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间谍是一些随便挑选、训练欠佳而又装备不良的无用之辈。最典型的例子是九月二、三日两夜到达的那四个人：迈尔、基布姆、庞斯和沃尔德伯格。基布姆和庞斯是黎明时分在海思附近着陆的，他们还在沙丘中拔不出腿、越陷越深时，就被萨玛赛特轻步兵团的二等兵托勒维抓住了。
沃尔德伯格倒是向汉堡发出过一份电文：
安全抵达。文件已毁。距海岸两百公尺处有英军巡逻。海岸上有褐色铁丝网，五十公尺外有铁路枕木。没有地雷。士兵很少。未完成的碉堡。新修的公路。沃尔德伯格。
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连代号也没有一个。他这份情报质量之差，可以从他对英国法律规定的一无所知上得到佐证：他竟然在早上九点走进一家酒馆，要一夸脱的苹果酒。
（高德里曼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而特里却说：“等一等——更可笑的还在后边呢。”）
酒店老板叫他十点再来，还建议他利用这一小时去看看村里的教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真的在十点整的时候回来了，当场就被两名骑自行车的警察一下子给逮住了。
（“这简直像《又是那个人》的情节了。”高德里曼说。）
迈尔是几小时后被发现的。随后几周里，又有十一名间谍落网。他们大多是踏上英国的土地没出几小时就被捕的，几乎全部被处以绞刑。
（“几乎全部？”高德里曼问。特里说：“不错，有两个人被解送到我们的B－I（a）科。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件事。”）
剩下的在埃里着陆，其中一个是厄恩斯特·韦伯－德罗尔，是个知名的杂技演员，在爱尔兰有两个私生子（他曾以“世界最强壮的人”的称号在爱尔兰巡回演出过）。他被警备队逮捕，罚款三英镑，然后移交给了我们的B－I（a）科。
另一个叫赫尔曼·戈茨，他跳伞误入北爱尔兰，而没有落到埃里。他遭爱尔兰共和军劫掠之后，身穿皮内衣泅渡了博伊恩河，最后吞服了自杀药片而死。他有一个手电筒，上面标着“德勒斯登。制造”。
（“既然抓住这帮笨蛋这么易如反掌，”特里说，“我们又何必请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来抓他们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无法知道还有多少间谍我们没抓到；第二，这和我们不处绞刑的那些人有关。B－I（a）科负责的就是这码事。但是为了解清楚，我得回到一九三六年。”）
阿尔弗雷德·乔治·欧文斯是个电子工程师，他任职的公司和政府有几项合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数次出访德国，并把在那里搜集的零零散散的技术情报自愿提供给海军部，后来，海军情报处把他介绍给军情六处，军情六处遂把他发展成一名特工。但后来，军情六处截获了他发给一个已知的德国伪装地址的一封信，发现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也被德国情报机构吸收。显然，他是毫无气节的人，一心想当间谍。我们给他的代号是“雪”，德方则叫他“约翰尼”。
一九三九年一月，“雪”收到了德方的一封信，内容有：（1）一台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说明；（2）一张维多利亚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存单。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就逮捕了他，他和他的发报机（装在一只皮箱里，他向寄存处出示了存单，便取了出来）被扣在旺兹沃思监狱。我们要他继续用发报机和汉堡方面联系，但他发出的全部情报都是由B－I（a）科拟就的。
德国情报机构要他与潜伏在英国的两名德国间谍联系，我们立即逮捕了那两个人。他们还给了他一套密码和无线电通讯的详细程序，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继“雪”之后，德国又派遣了“查理”“彩虹”“夏天”“饼干”等一批间谍，他们都与卡纳里斯保持经常联系，并显然得到他的信赖，其实他们都在英国反谍报机构的完全掌握之下。
这时，军情五处依稀瞥见一个可畏又诱人的前景：如果走运的话，他们可以控制并操作德国人在英国的整个间谍网。
“把间谍变成双重间谍而不绞死他们，有两大好处，”特里回到要点上，“由于敌方认为他们们的间谍还在活动，就不会派其他间谍来取代他们。透过他们向德方发回的假情报，我们就能蒙骗敌方并误导他们的战略家。”
“恐怕不那么容易。”高德里曼说。
“当然不容易。”特里打开一扇窗子，让房间里香烟和烟斗的雾散出去。“要干，就要干得彻底，这儿要是真的留下几个没被发现的间谍，他们的情报就会与双重间谍送出的假情报相抵触，德国情报机构就会嗅出味道来。”
“听起来很激动人心。”高德里曼说。他的烟斗熄灭了。
特里笑了，这还是他在那天早上第一次露出笑脸。“这儿的人会对你说，这差事很苦——工作时间长，高度紧张，经常受挫——不过，却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我要你见见我的一个十分机灵的年轻部下。我陪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吧。”
他们走出房间，上了几级台阶，穿过好几道走廊。“他叫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你要是拿他的姓氏开玩笑，他会恼火的。”特里继续说，“我们是从苏格兰场把他挖过来的——他原是那里的一名特警。如果你需要助手，就用他好了。你的官阶比他高，不过，我们这儿不太讲究这一套。我想这一点你用不着我来提醒。”
他们进了一间光秃秃的小屋子，窗外面对着一面空白的墙。房间里没铺地毯。墙上挂着一帧美女的玉照，帽架上吊着一副手铐。
特里介绍说：“这位是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这位是珀西瓦尔·高德里曼。剩下的你们自己谈吧。”
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人金发碧眼，矮小结实——高德里曼心想，他的身高大概勉强刚够当警察的资格。他的领带十分刺眼，但是面孔和颜悦色，笑容很动人，握手时也很有力。
他说：“珀西，我正要赶回家吃午饭，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呢？我太太做的香肠和马铃薯条味道不错。”他有浓重的伦敦土腔。
香肠和马铃薯不是高德里曼爱吃的饭食，但他还是去了。他们走到特拉法加广场，坐上一辆开往豪克斯顿的公共汽车。布劳格斯说：“我娶了一位很好的太太，但她做菜不大行，我每天都只能吃香肠和马铃薯条。”
伦敦东区仍然因为昨天夜里的空袭而烟雾弥漫。一群群的消防队员和志愿人员正在挖掘着瓦砾堆，向余烬上浇水，清理着街道。他俩走过他们身边，看到一个老年人正抱着一套贵重的收音机，从一栋几成废墟的住宅中出来。
高德里曼搭讪着：“看来我们要一起抓间谍了。”
“我们试试看吧，珀西。”
布劳格斯的家是有三间卧室的半栋住宅，那条街上清一色都是这种把一栋房子隔成两家的建筑，小小的前庭花园全都种了蔬菜。布劳格斯太太就是他办公室墙上照片中的那个美女，名叫克里斯琴。她面带倦容。布劳格斯说：“空袭时她开救护车去了，是吧，亲爱的？”他颇以他太太为傲。
她说：“每天早晨我回家来，都不知道这栋房子还在不在。”
“你注意到了吧，她担心的是房子，而不是我。”布劳格斯说。
高德里曼从壁炉台上的礼品盒中拿起一枚奖章：“你怎么得到这个的？”
克里斯琴回答说：“他从一个邮局抢匪的手中夺下了一支滑膛枪。”
“你们可真是一对。”高德里曼说。
“你结婚了吗，珀西？”布劳格斯问。
“我是鳏夫。”
“对不起。”
“我太太一九三〇年死于肺病。我们没有孩子。”
“我们也还没有呢。”布劳格斯说，“世道这么乱，要孩子不是时候。”
克里斯琴说：“噢，弗雷德，人家对这不感兴趣！”接着便走出客厅，到厨房去了。
他们围坐在客厅中央一张方桌四周吃饭。高德里曼很为这对夫妻和那种家庭的温馨所触动，不由得想起了亡妻埃莉诺。这有点不寻常，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不太伤感了。或许哪根神经终于又活跃起来了，战争总是会引发一些可笑的事。
克里斯琴的烹饪技术确实不高明，香肠煎焦了。布劳格斯把香肠泡到番茄汁里，高德里曼也愉快地照样吃着。
他们返回白厅之后，布劳格斯将档案拿给高德里曼看，里面都是些据认为仍在英国活动却尚未查明的间谍。
有关这些人的资料有三个来源。
第一是内政部的移民等级。长期以来，护照监控始终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件利器——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就掌握了一份进入英国但尚未离境、又没有死亡或者加入英国国籍的外国人的名单。这次战争一爆发，这些人都受到了特别法庭的审理，被甄别为三种类型。起初，只有A类侨民受到拘留，但到一九四〇年七月，舰队街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舆论之后，B类及C类的人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有少数移民下落不明，将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假定为间谍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的档案在布劳格斯的案卷里。
第二个来源是无线电台发报。军情八处的C科每天夜里都在扫描天空电波，把他们无法肯定是自己一方的电文记录下来，转给政府密码学校。该校原先坐落于伦敦的伯克利大街，不久前迁往布利奇雷公园的一栋乡间别墅。事实上，这个机构根本不是什么学校，而是由国际象棋冠军、音乐家、数学家和填字游戏的爱好者组成的一个集团。军情八处相信，密码既然是人编写的，也就能由人破译。发自英国本土又不属于本国军警的无线电讯号，都被认定是间谍所发。
这些破译的电文也在布劳格斯的案卷里。
第三个可以追踪潜伏间谍的线索来源是那些双重间谍。但他们的价值实际上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德国情报机构发他们的电文提及过一些新派遣的特工的名字，还暴露了一名常驻间谍——伯恩茅斯的玛蒂尔达·克拉夫特太太。她曾经给“雪”汇过钱，后来当局将她逮捕，关押在豪格威监狱。但双重间谍无法揭露对秘密谍报机构最有价值、悄悄潜伏并作用极大的职业间谍的身份和地点。这样的间谍必然存在，一些线索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有人从德国给“雪”带来了无线电发报机，放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寄存处，让他去取。但德国情报机构和这些间谍本人都十分小心，双重间谍抓不到他们的踪迹。
这些线索也在布劳格斯的案卷里。
其他来源也在开发：无线电专家正在努力改进定位无线电发报地点的三角测量法；而军情六处也在设法重建在希特勒军队进攻的高潮中遭到破坏的欧洲特工网。
无论是什么片语只字的情报，布劳格斯的档案柜里全都有。
“不时会有些令人恼火的情况。”他对高德里曼说，“看看这个。”
他从档案中取出了一份有关英国派遣远征军赴芬兰的计划的长电文。“这是今年年初截获的。情报准确无误。我们正想测定他的方位时，他的发报却突然中断了，看不出明显的原因——或许他被迫停止了。几分钟之后他又继续发报，但没等我们的小伙子找到他，他的电波就又在空中消失了。”
高德里曼说：“这是什么——‘向威廉致意’？”
“恩，这很重要，”布劳格斯说。他兴奋起来了：“这是另一篇电文的记录，就是最近的。瞧——‘向威廉致意’。这次有个回电，称他为‘针’。”
“针。”
“这家伙是个行家。看看这段电文：简单扼要，但详细明确。”
高德里曼研究着第二段电文。“看来是关于空袭效果的评估。”
“他显然在东区打转。一个行家，一个行家。”
“关于这个‘针’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布劳格斯那种年轻人满腔热情的表情一下子不见了：“恐怕就这么些了。”
“他的代号叫‘针’，所以‘向威廉致意’结束电文，而且他还掌握着标准的情报——就是这些了吧？”
“恐怕是。”
高德里曼坐到办公桌边上，向窗外凝视着。对面建筑物的墙上，在一扇华丽的窗下，他看到了一个家雀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多少机会抓到他呢？”
布劳格斯耸了耸肩，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可能。”
05
“荒凉”这个字眼正是为这种地方创造的。
这是阴郁地突兀于北海的一座J形石岛。从地图上看，如同一根折断了的手杖：其弯曲的杖头朝着阿伯丁，而折口处有如锯齿般的杖身，则气汹汹地指向远方的丹麦。全岛长十英里。
沿岛的海岸多是耸立于冰冷海面之上的悬崖峭壁，没有半处适宜遨游的海滩。海浪为这种粗暴所激怒，凶猛地扑打着岩石。但小岛千百年来已习惯于这种暴戾，傲然挺立，不予理睬。
J形石岛内环中的海面比较平静。浪潮把大量的泥沙、海草、浮木、泡沫和贝壳抛到岸上，日积月累之后，居然在崖壁的脚下和海水之间，形成了一片月牙形的地面——一片多少可算作海滩的地段。
每逢夏季，崖顶上生长的植物就把不多的种子撒到海滩上，犹如一个富人把几个小钱扔给乞丐。如果冬季还算暖和、春天又早早到来的话，一些种子就会勉强生根，但其生命力绝支持不到开花结果的程度，因此，海滩年复一年地只有靠施舍度日。
在小岛上，由于峭壁阻隔了海水的侵蚀，土地上生长繁殖出了绿色植物。大多是野草，仅够喂养几只瘦骨嶙峋的羊，但足以把表土固定在岩基上。此外还有些灌木，全都是荆棘，为野兔提供了家园；小岛东端的背风坡上则挺立着一片傲岸的针叶树。
高地是石南的天下。那个人——是啊，岛上住着一个人——那个人每隔几年就会放一把火，烧掉石南，让野草得以生长，绵羊也就可以在这儿放牧了；但是过上两年，石南又会卷土重来（天晓得来自什么地方！），把羊群逼得节节后退，直到又一把火把它们烧光为止。
岛上的野兔是本来就有的，而绵羊则是人带来的。那个人所以在这里，是要放养羊群；鸟类在此栖息，是因为它们喜欢这座小岛。鸟的数量成千上万；有长脚的崖鹨，它们翱翔时啁啾而鸣，俯冲时——宛如喷火式战斗机扑向天际的麦塞施米特——又会噼啪作响；有秧鸡；那个人虽然很少见到，却知道它们的存在，因为他总是被它们的呜叫吵得夜不能寐；有渡鸦、食腐肉的乌鸦、三趾鸥和遮天盖地的海鸥；还有一对鹫，那个人一见到它们，就开枪打，因为无论来自爱丁堡的博物学家和专家们怎么对他解释，他就是知道，这对鹫不只吃死羊的肉，也捕食活羊羔。
风是岛上的常客，大多数来自东北方向。它时常带来雪雨和寒雾这样一些不受欢迎的礼物；有时虽然是空手而来，却狂呼怒吼，把灌木连根拔起，把树木吹弯了腰，把咆哮的大海掀起阵阵卷着泡沫的怒涛。风无止境地吹着，这显然是失策的。如果它突然来访，就会让小岛措手不及，从而造成某种真正的灾难；但由于它几乎总是在这里，小岛就学会了在风中生存。植物把根扎得深深的，野兔藏身在灌木丛的深处，树木生来已经把腰弯好，准备接受狂风的鞭笞，鸟类则把巢筑在突岩的隐蔽处，而人深知狂风的肆虐，颇有匠心地把住房建得矮小坚实。
这栋房屋是由大块的黑色石头和石板建造的，颜色与大海相同。窗子很小，门镶得很紧，烟囱是松木的。房屋耸立在岛东端的山顶上，靠近“手杖”的断根处。它顶风冒雨屹立山巅，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便于那人俯视羊群。
十英里之外，横跨全岛的另一端，在多少算作海滩的附近，还有另一栋十分相似的房屋；但这边没有住人。这里原先还有另一个人，他自以为自己比这座小岛本身更了解这里的自然条件，以为自己有办法在这里种植燕麦和马铃薯，饲养几头乳牛。他与狂风、严寒和瘠土斗了三年，最后认输了。他走了之后，再没人想住在这里了。
这是个艰苦的地方，只有坚挺的东西才可以在这里存活：坚硬的石头、坚韧的野草、坚毅的鸟类、坚牢的房屋和坚强的人。坚硬和冰冷的东西、严酷和尖利的东西、粗壮坚定和缓慢移动东西，以及和岛屿本身一样冰冷、生硬和无情的东西。
“荒凉”这个字眼正是为这种地方创造的。
“这儿叫风暴岛。”阿尔弗雷德·罗斯说，“我想你会喜欢这地方的。”
大卫和露西·罗斯坐在渔艇的船头，眺望着波涛滚滚的海面。这是一个晴朗的十一月的日子：空气清冷、微风拂面、天高气爽，微弱的阳光照射着粼粼的海水。
“我是一九二六年买下这座岛的。”罗斯老爹继续说，“当时我们以为会有一场共产革命，需要有个地方避难，这儿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露西觉得他热心得令人生疑，但还是承认这里确实可爱：清风不断，一切都自然而新鲜。而且搬到这里来也是明智的——他们必须离开双方的父母，开始婚后的新生活。大卫的父亲这时才说出来，他在苏格兰海岸边拥有一座小岛，这消息好得难以置信。
“那些羊也是我的，”罗斯老爹说，“每年春天，剪羊毛的人就到岛上来，羊毛的收入刚好与汤姆·麦卡维蒂的工资相抵。老汤姆就是那儿的牧羊人。”
“他多大年纪了？”露西问。
“他该有——噢，老天，七十了吧？”
“我猜他应该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小船转进海湾，露西看到小码头上有两个小身影：一个人和一条狗。
“脾气古怪？要是你独自一个人生活二十年，也会和他差不多了。他只能和他的狗说话。”
露西转向小船的水手：“你多久上岛一次？”
“两周一次，太太。我给汤姆送来他买的东西，数量不大，还有他的邮件——数量就更少了。每隔一周的星期一，你只要把购物单给我，如果在阿伯丁买得到，我就给你捎回来。”
他关闭了引擎，把一根缆索抛给汤姆。那条狗吠叫着，转着圈跑，兴奋不已。露西单脚蹬在船舷上，一跃跨到码头上。
汤姆握住了她的手。他的脸如皮革般粗糙，嘴里叼着一个带盖的石南根大烟斗，个子比她矮，肩宽胸厚，看起来健康得滑稽。他穿着一件花呢外套，上面的毛是她所见过的衣料中最长的，里面的毛衣大概是由什么地方的老姐姐手工织成，头上戴的是花格呢便帽，脚下蹬着的是军用皮靴。他的鼻子又长又红，上面布满血丝。“很高兴看到你。”他彬彬有礼地说，似乎她是他今天第九位客人，而不是两周来见到的第一张面孔。
“给你，汤姆。”水手说着，从船上拿起两个硬纸箱递给他。“这次没有鸡蛋，不过有一封德文郡来的信。”
“那准是我侄女写的。”
露西心想：那件毛衣大概也是她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