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三年来你不是都那么做吗？”
他的脸绷紧：“没有一种捐赠对安娜会有长期重大的伤害。”
我从我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交给法官，然后再将那张纸递给钱斯医生：“可以请你念出做了记号的那一段吗？”
他戴上眼镜，清清喉咙：“我了解麻醉有潜在的危险性。这些风险可能包括，但不仅限于此：药物不良反应、喉咙疼痛、伤害牙齿并妨碍牙科治疗、损害声带、呼吸问题、轻微的痛苦和不适、失去知觉、头痛、感染、过敏反应、全身麻醉时有意识、黄疸、出血、神经伤害、凝结血块、心脏病、大脑损伤，甚至失去身体的机能或生命。”
“你对这个表格熟悉吗，医生？”
“是的。这是标准的手术同意书。”
“可以请你告诉我们是谁接受这个手术吗？”
“安娜·费兹杰罗。”
“谁签署同意书？”
“莎拉·费兹杰罗。”
我的身体前后摇晃一下：“钱斯医生，麻醉可能造成生命的损伤或死亡。这些是相当大的长期影响。”
“那正是我们要求签同意书的原因。那能保护我们免于受到像你这种人的指控。”他说，“可是就实际的临床经验而言，风险非常小。捐赠骨髓的过程其实很简单。”
“既然简单，安娜为什么要接受危险性较高的全身麻醉？”
“它的风险不会比小孩外伤还高，可是小孩可能会在手术过程中扭动。”
“在捐赠骨髓之后，安娜会感到任何痛苦吗？”
“或许有一点。”钱斯医生说。
“你不记得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相信现在连安娜自己也忘记了。”
“是吗？”我转向安娜，“我们该问她吗？”
狄沙罗法官双臂在胸前交叉，不表明意见。
“说到风险，”我继续平和地说，“在摘取安娜的骨髓准备移植之前，她必须打两次生长激素的针。请你告诉我们，根据研究，那对她是否有长期的影响？”
“理论上应该没有长期的后遗症。”
“理论上，”我重述，“为什么是理论上？”
“因为研究是在实验室里对动物做的。”钱斯医生承认，“对人类的影响还必须再追踪。”
“真令人感到安慰呀！”
他耸肩：“医生不会倾向于开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的处方药。”
“你听说过沙利度胺[23]吗，医生？”
“我当然知道。事实上，它最近重新被用来作癌症的研究。”
“它曾经是一种划时代的药物，”我指出，“可是后来发现它有可怕的副作用。说到副作用……捐肾——做这种手术有风险吗？”
“它的风险不会比一般的手术高。”钱斯医生说。
“安娜可能死于这种手术的并发症吗？”
“那不太可能，亚历山大先生。”
“那么，让我们假设安娜成功地活过摘除肾脏的手术。只剩一颗肾脏会影响她的余生吗？”
“不会，真的。”医生说，“那正是人体的奇妙之处。”
我递给他一张宣传单，那正是他所属的医院的肾脏科发出的。“可以请你念出用荧光笔标出来的文字吗？”
他重新戴上眼镜。“增加高血压的可能性。怀孕期间可能产生并发症。”钱斯医生的眼睛往上瞄一下，再继续念，“捐肾者被告诫要避免从事会与人碰撞的接触性运动，以降低伤害他们仅存的一颗肾脏的风险。”
我双手在背后交握：“你知道安娜有空的时候在玩冰球吗？”
他转向她：“我不知道。”
“她是个守门员。她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冰球。”我顿一下，让这个信息深入人心，“既然假设这次要捐肾，我们集结她已经做过的来数一数。打生长激素的针，淋巴细胞输注，捐干细胞、粒细胞、骨髓——安娜忍受过各式各样的种种医疗行为。以你的专业判断，医生，你敢说这其中任何一种捐赠，都对安娜的身体没有任何显著的伤害吗？”
“显著的伤害？”他迟疑了一下，“没有，她没有。”
“她有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显著的利益？”
钱斯医生看着我良久。“当然有，”他说，“她救了她姐姐。”
我和安娜在法院的楼上吃午餐的时候，茱莉亚走进来：“这是个私人派对吗？”
安娜朝她招手，茱莉亚坐下来，没拿正眼看我。“你还好吗？”她问。
“还好，”安娜回答，“我只希望能赶快结束。”
茱莉亚打开一包色拉调味酱，倒到她买的午餐上面：“很快就会过去，比你想的还快。”
她在说那句话时迅速瞟了我一眼。
那一眼就够我回想她皮肤的味道，还有她胸部下面那个美丽的新月形的疤。
安娜突然站起来。“我要带法官去散一下步。”她宣布。
“你不能出去。外面都还被记者包围着。”
“那我带法官在走廊里散步。”
“你不能。它必须跟着我散步，那是它所受的训练之一。”
“那我要去尿尿。”安娜说，“我总还有可以自己一个人做的事吧？”
她走出会议室，留下茱莉亚和我，和每一件不该发生却已经发生的事。
“她故意让我们两个独处。”我领悟到她的用意。
茱莉亚点头。“她是个聪明的小孩。很容易了解别人。”然后她放下塑料叉子，“你的车上都是狗毛。”
“我知道。我常要求法官把它的毛往后梳成马尾，但它从来都不听话。”
“你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我微笑：“因为我们停留在不会醒来的区。”
茱莉亚却连一条笑纹都不施舍：“坎贝尔，昨晚对你来说是个玩笑吗？”
那个古老的格言跳进我脑中：如果你要看到上帝微笑，拟个计划吧。我是个懦夫，因此抓起狗的项圈：“在我们被叫回法庭之前，我必须带它去走一走。”
茱莉亚的声音跟随我到门边：“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不想要我回答。”我说完没有回头，那样就不必看她脸色。
狄沙罗法官三点就结束了今天的庭讯，因为他有个每周一次的指压疗法预约。我陪安娜走出法院的大厅去找她爸爸——可是布莱恩不在。莎拉四下看看，颇为惊讶。“或许他去救火了，”她说，“安娜，我会……”
我的手按上安娜的肩膀：“我载你去消防队。”
在车子里，她很安静。我把车停到消防队的停车场，车子没有熄火。“听着，”我对她说，“你可能不了解，但我们今天大有斩获。”
“随便。”
她没有再说话便下车，法官跳到前面空出来的座位上。安娜走向消防队，可是接着改变方向左转。我慢慢把车退出停车场，然后违反我理智的判断，熄灭车子的引擎，把法官留在车里，跟踪她去建筑物后面。
她像一尊雕像那样站着，脸向着天空。我该做什么、说什么？我没有做过家长，几乎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结果，是安娜先开口：“你曾经做过你知道是错的事情，可是你却感觉你没做错吗？”
我想到了茱莉亚：“我做过。”
“我有时候会恨我自己。”安娜呢喃。
“我有时候也会恨我自己。”我说。
她讶异地看着我，然后再去看天空：“它们在那里。星星。虽然你看不到。”
我双手插进口袋。“我以前每天晚上向星星许愿。”
“许什么愿？”
“我希望找到我搜集的稀有棒球卡，想要一只金色的猎犬，或出现年轻漂亮的女老师。”
“我爸爸说一些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地方，星星在那里出生。不过那要花我们两千五百年才看得到它们。”她转向我，“你和你爸妈处得好吗？”
我想骗她，可是我却摇头：“我以前常想等我长大，会跟他们一样，结果并没有。事实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不再想跟他们一样。”
阳光在她乳白色的肌肤上洗礼。“我了解。”安娜说，“你也是隐形的。”
星期二
星星之火容易踏息，
然而一旦燎原，则江河之水难以扑灭。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坎贝尔
布莱恩·费兹杰罗是我的关键证人。法官一旦得知，安娜的双亲中至少有一位同意她不捐肾给她姐姐的决定，他就会很快解除她的医疗决定权。如果布莱恩做我要他做的——也就是说，告诉狄沙罗法官他也认为安娜有自主权，而且他愿意支持她——那么不管茱莉亚的报告说什么，都不会有实质的意义。更好的是，安娜的证词将只是个正式的形式。
第二天早上布莱恩和安娜一起出现，他穿着消防队长的制服。我绽开笑容，起身和法官一起走向他们。“早，”我说，“都准备好了？”
布莱恩看看安娜，再看看我。他的唇边浮现问题，可是他似乎尽量忍住不问。
“嘿，”我对安娜说，“要帮我一个忙吗？法官需要上上下下跑几趟楼梯发泄精力，否则它在法庭里可能会烦躁不安。”
“你昨天说我不能陪它散步。”
“是的，但今天你可以。”
安娜摇头：“我哪里都不去。我一走开，你们就会谈论我。”
所以我只好再转向布莱恩问：“一切都好吗？”
这个时候，莎拉·费兹杰罗进入法院，匆匆走着，看到我和布莱恩站在一起时，她顿住脚步转过来。然后，她慢慢地转回身去，离开她丈夫继续走。
布莱恩·费兹杰罗的眼睛跟随着他太太，即使法庭的门在她背后关起来，他的眼睛也没转开。“我们很好。”他说，回答不像是说给我听的。
“费兹杰罗先生，你是不是曾经不同意你太太要安娜为凯特的治疗作出捐赠的决定？”
“是的。医生说我们只需要脐带血来医治凯特。他们拿走那部分通常是在生产后会丢弃的脐带——那不是婴儿需要的东西，那当然不会伤害到她。”他对上安娜的眼睛，给她一个微笑，“脐带血也的确使得凯特的病情好转。可是到了一九九六年，她旧病复发。医生要安娜捐一些淋巴细胞，那不能根治凯特的病，但能使她拖上一段时间。”
我试着引导他：“你和你太太对这项治疗的意见并不一致？”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个好主意。这一次安娜已经稍解人事，她不会喜欢。”
“你太太说了什么让你改变心意？”
“我们这次如果不抽安娜的血，很快就会需要她的骨髓。”
“那你怎么想？”
布莱恩摇头，显然感到不安。“要不是你的孩子快死了，你不会理解那种感觉。”他缓缓地说，“你会发现你自己说的，和你做的，都是你不想说或不想做的。你以为你有选择，但事实上你只是更靠近它一点，然后你会发现你全搞错了。”他看向安娜，她坐在我旁边一动也不动，我怀疑她是不是忘了呼吸，“我不想对安娜那么做。可是我也不想失去凯特。”
“你们终究必须取用安娜的骨髓吗？”
“是的。”
“费兹杰罗先生，身为一个合格的急救专业人员，你是否曾对没有任何生理病况的病人施行救护？”
“当然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