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介意。我想让你在这儿过得高兴。”说这话的时候，他两眼盯着前面的路。查理不习惯大声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点上，我完全继承了他。所以我回话的时候，也是两眼盯着正前方。
“那样真是太好了，爸爸。谢谢啦，我真的很感激。”没有必要再来一句：我在福克斯会感到高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不必跟我一起遭罪。再说，馈赠之马莫看牙[7]——面对这白捡的卡车，我又哪能嫌发动机差呢？
“好啦，不必客气了。”他喃喃道，他让我谢得不好意思了。
我们聊了聊潮湿的天气，这可不是什么可以让人聊个没完的话题。接着，我们默默地看着窗外。
风景当然很漂亮，这一点我不能否认。放眼望去，满眼皆绿：树是绿色的，树干上的苔藓是绿色的，树枝上浓密的树叶是绿色的，地上的蕨类植物也是绿色的。就连从树叶之间滤下的空气，也都染上了一层绿意。
太绿了——简直像是另外一个星球。
终于，我们到了查理的家。他还住在那套两居的小房子里，是他跟我妈妈结婚之初买下来的。他们的婚姻也就仅有那么一段好日子——新婚燕尔的那几天。在他那一切如昨的房子前面，停着我的新卡车，对了，应该说是对我而言的新卡车。褪了色的红色，圆圆大大的挡泥板，还有一个灯泡形状的驾驶室。大出我意料的是，我竟然很喜欢它。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开得走，但我能从它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而且，它是那种结结实实、永远也坏不了的铁疙瘩，就是你在车祸现场看到的那种结实玩意儿：自己身上漆都没被蹭掉一点儿，而周围却一片狼藉，全是毁在它手下的外国汽车的碎块儿。
“哇，爸爸，我非常喜欢它，谢谢！”现在看来，我明天面临的恐怖会大大地减轻了，用不着在冒雨徒步走两英里，或者同意搭警长的巡逻车去上学，显然，后者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我很高兴你那么喜欢它。”查理生硬地说道，又不好意思了。
只跑了一趟，我所有东西就全搬到楼上去了。我住西边面向前院的那间卧室，这间屋子我很熟悉：我一生下来它就归了我。木地板，浅蓝色的墙壁，尖顶形的天花板，镶黄边的窗帘，这些都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唯一变了的，就是随着我慢慢长大，查理把婴儿床换成了一般的床，添了一张写字台。现在这张写字台上有了一台二手电脑，外带一根连着调制解调器的电话线，电话线是顺着地板走的，另一头插在离得最近的电话线插孔里。这是妈妈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这样，我们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另外，我儿时的那把摇椅还放在那个角落里。
只有楼梯顶上唯一一个小浴室，我只好跟查理共用了。我尽量不让自己老惦记着这事儿。
查理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爽快。他让我自己整理行李，这要是换了我母亲，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待着真好，不必面露微笑让自己看起来很愉快；沮丧地凝视着窗外如注的大雨，掉几滴眼泪是一种解脱。我没有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的心境，我会把它留到睡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将不得不想一想来日的早上。
福克斯高中总共仅有三百五十七个——当然，现在是三百五十八个学生，这实在令人吃惊；而我家那里仅初中我所在的年级就超过七百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一起长大的——甚至连他们的爷爷奶奶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在一起。我将成为从大城市新来的女孩儿，一个稀奇罕见、行为怪异的另类。
或许，要是我有一副凤凰城女孩子应有的模样，我可以将它变成我的优势。可身体不争气，我到哪儿都不适应。按说我应该是晒得黑黑的，像运动员，比方说，排球运动员啦，啦啦队队长什么的，或许应该具有与住在“阳光之谷”的人相称的所有特点。
恰恰相反，尽管天天在晒太阳，我看上去皮肤苍白，甚至不是因为蓝眼睛或红头发之类的反衬的缘故；我虽然一直很苗条，但不知怎么搞的，老是松松垮垮的，一看就不是运动员；我手眼的协调性很差，做运动时很难不出洋相，不伤到自己和站得离自己太近的人。
把衣服放进了我那个老旧的松木穿衣柜后，我拿起我的那袋浴室用品，去了那家公共浴室，洗去了这一天旅行的风尘。梳理那头缠结在一起的湿漉漉的头发时，我照了照镜子。也许是因为光线的缘故，我看上去已经越发发灰发黄、有点不健康了。我的皮肤本来可以很漂亮的——非常亮，几乎半透明——只可惜它的颜色发暗了。我到了这里皮肤变得黯淡了。
面对镜子里苍白的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是在欺骗自己。我到哪儿都不适应的，不单单是身体方面。如果我在三千人的学校里都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那么在这里又能有什么机会呢？
我跟自己的同龄人相处不好。或许，事实是我跟谁都相处不好，就这么回事。就连我妈妈，这个世界上比谁都亲的人，都没有跟我融洽过一回，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见完全一致过。有时候我在想，我眼里所看到的和世上其他人眼里所看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也许，我脑袋里哪里短路了。
不过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明天不过是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就连哭完之后也没睡好。房顶上扫过的风雨声，嗖嗖的一阵紧似一阵，根本就没有减弱的意思。我把褪了色的旧棉被拽上来蒙住了脑袋，后来又在上面加了个枕头。可我还是直到后半夜，等雨好不容易减弱成了毛毛细雨时才入睡。
早上醒来，睁眼一看，窗外除了浓雾还是浓雾，我能感觉到幽闭恐惧症正在向我慢慢袭来。在这里，你根本就看不到天空，就像一个笼子一样。
与查理共进早餐是一件静悄悄的事。他祝我上学好运，我谢了他，知道他说了也是徒劳，好运总是会躲着我。查理先出门，去了警察局，那里才像是他的家。等他走了之后，我在破旧的橡木方桌旁边坐下，把屁股放在三把不配套的椅子中的一把上，端详起查理的小厨房来：墙上嵌着深色的护墙板，有几个鲜黄色的橱柜，地上铺着白色的油毡。什么都没有变。橱柜上的漆是我母亲十八年前刷的，当初她是想给房子里面引点儿阳光进来。隔壁巴掌大的家庭娱乐室的壁炉上方挂着一排照片，第一张是查理和我妈妈在拉斯韦加斯的结婚照，然后一张是我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医院的合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护士帮忙照的，接着是一连串我在学校里的照片，最晚的一张是去年才照的。这些照片可寒碜了——我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让查理把它们挪到别的地方去，起码在我住在这里的时候不能挂着。
在这栋房子里，谁都不可能看不出查理从来都没有真正把我妈妈忘掉过。这令我很不自在。
我不想太早去上学，可我没办法在这个房子里多待了。我穿上了外套——让人感觉有点儿防护服的味道——一头冲进了雨里。
仅仅下着一点儿毛毛小雨，房子的钥匙一直藏在门边的屋檐下面，我取下钥匙再把门锁上，这么短时间是淋不透我的。我的新防水靴溅起的泥水很恼人，听不见通常情形下脚底砾石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不能像心里希望的那样停下来欣赏欣赏我的卡车，我着急着呢，恨不能赶紧从这盘绕在我脑袋周围、缠住兜帽下面的头发不放的雾霭中摆脱出来。
卡车里面倒是很干爽。显然，不是比利就是查理，已经把车清洁过了，不过还是能闻到装了软垫的皮坐椅些许的烟草、汽油和薄荷油的味道。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发动机一打就着，不过声音很大，刚发动时突突作响，空转时更是达到了最大音量。嗨，这么老的一辆车肯定有一两处缺陷的。嘿，那老掉牙的收音机还响呢，这可是一笔意外收获呀。
找到学校没费什么事，虽然我以前从未去过。学校和许多其他建筑一样，就在公路边上。只是乍一看去不太看得出来它是所学校，幸好看见了那块上面写着福克斯高中的牌子，我才停下来。它看上去就像一溜用栗色砖修建的配套用房。这里有许多树和灌木，一开始我没能看清学校的规模。这哪里有什么教育机构的感觉？我感觉倒是很怀旧。铁丝网栅栏在哪儿？还有金属探测器呢？
我把车停在了第一栋楼前，门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有“行政办公室”字样。没有看到别的人把车停在这里，所以我断定这里是不让停车的，不过我还是决定去问问路，而不要像个白痴似的在雨中绕圈子。我不情愿地从舒适温暖的驾驶室出来，上了一条有深色栅栏的小石路。开门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
里面灯火通明，而且比我想象的要暖和。办公室很小，有一个小小的接待区，放着几把带衬垫的折叠椅，地上铺着橘色斑点的商务地毯，布告和奖状混乱地贴在墙上，一个大立钟发出清晰而响亮的嘀嗒声，在大塑料罐子里的盆景，好像这儿的户外缺乏植被似的到处都是。这个房间被一个长柜台分割成两部分，柜台前凌乱地放着装满了纸张的金属网篓，台子的面板上用胶带胡乱地贴着色彩明亮的广告宣传单。台子后面有三张办公桌，一个大个子的、红发、戴眼镜的女性坐在其中一张上。她穿着一件紫色的T恤衫，这件T恤衫让我立刻觉得自己穿得太多了。
她抬头看着我问：“你有事吗？”
“我是伊莎贝拉·斯旺。”我通报了姓名，看见她的眼中立即闪过明白了的眼神，我料想，无疑我已经成了这个小镇上闲聊时的话题，警长轻浮的前妻的闺女终于回家来了。
“当然，”她说道，她在自己办公桌上一堆早就有所准备的文件中翻了半天，才翻到了要找的那几份，“我这就把你的课程表给你，还有一张校园的地图。”她把好几张纸拿到台子上给我看。
她帮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课程，在校园地图上把每一节课的最佳路线都一一标了出来，然后给了我一张纸片让每个老师签字，要我在放学前再把签过字的纸片交回来。就像查理一样，她冲我笑了笑并希望我喜欢福克斯。我也冲她笑了笑，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她相信我的微笑不是装出来的。
我出来朝车边走去时，别的学生开始到校了。我开车沿交通线绕学校转了一圈。我高兴地看到多数车都跟我的车一样破，一点儿不浮华。在凤凰城，我住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低收入的居民区之一，而这些居民区都隶属于天堂谷行政区管辖。在学生停车区，看见一辆新梅赛德斯或者保时捷是很寻常的事情。这里最好的车是一辆亮闪闪的沃尔沃，它简直鹤立鸡群。不过，一到停车位我还是马上就把火熄了，省得它那雷鸣般的声音把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
我在车里看了看校园地图，想当时在车上就能把它记住，这样的话，就有希望不需要一天到晚走到哪里，都得把它贴在鼻子前面了。我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了书包，将书包带子挎在了肩上，吸了一大口气。我可以搞定，我底气不足地对自己撒了个谎，没有人会咬我一口。最后，我深呼一口气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往人行道那边走去的时候，脸一直缩在帽兜里面。人行道上挤满了十几岁的孩子。我朴素的黑夹克并不显眼，这降低了我受到关注的可能性。
一到自助餐厅，一眼就可以看到三号楼。东边的角上有一个白色的方块，方块上用黑漆写着偌大的一个“三”字。快到门口时，我觉得自己的呼吸渐渐有点急促了。跟在两个穿着男女皆宜的雨披的学生后面走进教室时，我尽力屏住了呼吸。
教室不大。我前面那两个人一跨过门就停了下来，把雨衣挂在了一长排钩子上。我也跟着她们那样做了。那是两个女孩子，一个是瓷白皮肤、金发碧眼，另一个皮肤也很苍白，一头浅褐发。起码，我的皮肤不会很显眼了。
我把纸片拿上去交给了老师，一个高个子、秃顶的男老师，他在讲台上放了一张名牌，写明自己是梅森先生。看到我的名字后，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是什么鼓励的反应——我自然唰地一下子红了脸，红得跟番茄似的。不过至少他没有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而是直接把我打发到后面的一张空着的课桌上去了。坐在后面，增大了这班新同学盯着我看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做到了。我一直低着头，看着老师发给我的阅读书目清单，都是相当基础的：勃朗特、莎士比亚、乔叟、福克纳。我全都读过了。这很令我欣慰……同时又让我觉得厌烦无聊。我不知道妈妈会不会把我原来写的那一夹子论文给我寄过来，或者说不知道她会不会认为那是作弊。老师嗡嗡嗡地讲他的课时，我在脑子里跟我妈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
下课铃响了——发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一个瘦长瘦长、有皮肤病、头发黑得跟抹了发油似的男生从过道的另一边倾过身来跟我说话。
“你是伊莎贝拉·斯旺，对吧？”他看上去过分热情，像那种典型的象棋俱乐部成员。
“贝拉。”我纠正道。距我只有三张课桌之遥的同学，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
“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他问。
我不得不在书包里查对了一下：“嗯，政治课，有关杰弗逊政府的，在六号楼。”
这时，我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避不开好奇的眼神。
“我去四号楼，可以告诉你怎么走……”确实是过分热情，“我是埃里克。”他补充道。
我很勉强地笑了笑：“谢谢。”
外面早就又下起雨来了，我们取了上衣，走进了雨中。我可以肯定，我们后面有好几个人跟得非常近，就像在偷听我们说的话似的。我希望自己不是在犯多疑症。
“这么说，这儿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喽？”他问。
“非常不一样。”
“那儿不怎么下雨，是不是？”
“一年三四次。”
“哇，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感到很惊讶。
“阳光灿烂。”我告诉他。
“可你晒得也不怎么黑呀？”
“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患者。”
他担心地审视了一下我的脸，我叹了一口气。乌云跟幽默感似乎不相融。几个月下来，我就不会说挖苦话了。
我们绕着自助餐厅往回走，去往南边体育馆旁边的教学楼。埃里克把我一直送到门口，尽管楼号标得清清楚楚。
“好了，祝你好运，”我拉门把手的时候他说，“说不定我们还会一起上别的课。”他满怀期待。
我给了他一个生硬的微笑，然后转身进了教室。
这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过去的。教我们三角课的老师是瓦纳先生，不说别的，就因为他教的这门课，我无论如何都会很讨厌他的，他也是唯一一个要我站到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老师。我说话结结巴巴的，脸也红了，而且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还让自己的靴子给绊了一下。
两节课下来，每个班上我都已经认得好几张面孔了。总有某个胆子比其他同学都大一点的同学会向我做自我介绍，问我喜不喜欢福克斯。我试图回答得很圆滑，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不过是说了一大堆谎话。反正，我从来不需要用那张校园地图。
有一个女同学上三角和西班牙语这两门课都坐在我的旁边，她还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吃午饭。她个头很小，比我五英尺四英寸的个头儿要矮好几英寸，但她那一头乱蓬蓬的黑鬈发把我们在身高上的差距缩小了不少。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所以她叽叽喳喳地谈论老师和同学时，我都会微笑和点头。实际上，我并不想听下去。
我们和她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我和她坐在桌子的一头，她把这几个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们的名字，她说完我也就全忘了。他们似乎很钦佩她跟我说话的勇气。英语课上的那个男同学埃里克在餐厅的另一头冲我挥了挥手。
就是在那里，我坐在餐厅吃午饭，试图跟七个好奇的不认识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一共五个人，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角落里，那是这间长长的屋子里距我坐的位置最远的地方。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吃东西，不过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盘没有动过的饭菜。他们没有呆呆地看着我，不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所以，盯着他们看很安全，无须担心和那些非常好奇的眼神接触。但吸引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开始留意他们。
他们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三个男孩子中，有一个块头很大，肌肉看上去像一个结结实实的举重运动员，一头黑色的鬈发。另外一个高一些，瘦一些，但也很强壮，一头蜂蜜色的金发。最后一个瘦长瘦长的，块儿头小一些，一头凌乱的古铜色头发。他比另外两个更孩子气一些，而其余两个看上去像大学生，甚至像这里的老师而不是学生。
两个女孩子截然相反。个头高的那一个体型犹如雕像般的匀称。她身材优美，就像《体育画报》泳装专刊封面上的那种，就像每个女孩子只要跟她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自尊心就会备受打击的那种。她有一头金色长发，飘逸地披在背后。矮个子女孩儿则像个小精灵，奇瘦，五官很小。她留着一头深黑色的爆炸式短发。
可是，他们又都有相似之处。他们每个人的皮肤都有一种近似病态的苍白，天底下所有的学生中最苍白的都生活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小镇，比我这个白化病患者还要苍白。尽管他们头发的色阶范围不一，可他们都有如同黑曜石般的眼眸，并且在他们的眼睛下都有深暗的阴影——瘀伤那样的紫色，好像都失眠了一宿似的，或者好像鼻子尚未痊愈似的。尽管他们的鼻子，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全都是直直的无可挑剔的尖鼻子。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吸引我目光的原因。
我之所以盯着他们瞧，是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的脸都美极了，美到了人间无从寻觅的程度。这是一些或许只有在时装杂志的喷绘页上才有希望看到的脸，或者说是技术娴熟的画家描绘出的天使的脸。很难说谁最美——也许是那个无可挑剔的金发女孩儿，或者是那个古铜色头发的男孩子。
他们全都望着一边——没有看着对方，没有看着其他同学，也没有看着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注意到，小个子女孩儿端着盘子站起来了——苏打水原封未动，苹果一口没咬——用一种轻灵而优雅且仅属于T型台走秀的步伐，大步走开了。我吃惊地看着她那柔软灵活的舞步，直到她把自己的盘子里的东西倒掉，然后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速度快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把目光迅速移回到其余的几个人身上，他们仍坐在那里，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是谁？”我问西班牙语课上的那个女孩儿，她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她抬起头来，想看看我所说的他们是谁——尽管她可能早就从我的语气中听出来了——突然，那个瘦一点儿的、孩子气重点儿的、可能也是他们中最小的那一个男孩儿转过来看着她。但他的视线只在她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他的黑眼睛就看向了我。
他迅速把视线移开了，比我还要快，虽然我窘得立即低下了头。那匆匆的一瞥，他脸上没有任何感兴趣的表情——就仿佛她叫了他的名字，他本能地抬了一下头，心里却早就决定不理睬她一样。
我旁边的女孩儿不好意思地咯咯直笑，和我一样看着桌子。
“那是爱德华·卡伦和埃美特·卡伦兄弟俩跟罗莎莉·黑尔和贾斯帕·黑尔姐弟俩，走了的那个是爱丽丝·卡伦，他们全都跟卡伦大夫夫妇住在一起。”她低声地说道。
我用眼角余光匆匆瞥了那个漂亮的男孩子一眼，只见他正看着盘子，用他白皙而修长的手指把面包圈撕成小块扔进嘴里。他的嘴动得非常快，两片完美的嘴唇之间仅仅露着一条缝。其余的三个依然望着一边，不过我感觉到他在悄悄地跟他们说着什么。
古怪的、少见的名字，我寻思着。爷爷奶奶们才用这种名字呀。不过，也许是这儿时兴呢——小镇上的名字？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旁边的女孩儿叫杰西卡，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我家那边，历史课班上就有两个叫杰西卡的女孩儿。
“他们……长得很好看呢。”我努力用明显轻描淡写的语气掩饰自己心中的惊叹。
“对！”杰西卡又咯咯地笑起来表示认同，“只是，他们全都在一起——我是指，埃美特和罗莎莉，还有贾斯帕和爱丽丝。而且，他们还住在一起。”我苛刻地想，她的语调包含了小镇上所有人对此表示震惊和指责的心声。不过实话实说，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就是放到凤凰城，也会引起风言风语的。
“哪几个是卡伦家的孩子？”我问，“他们看上去不像有血缘关系……”
“噢，他们不是卡伦家的孩子。卡伦大夫其实很年轻，才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出头。他们都是收养的。姓黑尔的两个是姐弟俩，双胞胎——金发的那两个——他们是领养的孩子。”
“作为领养的孩子，他们年龄偏大了一点吧？”
“贾斯帕和罗莎莉现在都是十八，可他俩八岁就跟卡伦太太在一起了。她是他俩的姑姑什么的。”
“他们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这么年轻，就照看这么多的孩子。”
“我想也是。”杰西卡的回答有些勉强，而且我得出了这么个印象，觉得她出于某种原因，不太喜欢那个大夫和他妻子。从她看他们收养的那些孩子的眼神中，我推测这个原因就是嫉妒。“不过，我认为卡伦太太生不了孩子。”她补了一句，仿佛这样可以让他们的善良打点儿折扣似的。
整个交谈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把目光移向那素昧平生的一家人坐的那张桌子。他们依然望着四壁，没有吃东西。
“他们一直住在福克斯吗？”我问。想必某一次来这儿过夏天的时候，我早就应该注意到他们了。
“不，”她说，听她的语气，好像含有一种即使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答案也是明摆着的意思，“他们是两年前才从阿拉斯加的某个地方搬来的。”
我心里顿时涌起了一阵同情，也感到了一丝慰藉。同情，是因为尽管他们貌若天仙，却是外地来的，显然没有被当地人接纳。慰藉，是因为我不是这儿唯一新来的，而且无论按什么标准，我无疑也不是最令人关注的对象。
我打量他们的时候，最小的那个，卡伦兄妹中的一个，抬头和我的目光不期而遇，这一次，他的表情里充满了明显的好奇。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在我看来，他眼神里似乎有着某种未能得到满足的期待。
“红褐色头发的那个男孩子是谁？”我问。我拿眼角的余光瞟了他一眼，他还在盯着我看，但不是像今天其余的同学那样呆呆地看——他带着一丝灰心的表情。我也再次低下了头。
“他是爱德华。当然啦，他绝对英俊潇洒，不过你可别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不会跟人约会的。显然，这里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漂亮得能配得上他的。”她轻蔑地说道，明摆着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拒绝了她的。
我咬住嘴唇，藏起了微笑。然后，我又瞥了他一眼。他已经转过了脸，不过我觉得他的面颊好像上扬了一些，好像他也在微笑。
又过了几分钟，他们四个一起离开了桌子。他们个个都是那样风度翩翩、引人注目——就连那个块儿头很大、肌肉发达的也不例外。看一看就令人心神不宁。那个叫爱德华的再也没有看我一眼。
我跟杰西卡和她的那些朋友在饭桌上坐了很久，我一个人是坐不了这么久的。但我可不想在来学校上课的第一天就迟到。一个我新认识的同学，这个同学很体贴周到，怕我没记住，又告诉了我一遍她叫安吉拉，接下来的一节生物课她跟我同班。我们一起走着去上课，路上没有说话。她也很腼腆。
进教室后，安吉拉坐到了一张黑漆桌面的实验桌旁，实验桌和我以前坐过的那些一模一样。她旁边已经有人了。实际上，所有桌子旁边基本上都坐满了，就剩一个空座，紧挨着中间的过道，我认出了坐在那唯一的空座旁边的是爱德华·卡伦，因为他的头发与众不同。
顺着过道去跟老师做自我介绍并让老师在我的纸片上签名的时候，我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就在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突然僵硬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又瞪了我一眼，与我的眼神碰到一起时，只见他一脸怪得不能再怪的表情——敌意加狂暴。我将目光迅速移开了，心里非常震惊，脸又一下子红了。我让过道上的一本书给绊了一下，害得我只好抓紧桌边。我的狼狈引得坐在那张桌上的女生咯咯直笑。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很黑——煤炭一般的黑。
班纳先生在我的纸片上签了名，给我发了一本书，没说介绍之类的废话。我可以断定我们会合得来的。当然了，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我坐到教室中间的那个空座上去。我坐到他旁边去的时候，始终都垂着眼睛，他刚才那充满敌意的凝视让我很不知所措。
把书放到桌上然后就座的时候，我没有抬眼，但我眼角的余光还是看到了他姿势的变化。他倾向远离我的那一侧，坐到了椅子的最边缘，脸也扭到了另一边，好像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似的。我偷偷地闻了闻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散发着草莓般的味道，是我最喜欢的香波的气味，完全不像是什么难闻的味道呀。我让头发自右肩垂下，在我俩之间形成了一挂黑色的帘子，然后试图注意听老师讲课。
不幸的是，这节课讲的是细胞解剖，我已经学过的东西。不管怎样，我还是认真地做了笔记，始终低着头。
我忍不住偶尔透过那层我用头发做的帘子，偷看我旁边那个奇怪的男孩子一眼。在那堂课上，他那僵硬的姿势一刻都没有松弛下来过，坐在椅子边上，能离我多远就坐多远。我可以看到他左腿上的那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他的肌腱绷在苍白的皮肤下清晰可见，他一直保持着肌肉紧绷的状态，从未放松下来。他把白衬衫长长的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他手臂的皮肤光洁细腻，肌肉却惊人的结实强健。他远非坐在他高大结实的哥哥旁边时看上去那样的瘦弱。
这节课好像比别的课拖的时间都长。是因为这一天终于快熬出头了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我在等他那紧攥的拳头放松下来的缘故呢？他的拳头始终没放松下来；他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他根本没有呼吸似的。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啦？他平时都是这样吗？我怀疑自己对于今天吃午饭时杰西卡那番刻薄话的判断。说不定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喜欢怨恨别人。
这和我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之前他根本就不认识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