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恕并不是不识眉眼高低的人，他硬着头皮当着我父母的面问问题，完全是在履行职责，关键问题谈过之后，便带着歉意向我父母笑笑，把一束红白相间的康乃馨放在我的病床床头，说：“这是重案队的同事托我带来的，祝你早日康复。”
我老爸笑吟吟地说：“好，好，淑心和她妈妈一样，最喜欢侍弄个花啊草啊的。”
天啊，沈恕居然送我一束鲜花，真让我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这么冷冰冰的人，他的世界里除去追查血案就是勇擒凶顽，怎么可能有鲜花这样温馨物种的一席之地？我宁愿他送我一筐香蕉苹果，这样还自然些。不过无论怎样，毕竟是同事间的一份心意，我勉强笑一笑，向他表示感谢。
沈恕在此案侦破后总结案情时向我透露，虽然我在病床上未能给出更多有追查价值的信息，但我遇袭事件本身已经使得案情大体明朗起来，也坚定了沈恕拿下此案的信心。重案队多管齐下、步步逼进的措施已见成效，凶手无法再安居于幕后，无法像案发时那样愉快地欣赏警方被他耍得团团转。在警方的挑战下，凶手被迫接招，出手多了，自然就会露出破绽。
沈恕认为凶手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暴露出的疑点是，凶手怎么会知道我在追查事情真相，又怎会一路跟踪我到钱家老屋？只有一种解释，凶手就环伺在我们周围，一直在窥探我们，对我们调查此案的进程有所了解。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凶手的范围。案子已经到决战阶段，警方和凶手的弦都已张到最满，一触即发。凶手觊觎的楚原晚报社的杀害对象目前还安然无恙，这场较量究竟谁输谁赢？
被凶手夺走的四本日记里，究竟记载着怎样惊人的秘密？目前可以断定，苏南、林美娟和楚原晚报社的潜在受害人，遭遇杀身之祸的缘由是一件遥远的往事。而这件往事为何一直隐藏到今天才被揭开？如果能掀开这个盖子，案情就会真相大白。
15.血腥雨夜
2001年9月1日。暴雨。
江华大学。
我在住院的第二天就回家了，毕竟年纪轻轻，又没受外伤，不大好意思赖在医院里。在家又休养两天，我就回到市局上班。
我到老屋去寻找日记的前因后果，仅向沈恕一个人说起过，所以同事们只知道我遭遇袭击，并不了解更多的内幕，否则我真的无颜回去上班，更不知该怎样面对陈广。不过按理说，陈广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表面上算是对我有恩，不管心中与他有怎样的隔阂，我还是亲手烤了一个他喜欢的巧克力蛋糕，给他送到办公室去。
陈广很高兴，破天荒地嘘寒问暖了一阵，又叮嘱我好好休息，这几天他尽量不给我安排外出的工作。
如果他知道我去老屋是为了揭开他极力掩饰的伤疤，他会怎么想？当然，也可能他早就猜到了，却还能做到不动声色，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这就是陈广，城府深不可测。
下午下班前，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那密集的雨丝渐渐牵扯一条条透明的长线，把天和地连在一起。因当晚将有暴雨袭击本市，陈广通知科技处的人早点下班，晚上若没有要紧事尽量不要外出。
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雨越下越大，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像是有人在急促地敲击。室外地面上早已流淌成河，我的心里也波涛起伏，不断回想起苏南和林美娟遇害的雨夜，以及我遭遇袭击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又是雨夜，千万别再出事才好。
我在床上折腾了一个来小时才似睡非睡地闭上眼睛。蒙蒙眬眬中，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条件反射似地把手机抓在手里，没等对方说话，先没头没脑地问：“又出事了？”
“沈队说请你马上到命案现场来，就在江华大学旁边的那块空地。”是于银宝的声音。
我的手一颤，险些把手机掉到地上。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该死的凶手，忍了一个多月，终于又开杀戒了。
我没有前两次出现场前的紧张和惶恐，而是感到无比气愤。凶手的肆无忌惮，简直是明目张胆地向警方挑衅，漠视楚原市15000名警察的存在。如果不能拿下这起案子，楚原市警方将颜面无存。
我在到达现场后，才断断续续地从重案队探员们的交谈中获悉案发经过。
当晚8点钟左右，正是大雨如注的时候，沈恕和值班民警管巍、于银宝各自冲了一碗速食面，稀里呼噜地才吃完，电话铃就响起了。
于银宝接起来才说一句话，立刻变了脸色，捂住听筒告诉沈恕：“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家伙，语气很紧张。”
沈恕和管巍的神经也立即绷紧起来。这疯狂的雨夜，几乎已成为血腥杀戮的标志，而潜在的被害对象又在这时莫名其妙地打来电话，难道预示着什么？沈恕示意管巍抄写下来电显示屏上的号码，马上定位追查。他自己则接过于银宝手中的听筒，用尽量平和的声调说：“我是沈恕。”
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细小的电流噪音，在提醒双方连线没有中断。沈恕知道对方不惜顶雨外出，一定是情绪严重波动，有吐露心底秘密的强烈愿望，所以不过分催逼他，只手持听筒，静静等待他主动开口。
对方说话了，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这次居然没使用变音器。尽管对方努力伪装他的声音，但沈恕在听过第一句话后，马上辨认出他就是楚原晚报社的陶英。这是沈恕的一个过人之处，他能牢牢记住所有他感兴趣的人的相貌和声音，并凭此在茫茫人海中准确定位他要寻找的人，比电子仪器还要灵敏精确。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还是在办案生涯中长期历练而获得，只有他自己知道。
“原来是这样，杀害苏南和林美娟的人竟然是……是他，太可怕了。”陶英的声音急促而迫切。
沈恕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却能断定陶英即将说出凶手的名字，他屏息静气，追问说：“是谁？告诉我他的名字。”
陶英在电话那端粗重地喘息着，听上去极端不安和恐惧。“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话筒里传出“滴滴”的忙音。
这时，管巍查到陶英所打电话的方位，是位于江华大学南门外的一部磁卡电话。
陶英居然在江华大学附近！沈恕来不及细想陶英最后一句话的含意，命令于银宝道：“马上联系徐剑鸣，让他亲自或派人到这部磁卡电话前查看，一旦发现陶英的行踪，务必把他扣留，确保他的安全。同时密切监控前两起案子的发案地点，也就是铁皮墙里的那片荒地，千万不能让陶英再遇害。”转过头又吩咐管巍道：“联系楚原晚报社长秦书琪，问他是否知道陶英今晚的行程安排。再与陶英的妻子和女儿取得联系，看他们是否在一起。如果有线索，马上跟进，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于银宝和管巍各自答应着分头行动。
这时最困扰沈恕的是，陶英电话断线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案情与一个孩子有密切关联？凶手是一个孩子吗？还是几名被害人因一个孩子而与人结仇？这环环相扣的疑问，只需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即可迎刃而解，可那个切入点却总是若隐若现，不肯到眼前来。
于银宝已经联络到徐剑鸣，他眼下不在江华大学，但已派出保卫处值班人员赶往那部磁卡电话所在的地点查看，很快就会有反馈。另一名值班人员在通过摄像画面监控铁皮墙内的荒地，到目前为止一切平静如常。
管巍联络秦书琪却费了些周折，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接通电话。原因是秦书琪正和几个官商界朋友在歌厅包房里唱歌，陪坐的美女娇嗔地不许他听电话，秦书琪是个从不辜负美人恩的知情识趣的场面人，自然驯服地只谈风月不问政事了。直到煞风景的电话铃声一再响起，秦书琪和美女都感觉不堪其扰时，他才愤愤地接起电话。
听管巍介绍过今晚的突发情况，秦书琪立即紧张起来，毕竟陶英是报社有编制的员工，連而且警方此前也曾多次与报社合作，以避免凶案发生，如果陶英真要出了事，他多少还是有点责任的。就算没有责任，仅处理家属闹事、上司过问这些烦心事，也够他应付的。
秦书琪一手轻揽陪坐美女的纤腰，一手持电话向总编办主任发号施令，要他配合警方工作，尽快与陶英本人或其家属取得联系，查清陶英的去向。
这时江华大学保卫处值班人员已查看过陶英所拨打的磁卡电话，与上一次场景相同，话筒在电话线上悬空摇晃，电话前空无一人。值班人员遵照于银宝的吩咐，特意查看了电话的插卡孔，并没有磁卡遗留在里面，似乎陶英未遇到紧急情况，走得并不匆忙。
从陶英家人处获知的信息却让人忧心忡忡。据陶英妻子祖嘉说，他和女儿陶顺子在江华大学礼堂看话剧，还没回家。今晚学校上演话剧，陶顺子获赠了两张票，却又嫌话剧散场太晚，不敢一个人回家，就把她爸爸抓来做保镖。“爸爸看话剧中途就出去了，说是上洗手间，可一直没见他回来，手机也打不通，现在已经散场了，我还在礼堂等他回来。”陶顺子的手机连响了十几声后才被接起来，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焦虑。
于银宝把掌握的情况向沈恕汇报。
沈恕的眉心拧紧，不知是否在担忧陶英凶多吉少。他对于银宝说：“通知陶顺子，马上回家，她爸爸由我们去找。不管怎样，目前情况不明，陶顺子不能再处在危险中。”于银宝答应着，沈恕又想起一件事，“你想办法给我弄一份陶顺子刚看过的话剧的剧情，包括导演和演员名单，越详细越好。”
忙乱过后，看看时间，距陶英失去联系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却仍然没有任何让人轻松的消息。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地面上水流成河，雨点打上去溅起阵阵水花。沈恕等待得有些焦躁，又担心江华大学保卫处的工作有什么疏漏，就再次打电话过去，询问摄像镜头的监控情况。“放心吧，沈队，地面上所有东西都在摄像头的监视范围里，连指头那么大的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别说人了，鸟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保卫处值班人员的说话语气还算尊敬，态度却有些漫不经心。
沈恕不满地说：“雨下这么大，平地上都淌成河了，那片洼地里的积水最少三指深了，哪里还能看得见石子，你别敷衍我。”
“沈队，自打你们第一遍打电话来，我的眼睛就盯着监控没离开过，你倒说我敷衍，地面的水连石子都没淹过，哪有三指深？”值班员急了。
沈恕拿着听筒愣了两秒钟，突然明白过来，身上一激灵，挂断电话，对于银宝说：“出事了，你跟我去现场。”接着，又叮嘱管巍道：“你留在家里，我们可能随时需要增援。”
沈恕和于银宝驾驶一台地方牌照车辆，向江华大学疾驰而去，激得地面上的积水向道路两旁飞溅。沈恕把油门踩到最底，这台低配置的国产车开到120码，车身几乎飘起来，左摇右摆。于银宝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晕车恶心加上担惊害怕，虽然不愿露怯，但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把两小时前吃的速食面吐出来。
沈恕这样玩命地开车，因为他预感到凶手还在罪案现场，争取早到一分钟，或者就能和他短兵相接。
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全身浴血、一丝不挂的陶英四仰八叉地躺在铁皮墙内，圆睁双眼，嘴里一股股地向外涌出血浆，身体微温，竟还没死透。但是，凶手已不见踪迹。瓢泼大雨汩汩而下，冲洗着暗红色的血液，也冲洗着人世间罪恶的痕迹。
沈恕看着陶英的惨状，说不出话，重重一拳砸在铁皮墙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于银宝惊诧得目瞪口呆，连声说：“不是有监控吗？怎么会什么也没发现？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沈恕对他说：“通知管巍，江华大学东墙外又发生命案。速派急救车、科技处技侦人员和重案队全部在家刑警到现场来。对，给淑心打个电话，问问她恢复得怎么样，能不能到现场来。”虽然明知陶英已伤重不治，却仍要叫救护车，既是程序要求，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刑警无权判断受害人生死，必须由医生做出鉴定。发完指令，沈恕径直走向墙角的摄像头，盯着它呆呆发愣。
所有人员抵达现场时，已经是四十分钟后，雨势减缓，稀稀落落的雨点有气无力地砸落地上。陶英的躯体已经僵硬，身体里的血液似乎流干了，皮肤呈现骇人的灰白色。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牙齿暴突在唇外，像是在死前经历了巨大恐惧和巨大折磨。
我和陈广几乎同时进入现场。陈广像是没想到我会来，看到我时微微一愣，随后轻轻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却没说话。当我戴好手套准备接近尸体时，陈广伸出胳膊拦在我面前，不容置疑地说：“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我来。”在我愕然的注视中，陈广快步走向陶英的尸体，并对沈恕说：“让你的人都往后站，确保现场不被破坏。”法医在尸检环节具有绝对权威，他的职位又高，所有人都听话地向后退。
陈广背过身，蹲下去检查陶英的尸体。其他技侦人员和重案队探员则试图搜寻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当然，这仅是根据程序需要走一个过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大雨过后，除非凶手有意在现场留下凶器等证物，所有的微量痕迹都已不复存在。
陈广的验尸手法迅速、准确而全面，从死尸的体温、表情、姿势到外伤部位、僵硬程度，滴水不漏。我在约三米外仔细观察陈广的验尸过程，这时夜色漆黑如墨，现场虽有几盏照明灯，能见度仍很低，我凭感觉和专业知识指引，还可以分辨陈广的动作，相信其他人完全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当然，陈广现在仅是进行外表检查和外伤检查，内部剖验还要回到尸检室由验尸官完成。
陈广很快做出初步鉴定结果：“尸身有利刃切割造成的伤口计39处，平均深度3厘米到4厘米，尸体舌头被割掉，四肢筋腱被割断，导致全身瘫痪，但所有的伤口都不致命，初步认为是流血过多而死。尸体温度下降很快，考虑到大雨和空气湿度的因素，死亡时间不超过2小时。尸身没有捆绑痕迹，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却有多处切割造成的伤口，初步分析死者生前被切割时处于昏迷状态，在凶手施虐的中途苏醒，却因筋腱被割断，已无力反抗，但仍能感受到痛苦和恐惧，因而脸上出现极度复杂的表情。此外，死者全身赤裸，现场却未发现任何衣物和配饰，显然已经被凶手带走，避免衣物上沾有凶手的头发、皮屑或其他痕迹。凶手的心理素质非常稳定，手段极其残忍。此案与前两起凶案虽然稍有出入，但作案的时间、地点和手法均雷同，建议并案侦查。”
陈广不愧是享有美誉的资深法医，不仅检验尸身时沉着冷静、面面俱到，叙述和分析也条理清楚、令人信服。沈恕对鉴定结果表示认同，说：“与预料的大体没有出入，我们在陶英生前对他做了许多工作，结果他还是难逃一死。奇怪的是，这次凶手没有留下他的死亡签名。”
陈广“唔”了一声，说：“没留下死亡签名，也许凶手准备收手了。”
“但愿如此。”沈恕轻叹了一口气。
16.灭门惨案
2001年9月2日。多云。
楚原市公安局重案大队。
清理过现场，已近凌晨3点，沈恕招呼我一起上了于银宝的车。
像变戏法似地，沈恕不知从什么地方取出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个晶晶亮的圆柱形物体，说：“就是这东西，骗过了江华大学保卫处值班人员的眼睛。”
我和于银宝都凑过来看，不无好奇地说：“那是什么？”
沈恕说：“这是我从案发现场的监控摄像头上拧下来的，是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罩子，里面有一张动态的铁皮墙内的下雨图片，罩在摄像头外面，在监控屏上看去，与实时监控的场景一模一样。我以前在公安部的内部交流会上，听兄弟省市的刑警介绍过类似的作案手段，所以能及时察觉保卫处反馈的消息有破绽。”
车身猛地抖动一下，险些陷进路边的一个水坑，于银宝愤愤地骂：“这小子，真他妈狡猾，快成精了。”
随着车身的抖动，我的头“砰”地撞在车门上，忍不住责怪他：“你小心开车。”又接过沈恕手里的东西打量着，“这玩意做得挺精致的，看来花了不少工夫。”
沈恕说：“对，而且尺寸和角度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否则图像看上去就会有偏差。”
“你是说……凶手在使用前曾经试验过？”我不太确定地看看他。
沈恕说：“一定是，否则不会这样轻车熟路。”
我嘘了一口气，若有所悟。虽然破案不是我的本行，但为了配合刑警工作，法医必须接触一些刑侦学知识，古今中外的刑案我研读过不少，所以分析案情时不至于不着边际。我说：“这样，嫌疑人已经呼之欲出了，最有条件接触到监控摄像并动手脚的人，只有他。”沈恕没表态，但表情上看来并不反对。
于银宝也听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说：“这人有从军经历，受过军事训练，年龄、外貌、经济条件都符合我们对凶手特征的分析，我们在铺网调查时也曾把他划进来，但没有确实的证据，后来他又受到枪击，似乎替他洗清了嫌疑。”
沈恕轻轻叹口气说：“真的假不了。”
于银宝又想起一件事，说：“这小子那么滴水不漏，他作案后干吗不把这玩意带走呢？”
沈恕说：“可能是我们去得太快了，出乎他的意料，没来得及。也可能他担心一取下这东西，保卫处值班室立刻就会发现陶英遇害，不利于他逃脱。”
车子来到路口，我说：“时间还早，先送我回家吧，反正我现在也派不上用场。”
沈恕说：“别急，跟我们去警队，还有一样东西给你看。”
我应了一声，想今晚的睡眠彻底泡汤了，实在困得狠了干脆就在重案队的沙发上凑合两个小时。
沈恕像猜到了我的心思似的，说：“我有预感，也许今晚咱们都睡不成觉了。”
来到重案队，沈恕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神秘兮兮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盘小巧的录像带。我故作惊讶地说：“沈队，你这口袋里藏了多少东西啊？”
于银宝也说：“就是，怎么跟变魔术似的。”
沈恕不回答，径直把录像带插进放映机里，按下播放键。
画面一出来，我和于银宝面面相觑，竟是陈广在罪案现场检验陶英尸体的录像。我满腹疑问，却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毕竟是针对自己的同事使用非常手段，有些敏感。沈恕自己不说，我也坚决不问。当然，沈恕肯给我看这段录像，也说明他对我十分信任，至少在处理陈广的问题方面，我们是同盟。由于天黑，拍摄角度又不好，画面质量非常差，勉强能够看出陈广的样子。我此前已经在现场见到过陈广验尸的全过程，这时结合画面来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分辨真切。
我正琢磨着沈恕偷拍这段录像的意图，陈广的一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在检验尸体右臂时，一只手在尸体手掌上轻轻一抹，然后把一样东西握在手里，却没有装进证物袋，也未展示给任何人看，而是捏在手里，继续工作。他的动作很快，又不失连续性，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事实上，在现场那种光线条件下，我又站在较远的地方，当时我压根儿没看到陈广的这个动作。而于银宝直到此时仍一脸迷惑地盯着屏幕，对陈广的举动茫然不解。
我想起沈恕在现场曾对陈广说起“凶手这次未留下犯罪预警，与前两起命案不同”，而陈广当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难道他藏起来的竟然是凶手留下来的证物？可他为什么要甘冒风险这样做？他在尽力阻碍警方找到凶手，也许他与凶手有某种特殊关系？
我问沈恕：“那是什么？是不是凶手留下来的，指向他下一次要杀害的对象？”
沈恕摇摇头，显然他也不知道被陈广藏匿起来的是什么。我们把录像带倒回去，局部放大，一点点拉近画面，终于隐隐约约分辨出那东西的轮廓，但有一点轮廓也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三人都对那东西再也熟悉不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警徽！”
那握在陶英尸体的手里、被陈广藏匿的东西正是一枚警徽。凶手的下一个杀害对象，竟是一名警察！
“妈的，胆大包天了，敢动警察！再杀一个，这王八蛋可就杀害四个人了。”于银宝气愤地骂着。
沈恕闻言微微一震，似乎猛然想起了什么，喃喃地念叨：“四个人，四个人，那个孩子，那个孩子……”
我和于银宝满头雾水，不知他在嘀咕什么。
沈恕忽然问于银宝：“去现场前，我让你找一找陶英遇害前观看的那场话剧的详细资料，现在找到了没有？”
于银宝一拍脑门，答道：“你要不提这茬我差点给忘了，那会事情多，我又分不出身来，让两名协警帮我跑一趟，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于银宝拿起电话问了几句，说：“他俩马上就把剧本送过来。”
话剧名是《伤痕》。
我说：“这名字很耳熟，以前在哪里听过。”
于银宝附和说：“对，好像挺有名的。”
沈恕说：“这是苏南编剧兼导演的话剧，现在人不在了，戏还在演。我们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听人简单介绍过这幕戏，好像是‘文革’题材。”他一边说，一边翻阅剧本，很快就入了神。
这幕话剧《伤痕》，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背叛、出卖、凌辱、残杀的真相。“文革”末期，四名来自市内四所高校的红卫兵，分别代表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上甘岭战斗队和井冈山战斗队，闯进某高校余姓教授的家中。四名红卫兵三男一女，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余教授家祖传的一幅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这幅书法作品如此珍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仅是余家的藏物，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对于这四名红卫兵来说，它却是“四旧”，是封建残余，必须要毁掉它，以免它继续毒害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