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子以为辩护人会问老师们与柏木卓也隔着房门对话的内容，可辩护人回到了前面的话题。
“是谁通知柏木的双亲他死在学校里的？”
“是我。”
“电话通知的吗？”
“先打的电话，随后我和森内老师两人登门拜访了。”
“当天是结业典礼，对吗？”
“是的，是第二学期的结业典礼。”
“由于发生坠楼案，事实上并没有举办结业典礼，对吧？”
“是的。我们将学生留在教室，通过校内广播通报发生的事件，然后就放学了。”
“校内广播时公开过柏木的姓名吗？”
“没有。”津崎先生用手掌摸了一下额头，脖子上也有亮晶晶的汗水，“我只说过，本校一名二年级的学生去世了。柏木死去的消息只在他的班级公开。”
“之后，您是否利用职权，向本校的学生及家长公布柏木的死讯呢？”
“是在第二天的紧急家长会上正式公布的。在此之前，报纸和电视巳经作了报道，只是没有提及柏木的姓名，所以我想，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家长应该很多。”
辩护人和津崎先生的问答进行得相当顺畅，像事先排练过似的。
“判明柏木的死因，是在什么时候？”
“明确断定，是在三天后。经法医解剖，得知他是从高处坠落而死的。”
“在此之前完全不清楚他的死因吗？”
“不是。城东警察署的警察在见到尸体时，就指出有可能是坠落而死。”
神原辩护人用平淡的口吻继续提问：“査看屋顶，是在什么时候？”
“在受到警方的提示后……应该是正午过后。那时，学生们已经放学离校了。”津崎先生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手帕，擦了擦额头，“在学生们离校前，根本没时间上教学楼楼顶查看。”
“为什么要上教学楼楼顶呢？”
"因为那里是校内最高的地方。”
辩护人用一只手轻轻划了个圆弧。
“可是，屋项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吧？”
“是的。但铁丝网不高，能够跨越。”
“警方给过这方面的提示吗？”
“给过。”
“具体怎么说？”
坐在旁听席上的礼子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津崎先生在回答之前好像也屏住了呼吸。
“他们说，学生在自己的学校里跳楼自杀，往往是从教室窗户或教学楼楼顶上往下跳的。”
当津崎先生不动色声地说出“自杀”这个词时，旁听席上出现了—阵小小的骚动。
“这便说明在当天午后，城东警察署的警察们提示了‘自杀’的可能性，是这样吗？”
“是的。”
“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请您说明原因。”
“最大的原因，”他又用手帕擦了擦汗，“就是柏木拒绝上学的情况。”
“问题在他拒绝上学？”
“准确地说，他拒绝上学后总是闷在家，心理状态极不稳定。”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跟他好好地交谈过。他不欢迎我们的访问。应该说，他讨厌和教师以及学校相关人员对话。”
津崎先生将白手帕按在额头，思考了一会儿。他在选择措辞。
辩护人等着他。法庭也等待着他。
“尤其是第四次去家访的时候。那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几乎是他出事的近前，我和森内老师向他搭话后，他就说，‘你们来多少次也没用，我不会去上学。请老师们死了这条心。’”
辩护人一字一句缓缓重复道：“‘你们来多少次也没用，我不会去上学。请老师们死了这条心。’他确实是这样说的吗？”
“没错。我听了十分伤心，高木老师和森内老师也很沮丧，所以记得相当清楚。他非常排斥我们。”津崎先生继续说，“我们和柏木的母亲交谈过。她说，由于怕麻烦，他连饭都不吃。夜里不睡觉，白天才睡，还常常一个人出门。生活弄得一团糟，还不跟父母交流。”
“反对。”藤野检察官抽空插到两人的问答中，“柏木的母亲柏木功子提到的柏木的状况属于传闻，并非证人亲自确认过的事实。”
“我这么问，是为了确认津崎证人当时的想法。”神原辩护人抗辩道。
“反对无效。”井上法官说，“不过陪审员们注意，津崎证人的证言中含有传闻的成分。”
津崎先生终于收起了手帕。
“学生不愿上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他对陪审员们点了点头，继续说，“柏木的情况对我而言并非首例。学生有时由于自身的原因，脱离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家放松休息一段时间也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从不千篇一律地否定拒绝上学的现象。我担心的是学生在家的状态，有时会从中看出问题来。”
“柏木的情况属于这一类吗？”
“是的，我很担心。我觉得他有严重的厌世倾向。”
“您认为柏木的父母也同样担心吗？”
“是的。我有这样的感觉。”
辩护人深入询问：“当时，他父母的某一方，或者双方，说过柏木有自杀可能的话吗？”
藤野检察官的目光霎时凌厉起来。
津崎先生左手轻轻握拳，抵在嘴边。“他父亲明确地在他的葬礼上这样说过。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话，可是……”
他考虑了几秒。
“出事当天我去他家时，他母亲曾哭着说道，‘我一直担心着哪天会出这样的事。’”
法庭内鸦雀无声。大家都听得入了神，没人讲话。
辩护人并没有就这一话题深人询问下去。他拿起桌上的文件，说道下面，我要就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本校的状况展开提问。当时，总务岩崎住在校内，对吧？”
“是的。”
“现在已经废除了总务制度，夜里改由保安公司派人巡视。这一变更是您在任时作出的吗？”
“不是。那是在我辞职之后，听说是冈野代理校长向教育委员会申请的。”
“您在任时，对岩崎总务的工作是否感到过不满或担心呢？”
“没有过。”
“法官，”神原辩护人扬起视线，举起手中的文件，“很遗憾，我们没能请到岩崎总务出庭作证，也没有他的陈述书。我们只能将城东警察署的相关人员做成的，当时询问岩崎总务后获得的资料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这份文件正是礼子为校内审判撰写的资料之一，没想到会被辩护方提交出来。不过就其内容而言，无论哪一方提交都没什么问题。
“好的。本法庭会将其作为辩护方的第一号证据加以采用。检方确认过这份证据的内容吗？”
“确认过，没有异议。”藤野检察官答道。她的视线依然停留在津崎先生脸上。
“警方询问岩崎总务时，津崎先生也在场吗？”
“是的。”
礼子也记得。当时，岩崎总务很害怕，他担心这起深夜学生入校坠楼的重大事件的全部责任会落在自己头上。
“根据辩护方的一号证据，在二十四日夜晚到二十五日学生到校的这段时间内，岩崎总务曾于晚间九点和凌晨零点两次在校内巡视，还在二十五日上午七点左右检査过校内设施并做了除雪工作。他并没有发现校内有任何异常，也不知道柏木卓也的遗体躺在边门附近。是这样吗？”
“是的。我也在一旁听说了。”
“这份记录中写道，本校一楼北侧男厕所窗户的锁扣坏了，修理后依旧不管用，事实上处于无法上锁的状态。”
“是的。它被称为‘迟到窗’，在学生中相当出名。”
“是叫‘迟到窗’？”
“是的。学生上学迟到时，就通过那扇窗进入教学楼。那儿离教师办公室比较远，从那里进来不会被老师看到并受到呵斥。”津崎先生微微一笑，也许是想缓和场内的气氛，可他笑得并不自然，“事实上，只要迟到了，无论从什么地方入校，结果都一样。学生们或许觉得，有这样一扇窗会比较有趣。学生们想偷偷溜出学校时，也会利用这扇窗。”
“他们为什么要溜出去？”
“为了跷课吧。”
旁听席上有人笑了起来。
“津崎先生您知道这扇窗户的存在？”
“知道。”
“知道了也没釆取根本性的对策，是吗？”
“是的。”
“为什么？”
“本校校舍相当陈旧，坏掉的窗户在别处也有很多。所谓根本性对策只能是翻新重建，可仅仅依靠本校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可是，更换一下窗框还是能做到的吧？”
津崎先生又笑了。这次笑得比较自然。
“是的。可我并没有那样做。我觉得，像‘迟到窗’这样的逃离出口，对学校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您是说，学校有必要设置‘逃离出口’吗？”
“是的。不然学校就跟监狱差不多了。我认为，有一个老师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的逃离出口，对学生而言相当重要。”
“如今，您的这种想法依然没有改变吗？”
“基本没有改变。我只不过觉得，那天晚上要是那扇窗户关上了就好了。”
“简直毫无责任心！”旁听席的后方传来一个男人严厉的声音。
“肃静！”井上法官喊道。
“各位陪审员，”神原辩护人提高音量，“城东警察署的侦查员根据岩崎总务的证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知晓了‘迟到窗’的事。”
他将目光扫向津崎先生。
“关于这扇窗，您是如何向城东警察署的侦查员解释的呢？”
“我说，学生想进入已经关了门的教学楼，只能利用那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