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怀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称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独对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觉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现在，仍旧会自然地称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这个活生生的人，与“河合先生”这个具有社会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离开来，区别使用。我与河合先生曾经多次见面，亲切地聊过天，可对我来说，河合隼雄始终如一，就是“河合先生”，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兴许他一旦回到家里，三下两下便将社会使命脱下来扔掉，仍旧变成那个名叫河合隼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叔。
只是我感觉，我与河合先生见面时，不管私底下关系何等亲密，彼此却从未脱去“小说家”和“心理治疗师”的戏装。这倒不是生分见外，恐怕只是彼此的处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会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始终有种类似职业性的紧张感。不过那说起来倒是一种神清气爽的紧张，是内容充实的紧张。
所以，我打算仍旧维持那种心旷神怡的紧张感，继续称河合隼雄为“河合先生”。虽然我对随处可见的大叔河合桑也颇感兴趣，不过姑且这样吧。
我第一次见到河合先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到他来的前一个学期，两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时已前往波士顿近郊的塔夫茨大学，在那里教日本文学课。
因为在普林斯顿待过两年半，结交了许多好朋友，所以时不时开车去普林斯顿，就是在那里有了与河合先生相遇的机会。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还不太了解。以前我几乎对心理疗法、精神分析这类东西毫无兴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没读过。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丝，好像在热心地读先生写的书，但我们夫妻两人的书橱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就仿佛从前的东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读河合先生的书。
不过，她极力游说我：“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但这个人你应该去见一见，肯定会有好事的。”于是我也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便决定去拜访他。
她之所以说“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我猜大概是觉得小说家和创作者这类人尽量不去读分析类的书为好。我也基本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这话不宜外传）几乎没有读过河合先生的书，只读过先生写的一部荣格评传。顺便一提，卡尔·荣格的著作，我连一部都没有好好读过呢。
我想，小说家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向公众提供尽可能优秀的文本。文本这东西是一个“总体”，用英语来说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职责说到底就是作为整个文本发挥作用。而文本的职责，便在于让每一位读者来咀嚼。读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传递到读者手中前就被作者处理过、咀嚼过，那么文本的意义与有效性将大大受损。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终远离荣格、远离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感觉上有“距离过近”之处，才疏而远之。对小说家来说，没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时宜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两人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阴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时间，他对此也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总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异的面谈，或者说会面。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异的眼光，真是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一切都改变了。河合先生突然变得很快活，眉飞色舞，连珠炮似的说着笑话，表情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那双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几乎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一夜，一个人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这个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状态。”大约是抹杀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接近于无，试图将对方的“存在状态”自然地——比如说作为文本——原封不动吸噬进去。
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也时不时做这样的事情。尽力屏息凝神，将对方的模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尤其在做采访时更是如此。这种时候集中心力聆听对方发言，抹杀自己心中意识流般的东西。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提问也有问必答，交谈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换成了“交流”。从那以后，我们就平平常常地见面闲聊，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大概说明我基本达到了河合先生的“基准”（好像有点恬不知耻）。我自以为是地这样理解。自此以后，河合先生会时不时地联系我：“怎么样，一起吃个饭？”于是我便接受邀约，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相谈甚欢。每次交谈总是和和气气、十分愉快，当然，我从中获益匪浅。至于都说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几乎记不起来了。要是留下些记录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欢，左耳进右耳出、边说边忘，没办法啊。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都是先生总不离口的那几个令人无语的俏皮段子，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我担任“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座谈会主席的时候，还是小渊总理的时代，前去出席过一次所谓的内阁会议。那一次，大概是有什么事吧，小渊先生迟到了。其他内阁成员都到齐了，正在房间里等着呢。“对不起，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只见他一面口中客气地道着歉，一面走进来。哎呀，做总理大臣的可真是伟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语道着歉走进来的，嘴里念念有词：I’m sorry, I’m sorry。[日语中，“总理”一词与英语单词“sorry”发音相似。 ]
说起来有点那个，不过就类似这样，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还真是挺无聊的。就是所谓“贬义上的大叔笑话”。但我觉得，那原本就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的东西，不然就没有了意义。我想那对于河合先生来说，恐怕就像“除魔”的行为。河合先生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很多情况下，得随着咨询者一起下降到灵魂黑暗的深处。这往往是伴随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归途，一去不返，说不定从此便沉沦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复一日，他坚持着这种费力的本职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像线头一般紧紧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恶的气息，就不得不满口说些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俏皮段子。每当我听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会生出这样的感触。或许我过于与人为善了。
顺带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来也坚持跑了大约三十年了，我觉得自己是通过每天出门跑步，把因为写小说而纠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摆脱干净的。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码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感到无力，岂不是为害较少吗？
刚才说过，我们虽然见面交谈，但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记住。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可能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我们在那里共同分享了某些东西，是这种“物理性的真实感”。我们分享了什么？以一句话来说，我想应该是故事这个概念。故事就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理应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正因为它存在于灵魂的最深处，才能在根本上将人与人串联起来。我通过写小说，会日常性地下到那个地方去。河合先生则是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里，或者说不得不去。我有一种感觉，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临床性地”相互理解。尽管没有特意说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凭借气味了然于心一般。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一个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过某种与之相近的共鸣。
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对象，至那时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个人也没有，说实话，现在仍旧是一个人也没有。近年来，“故事”一词常常被人说起，然而当年我说出“故事”这个词的时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认定的形态——实实在在地予以综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无他人了。而至关重要的事就在于，传出去的球是否被对方用双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无遗漏地得到理解，无须说明、无须理论，会清晰明确地反馈回来。这样一种感受，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乐事，它会成为至高的鼓励，让我切实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绝对没有错。
下面的话说出来可能会有些小小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在文学领域里从来没有感到过可以与之匹敌的实实在在的鼓励。这对我来说是件有点遗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还是一件伤心事。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专业领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后，我想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长寿，哪怕只多一点点，只多一天也好。
后记
本书收录的一系列原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我已经记忆模糊了。想来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吧。很早以前，我就想对自己的小说写作、对自己作为小说家坚持写小说的状态作一番总结，说几句话。趁工作间隙，便分门别类，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地写了下来，积攒起来。也就是说，这些文章并非接下出版社的约稿而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从一开始就出于自发，不妨说是为自己而写的文章。
最初几章用的是平常的文体，就像我此时此刻正在写的文体，不过写完之后重读一遍，却发现该说是文章略显生涩不够流畅呢，还是有些郁结，总之没有巧妙地与心情融为一体。于是，我试着改用面对众人、与他们交谈般的文体去写，这才有了一种能较为流畅地写下去（讲下去）的感觉，心想既然如此的话，便试着以写演讲稿的感觉来统一文章。假定在一个小会场里，有大约三四十个人坐在面前，我尽量用亲密的口气与他们交谈。采用这种方式重新作了改写。实际上，我并没有在别人面前大声朗读这些演讲稿的机会（只有最后一章关于河合隼雄先生的文字，真的在京都大学的礼堂里，当着大约上千名观众的面做过演讲）。
为什么没有做过演讲呢？首先针对我自己，其次针对自己的小说写作，像这样堂而皇之地去高谈阔论，总让人有点不好意思。我有一种强烈的心情，就是不太愿意对自己的小说妄加说明。谈论自己的作品，难免容易自我排解、自我夸赞、自我辩护。就算没有那样的打算，结果有时“看起来”也像这么回事。
嗯，有朝一日可能会有面向世间谈一谈的机会，不过时机或许有些早。等年纪再大一点应该更好，我心想。便将它们扔进抽屉不再过问，并且时不时地拽出来，随处作些细微的修改。围绕着我的状况——个人状况和社会状况——会一点一滴发生变化，与之相应，我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也将发生改变。在这层意义上，最初写的稿子同现在手头的稿子相比，或许氛围和基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另作别论，我的基本姿态与思维方式却几乎毫无变化。回想起来，我甚至感觉从当年出道时起，差不多一直在重复相同的事。重读三十多年前的发言，自己都惊讶：“什么呀，这不是跟现在说的话一模一样嘛。”
因此在本书中，此前我曾以种种形式写过和讲过的东西（就算点点滴滴地做了些改头换面）可能会再度重复。说不定许多读者会觉得：“咦，这玩意儿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一点还请多多谅解。因为像这次一样，将这些“未经发声的演讲录”以文章的形态发表出来，就有把此前在各处讲过的东西系统地汇集一册的打算。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我关于小说写作见解的集大成般的东西来阅读。
就结果而言，本书看来会被当作“自传性随笔”对待，但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么去写。我只是想尽量具体地、真实地记录下自己作为小说家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又抱着怎样的想法走到了今天。话虽如此，坚持写小说，也无外乎不断地表现自我。因此要谈论写作，就不得不谈论自己。
至于本书能否对那些立志成为小说家的人起到指南和入门的作用，老实说，这就非我所知了。因为我是一个思维方式过于个人主义的人，我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就连我自己也无从把握。与小说家同行几乎没有交往，不了解别的作家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方式，所以没法比较。我只是因为不用这种写法就写不下去，才以这样的方式写作，绝不是主张这才是最正确的写小说的方法。我的方法里大概有可以普遍化的东西，恐怕也有很难普遍化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毕竟有一百位作家，就有一百种小说的写法。这类事请诸位各自清醒认识、正确判断便好。
只有一点还请诸位谅解，我基本算是个“极其普通的人”。大概原来就具备几分写小说的资质（如果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如此长久地坚持写小说），然而除此之外，自己说也有点那个，我就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普通人，走在街头并不会引人注目，在餐厅里大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如果没有写小说，大概不会受到别人的关注，肯定会极为普通地度过极为普通的人生。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是个作家。
不过机缘巧合，偏巧身上有一点点写小说的资质，又得到幸运眷顾，再加上几分顽固（往好里说是持之以恒）性格的帮助，就这么作为一介职业小说家，一写便是三十五年有余。这个事实至今仍然令我震惊，深深地震惊。我想在这本书里表达的，就是这种震惊，就是力图将这种震惊纯粹地保持下去的强烈想法（大概称作意志也无妨）。归根结底，我这三十五年的人生，也许就是为了把这种震惊努力维持下来。我如此感觉。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我是一个不善于单纯用大脑思考问题的人，不适合逻辑性的论述和抽象的思索。我只有通过写文章，才能按部就班地思考问题。亲自动手写文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校读，仔仔细细地修改，才终于像常人一样把大脑里的东西整理妥当、把握透彻。正因如此，我更觉得通过经年累月写下收入本书的文章，并多次动手修改这些文章，能系统地重新思考和俯瞰身为小说家的自己，以及自己身为小说家的事实。
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很任性的个人的文章——与其说是信息，不如说是私人思维历程似的东西——究竟能给各位读者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过，假如能有点现实的益处，哪怕只是一星半点，我也会为之高兴。
村上春树
二○一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