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透露消息是从白宫得到的。”

“我同意。”

“我要给你看一份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发出的电报,是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

她显得很吃惊的样子:“你从哪儿弄到的?”

“从西联公司。”他胡诌了一句。

“难道不是用代码加密的吗?”

“代码可以破解。”他把一份打字机打好的英文译文副本递给她。

“这只是私下交流,不能发表,对吗?”她说。

“不。我唯一希望你保密的是它的来源。”

“好吧。”她读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惊讶得张大了嘴,抬起头问道,“格斯,这是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见我搞过恶作剧?”

“从来没有。”她继续读下去,“德国要出钱让墨西哥入侵得克萨斯?”

“齐默尔曼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这不是简单的新闻,格斯,是本世纪最大的独家头条!”

他让自己轻轻微笑了一下,尽量不显露出内心胜利的感觉。“我猜到你会这么说。”

“你是独立行动,还是代表总统?”

“罗莎,不获得最高层的批准,你以为我会做这种事情?”

“我想不会。天啊。所以,这就等同于是威尔逊总统直接交代给我的。”

“是非正式的。”

“可是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我不能仅仅靠一张纸和你的说辞就去写新闻报道。”

格斯料到会有这种麻烦:“兰辛国务卿会亲自向你的老板确认电报的真实性,但他们的谈话必须保密。”

“那就好。”她又低下头去看那张纸,“这会彻底改变一切。你能想到美国民众读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吗?”

“我认为这会让他们更倾向于参加战争,打击德国。”

“何止是倾向!”她说,“他们会气得口沫横飞!威尔逊不得不宣战。”

格斯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罗莎解释了他的沉默:“哦,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放出这份电报了。总统希望宣战。”

让她猜了个正着。他笑了,心里玩味着与这个聪明女人之间的智力游戏:“我可没这么说。”

“但这份电报会大大触怒美国民众,以致要求开战。威尔逊也就可以说他没有背弃自己的竞选承诺,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才改变了政策。”

她实在太精明了,一眼看穿了他的企图。他焦急地说:“你不会这么写,对吧?”

她笑了:“哦,不。只是我拒绝接受事物的表面现象。我以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你知道的。”

“现在呢?”

“现在我是个记者。要写这个报道只有一个办法。”

他松了一口气。侍者给他们送上菜肴——她要的水煮鲑鱼,还有他的牛排和土豆泥。罗莎站了起来:“我得回办公室。”

格斯吃了一惊:“那你的午餐怎么办?”

“你不是开玩笑吧?”她说,“我吃不下。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想他知道,但还是问道:“做了什么?”

“你刚刚把美国推向了战争。”

格斯点点头。“我知道,”他说,“那就去写报道吧。”

“听着,”她说,“谢谢你选中了我。”

然后,她便离开了。

第二十三章

1917年3月

这年的冬天,彼得格勒饥寒交加。整整一个月,第一机枪团军营外的温度计都停在零下15摄氏度。面包师只做面包,馅饼、蛋糕和点心等一概不做,即使这样面粉还是不够。军营的厨房门口有武装警卫把守,因为有太多士兵去讨要或偷窃额外的食物。

三月初的一个寒冷日子,格雷戈里得到了下午外出的通行证,决定去看看弗拉基米尔,卡捷琳娜工作的时候,就把他留给女房东照看。他穿上厚厚的军大衣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在涅夫斯基大街,一个行乞的孩子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缩在墙角躲避极地刮来的寒风。她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不安,他皱着眉头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让他不舒服的是她投来的目光,那分明是性的邀请。他震惊得停下了脚步。她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出卖身体?他转身想去问问,但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他继续往前走,心里很乱。他知道有人专门喜欢找小孩子——很多年前,当小列夫去牧师那儿求助的时候,他便了解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九岁女孩模仿的勾引人的凄婉笑容让他痛苦不已,想为他的国家哀哭。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妓女,他想,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他一路走到了自己的老住处,心里沉甸甸的。一进门,他就听见弗拉基米尔在号啕大哭。他上楼直奔卡捷琳娜的房间,发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他哭得满脸通红,五官都扭在一起。他抱起他来,慢慢摇晃着。

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带着卡捷琳娜的气味。格雷戈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这儿来。他们形成了一种规律——早上一起外出,然后回家做午饭,用格雷戈里偶尔从军营带回来的东西,随后等弗拉基米尔小睡的时候,亲热一会儿。星期天如果有了充足的食物,格雷戈里就会觉得小屋里充满了幸福。

弗拉基米尔的哭号变成了不满的哼唧声。格雷戈里怀里抱着孩子去找房东,她本该照看弗拉基米尔的。他在房子后面搭出来的一个低矮的洗衣房里找到了房东,她正在用绞干机拧着湿床单。这女人年届五十,灰白的头发用头巾扎着。1914年格雷戈里参军那会儿她还算丰满,但现在干瘪如柴,下巴上垂下来的肉松垮垮的。眼下就连女房东都缺吃少喝。

看见他抱着孩子过来,她吃了一惊,显得有点内疚。格雷戈里问:“你没听见孩子在哭吗?”

“我不能整天哄着他。”她辩解,继续转着绞干机的手柄。

“也许他饿了。”

“他刚喝过牛奶了。”她连忙说。她的反应快得令人生疑,格雷戈里猜到是她自己把牛奶喝了。他真想一把掐死她。

洗衣房没有暖气,但他感到弗拉基米尔那柔软的婴儿皮肤很热。“我觉得他在发烧,”他说,“你没注意到他的体温吗?”

“现在我又成了大夫了?”

弗拉基米尔不哭了,疲倦地萎靡下来,这让格雷戈里更担心了。他平常总是爱动,十分好奇,时常弄坏东西,但现在他安静地躺在格雷戈里的怀里,满脸通红,目光呆滞。

格雷戈里抱着他回到卡捷琳娜的房间,把他放回角落里的小床上。他从卡捷琳娜的架子上拿了一个罐子,匆匆出门,急忙赶往另一条街上的杂货店。他买了点儿奶,用一块纸包了一点点糖,又买了一个苹果。

等他回到家,弗拉基米尔还是原来那样。

他热好牛奶,让糖溶化在里头,把一块不太新鲜的面包掰碎混了进去,然后用泡软的面包一点一点喂给弗拉基米尔。他记得自己的母亲就是这样喂生病的小列夫的。弗拉基米尔起劲儿地吃着,看来他早已又饥又渴。

所有的面包和牛奶都吃光了,格雷戈里拿出苹果,用他的小刀切成几瓣,削去果皮。他吃掉果皮,一边把去皮的苹果喂给弗拉基米尔,一边说:“这个给我,这个给你。”换了往常,这孩子会很开心这种玩法,现在他却无动于衷,任由苹果从他的嘴巴上掉到一边。

附近没有大夫,再说格雷戈里也付不起费用,不过隔着几条街有个助产士。她叫玛格达,是格雷戈里的老友康斯坦丁的漂亮妻子。康斯坦丁是普梯洛夫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书记,也是格雷戈里的棋友,两人一有机会就下国际象棋,总是格雷戈里赢。

格雷戈里给弗拉基米尔换上一块干净的尿布,再用卡捷琳娜床上的毯子把他包裹起来,只露出眼睛和鼻子,随后抱着他走到外面凛冽的寒风中。

康斯坦丁和玛格达,以及玛格达的姑姑一起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姑姑为他们照看三个孩子。格雷戈里害怕玛格达外出替人接生了,但他很幸运,她正好在家。

活泼的玛格达见多识广,心地善良。她摸了摸弗拉基米尔的额头,说:“他有感染。”

“严重吗?”

“他咳不咳嗽?”

“不咳嗽。”

“大便怎么样?”

“很稀。”

她脱下弗拉基米尔的衣服,说:“我估计卡捷琳娜已经没有奶水了。”

“你怎么知道?”格雷戈里吃惊地问。

“现在都这样。女人自己都吃不饱,就更别提有奶水喂孩子了。无中不能生有,所以孩子才这么瘦。”

格雷戈里没意识到弗拉基米尔很瘦。

玛格达戳了戳弗拉基米尔的肚子,让他哭了起来。“肠子发炎了。”她说。

“他不会有事吧?”

“也许吧。孩子总是容易感染,一般也能扛过去。”

“我们该怎么办?”

“用温水清洗他的额头,让体温降下来。让他多喝水,能喝多少喝多少。他吃不吃东西都别担心。给卡捷琳娜吃好点儿,让她能自己奶孩子。他最需要的是母乳。”

格雷戈里把弗拉基米尔抱回家。他在路上又买了些牛奶,在炉火上温热,用茶勺喂给弗拉基米尔,孩子把奶统统喝光了。然后,他又热了一锅水,给弗拉基米尔擦了擦脸。看来这些有了效果——孩子不再那样一脸通红地瞪着眼睛,呼吸也开始正常了。

七点半钟卡捷琳娜回家的时候,格雷戈里已经没那么着急了。她看上去疲惫不堪,身子发冷。她买了一颗甘蓝和几克猪油,格雷戈里把这些放进锅里,做了一道炖菜,让她在一旁歇息。他把弗拉基米尔如何发烧,房东怎样丢下他不管,以及玛格达看病的事一一讲给她听。“我能怎么办呢?”卡捷琳娜无奈又绝望地说,“我得去工厂上班。找不到别人照看瓦洛佳。”

格雷戈里用炖菜汤喂孩子,然后把他放下睡觉。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吃了饭,一块儿躺在床上。“别让我睡过去了,”卡捷琳娜说,“我还得去排队买面包。”

“我替你去,”格雷戈里说,“你休息吧。”他可能无法按时赶回军营,不过或许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这些日子,军官们个个都害怕闹兵变,不会对这种轻微的犯规小题大做。

卡捷琳娜听了他的话,昏沉沉睡了过去。

等他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两下的时候,起床穿上靴子和大衣。弗拉基米尔看上去睡得还好。格雷戈里离开家,朝面包房走去。可他吃惊地发现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队,他来得有点迟。大概有上百人在排队,每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在雪地里跺着脚。有些人还带了椅子、凳子。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架起了一个火盆,卖着热粥,然后用地上的雪洗碗。格雷戈里身后又来了十几个人。

人们边聊天边抱怨,等着开门。格雷戈里前面的两个女人争论着面包短缺到底该怪谁——一个说是王室里的德国人,另一个说犹太人在囤积面粉。“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啊?”格雷戈里对她们说,“如果电车翻车了,你们该怪司机,因为是他在掌舵。统治我们的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沙皇和贵族。”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说法。

“没有沙皇的话,谁来统治国家呢?”戴黄色毡帽的年轻女人怀疑地问。

“我们应该自己统治自己,”格雷戈里说,“就像法国和美国那样。”

“我也说不清楚,”那个岁数稍大的女人说,“反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五点钟面包房开门了。一分钟后,前面传出消息,每位顾客只能买一个面包。“排了一整夜,只为了一个面包!”戴黄色帽子的女人说。

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挪到了门口。面包师的妻子每次放进一个顾客。格雷戈里前面有两个女人,年岁大的那个进去之后,面包师的妻子出来说:“好了,面包就这么多了。”

戴黄毡帽的年轻女人说:“不行,求求你!再给一个吧!”

面包师的妻子冷冰冰板着脸。大概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他有足够的面粉,当然会多烤些面包,”她说,“现在全卖完了,听懂了吗?我一个面包都没了,拿什么卖给你们?”

最后一个顾客拿着面包走出店铺,匆忙走开。

戴黄毡帽的女人哭了起来。

面包师的妻子“砰”的一声摔上门。

格雷戈里转身离开了。

3月8日星期四,春天终于在彼得格勒降临了。不过,俄国固守凯撒大帝历法,因此日期是2月23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使用现代历法已达三百年之久。

气温回升恰逢国际妇女节,女工们走出纺织厂开始罢工,从近郊的工业区一直开进市中心,抗议买面包排队,反对战争,反对沙皇。面包配给制业已公布,但这似乎加剧了食品短缺现象。

第一机枪团像所有驻扎在城里的部队一样,被调去协助警察和骑马的哥萨克维持秩序。格雷戈里心里在琢磨:如果战士受命朝示威者开枪,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服从,还是调转枪口对准指挥官?1905年那次他们听从指挥朝工人开枪。但自那之后,俄国民众遭受了十年的专制压迫,还有战争和饥饿。

还好当天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格雷戈里和他的部队未发一弹,晚上便返回了军营。

星期五,更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

沙皇待在六百多公里外莫吉廖夫的陆军总部。统领全市的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他决定派兵把守每座大桥,不让示威者进入市中心。格雷戈里的部队被安置在军营附近,负责守卫横跨涅瓦河、连接铸造大街的铸造大桥。但河水尚未化冻,示威者避开部队,直接从冰冻的河上走到对岸——士兵们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望,他们大多跟格雷戈里一样,同情那些示威者。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团体组织这次罢工。布尔什维克跟其他左派革命政党一样,发现自己在跟随工人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在领导他们。

这次,格雷戈里的部队一样没有任何行动,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平静。当他星期六晚上返回军营时,得知警察在涅夫斯基大街尽头的火车站外袭击了抗议者。哥萨克人意外地保护了游行队伍免受警察的攻击。大家议论纷纷,用同志一词称呼哥萨克。格雷戈里对此持怀疑态度。哥萨克人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现过真正的忠诚。他想,他们不过是喜欢战斗。

星期日上午格雷戈里五点钟就醒了,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早餐时他听到传言说,沙皇已指示哈巴罗夫将军制止罢工游行,无论是否采取任何必要的武力。格雷戈里琢磨着这个不祥的措辞:任何必要的武力。

早餐后军士们分别接到了命令。每个排都得去城里的一个守卫点——不仅是桥梁,还有路口、车站和邮局。警戒岗通过野战电话相互联络。国家首府像一座刚被攻克的敌方城市一样被保护起来。最糟糕的是,机枪团要在可能出现混乱的地点架设机枪。

格雷戈里把命令转达给手下的战士们,所有人都惊呆了。伊萨克说:“沙皇难道真的要命令军队用机枪扫射自己的人民?”

格雷戈里说:“如果他这样做,战士们会服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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