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雪人的事？”奥纳问。
哈利点点头。
“终于，”奥纳说，“我在这里无聊死了，快说吧。”
哈利吸了口气，开始叙述案情概要，去除旁枝末节，只挑重点说。奥纳只打断几次，问了几个简洁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只是安静地、专注地聆听，脸上露出近乎着迷的神情。哈利说完时，病恹恹的奥纳似乎精神大振；他的脸颊有了血色，在床上坐得挺直。
“很有意思，”奥纳说，“可是你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为什么还来找我？”
“那个女人疯了是不是？”
“犯下这类案子的人每个都疯了，没有一个例外，但不是从犯罪的角度来看。”
“可是关于她有一两件事我不太明白。”哈利说。
“天啊，关于人我只明白一两件事，你这个心理学家比我还厉害呢。”
“她在卑尔根杀害那两个女人和拉夫妥的时候才十九岁，这么疯狂的人怎么可能通过警校的心理测验，而且值勤这么多年却没有人发现？”
“问得好，也许她这个案例是鸡尾酒案例。”
“鸡尾酒案例？”
“就是她什么都有一点。精神分裂到足以幻听，可是又能隐瞒病情不让周围的人知道。患有强迫症，又有强烈的偏执狂，这会对她的所处情境创造出妄想，她也会想出逃避的办法，但外界只会认为她是保持缄默而已。你所描述的在命案发生当时出现的残暴怒意，符合边缘人格的特质，只不过她可以控制怒意。”
“嗯，换句话说，你也没有头绪？”
奥纳大笑，笑声最后转为一阵咳嗽。
“抱歉，哈利，”他发牢骚地说，“大部分的案例都像这样。这就好像心理学会用牛来做比喻，我们设了许多畜栏，可是牛只却不肯一群一群乖乖进入畜栏。它们只是厚颜无耻、忘恩负义、头脑不清的动物，想想看我们在它们身上做了多少研究！”
“还有一件事。当我们意外发现拉夫妥的尸体时，卡翠娜真的吓到了，我是说，她不是演出来的，我看得出她真的受到惊吓，即使我用手电筒照射她的脸，她的瞳孔依然放大而且黑漆漆的。”
“啊哈！这就有趣了。”奥纳将自己撑起来，坐高了些，“为什么你要用手电筒照她的脸？难道当时你就有所怀疑吗？”
哈利默然不语。
“你可能是对的，”奥纳说，“她可能在心里把命案压抑了下来，这非常典型。你说她对调查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没有搞破坏，这可能表示她怀疑自己，而且真的想找出真相。你对梦游症知道多少？”
“我知道有人可以一边睡觉一边走路，或是在梦中说话、吃东西、穿衣服，甚至出门和开车。”
“没错。英国指挥家哈里·罗森塔尔（Harry Rosenthal）在指挥整首交响乐曲和以人声模仿乐器声音时都是在睡梦中；另外，世界上至少有五起命案的凶手被宣判无罪，是因为法官判定凶手罹患睡眠时异常行动症（Parasomniac），也就是有睡眠障碍。几年前加拿大有个男子晚上睡到一半醒来，开车到二十公里外，停好车，杀害跟他关系良好的岳母，还几乎勒死岳父，然后再开车回家，上床睡觉。最后他被无罪释放。”
“你是说卡翠娜可能在睡梦中杀人？她是睡眠时异常行动症的患者？”
“这种疾病有很多争议，不过你可以想象有人经常进入类似冬眠的状态，因此无法清楚地记得他们做过什么，他们对事情有模糊、片段的影像记忆，像是梦境一样。”
“嗯。”
“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女人在调查过程中，开始发现自己做过些什么。”
哈利缓缓点头：“而且她发现为了脱罪，必须找个代罪羔羊。”
“可以理解，”奥纳做个鬼脸，“可是就人类心理而言，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看不见这种睡眠障碍，我们只能根据症状来假设它存在。”
“就好像霉菌一样。”
“什么？”
“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个女人在心理上产生这么严重的疾病？”
奥纳呻吟一声：“什么都有可能！或者其实没有原因！可能是先天因素加上后天环境吧。”
“一个暴力的酒鬼父亲？”
“对对对，这样就有九十分，再加上一个有精神病的母亲，童年发生过一两个创伤事件，这样就大概有一百分了。”
“如果说她变得比她那个酗酒的暴力父亲更强壮，她有没有可能企图伤害父亲，或甚至杀害父亲？”
“绝对有可能，我记得一个……”奥纳说到一半陡然停顿，瞪着哈利，然后倾身向前，眼中闪烁着跃动的光芒，低声说，“你刚刚说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
哈利看着自己的指甲：“我去卑尔根警署的时候看见了一张照片，我一看就觉得照片上的人很面熟，好像我曾经见过他一样，现在我才知道原因。那是因为血缘关系。卡翠娜·布莱特婚前的姓氏是拉夫妥，葛德·拉夫妥是她的父亲。”
哈利前去搭乘机场快速列车时，接到麦努斯打来的电话。他料错了，赫尔辛堡警方没在厕所发现卡翠娜的手机，而是在一节车厢的行李架上发现的。
八十分钟后，哈利被一团灰云包围。机长广播说卑尔根市上空布满低空乌云，正在下雨，能见度为零。哈利心想，他们现在完全靠仪器的指引在天空飞行。
失踪组警官托马斯·海勒按下门铃后不久，大门就被猛然打开。门铃旁的名牌上写的是“安利亚、艾莉和特里夫·基瓦勒”。
“感谢上主，你来得真快，”站在托马斯面前的男子朝他背后看去，“其他警察呢？”
“只有我一个人来。还是没有你太太的消息吗？”
托马斯猜想他面前这个男子应该就是安利亚·基瓦勒。先前安利亚打过电话去警署，这时面带惊讶地看着托马斯：“她失踪了，我跟你们说过了。”
“我们知道，可是他们通常都会回来。”
“谁是‘他们’？”
托马斯叹了口气：“我可以进来吗，基瓦勒先生？外面下雨……”
“哦，抱歉！请进……”年约五十的安利亚让到一旁，托马斯在安利亚背后的阴暗室内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深发青年。
托马斯决定在玄关办完公事。今天警署里警力不足，要应付民众的报案电话显得有点吃力；今天是星期日，值班警察全都出动去搜索卡翠娜·布莱特，也就是他们的自己人了。上级要求保密，但流言已传了开来，说卡翠娜可能涉及雪人案。
“你怎么发现她失踪的？”托马斯问，准备记录。
“特里夫和我去诺玛迦区露营，今天刚回来，我们去了两天，没带手机，只带钓竿。我们回家的时候她不在家，也没有留言，就像我在电话里说的，家里大门也没锁。她总是会锁门，就算她在家也会锁门，我太太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还有她的外套都还在，鞋子也是，只有她的拖鞋不在，现在又是这种天气……”
“你有没有打电话问过她的朋友？包括邻居？”
“当然有，大家都说没跟她联络过。”
托马斯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他心头浮现一种感觉，一种熟悉的感觉——失踪者是妻子兼母亲。
“你说你太太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他说，“那她可能会给谁开门？可能会让谁进门？”
他看见那对父子交换眼神。
“这种人不会很多，”安利亚确定地说，“一定是她认识的人。”
“会不会是她觉得不会受到威胁的人，”托马斯说，“比如说小孩或女人？”
安利亚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