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气：“有一段时间了。”
“一段时间是多久，一个礼拜？”
我摇头说：“一段时间是指从我们自惠勒毕业的前两天。”我凝视着她，“那天我载你回家，只想跟你在一起，可是我爸妈叫我一定要去参加乡村俱乐部愚蠢的晚宴。我开车尾随他们，打算早点去早点开溜——我计划晚一点开车去你家。可是我在赴宴的路上发生车祸，只有几处淤伤，可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癫痫发作。做过CT扫描后，医生还是说不出我为什么会得癫痫，不过他们相当确定，我这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毛病了。”我做了个深呼吸，“那让我决定，不要让别人也受到影响。”
“什么？”
“茱莉亚，你要我说什么？我配不上你。你应该去找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我这个随时会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怪胎。”
茱莉亚冷然道：“你应该让我自己决定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那有什么差别？你以为当我发病的时候，你能像法官一样守护着我，事后帮我清理，陪我到我人生的最后一天，那样的你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吗？”我摇头，“你是如此的独立。你是一缕自由的灵魂。我不想剥夺你的本性。”
“如果我可以选择，或许我不会花了十五年思索我有哪里不对。”
“你？”我失笑，“看看你，你如此出色美丽，比我还聪明。你的事业上了轨道，你是家庭的中心，你甚至可以收支平衡。”
“我很孤独，坎贝尔。”茱莉亚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独立？我太容易生气，我的第二根脚趾头比大拇趾长。我的头发有它自己的邮政编码。还有，当我的经前综合征发作时，我保证像个疯子。你不会因为某个人完美而爱上他。”她说，“尽管他不完美你还是爱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感觉好像三十五年来我一直认为天空是明亮的蓝色，但事实上它相当绿。
“还有一件事——这次，你别想先离开我。我会离开你。”
如果我的感觉还可能更糟的话，那无异于雪上加霜。我试着假装她的话没有刺痛我，可是我连假装的力气都没有。“那你就走吧。”
茱莉亚贴近我。“我会的。”她说，“再过五十年或六十年后。”
安娜
我敲敲男厕所的门，然后进去。一面墙上是个长长胖胖的小便斗。坎贝尔在另一边的洗手台前洗手。他穿着一件我爸爸的制服裤子。他看起来不一样了，好似他以前用来画他的脸的笔直线条都晕开了、变柔了。“茱莉亚说你要我来这里。”我说。
“是的，我想跟你单独谈话，而所有的会议室都在楼上。你爸爸认为我现在不应该耗费体力。”他用毛巾擦擦手，“很抱歉我出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得体，咬了咬下唇：“因为那样，所以我不能爱抚法官吗？”
“是的。”
“法官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坎贝尔耸肩。“应该是由于动物比人类对气味或电脉冲的感应来得灵敏。我想是因为我跟它彼此太了解了。”他抚摸法官的脖子，“它会在我即将发病前，带我到安全的地方。我通常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提前准备。”
“喔。”我忽然感到害羞。凯特病得很重很重的时候，我陪过她，可是这次不一样。我没想到坎贝尔会突然发病，“这是你愿意接我的案子的原因吗？”
“让我能当众发作？相信我，不是。”
“不是因为这个。”我转开眼睛不看他，“是因为你知道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感觉。”
“或许。”坎贝尔沉思道，“不过，我的门把真的很需要被擦亮。”
如果他想让我觉得好过一点，那么他败得很惨。“我说过要我作证不是个好主意。”
他双手按住我的肩膀：“安娜，得了吧。如果我在表演过癫痫秀后，还有勇气回到法庭，你当然可以爬回证人席再回答几个问题。”
我怎能反抗他如此有力的逻辑？所以我跟着坎贝尔回到法庭，那里和一个钟头前没什么不同。大家都注视着他，宛如当他是个在滴答作响、即将爆炸的炸弹。坎贝尔走向法官席，再转身对法庭里的众人说：“我很抱歉，法官大人。刚才我们只是休息十分钟，对吗？”
他怎么能拿那种事开玩笑？然后我意识到：凯特平常也是这么做的。或许如果上帝让你有身心障碍，他也肯定会赐给你比别人更多的幽默来自我解嘲。
“律师，你为何不今天就休息一天？”狄沙罗法官提议。
“不，我现在没事了。我想，我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比较重要。”他转向书记官说，“可以请你重述我们之前的对话，让我恢复记忆吗？”
书记官念了一下她的记录，坎贝尔点头，可是他表现得好像是他第一次听到我当时的回答，而不是听到重述。“好吧，安娜，你说凯特要求你提出医疗决定权的诉讼？”
我再一次不安地蠕动身体：“不尽然。”
“你可以解释吗？”
“她没有要求我提出诉讼。”
“那么她要求你什么？”
我偷瞄一下我妈。她知道，她一定知道。别逼我大声说出来。
“安娜，”坎贝尔催我，“她要求你做什么？”
我摇头，嘴巴抿得紧紧的。狄沙罗法官倾身向前问：“安娜，你必须给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真相，像愤怒的洪水冲爆了水坝，冲出我的嘴巴，“她要我杀死她。”
第一件不对劲的事是，凯特锁上了我们房间的门，但我们房间其实没有锁，所以她要不是用家具挡住了门，就是在门和门框之间塞了一分钱的硬币，使得门打不开。“凯特！”我喊叫、拍门，因为我刚练完冰球回来，满身大汗，我要冲个澡换衣服。“凯特，这样不公平。”
我想我弄出了很多噪音，迫使她开门。第二件事是：房间里怪怪的。我四下看看，每一样东西好像都在原位——最重要的是，我的东西没有被她弄乱——然而凯特看起来好像痛饮了一大桶神秘汁。
“你在搞什么？”我随即走进浴室，转开莲蓬头，闻到一个味道——甜甜的，几乎是生气的味道，和我在杰西的窝里闻到的酒味一样。我打开柜子，在毛巾之间翻找，想找出证据，一点都不想说俏皮话。结果我在卫生棉的盒子后面找到一瓶藏在那里的半空的威士忌。
“你看看我找到……”我回到卧房，挥舞着酒瓶，心想可以有好一阵子利用这个证物，来威胁她图利。然后我看到凯特手里的一堆药丸。
“你在干吗？”
凯特在床上打滚：“安娜，别管我。”
“你疯了吗？”
“没有，”凯特说，“我只是厌烦了等待又冒出什么病症来。我想我已经把大家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够久了，你不觉得吗？”
“可是大家这么努力就是为了保住你的命。你不能自杀。”
凯特突然嚎啕大哭：“我知道。我办不到。”
我过了一下才明白，她的意思是，她以前已经试过了。
我妈慢慢地站起来。“那不是真的。”她说，她的声音薄得像玻璃，“安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那个。”
我的眼睛蓄满泪水：“我干吗要编故事？”
她走近我一点。“或许你误会了。”她微笑，但好像痛苦得想哭，“因为如果她那么沮丧的话，她会告诉我。”
“她没办法告诉你，”我回答，“她太害怕如果她自杀了，也等于杀了你。”我无法呼吸，仿佛沉入了沥青坑，仿佛我在奔跑，可是我脚下的地面不见了。坎贝尔要求法官休庭几分钟，让我恢复平静，狄沙罗法官回答了什么，我却因为哭得太厉害，听不见他说什么。“我不愿她死掉，可是我知道她不想像这样活着，而我是那个能给她她想要的东西的人。”我看着我妈，她已经离我远一点了，“我一向是那个，可以给她她想要的东西的人。”
下一次凯特表明她不想活了，是在我妈进我们的房间，谈论要捐肾的事情之后。我爸妈一离开房间，凯特便说：“不要捐。”
我讶异地看着她：“你在说什么？我当然要捐。”
我们在换衣服，我注意到我们两个刚好都选到了同款，闪亮的缎面，有樱桃印花的睡衣。上床后，我想我们看起来像小时候，爸妈会帮我们穿上相同的衣服，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很可爱。
“你觉得肾脏移植会有效吗？”我问。
凯特看着我说：“或许。”她靠过来，手放在电灯的开关上。“不要捐。”她重复她说过的话，我第二次听到才了解，那是她真正的意愿。
我妈离我很近，眼睛里满是她曾经犯过的错。我爸爸走过来，搂住她的肩膀。“去坐下吧。”他对着她的头发耳语。
“法官大人，”坎贝尔说着站起来，“我可以询问证人吗？”
他走向我，法官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我抖得像他在发病时一样。我在想一个钟头之前，那只狗怎么能确定坎贝尔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安娜，你爱你姐姐吗？”
“当然。”
“可是你愿意采取这项可能置她于死地的行动？”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只有这样她才不必再经历治疗的折磨。我想她真的受够了。”
他沉默了，那一刻我了解到，他明白了。
我内心有某个地方破裂了：“我……我也受够了。”
我们在厨房里洗碗盘，擦干。“你讨厌去医院。”凯特说。
“没错。”我把干净的叉子和汤匙放回抽屉。
“我知道你愿意做任何事，只要能够不要再去医院。”
我瞅着她。“当然啦。因为以后你就健康了。”
“或死了。”凯特避开我的目光，双手插进放有洗洁精的水里，“想想看，安娜。你可以去参加冰球训练营，可以选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上大学，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永远不必再顾虑到我。”
她把这些例子从我的脑子里拉出来，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红，很惭愧自己偷偷存着的这种私心被公开出来。如果凯特因为她是我的负担而内疚，那么我现在知道她有那种感觉，更应该感到双倍的内疚。因为是我让她内疚。
我们没有再谈下去。我把她递给我的碗盘都擦干，我们两个试着假装不知道真相：尽管我的一部分一直希望凯特能活下去，可还有另一部分，那可怕的一小部分有时候希望我能得到自由。
现在他们明白了：我是个恶魔。我提出这桩诉讼是为了一些我感到骄傲的原因，以及很多我并不感到骄傲的原因。现在坎贝尔能看出来，我为什么不愿做证人——不是因为我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而是因为，所有这些可怕的感觉，都太可怕了，我不敢大声说出来。我要凯特活着，可是我也想做我自己，而不是只做一部分的她。我要有机会长大，即使凯特没有。凯特如果死了，会是我这一生中最不幸的事……也是最幸运的事。
有时候，当我想到这些时，我恨我自己，只想爬回去做本分的自己，做他们要我做的基因宝宝。
现在法庭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我相信证人席或我的皮肤或两者都快要爆炸了。在放大镜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身体里腐败的核心。如果他们继续盯着我看，或许我会化成一道蓝色的浓烟，或许我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娜，”坎贝尔平静地说，“你为什么认为凯特想死？”
“她说她准备好了。”
他走向前，直到站在我面前：“有没有可能，她要求你帮助她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我慢慢地抬头，打开这个坎贝尔刚刚递给我的礼物。如果凯特想死，是为了让我能活呢？如果是，在我救了凯特这么多年之后，她想要回报我，救我一次呢？
“你有没有告诉凯特你不想再做捐赠者了？”
“有。”我低语。
“什么时候？”
“我雇用你的前一天晚上。”
“安娜，凯特怎么说？”
直到现在，我没有真的回忆过，可是坎贝尔逼迫我勾起那个记忆。我姐姐那时非常安静，安静到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然后她转身面对我，以再真诚不过的目光看着我，笑纹深得像断层。我瞟向坎贝尔：“她说，谢谢。”
莎拉
狄沙罗法官想要做个实地访查，跟凯特谈一谈，我们因此都到医院去。我们进入病房时，凯特坐在床上，心不在焉地在看电视，杰西拿着遥控器不停地转台。她好瘦，皮肤黄黄的，但她很清醒。“铁皮人，还是稻草人？”杰西问。
“要稻草人塞满稻草就会把自己累死，”凯特说，“世界摔跤联盟里的琪娜，还是鳄鱼猎人？”
杰西嗤之以鼻。“鳄鱼老兄。大家都知道摔跤都玩假的。”他看向她，“印度的民族运动领袖甘地，还是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他们不会签弃权书。”
“亲爱的妹妹，我们是在谈福克斯公司的电视节目《名人拳击赛》。”杰西说，“你怎么会以为他们会签弃权书？”
凯特微笑。“他们其中之一会坐在拳击场里，另一个不塞护牙套。”我就在这一刻进入病房。“嗨，妈。谁会赢得名人拳击赛？电视节目《妙家庭》里的玛西雅，还是珍·布雷迪？”
然后她才注意到我不是一个人来的。大家陆续进入病房，她睁大了眼睛，把棉被拉高。她直视着安娜，但妹妹不肯迎视她的目光。“怎么回事？”她问。
法官轻扶我的手臂走上前。“我知道你想跟她讲话，莎拉，可是我必须先跟她谈。”他靠近病床，伸出手，“嗨，凯特，我是狄沙罗法官。我可以单独跟你谈几分钟吗？”其他人一个个离开病房。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看着凯特背靠回枕头上，好像突然很累的样子。“我有预感你会来。”她对法官说。
“为什么？”
“因为，”凯特说，“问题老是回到我身上。”
大约五年前，一个新家庭买下我们对街的房子，他们把旧房子拆掉，打算重盖不同的样式。只消一辆推土机和半打废物箱，不到一个早上，我们原本每次经过屋外都会看到的那栋建筑物，变成了一堆瓦砾。你会以为一栋房子可以永远存在，可事实是一阵强风或一颗拆房子的大铁球，就可以把它击垮。住在房子里的家人也没什么不同。
现在我几乎想不起来那间旧房子是什么样子。我走出前门，看那块显眼的平地空了几个月，一排房子明显缺了一栋，像掉了一颗牙。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习惯，后来那块地的新主人，真的开始重盖新房子。
当狄沙罗法官显得有点困扰、但微笑着走出病房时，我和坎贝尔、布莱恩都站起来。“明天，”他说，“早上九点结案。”他对弗恩点个头示意他跟上来，便走向走廊的另一头。
“来吧，”茱莉亚对坎贝尔说，“你现在得听由护花使者摆布。”
“那不是个恰当的字眼。”
可是他没有跟随她，而是走向我。“莎拉，”他简单地说，“很抱歉。”他再给了我一个礼物，“你能载安娜回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