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我的作品始终招致许多文艺批评家的嫌恶与批判，这对我而言该说是一种救赎吧，至少有救赎的可能。还曾被一位久负盛名的评论家直呼为“婚姻诈骗”，大概是“明明没什么内容，却煞有介事地坑蒙读者”的意思。小说家的工作多少类似魔术师，也许被唤作“骗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讽式的赞赏。听到人家这么说，或许该喜悦地高呼“成功啦”。然而作为被说（其实是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在世间广为流传）的一方，老实说并不是很愉快。魔术师可是一门规规矩矩的职业，而婚姻诈骗却是犯罪，因此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失礼节（也可能并非失不失礼的问题，仅仅是比喻选择得太粗率）。
文艺界固然也有给予我的作品相应评价的人士，但为数甚少，声音也小。从业界整体来看，比起“yes”来，“no”的呼声要远远大得多。哪怕我当时跳进池塘救起了一位快要淹死的老婆婆，大概也要被人家说成坏事。我半是调侃半是真心地这么想。肯定会说什么“明明就是沽名钓誉”啦，什么“老婆婆肯定会游泳”啦，等等。
最初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怎么满意，所以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心想“这么说来，没准的确如此呢”，不过大多是右耳进左耳出。随着岁月流逝，总算能写出在一定程度上（说到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了，对我作品的批判之声仍未减弱。不，不如说风压似乎变得更强大了。用网球比喻的话，就好像发球时高高抛起的球被吹到球场外去了一般。
也就是说，我写的东西似乎跟写得好不好毫无关系，始终会让不少人“感到心情不快”。不能因为某种表现形态触犯了人们的神经，就说那是原创。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仅仅说着“令人不快”“有点不大对头”，却再无下文的例子只怕更多。然而，这或许能成为原创的条件之一。每当受到别人批判时，我总是尽量向前看，努力去积极思考问题。与其只能唤起不冷不热、老生常谈式的反应，哪怕是消极的也行，只要能引出实实在在的反应，总是好事。
波兰诗人兹别格涅夫·赫伯特曾经说过：“要想抵达源泉，就必须激流勇进、逆水而上。只有垃圾才会随波逐浪、顺流而下。”真是给人勇气的格言啊。（引自罗伯特·哈里斯《箴言集》，圣殿出版社。）
我不大喜欢泛泛之论，但若是让我斗胆发表一番泛泛之论（对不起啦），在日本，如果有人做了不太寻常或与众不同的事情，就会引发诸多消极的反应——这么说大概不会有错。说好也罢说坏也罢，日本这个国度既有以和为贵（不喜风波）的文化特质，也有强烈的文化上的集权倾向。换句话说，框架容易变得僵化，权威容易以力压人。
尤其是文学，战后以来，长期使用“先锋还是后卫”“右派还是左派”“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这样的坐标轴，将作品及作家的文学地位详细地图式化。并且由大出版社（几乎集中在东京）发行的文艺杂志设定“文学”的基调，再颁给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可谓是诱饵）进行追认。在这种严密的体制中，单个作家发动“叛乱”已经极其不易，因为从坐标轴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艺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诱饵）。
我作为作家正式出道，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时这种坐标轴在整个业界依然稳如磐石地发挥着作用。就是说，体制的“规矩”依然强大有力。常常从编辑口中听到“这种做法没有先例”“这是惯例”一类的说辞。在我原来的印象中，作家是一种可以不受制约、自由自在的职业，因此听到这些说辞，总是百思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我原本就是不喜欢争执和口角的性格（千真万确），完全没有要与这种“规矩”和“业界不成文的定律”对着干的意思。只不过我又是想法极其个人化的人，既然像这样（姑且）当上了小说家，况且人生只有这么一次，便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反正要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体制按体制的来便好，而我做我自己的就行。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的一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的。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一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喜欢的小说。对身为作家的我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而且，我想写什么样的小说，大概的面貌从一开始就很清晰了。“现在我还写不好，等以后有了实力，想写的其实是这样的小说”，一幅理想图景就这样在脑海里铺展开来。那意象始终悬浮在我头顶的天空中，仿佛北极星一般光芒四射。遇上什么事，只消抬头望望天空就行了。这么一来，自己眼下所处的位置、应该前进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定点，我只怕会迷失方向，四处碰壁。
基于这些体验，我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原创文体和叙事手法，首先作为出发点，比起“给自己加上点什么”，好像“给自己减去点什么”更有必要。仔细想来，人生在世，我们似乎将太多的东西揽入了怀里。该说是信息过剩呢，还是行李太多？我们要面对的细微选择太多太多，当试图表现自我时，这些内容时不时会发生崩盘，有时还会陷入引擎熄火般的状态，导致我们动弹不得。不妨将没有必要的内容扔进垃圾箱，为信息系统消消肿，它们便能在大脑里自由地来来往往了。
那么，什么才是必不可缺，什么并非必有不可，甚至毫无必要，又该如何辨别呢？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道理单纯至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快乐”大概可以成为一个基准。如果你从事着一份自以为很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从中发现油然而生的乐趣和喜悦；如果工作时完全没有心花怒放的感觉，看来那里面就有些不对头、不调和的东西了。这种时候就必须回归初心，将妨碍乐趣与喜悦的多余部件和不自然的要素一个个抛弃掉。
不过，这种事恐怕不像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
写了《且听风吟》，得到《群像》的新人奖时，一位高中时代的同学来到我开的小店里，说了句“那种玩意儿都行的话，我也能写出来”，就打道回府了。被老同学这么一说，我当然有点怒上心头，不过又憨厚地转念一想：“说不定真像那个家伙说的，那种水平的玩意儿，只怕谁都能写出来。”我仅仅是运用简单的文字，把浮上脑际的东西唰啦唰啦记录下来罢了。艰深的词语、考究的表达、流利的文体一样也没用到，说来几乎无异于“空洞无物”。不过，后来也没听说那位老同学写出自己的小说。当然，他可能觉得“那么空洞无物的小说都能在社会上横行无阻，我也没必要写啦”，便没有动手去写。果真如此的话，也不失为一种见识。
不过事到如今再回头想想，他所说的“那种玩意儿”，对有志于当个小说家的人来说，没准反而很难写。我有这种感觉。把“可有可无”的内容逐一抛出脑海，动用“减法”使事物单纯化、简略化，也许并不像心里想想、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说不定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对“写小说”没有执念，该说是无心插柳吧，反倒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那就是我的出发点。我从那可谓“空洞无物”、简单通畅的文体开始，耗时费日写出一部部作品，以自己的方式点点滴滴为它注入血肉。把结构变得立体和多层，让骨骼一点点粗壮起来，然后调整姿态，将规模更大、更加复杂的故事塞进里面。与之相伴，小说的规模也慢慢地变大。前面说过，我心里有个大致的构想，“将来我要写这样的小说”。可发展过程与其说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水到渠成。事后再回首瞻望，这才发觉：“咦，到头来是这样一个走向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周全、按部就班。
如果说我的小说里有能称作原创性的东西，它大概就产生于“自由”。在二十九岁那年，我极其单纯、毫无来由地下定决心，“我要写小说”，于是写出了第一部小说。所以我既没有欲念，也没有“所谓小说非得这么写不可”之类的制约。我对如今的文艺形势全然不知，也没有（不知算不算幸事）尊敬有加、视为楷模的作家前辈，只是想写反映当时心境的小说，仅此而已。当我感受到这种坦率而强烈的冲动时，便顾不上前因后果，趴在桌子上不管不顾地写起文章来。一言以蔽之，就是“绝不逞强”。而且写作过程非常愉快，始终有种自然的感觉：我是自由的。
我想（不如说是盼望），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感觉，就是我的小说中最根本的东西。它刚好成了动力，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切表现行为的根底，时时都应有丰富的自然流露的喜悦。所谓原创性，直观地说，就是有一种自然的欲求和冲动，渴望将这种自由的心情、这份不受束缚的喜悦原汁原味地传达给众人，从而带来的最终形态，而非其他。
纯粹的冲动通常是以特有的形式与风格自然地登场。它不是人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任凭头脑聪明的人如何绞尽脑汁、套用公式，也不可能巧妙地炮制出来。就算炮制出来了，只怕也难以持久。就像没有牢牢扎根于大地的植物一般，只要几天不下雨，它就会失去活力，迅速枯萎，或是在一阵大雨过后，随着土壤一道流失，不知所终。
这说到底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希望自由地表达什么，也许应该在脑海中尝试着视觉化。想象一下“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儿”，想象一下那种自我形象，而非“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并一味执着下去的话，故事会难以避免地变得沉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故事越沉重，自由便躲得越远。脚下功夫若变得迟缓，文章也会失去势头。而失去势头的文章不可能吸引人，甚至连自己也打动不了。
与之相比，“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却像蝴蝶一般轻盈，自由自在。只要摊开手掌，放飞蝴蝶，任其自由便好。这么一来，文章也会变得舒展流畅。仔细想想，其实不需要表现自我，人们照样可以普普通通、理所当然地生存下去。尽管如此，你还是期望表现点什么。就在这“尽管如此”的自然的文脉中，我们也许会意外地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写小说，却从不曾经历英语中所谓的“writer?s block”，即写不出小说的低谷时期。明明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情况一次都没有过。这么一说，听上去好像自诩“才华横溢”，其实并不是这样。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不想写小说，或者没有想写的激情喷涌而出的时候，就根本不写。只有在想写的时候，我才会决定“好，写吧”，提笔开工。不然，大体就做做英译日的翻译工作。翻译基本上是个技术活儿，与表现欲毫无关系，差不多可以当作一份日常工作来做，同时又是学习写文章的好方法（假如没有做翻译，我大概会找一份类似的活儿）。而且兴之所至，还会写些随笔之类。一面点点滴滴地做着这些事儿，一面装作满不在乎：“就算不写小说，也不会死人的。”
不过有段时间没写小说的话，心里就会嘀咕：“差不多该写小说了吧？”好似冰雪解冻，雪水蓄满了水库一般，可写的题材在体内不断积累。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这种情形可能是最佳案例），便伏案提笔，写起新的小说来。不会有“现在并没有写小说的心情，可是已经接下了杂志约稿，不写点东西不行”之类的情况。既然不接受约稿，也就没有截稿期，因此“写作低谷期”的痛苦也就与我无缘了。斗胆说一句，这让我精神上非常轻松。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再也没有比不想写东西时却不得不写更折磨人的事了——未必如此吗？我大概是特例吧。
回到最初的话题。提及“原创性”这个词，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十来岁时自己的模样。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坐在小半导体收音机前，有生以来头一次听沙滩男孩（《冲浪美国》），听披头士（《请取悦我》），心灵深受震撼，暗想：“这是多么美妙的音乐啊，以前可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音乐！”那音乐为我的灵魂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户，从那窗口吹进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那里有的，是幸福且无比自然的高昂之感。我觉得从现实的种种制约中解放出来，身体似乎都飘浮起了几厘米。这对我而言就是“原创性”应有的姿态。
不久前看《纽约时报》（2014/2/2），有篇文章提到刚刚出道时的披头士：
They produced a sound that was fresh, energetic and unmistakably their own.
（他们创作出来的乐曲新鲜，充满活力，而且毫无疑问属于他们自己。）
十分简单的表达，但作为原创性的定义或许最明白易懂。“新鲜，充满活力，而且毫无疑问属于他们自己”。
原创性是什么？很难用语言来定义，却可以描写和再现它带来的心灵状态。如果可能，我总是想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再次展现这种“心灵状态”。因为这种心情实在是美不可言。就好比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又生出另外一个崭新的日子，就是那般心旷神怡。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阅读我作品的读者也能体会到相同的心境。就像在人们的心灵之墙上开辟一扇新的窗户，让新鲜空气从那里吹进来一样。这就是我写小说时常常思考的事情，也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撇开理论不谈，就只是单纯地思考着，希望着。
第五章 那么，写点什么好呢？
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您认为需要什么样的训练和习惯？在与年轻朋友互动时，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好像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恰好说明有很多人“想当小说家”，“想表现自我”，然而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至少我只能抱臂深思，沉吟不语。
因为我连自己是如何成为小说家的，都没有搞明白前因后果。我并非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将来要当个小说家”，于是为此进行特别的学习、接受培训、积累习作，按部就班地成为小说家的。就如同此前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那般，很有些“忙东忙西的，一来二往之间顺理成章，就这么瓜熟蒂落”的意思，还有不少好运相助的成分。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心惊肉跳，可事实的确如此，真是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当年轻朋友们满脸认真地问我“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您认为需要什么样的训练和习惯”，我又不能随便敷衍，说什么：“哎呀，这种事情我不太清楚，全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还有运气也很重要，想一想还真是蛮吓人的。”听到这种话，只怕他们也挺为难，没准还会冷场。因此我也会严肃地对待问题,试着去思考：“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我想到，想当小说家的人首先大概要多读书。这实在是老生常谈，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觉得要写小说，这依旧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训练。既然想写小说，那么小说的结构如何，就得作为肌体感觉，从基础上了解它才是。就像“要做欧姆蛋，首先得把鸡蛋敲开”一样理所当然。
尤其是青年时期，应该尽可能地多读书。优秀的小说也罢，不怎么优秀的小说也罢，甚至是极烂的小说也罢，都（丝毫）不成问题，总之多多益善，要一本本地读下去。让身体穿过更多的故事，邂逅大量的好文章，偶尔也邂逅一些不太好的文章。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作业。它将成为小说家必不可缺的基础体力。趁着眼睛健康，时间有余，先把这事儿踏踏实实地做好。实际练笔写文章大概也很重要，不过从先后顺序而言，我觉得再往后排一排也来得及。
其次（恐怕先于动笔）要做的，我觉得应该是养成事无巨细，仔细观察眼前看到的事物和现象的习惯。身边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物、周围起起落落的种种事情，不问三七二十一，认真仔细地加以观察，并且深思细想、反复考虑。虽说是“反复考虑”，却没必要急于对事物的是非价值作出判断。要尽可能地保留结论，有意往后拖。重要的不是得出明了的结论，而是把那些来龙去脉当作素材，让它们以原汁原味的形态，历历可见地留存在脑海里。
常有人对周围的人和事爽快利索地展开分析：“那个是这么回事哟。”“这个是那样的。”“那小子是这样的家伙。”三下五除二便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样的人（我是说，依我所见）看来不太适合当小说家，倒更适合去当评论家或媒体人，再不就是（某种）学者。适合当小说家的，是那种即便脑袋里已然冒出“那是这么回事”的结论，或者眼见就要冒出来，却驻足不前，还要再三思考的人：“不对不对，稍等片刻。弄不好这只是我自以为是。”或者是：“岂能这么轻易地下结论？万一前面跳出新的因素，事态说不定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
看来我自己就属于这种类型。当然也有（大有）脑袋转得不够快的原因。尽管当时匆匆得出了结论，可后来一看，却发现那结论并不正确（或者说不精确、不充分），这样的苦涩经验我反复体味过许多次，因而深感羞愧，冷汗直流，绕了好多冤枉路。因此，我渐渐养成了“别急着下结论”、“尽量多花时间思考”之类的习惯。这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情，不如说是吃过很多苦头才学会的经验法则。
就这样，不论什么突发事件，我的大脑都不会朝着立刻得出结论的方向运转，而是努力将自己目睹的光景、邂逅的人物，抑或经历的事情当作一则“事例”，或者说“样本”，尽量原封不动地留存在记忆中。这样一来，等到以后情绪更加稳定、时间更加充裕的时候，就能从各种角度审视，仔仔细细地检验它，根据需要引导出结论。
不过就我的经验而言，迫切需要得出结论的事情，好像远比我们想象的少。我甚至觉得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我们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需要结论这玩意儿。所以每当读报纸或看电视新闻时，我都不禁心生疑念：“喂喂，就这样飞流直下地乱下结论，到底要干什么呀？”
总体说来，如今这世界似乎急于追求黑白分明的判断。当然，我也认为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往后拖：“留待下次吧，以后再说。”恐怕有些事情必须先拿出个结论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战争是开打还是不打？”“核电站明天是启动还是不启动？”这样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明确立场，不然很可能惹出天大的祸事。然而，这类急如星火的事态注定不那么频繁。如果从收集信息到提出结论的时间越缩越短，人人都成为新闻评论员或评论家，社会将变得刻板呆滞、缺乏宽容，甚至变成非常危险的地方。问卷调查中常常有“两者皆否”的选项，可我总在想，如果有个“眼下两者都不好说”的选项，其实也挺好。
嗯，社会归社会，姑且不问。总之，我觉得立志当小说家的人不该迅速得出结论，而应该尽量原封不动地收集和积攒素材。要在自己身上找出大量存储这类原材料的“余地”。 虽说是“尽量原封不动”， 但也不可能将眼前一切都原原本本地牢牢记住。我们的记忆容积有限，因此需要最低限度的工序，即信息处理之类的东西。
更多的情况下，我主动存储在记忆里的，是某个事实（某位人物、某种现象）中兴味盎然的细节。因为要巨细无遗、原模原样地记下来十分困难（不如说，就算当时记下来了，不久也会忘掉），所以我留心提取出几个单独的细节，用便于回想起来的形式留存在脑袋里。这就是我说的“最低限度的工序”。
那是怎样的细节呢？是会让人“咦？”地生出兴趣的细节。可能的话，最好是无法巧加说明的东西。如果不合道理，或者条理上有微妙的分歧，或者令人心生疑窦，甚至神秘怪异，就更无话可说了。收集这样的东西，贴上简单的标签（注明日期、场所、状态），再好好地保存在脑海里。说起来就是收藏在大脑中的私人档案柜抽屉里。当然也可以准备一个专用笔记本，记在上面。而我喜欢直接记在大脑中。因为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的有些麻烦，而且一旦形成文字，往往便心安理得地抛到脑后。将各种东西一股脑儿扔进脑海里，该消失的消失，该留下的留下。我喜欢这种记忆的自然淘汰。
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诗人保尔·瓦莱里采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时，问道：“您会不会随身携带一个记录灵感的笔记本？”爱因斯坦表面上非常平静，内心却十分惊讶，答道：“哦，没那个必要，因为灵感是难得一遇的事儿。”
的确，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也一样，很少遇到感叹“此刻手头有个笔记本该多好”的情况。而且，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旦放进脑海里，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就遗忘的。
总而言之，写小说时至为珍贵的，就是这些取之不尽的细节宝藏。从我的经验来看，聪明简洁的判断和逻辑缜密的结论对写小说的人起不了作用，反倒是拖后腿、阻碍故事发展的情形多一点。然而，如果将保管在大脑档案柜里的形形色色未经整理的细节，根据需要原汁原味地编排进小说中去，连自己都会觉得震惊，故事竟变得自然而然、栩栩如生起来。
比如说是什么样子呢？
哎，一时想不出好例子来，但比如说，就像这个……你熟识的人里边，有人不知何故一生气就打喷嚏，一旦开始打喷嚏，就怎么也停不下来。我的熟人中并没有这样的人，但假定你的熟人中有。看到这样的人，你也许会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一生气就要打喷嚏？”接着就运用生物学或心理学知识进行分析推测、设立假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但我一般不这样思考问题。按我的大脑工作方式，往往是感叹一句“咦，还有这样的人”，便到此为止了。“不知是什么缘故，不过，世上也有这样的事啊。”于是砰的一下，将这件事“一股脑儿”记下来。我大脑的抽屉里收集了许多这般毫无脉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