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夜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假若我们知道什么是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由时间做成的。造成我们的物质就是时间。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第一次听到《当你老了》这首歌,是在2014年初秋,乌鲁木齐。

新疆之行的最后一夜,晚上有纪律不能随意出门,我还是鼓动须兰与甫跃辉出去走走。离开八楼昆仑宾馆,三个人走在乌鲁木齐街头,北京时间已近子夜,晚风微凉。街边树着拒马,须兰担心安全问题。但我不怕。穿过一条地下通道,听到吉他与歌声,在罐头似的甬道共鸣。弹吉他的流浪歌手,是个健壮的汉族小伙子。我问他能不能弹唱一首歌。他说,那就唱首《当你老了》——我从没听说过这首歌。

当他唱到“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群暖,回忆青春”,我脱口而出叶芝的名字。

乌鲁木齐午夜的地下通道,流浪歌手年轻的声音,缓缓切碎回忆里的时间,像黑洞里泄露的阳光,照出成千上万飞舞的尘埃纤维,洒在十多年前我的脸上,还有她。

那一年,我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思南路邮局上班。

我没读过正规的大学,曾被认为是件颇为遗憾、偶尔也觉得自卑的事。我学的是电报专业,一度能背出两千个中文电码,但没来得及发过一份电报,这个行业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邮政窗口,接收EMS快件和包裹,收银和填单。后来说起中石油中移动之类央企,才发现我也曾是央企员工,而且是垄断央企,当时却没人这么想。邮局三百六十五天开门,周末门可罗雀,我会在柜台底下,偷偷看本小说,或者发呆。

一个冬天的周末,我遇见了她。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烫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脸上皱纹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镜片下,有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着件高领黑色大衣,裹着深紫色的羊毛围巾,化着淡淡妆容,这就与众不同了。她盯着我看了许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她说她想要投诉,为什么卖明信片的窗口没人?她的声音不像这把年纪。人民邮电不该让人民浪费时间等待!她的态度很严厉。虽然,人民邮电早就改称中国邮政了,我不敢纠正她的说法,自作主张跑到别人柜台,拿了张明信片卖给她。

她在我的窗口前写明信片,居然是外语,又绝非英文。最后,地址下面写——

Moscow Russia

我能看懂这是莫斯科。老太太把明信片投进门外的邮筒。

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到我的窗口前。我说我不是卖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从我的手里买。我建议她一次多买几张,需要时投进邮筒就行了,但她不听。她的收件人地址,永远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写俄语。同事们说,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总因为小事情要投诉。每个人看到她都很头疼,恨不得装作上厕所逃走。我感觉自己是要倒霉了,怎么总是来找我呢?

春日黄昏,她又来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邮筒,坐在台阶上不动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个人捂着心口站不起来。周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刚开始,她的面前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讹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她的手哆嗦着,指了指上衣口袋。我从里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这是心脏病的药,倒出一片塞到她嘴里。我祈祷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怀里。

几分钟,她的魂魄像是回来了,说了声谢谢。我刚好下班,问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将我推开,没走几步就摇摇晃晃,又被我搀扶住了。

那天黄昏,星光早早挂上树梢,老太太挽着我的手,走过初春萌芽的梧桐树荫。她家在思南路,有许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对曾经或此刻住在这里的人们,我时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园里有栋三层洋楼,门口堆满杂物,底楼的厨房间,飘着炒菜的油烟味。老太太抱怨道,乌烟瘴气!踏上幽暗的楼道,二层住着许多户人家。直到顶楼,她掏出钥匙让我开门。

进门有个宽敞的客厅,窗下是花园和树荫。三面墙上都是书柜,从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种厚厚的书脊对准我,好像无数细长的砖缝。房间弥漫温暖的腐烂味,好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棉被,长久没有晒过太阳,扑面而来,难以逃脱。我把老太太放进大沙发。你家里人呢?

没有。

一个人住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测客厅有三十多平方米,里面还有卧室和卫生间。

要不要我关照一声楼下的邻居,让他们上来照应?我想这种老房子,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戆卵,他们不知道速溶咖啡简直是马尿。她说话直接而刻薄,像在邮局里不停地投诉这个投诉那个。

我要告辞时,老太太指着身后的书架说,你随便挑一本书带走,算作我答谢你的礼物。快,我看你会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还没有在网上看书。常站在书店里半天,在书架前看完整本书,只有最最厚的那种,才会掏钱买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几遍。

这面书架上都是外国文学,八十年代没版权的老书,我的手指头哆嗦如偷书贼,拿了本卡夫卡的《诉讼》。

春夜,我像出笼的小鸟,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开始第一次阅读卡夫卡。

又是个周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老太太出现,照旧买了张明信片。我感谢她上次送我的书,她问我看懂了吗。我是整个通宵看完的——约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这么说来,你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

没有啊。

你在说谎。老太太拉下一张脸,别转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邮局门口时,我喊了一声,你说的没错。

她回头,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让我跟着她走。我问她心脏没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头牛?听老太太这样说话,我憋着没笑出来。去我那里坐坐?她问。

但我摇头。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欢那几排书架,没说错吧?

嗯……无法反驳。我第二次送她走过思南路,回到顶楼的房间。

她让我在书架上随意挑选,但每次只准带走一本。她的藏书有些闻所未闻,我一本本拿出来,翻开几页又塞回去,直到《老人与海》——因为在老人的房间里吧。等我回头,桌上摆了几盘冷菜,还有一锅热腾腾的蛋炒饭。要请我吃晚饭吗?我往外走,又说还不饿呢。

你这孩子又说谎了!老太太的声音异常严厉,都听到你肚子里的叫声了!

好吧,肚肠是最诚实的,都怪我午饭在单位旁边的阿娘面馆吃得太少了。当我坐在餐桌前,她让我给家里打电话。你不回家吃饭的话,妈妈要担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电话打回家里,说是单位同事临时请客吃饭。打完电话,我知道她又要说我了,抢先说声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好吧,可以原谅你,并且记得,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妈妈,别说你来过这里。

那么神秘?

别问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假如一辈子都不知道也没关系,世界上总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总是呆呆地说,蛮好,蛮好。

狗屁!难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饭能不清楚吗?做饭是我的弱项。好吃就是好吃,当你感觉味同嚼蜡,就说出来,哪怕摔碗也没关系。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下厨做饭,上次我把整个灶台都烧焦了。

告别之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违心,我天生脸皮薄,肉麻的话说不出口。

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仿佛年轻了三十岁——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树丛中她的窗户。有一盏昏黄的灯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悬挂在屋顶,让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恐怖传说,会不会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周末,我经常跑来陪伴这个名叫“卡佳”的老妇人。她的脾气古怪,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她最讨厌撒谎,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话直截了当说出。从未见她有亲戚朋友,也不与邻居来往,门口撞见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没人敲过她的门。她说现在的人都没礼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问她,到底有没有家人。好像那是个雷区,一张嘴就会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龄。我偷看过她的信箱,但没订阅报纸,也无任何来信——这意味着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无回。

卡佳(以后的余生里我习惯叫她这个名字)问过我许多问题,比如爸爸的职业。我不加掩饰地说我爸是电工。她说她很喜欢这个职业!我想她是在奖励我的诚实吧?但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缘由。

轮到我问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不响。

作家?老师?教授?

她无声地摇头,否决所有可能,最后说,我干了一辈子公交车售票员。

开玩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买票的夹板,一股公交车上拥挤的汗臭味,从各个角落涌入鼻孔。

卡佳常问我读过什么小说——金庸的几乎全部,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没读完,但水浒读过至少一百遍。世界名著嘛,从前家里有本《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我读过十多遍。但我最喜欢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最后于连上了断头台,玛蒂尔德小姐抱着爱人的头颅去埋葬,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于连,但又不像他那么聪明和世故,更没有他的好运气,可以遇到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这样可爱的女子。这些本该永远深藏在内心的话,我全倒出来告诉卡佳了。

她没有任何评价,只是向我敞开她的书架。不到一年时光,我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有叶芝的诗……她也会推荐一些给我看,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什么都是俄罗斯的?

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

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你能帮我把这部电影弄来吗?我还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与众不同,但我总有办法为她实现愿望。那年秋天,我费了几番周折,在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买到了这张译制片经典。老太太家里没有VCD,她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买了台超强纠错的国产VCD。

思南路的梧桐树叶金黄,窗外枝丫萧瑟。我为她拉上窗帘,像黑暗的电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前看这片子,觉得苏联完全是发达国家,不比美国差,比日本先进多了,至少房子宽敞,还有私家车。那是个文明的世界,到处是博士和院士,开口闭口您啊您啊,男女关系也更开放……我记得很清楚,女主角爱上的钳工果沙,他的生日与我相同。这片名在中国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总是用来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能从中听出几分残酷。

电影开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说,那年我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卡婕琳娜,昵称卡佳。

你在莫斯科还有朋友对吗?所以,你每个周末买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电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静地缩在沙发里,整张脸陷落于阴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没去过洗手间,也没说话。最后,片尾曲响起“亚历克桑德拉……亚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说说莫斯科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则会后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顶之城、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部电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

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纤尘不染的地板,迷宫般的书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

学电影很有趣吧?

看电影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吗?对,你不会知道的,他的电影怎会在中国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很奇怪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拍出特立独行的电影,就像他本人那样。

他的才华比你还多吗,卡佳?

小东西,你说什么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论?别侮辱一个天才!听我说,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才会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华。当你还年轻,如果有幸发现,千万不要让它溜走。

当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悦,而是蹙着眉头说,你越来越会说话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你,记住了吧,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讨我开心!1958年,每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我——电影学院乌黑长发的卡佳,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

哈,你越来越了解我了?不错,但我并不讨厌他们,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但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出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么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有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窜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到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后半句话,却说的我满怀忧伤,结束了这场野餐。

这一年,我开始上网,也开始写小说。我尝试把最初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历史有关。几乎每篇小说,我都会事先拿给卡佳看一眼。她总是又快又认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说,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边,又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随手拿出一本《远大前程》或《青年近卫军》。她有时候说很好,有时候拍案叫绝,有时又会大骂狗屁不通。

她用红笔划出一个段落,告诉我要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虚词、副词、形容词全部删除!不会损害你要表达的意思,千万不要啰唆,不要追求语言上的华丽,那些都是女人的涂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张真正的脸,哪怕是个像我一样的老太婆,但这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简单,直接,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对了,你必须多读海明威。有朝一日,当你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明白更多。

卡佳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底下的双眼,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奥尔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来看书的在邮局上班的后生,我能这样告诉她吗?

把你的手交给我。卡佳向我恳求。

我伸出手,在老妇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软又暖和,就像我小时候的外婆,但有些老茧和很粗的纹理,看来干过不少体力活,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层薄膜,将我紧紧包裹起来。

HONEY,格奥尔基是卡佳的糖纸头里的甜心。

第二天,我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也不会有后遗症,就是可能记忆出了些问题。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帮她洗去沙发和书架的灰尘,买了医生关照可以吃的东西。告别的时候,她在身后叫我。格奥尔基!记得来看我。

我回头,看着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点头说好的。

为什么我会承认自己是格奥尔基?欺骗一个记忆错乱的老太太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因为,在为卡佳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从床头柜里找到个相框,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说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桥,横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悬索桥,许多人在桥上自杀而闻名。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闭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虽然颜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过去的我——也许是上辈子?也好像是我穿越过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镜子。

所以,我是格奥尔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这张照片里,来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无法反驳她,无法向她辩解,哪怕隐藏或烧掉照片,但格奥尔基的这张脸,就在她的心里头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这张脸,格奥尔基就会生动而鲜明起来。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让她对我产生更多的依赖,但隔了两个星期,我还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回来,穿着颜色鲜艳的羊毛衫,花白的头发被染黑了,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祝贺你,格奥尔基同志,你终于成功了!

她拿出两个搪瓷杯子,倒了些饮料要跟我碰杯庆祝。

什么成功了?我不明白。

时间!

哦?你说什么?我懵懂地与她干杯,喝尽似乎是过期了的饮料。

你不记得了吗?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带着我坐地铁来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卫国战争以后废弃的兵工厂,方圆几公里内荒无人烟,废墟的最深处有个舱门,你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这个门,拉着我走进一条地道。

你要说什么?

当卡佳说到这些,我是有些害怕的,徘徊在她的沙发背后,随时准备逃出门外。

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地道最深处,却有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那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难以形容是什么,还有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仿佛通往地球的心脏,我真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不断有阴冷的风从地底涌上来。你说这是地狱之洞,能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未来和过去。

时间?

对啊,格奥尔基,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你回答说是基地。你说,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有个七十多岁的总工程师,原本是核物理学家,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被开除出了军事部门,才分配来你们厂里。总工程师对于核武器不感兴趣,但他一直在秘密研究时空旅行,用了整整半辈子。但这是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到处都是克格勃密探,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一定会被抓起来流放到哈萨克共和国或北冰洋的小岛。总工程师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你格奥尔基!因为你是中国人,人际关系最最简单,而且你单纯而可靠,有着忠诚和沉默的品质。而你也很聪明,非常善于学习。对啊,是你告诉我的,你自学了物理学和量子力学还有相对论。虽然,你只是个实习电工,但你的脑子里却装着所有最前沿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你还跟我说过黑洞和虫洞理论,就算我基本听不懂,但我相信你。

很遗憾,我不是格奥尔基,很遗憾,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我真的很想大声说出来,却压抑在喉咙口无法言说。最后,我却点着头说,是啊,相信我,我们就是时间的一部分。

卡佳的身体蜷缩起来,仿佛躲藏在秘密基地的深处说,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我父母在国内叛逃的消息,我真的很恐惧,将会因此而跟你分离。你应该记得啊,我突然问你,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会先死去怎么办?

我会穿越时间,找到那个过去的你,或者是未来的你。

刹那间,我的脑子像被一盘录音带灌录了,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句话,来不及思考,便已脱口而出。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啊,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了,对你来说也许只是昨天,或者是上个月,对吗?

老天爷,我居然说对了?刚刚那真是1958年格奥尔基对卡佳说的话吗?我无言以对。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郊外森林地下的秘密基地,格奥尔基,你告诉我时间是可以穿越的,但暂时还没有找到控制的方法。你无法决定是穿越到1900年还是2000年。但,只要能保存一根头发,里面藏有我的基因信息,就会引导你来到我所处的时空。

所以,你拔了一根头发留给我。

卡佳猛点头!抚摸着她特意染过的满头黑发。那根头发还在你手里,对吗?我二十多岁的头发,那时发质很好,又黑又亮,粗粗的也不分岔,苏联女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头发?我只能随便编了个理由。时空隧道里无法保留下那根头发,否则我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了,很遗憾。

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我能看到你,摸到你的脸,就很满足了。

在她的手触摸到我之前,我退到门口说,卡佳,今天太晚了,你早点睡吧。

你去哪里?

1959年,莫斯科。我回答,新乐路东正教堂的地窖,那里连接着莫斯科森林里的隧道。我必须回去,总工程师还在等我。

你还会回来吗?

一定会的,但我每次穿越时间,到你身边不能超过十二个小时,否则我就会在时间中消失,这个理论很复杂,就好像我们不应改变历史一样。

好的,下个星期,我等你!晚安,格奥尔基。

转身离开卡佳,冲下黑暗的楼道,回到铺满落叶的思南路上,我竟直奔新乐路的东正教堂,仿佛要回到1959年的莫斯科。阴冷的上海黑夜,仰望天蓝色的拜占庭式圆顶,我决定成为格奥尔基。

但他是一个电工,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好在我爸爸也是电工,我在家里重新学习了电工知识,还有爸爸书架上那些厚厚的工具书。我跟着爸爸爬上爬下使用各种工具,万用表、电笔、十字和一字螺丝刀、斜口钳……

我恶补了许多科学资料,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虫洞理论、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那一年,我在榕树下论坛,担任了科幻版的版主,第一次读到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和《全频带阻塞干扰》。我还写了个短篇小说《夏娃的密码》,投稿给第一届倪匡科幻奖,虽然入围,但没得奖。

冬天,我作为格奥尔基从莫斯科穿越而来,穿上以前爸爸厂里的工作服,带着所有工具。我告诉卡佳,她的这间顶层屋子,年久失修有电路危险。我装模作样帮她检查电线,还真的排除了两个隐患。她问我,这些电器都是在1959年以后发明的,我怎么会那么精通呢?

卡佳,我还去过很多时代呢!1968年的越战春季攻势,1979年的伊朗革命,1991年的苏联解体……但这些秘密我都守口如瓶,要知道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虽然没有人敢相信苏联会在三十年后不复存在,但克格勃还是会把我抓起来的。

你回到过过去吗?

嗯,回去过,比如1945年的柏林,1917年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815年的滑铁卢。

格奥尔基,你能回到1958年的上海吗?

干什么?

你知道的,我是怎么离开莫斯科的?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

嗯,如果你能在1958年的秋天,在上海阻止我的爸爸妈妈叛逃去香港,让他们安心留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就不会被迫离开莫斯科了。那样的话,我的命运,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再也不用分离那么多年。我会嫁给你的,在1959年的莫斯科,我们将是一对红色夫妻,学成归国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的爸爸妈妈,等到文化大革命还是会逃跑或自杀,或被抄家后一无所有。但我会跟你走的,格奥尔基,跟你去你的老家,去你们单位,哪怕放弃电影导演的梦想,哪怕只做个俄语教师。但我们会幸福的,我还会为你生一大堆孩子,可以吗?

一个老太太这样对我说,我紧张地从沙发上摔下去,还得拼命掩饰慌张,后悔刚才的牛皮吹太大了。

不……不可能的……

你不愿意?

不是,我愿意,但我做不到!我绞尽脑汁地和上次的谎言衔接上,免得有什么前后矛盾。对了,我不是说过吗,虽然,时间旅行可以实现,但无法选择准确的时间点。我不能设定具体哪一年哪一个地方。

胡说,格奥尔基,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每周一次雷打不动?

她真的着急了,手舞足蹈的说话样子,很像苏联电影里的人物。

因为,你的头发可以给我定位指路啊。说完我就想狠狠掐自己,因为我说过那根头发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但我还得圆谎。哦,你留给我的那根头发,虽然消失在了时间隧道里,却给你留下了时空坐标,让我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但我找不到你的父母,更去不了1958年的上海。

格奥尔基,可你为什么现在才找到我?

老太太说到这里,眼眶又红了一圈。是啊,为什么要等到红颜白发呢?为什么不在1960年?哪怕二十年前也好啊。

对不起。我无法再编下去了,自己的泪腺也有些控制不住。

别说对不起!我从来……从来没有抱怨过你。格奥尔基,这一切,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何干?

得抓紧机会转移话题,我抛出第二个不可能的理由——卡佳,我可以穿越时间,但不可以改变历史。

去他妈的历史,老太太淡淡地说了句脏话,最好全都给我改变了。

要是如你所愿,你没有在1958年离开莫斯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的话,那么今天坐在这里的你,就一定会消失的!

那就让我消失吧!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就是为了等到这个机会。不然的话,三十年前,我就已经死在了苏州河里……你不懂,那时候自杀很容易的!

我懂的。

哎呀,我见不得女人哭,更见不得老妇人哭,我忍不住伸出手指,抹去她脸颊上的眼泪。

你不懂!

卡佳躲开了我的手,她把头埋在膝盖里,断断续续说着对不起……有个秘密,我一直藏了四十多年,始终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我想要是有朝一日,你真的出现在我面前,该不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卡佳,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没关系,就当我不知道。

不,我必须要说,否则对你不公平。你看,我只是个老太婆,除了你以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也没必要继续藏下去,听我说——1958年,在莫斯科,你带我去过森林里的秘密基地以后,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个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家酒店,只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才可以享用,有特供的葡萄酒和里海鲟鱼子酱,有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奢侈品。你还记得阿廖沙吗?我跟你说过,也是我们中国留学生,他的爸爸当时位高权重,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是他邀请我去那家酒店,我们普通的留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明白了,我原谅你,卡佳。

格奥尔基,你不能原谅我!你必须不原谅!绝对不能宽恕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我!也绝对不能宽恕阿廖沙!如果,我还在你心里的话。

嗯,我不原谅。

阿廖沙请我吃了顿大餐,我们一起喝了些伏特加。你不知道,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的酒量能喝倒大多数苏联男人,在你面前我却滴酒不沾。阿廖沙说,上头已经决定了,让我从莫斯科电影学院退学,立刻送回国内。但只要我答应跟他在一起,他就可以通过他爸爸,解决所有的问题,就算不会宽恕我的父母,至少可以宽恕我本人——只要我写封公开信与父母断绝关系。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留在莫斯科读书,还有机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女导演。前提是我成为他的情妇,搬到他在郊外的别墅。

听起来挺诱人的。

嗯,我同意了。

卡佳已哭得泪水涟涟,像个丢失了糖果的小姑娘。看着她老去的容颜,冬日阳光底下银色发丝,我不知该说什么。

对不起,格奥尔基,1958年,那个莫斯科的冬夜,在酒店的高级套房里,我陪伴阿廖沙度过了一夜——不,干吗那么文绉绉的?说大白话嘛,就是陪这个男人睡了一晚上……

可是?

我知道你的疑问,第二天,我改变了主意,我感觉身体很脏,打心底里厌恶自己。我对阿廖沙反悔了,拒绝做他的情妇。因为,就算这样留在莫斯科,我也不可能再见到你了。我会变成一只笼中之鸟,被他用完后再抛弃。如果是这样的我,你还会要吗?你先别说!不管你会怎么想,但我不能接受,怎么可以再把这个身体交给你?那是委屈你了啊,无辜的格奥尔基,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那天晚上,是我的第一次。

卡佳……卡佳……卡佳……

我轻声呼唤她的名字,但她摇头说,我本来是要留给你的,可我却为了自己,为了能留在莫斯科,为了……

别再说下去了。

我真的,很想抱着她,安慰她,我的卡佳,我是电工格奥尔基。

所以,我要和你说对不起,我该恨谁呢?阿廖沙?我的爸爸妈妈?我自己?还是……那瓶高烈度的伏特加?

这也是你后来讨厌酒精的原因?

她深呼吸了一口气。十多年前,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阿廖沙,他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头发都掉光了,是西北某省的一家大企业的总工程师,正在大会上畅谈思想政治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一点都恨不起来。

虽然,我很担心卡佳的情绪,但我要回去了,1959年莫斯科森林里的秘密基地还在等我。

等一等,格奥尔基,你还记得吗?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当我沉默着不知如何回答,她抢先说,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门口,眼前是冰封的莫斯科河,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我清楚地记得时间:1958年12月30日。几天前下过大雪,刚好到这天放晴。我们坐在台阶上,脚下白茫茫一片,远方是各种建筑物的天际线。接近傍晚,天边的晚霞很漂亮。

是啊,我记得。

那时候,我说等我回国以后,每个周末都会邮寄明信片来莫斯科给你的。

卡佳,我一直都收到的。

我还对你说,格奥尔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等你老了,我还会来找你的。我想,如果我是格奥尔基,我会这样回答。

卡佳点了点头。是啊,我很高兴,你也记得那么清楚——等我老了,你还会来找我的。现在,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格奥尔基,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吧。我已经把秘密告诉了你,就算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配不上你,何况当我老了?记得下次穿越时间,可以去1950年的上海,那会儿我还是个拖着两根辫子的少女,我会喜欢上你这个电工的。

好啊,我答应你。说着说着,我已退到门口。

1958年,最后一天的早上,我踏上了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从此以后,我没有过你的消息。你可知道,格奥尔基,我去过你以前的单位,还去过你的家乡,见到了你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但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他们都说你被派遣到苏联实习电工,但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你大概是消失在时间隧道里了吧?

也许,你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而我的时间只过去了四个月。

说到时间,已进入2002年。这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我很想拿给卡佳看看,虽然首印只有五千本。但我想到在她面前,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中国电工,而不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喜欢写作的邮局职工。所以,我不能解释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只能强忍着不告诉卡佳——如果她没有被助动车撞过,如果她的记忆没有混乱,她一定会为我而高兴的!说句题外话,这本书在几年后翻译成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了,得到了一个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的评点。我匿名地给她邮寄过一本,不知道她看过没有。

从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时间旅行者格奥尔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个周末,我都会陪伴她两个小时,帮她阅读书架上她最爱的书,跟她说说我杜撰的世界新闻,比如美帝国主义行将崩溃,古巴和朝鲜人民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偶尔也带她到复兴公园里走走,让她回忆起莫斯科的公园和森林。

有一天,还是在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当我为卡佳胡诌穿越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遇见丹东和路易十六时,听到了敲门声。

平常除了我,不会有任何人来敲她的门。是我替她开门的,外面是个老头,估计有七十岁了。他报出了卡佳的真实姓名,问这是她家吗。

是的。

太好了,你妈妈在家吗?当他摘下眼镜,我才明白,他把我当做了卡佳的儿子。不过,我妈妈可比卡佳年轻二十岁呢。

是谁啊?卡佳出现在了门后。

他看着她,一句都没有说。

她也看着他,皱起眉头,咬着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说出这个名字。

你是谁?

卡佳问他。老头的眼角抽动,强忍着不在我面前失态,轻声回答,格奥尔基。

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把门口的灯都打开,想看清楚老头的脸,发现他很像一个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这个老头,仿佛四十年后的我。

他就是格奥尔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欢过的男子,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实习的中国电工。

但我很紧张,慌张地躲藏到墙角,注视着卡佳的表情,她看出来了吗?

卡佳依旧沉默不语,盯着老头的脸盘,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镜了。

老头站在门口问,卡佳,你还好吗?

卡佳不响。

他接着说,1958年,你离开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两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他才卷铺盖回国。那时候,我们国家紧缺技术工人,因为在苏联的发动机工厂工作过,他被调去了军工系统。在西北沙漠的深处,生产第一代弹道导弹。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仅次于原子弹,所有人都不能与外界来往,家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联系不到卡佳。后来他成了工程师,成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结婚,生了一对儿女,一直干到光荣退休。去年,他的妻子过世,儿女也结婚了,他自由了。于是,老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这里。

他是格奥尔基,而我是格奥尔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着卡佳,准备悄悄溜号,让他们两个人独处,毕竟已互相寻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却摇头说,我不认识你。

她说的那么冰冷而决绝,让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

卡佳,不要这样对我,不要……

老头才说了半句话,卡佳就赶他走了,大声叫喊起来:你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格奥尔基在这里——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说什么?这个年轻人是我?

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不然我打电话报警!

话音未落,卡佳已强行关上了房门。

而我不知道说什么,她一个人缩在沙发里,随意地翻着几本书,连眼镜都没戴上,想是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我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老头仍然徘徊,不断抬头仰望这扇窗户。

第一次,我觉得卡佳不但刻薄,而且残忍。

再见,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别卡佳,我冲到思南路,看着那个四十多年后的我。我那架势像是要打人,但他并不害怕,挺直胸膛看着我。我羞涩地说,对不起,她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你是谁?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亲切,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冒牌货,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头从兜里掏出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根女人的头发丝,说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后送给他的东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说说吗?也许,她会想起来的。

哎,不必啦,谢谢你。

谢我什么?

老头摇摇头,不声不响,离开了。

我想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调动了,因为写作引起领导关注,我被调离基层的邮政局,来到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在机关里编写邮政史和企业年鉴。

对于卡佳来说,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奥尔基,突然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

也许,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很残忍,但我不能再继续伪装下去了。

隔了半年,进入盛夏时节,漫长的“非典”灾难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我不是她的格奥尔基。

但家里没有人。我到处找她都没有消息,邻居说她失踪三天了,许多老年人就是这样走失的。我有个表哥叫叶萧,是个很厉害的警官。通过他的帮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证被人使用过,购买了上海飞兰州的机票,刚入住当地一家宾馆。难道有人盗窃了她的身份证?还是更可怕的事?叶萧帮我询问兰州警方,确认入住宾馆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电话到宾馆房间,恰好她接起电话,告诉我,他死了。

谁?

格奥尔基。

我的脑中掠过那张四十多年后自己的脸。

原来,卡佳是去参加葬礼的。

我去找她,也买了张飞机票去兰州。参加追悼会的有老头的子女,已是儿孙绕膝,还有军工企业的领导,多年的老同事们。但没有人认识卡佳,她独自穿着黑纱,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风吹湿了她的眼睛,遗体被推去火化时,卡佳远望着他窃窃细语——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对她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么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

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

她被烧毁过很多次

她在废墟中长大

树木向天空伸展

因为它们相信天空

而天空相信热情

相信这善意的大地

阿列克桑德拉 阿列克桑德拉

什么在我们面前飘动

这是岑柳在马路边

用华尔兹的舞姿播撒着种子

岑柳用它树木的婆娑

谱成动听的维也纳圆舞曲

它们将破土而出 阿列克桑德拉

呼吸莫斯科的空气

花楸树装点着莫斯科

橡树绅士般站立

还有排排的岑柳茁壮地成长

莫斯科期盼着被树荫覆盖

莫斯科会让每棵小树

都有生长的地方

——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主题曲《亚历山德拉》

尤·维兹博夫/词;谢·尼基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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