那你可能不知道，杰西，当你把盐酸和一块铝箔纸放进一个瓶子里，瓶口塞一块破布，它就会产生相当大的爆炸威力。”
他整个人僵住了：“你是在指控什么吗？因为如果是的话，就直接说出来，混球。”
我从沙发上起身。“好。我要知道在你装进混合液之前，你是不是在瓶子上划刻痕，让它容易破掉。我要知道你是不是明白，当你在仓库放火寻求刺激时，那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差点被你害死。”我从我身后拿起自他的回收桶里找出来的空漂白剂容器，“我知道你并没有自己洗衣服，也不清洁打扫房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你的回收垃圾里，而六英里外有一间小学，被人丢掷用漂白剂和刹车油做的炸药？”我抓住他的肩膀，他和我一样高大，他可以反抗，可以推开我，可是他让我摇他的肩膀，直到他的头垂下。“我的天哪，杰西！”
他面无表情地凝视我：“你说完了没？”
我放开他，他退后，露齿冷笑。
“那么告诉我，我错了。”我向他挑战。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他嘶吼，“我的意思是，我完全明白，你一直都相信宇宙间所有的错都可以归咎到我身上，可是新闻一闪而过，爸，这次你大错特错。”
我慢慢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来，压到杰西的手上。荣誉牌的烟蒂躺在杰西的掌心。“那么你就不该留下你随身的东西。”
某些时候，当建筑物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你只需让它自己烧完。你退到安全的地方，到风不会向着你吹的高地上，观看建筑物被火吃光。杰西颤抖着举起手，烟蒂掉到我们之间的地板上。他双手掩面，拇指压着眼角。“我没办法救她。”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冲出来。他弓起肩膀，整个人仿佛缩成小男孩。“谁……你告诉了谁？”
我了解，他在问警察会不会来逮捕他，我是不是告诉莎拉了。
他希望受到惩罚。
所以我做了我知道会毁掉他的事：我把他拉进我怀里，他放声痛哭。他的背比我还宽。他站直甚至高我半个头。从他五岁的时候与凯特的基因配型不合，到现在他已经是个大男人了，我不记得我曾好好地看过他，如此拥抱他。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怎么会认为他救不了凯特，就必须把自己毁了？你会怪他，还是怪他的父母没有矫正他的想法？
我必须确定我儿子的纵火行为就此结束，但我不会告诉警方或消防长官这件事。这或许是偏袒，或许是愚行。或许因为杰西跟我没有太大的不同，选择火当他的媒介，他需要知道，他至少可以指挥一个无法控制的东西。
靠着我的杰西呼吸均匀了，仿佛他很小的时候在我的腿上睡着，我抱他上楼。他以前常问我问题：两英寸的水带是做什么用的？一英寸的呢？你干吗洗消防车？火场的破拆手要开消防车吗？我不记得他从什么时候起便不再问我问题。不过我记得我感觉好像少了什么，好像少了一个小孩的英雄崇拜，像幻肢痛[22]那么难过。
坎贝尔
医生们被传唤到庭作证通常是这样的：他们会在每一句话里夹杂信息，让你知道，被迫坐在证人席上是浪费他的时间，有垂死的病人在等他。坦白说，这种态度惹火了我。在还没想清楚前，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要求暂时休息一下。我弯下身重新系鞋带，整理我的思绪，思索一些句子和何时来个意味深长的暂停——反正我就是要他等久一点，多几秒钟也好。
钱斯医生与一般到庭的医生无异。从他一坐上证人席就急于离开。他不时看手表，你会以为他担心赶不上火车。这次与平常的案件不同的地方是，对方的律师莎拉·费兹杰罗也焦急地想把他赶出法庭。因为在等待的病人，那个垂死的病人是凯特。
坐在我旁边的安娜，她的身体散发热量。我站起来，继续质询，步调缓慢：“钱斯医生，每一次从安娜的身体捐出去的东西，对凯特都有确实的疗效吗？”
“亚历山大先生，对白血病而言，没有所谓确实的疗效。”
“你是这样对费兹杰罗家的人解释的吗？”
“我们小心地解释每一种疗法的风险性，因为你一旦开始治疗，都可能危及身体的其他系统。我们这次鼓励他们做的某种疗法成功了，却可能在下次发病时造成困扰。”他对莎拉微笑，“那也就是说，凯特是个不可思议的年轻女孩。她本来活不过五岁，但是她现在已经十六岁了。”
“那得感谢她妹妹。”我指出。
钱斯医生点头：“没有多少病人能这么幸运——既有体力，又能得到完美配型的捐赠者的多次捐赠。”
我双手插进口袋里。“可以请你告诉我们，费兹杰罗夫妻为什么会去找普罗维登斯医院胚胎着床前的基因诊断小组咨询，而因此怀安娜吗？”
“在他们的儿子经过检验发现不适合做凯特的捐赠者后，我告诉费兹杰罗夫妻关于我医治的另一个家庭的案例。他们检查病人所有的同胞手足，没有一个符合捐赠配型，然后这个妈妈在病人治疗期间怀孕了，胎儿刚好是完美的配型。”
“你要费兹杰罗夫妻去怀一个完美配型的孩子做凯特的捐赠者？”
“绝对没有。”钱斯医生傲然道，“我只是解释，即使他们已经存在的小孩基因配型不符，并不代表他们将来的小孩也不符。”
“你向费兹杰罗夫妻解释过，这个基因排列完美配型的小孩，必须终其一生随时做治疗凯特的特效药吗？”
“那时我们谈的只有脐带血捐赠。”钱斯医生说，“后来之所以会有那些捐赠，是因为凯特对脐带血治疗没什么效果。而其他的捐赠则提供了较有希望的治疗效果。”
“如果未来的科学家想出可以治疗凯特的新疗法，但必须把安娜的头切下来给她姐姐，你也会推荐那么做吗？”
“当然不会。我从来不会推荐会危及另一个小孩生命的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