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一惊。竟会有人费尽周折找到他，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但愿他在分发圣诞礼物这会儿，法国跟英国之间没有再闹出了什么乱子。他皱着眉头钻进战壕，拿起那台野战电话的听筒：“我是菲茨赫伯特。”
“早上好，少校。”菲茨辨认不出电话里的声音，“我是戴维斯上尉。您不认识我，我现在受人之托，向您转达家里的消息。”
家里的消息？菲茨希望别是什么坏消息。“太感谢你了，上尉。是什么消息？”
“您妻子刚刚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先生。母子平安。”
“哦！”菲茨一屁股坐到了一只箱子上。孩子还没到预产期，时间早了一两个礼拜。早产儿会很脆弱。不过消息说孩子很健康，碧也很好。
菲茨有儿子了，伯爵的封号有了继承人。
“您听得见吗，少校？”戴维斯上尉问。
“是的，听着呢，”菲茨说，“有点吃惊。孩子是早产。”
“正好是圣诞节，先生，我们觉得这消息会让您高兴。”
“的确，我很高兴！”
“那就让我第一个向你表示祝贺吧。”
“太感谢了，谢谢你。”菲茨的话还没说完，但戴维斯上尉已经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菲茨才发现防空壕里的其他军官一直默默地盯着他。最后，其中一个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菲茨说，“事实上，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做父亲了。”
大家都来跟他握手，拍拍他的后背。穆雷拿出一瓶威士忌，尽管是在早上，大家还是为宝宝喝了祝福酒。“孩子叫什么名字？”穆雷问。
“阿伯罗温子爵，在我活着的时候该这么叫。”菲茨说，随后他意识到穆雷并不是问宝宝的封号，而是问他叫什么名字。“乔治，随我父亲的名字，威廉是随我爷爷。碧的父亲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所以我们也会加在名字里面。”
穆雷觉得很有意思。“乔治?威廉?彼得?尼古拉斯?菲茨赫伯特，阿伯罗温子爵，”他说，“这么多名字该够用了！”
菲茨点点头，幽默地附和说：“尤其是他的体重大概也就六七斤。”
他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喜悦，有一种要跟别人分享的冲动。他们喝光了威士忌后，他说：“我要沿着前线一路走过去，给大家分发雪茄。”
他离开了防空壕，沿着交通堑壕往前走。他难以抑制心中的那阵喜悦。四周没有枪声，空气清爽，除了经过厕所时有些不一样。他发觉自己心里在想的不是碧，而是艾瑟尔。她生下孩子了吗？住在用勒索菲茨的钱买下的房子里，是不是高兴呢？虽然她用一种强硬的方式跟他讨价还价，让他颇为震惊，但还是忍不住想到她怀的是他的孩子，他希望她能像碧那样，平安生下自己的宝宝。
他走到最前沿的时候，所有杂念都没了。当他转过拐角进入前沿战壕时，一下子惊呆了。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沿着战壕，转过一个弯，再拐向另一截壕沟。这里就像鬼故事里描述的那种漂浮的幽灵船，船体完好无损，却空无一人。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遭到了攻击，却鬼使神差没有汇报给菲茨？
他打算越过墙头看个究竟。
干这种事绝不可掉以轻心。第一天战场上死了不少人，就是因为越过墙头向外张望让他们丧了命。
菲茨抄起一把短柄铁锹，把锹头慢慢举起来，让它高过墙头。然后，他登上射击塔台，一点一点抬高身子，直到可以从锹头和胸墙上端的窄缝中向外窥视。
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
士兵们全都站在无人区那片弹坑累累的荒地上。但他们并非在作战，而是围成几个小圈子，互相交谈着。
他们的举止显得有些异样，过了一会儿，菲茨发现有些军服是黄褐色，另一些则是浅灰色。
这些士兵在跟敌人交谈。
菲茨放下铁锹，把头整个探出胸墙，紧盯着前面。无人区里有好几百士兵，成群结队向左右两侧延伸，直到看不见的地方，英国人和德国人混在了一起。
见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找到一架堑壕梯，爬上了胸墙，大步跨过被炸翻的土地。士兵们拿出家人的和恋人的照片互相传看，还拿出香烟给对方，想方设法说清楚意思，菲茨能听到这样的句子：“罗伯特是我，谁是你？”
他看到两个中士正聊得起劲，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他拍了拍英国兵的肩膀：“你……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那人用加地夫码头的那种喉音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有些德国兵越过那边的战壕，没拿枪，朝这边喊叫‘圣诞快乐’，随后我们这边也有人这么喊了起来，他们朝对面走过去，大家就都跟着这么做了。”
“可战壕里连一个人都没有！”菲茨气愤地说，“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诡计？”
中士左右望了望整条战线。“不，先生，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诡计。”他冷冷地说。
这家伙没有说错。双方的前沿部队成了朋友，这一事实怎么可能被敌人利用？
中士指了指那个德国人。“这人叫汉斯?布劳恩，先生，”他说，“他以前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当侍者。他会说英语！”
德国中士向菲茨敬了个礼：“很高兴认识你，少校。”他说，“圣诞快乐。”他说话不像加地夫中士那样带有口音。说着，他递上一个小酒瓶：“要不要尝尝这种烈酒？”
“天啊，饶了我吧。”菲茨回了一句，转身走开了。
眼下的情况他无能为力。就算有威尔士中士这些底层军官们的支持，也很难阻止。而没有他们的帮助是绝对办不成的。菲茨决定还是把情况向上级汇报，让别人来处理这个麻烦。
他正要离开，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菲茨！菲茨！难道真是你吗？”
这声音很耳熟。他转身，看见一个德国人正朝这边走过来。等这人靠近了，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冯?乌尔里希？”菲茨又惊又喜。
“正是在下！”沃尔特满面微笑，伸出手来。菲茨不假思索地一把握住了。沃尔特使劲摇晃着他的手。他看上去更单薄了，菲茨想，白皙的皮肤变粗糙了，大概我自己也变了不少。
沃尔特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真是太巧了。”
“看见你健健康康的，我很高兴，”菲茨说，“虽然我不应该这么想。”
“一样的，一样的！”
“我们该怎么应付这种局面？”菲茨指着这些正在缔结友谊的士兵，“我觉得这很成问题。”
“我同意。到了明天，他们大概就不愿意朝自己的新朋友开枪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必须尽快来一场战斗，让他们恢复正常。如果一清早开始互相炮击，他们很快就会互相仇恨了。”
“你说得对。”
“你怎么样，我的老朋友？”
菲茨想起他刚收到的好消息，心情愉快起来。“我当上父亲了，”他说，“碧刚生了一个男孩。抽支雪茄吧。”
他们点燃雪茄。沃尔特透露，他曾到过东部战线。“俄国人腐烂透顶，”他鄙夷地说，“军官把军需物资卖到黑市，让那些步兵挨饿受冻。东普鲁士的一半人口都穿着他们捡便宜买来的俄国军靴，而俄国士兵却光着脚。”
菲茨则说了一些巴黎的情况。“那家你最喜欢的霍依辛餐馆仍然开着。”他说。
战士们开始了一场足球比赛，英国队对德国队，他们把军帽堆在一起当球门。“我得把情况向上汇报了。”菲茨说。
“我也一样，”沃尔特说，“不过我想先问问你，茉黛她怎么样？”
“应该好吧，我想。”
“我特别请求你转达一下我对她的问候。”
菲茨很惊奇沃尔特为何要强调这样一个原本寻常的客套。“当然，”他说，“有什么特殊原因？”
沃尔特移开目光：“在我离开伦敦之前……我跟她在韦斯特安普敦夫人的舞会上跳过舞。那是我在这该死的战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文明事。”
沃尔特看上去很动感情，说话时声音都在颤抖，他几乎从不像现在这样，把英语和德语混在一起说。或许这是受了圣诞节气氛的影响吧。
沃尔特继续说：“我非常希望她能知道，我在圣诞节这天想着她。”他两眼湿漉漉地看着菲茨，“你一定会告诉她吧，我的老朋友？”
“我一定转告，”菲茨说，“相信她听了会很高兴的。”
第十四章
1915年2月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艾瑟尔说：“你看，曼尼，你应该在这儿放个小药箱，里头放点儿绷带和碘酒，再用铁盒装些其他零碎。”
曼尼说：“你以为我是造钱的？”每次他的工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这么回答。
“但是每次我们有谁受伤了，你可就得赔钱了，”艾瑟尔好心好意地劝说道，“她们两个离开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就因为不得不跑药房去让药剂师看一眼伤口。”
缠着绷带那个咧嘴一笑，说：“而且，我还得在‘小狗小鸭’酒吧待上一会儿，给自己压压惊。”
曼尼没好气地对艾瑟尔说：“我看你还想让我在药箱里放一瓶杜松子酒吧。”
艾瑟尔没理会他这句话：“我可以给你列个单子，算算该花多少钱，然后你再作决定，行不行？”
“我可没答应任何事情。”曼尼说，但他每次一说这句话，几乎就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艾瑟尔转过身，继续干手里的活。
每次都是艾瑟尔向曼尼提出改进工作环境的要求，或是抗议曼尼作出对她们不利的决定，比如让她们自己支付磨剪子的钱。这一切并非刻意，但她似乎成了她父亲经常担当的那种角色。
脏兮兮的窗户外面，短暂的午后时光匆匆过去，天色已经变暗。艾瑟尔觉得每天最后的三个小时最难熬。她后背酸疼，头顶的灯光照得她脑袋阵阵作痛。
可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她又不愿意回家了。一想到要独自熬过漫漫长夜，她就感到压抑。
艾瑟尔初来伦敦的时候倒是受到几个年轻人的注意。她没有真正地喜欢哪一个，但她接受邀请，一道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晚上去酒吧坐坐，她也吻过其中一个，尽管算不上有多热情。然而，一旦她的身孕显形，他们就一个个打了退堂鼓。漂亮女孩令人爱慕，可怀了孩子的妇女就另当别论了。
今晚还好，她要去参加一个工党举行的会议。艾瑟尔在买下房子不久就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阿尔德盖特分部。她很想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有何感想。他会像上次那样从家里把她赶走，将她排斥在自己的政党之外，还是正好相反，他会暗暗高兴呢？这件事她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
今晚的演讲者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她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为妇女参政奔走呼吁。眼前这场战争在著名的潘克赫斯特家族内部造成了分裂。母亲埃米琳表示要在战争期间放弃这项运动。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支持母亲，但另一个女儿西尔维亚跟她们分道扬镳，继续从事女权运动。艾瑟尔站在西尔维亚一边——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妇女都受到同样的压迫，她们若没有选举权就永远不会受到公平对待。
她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跟其他女工说再见。煤气灯下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匆匆往家赶的工人，也有揽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者。“小狗小鸭”酒吧的门敞开着，里面逸出一股温热而兴奋的气息。艾瑟尔理解那些整晚都待在这种地方的女人。茶坊酒肆比大多数人的家舒服，能找到亲密的陪伴，就着廉价的杜松子酒一醉方休。
酒吧旁边是一家名叫“李普曼”的杂货店，但现在已经关门了。一伙爱国者砸烂了这家店铺，只因为它取了个德国名字。铺子已经用木板条封了起来。讽刺的是，店主实际上是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他的儿子正在高地轻步兵团服役。
艾瑟尔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尽管只有两站地，但她实在太累，不想步行。
会议在卡尔瓦利福音馆举行，这也是茉黛女勋爵诊所的所在地。艾瑟尔之所以在阿尔德盖特安家，就因为这是她唯一听过的伦敦城区，茉黛曾多次提到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