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使都死了？”
沙姆龙点了点头：“还有他们的副手。”
“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
“意大利方面报告，有十二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已经确认死亡。目前为止，外交部确定，有二十二名工作人员和十三名居住在使馆宿舍的家庭成员被证实死亡。十八人失踪。”
“也就是说，死了五十二个人？”
“至少。当时还有一些在大门口排队的访客。”
“情报处什么情况？”
沙姆龙把刚刚从勒夫那儿得到的信息告诉了总理。帕斯纳还活着，另外三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恐怕已经死了。
“是谁干的？”
“勒夫还没得到……”
“我不是问勒夫。”
“不幸的是，可能性有很多种。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只是推测。这个时候作推测对我们没用。”
“为什么是罗马？”
“很难说。”沙姆龙说，“可能只是碰巧。也可能是恐怖分子发现了我们防御工作的漏洞，所以打算把那儿作为目标。”
“但你并不这么认为？”
“是的，总理先生。”
“这和几年前梵蒂冈的那件事有关吗——关于艾隆的那件事？”
“难说。目前所有的证据都只能证明，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
“领导部门会议之后，我要发表声明。”
“这很明智。”
“我想让你帮我写声明稿。”
“没问题。”
“你尝过蒙受伤痛的滋味，阿里。我们都经历过。多投入点感情，把你身上那波兰人的悲情使出来。今晚这个国家需要哭泣，就让他们哭泣。但是要告诉他们，做这件事的畜生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些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总理先生。”
沙姆龙站起身来。
“是谁干的，阿里？”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我要他的脑袋，”总理愤怒地说，“我要把他的脑袋挑在矛尖上。”
“您会如愿的。”
四十八小时后，案件才有了一点头绪。调查的突破口不在罗马，而在北部的工业城市米兰。国家警察和宪兵搜查了市中心北部一个工人区的一间小旅馆，根据一名突尼斯移民线人的消息，四名逃逸的袭击者正躲在那儿。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了，从房间里的状况来看，他们是在仓促中逃离的。警察发现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一些衣物、六部手机，以及一些假护照和偷来的信用卡。但最引起他们重视的，是一张被缝进手提袋内衬的光盘。罗马国家犯罪实验室的意大利侦查员认为这张光盘里保存着数据，但却无法突破复杂的防火墙。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向以色列求助。
正因如此，西蒙·帕斯纳才应邀来到意大利情报民主安全局。他晚上十点多到达，随后马上被带去了副局长马蒂诺·贝拉诺的办公室。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样子很不协调：贝拉诺又高又瘦，打扮得就像刚拍完意大利时尚杂志的模特；帕斯纳短小精悍，小胡子硬得像钢丝，身上的夹克皱皱巴巴。第一次见面后，贝拉诺就把帕斯纳比作是“一堆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而在接下来的合作中，由于帕斯纳表现低调，贝拉诺就干脆习惯性地将这个以色列人称为“穿着借来外套的犹太高利贷主”。
然而在第一晚，贝拉诺对他的这位访客还是相当热情的。帕斯纳不是那种喜欢博取陌生人同情的人，但当他走进贝拉诺的办公室时，眼神里却充满了疲惫和幸存者的自责。贝拉诺多次表达了内心的“深切悲痛”，然后才解释了大半夜把帕斯纳找来的原因。他庄严地把那张光盘放在桌上，然后伸出指甲修剪得十分干净的食指，将它推到了帕斯纳手边。帕斯纳故作冷静地接过了光碟，事后他向沙姆龙坦白，当时他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我们破解不了。”贝拉诺说，“或许你们的运气更好。”
“我们会尽力的。”帕斯纳谦虚地回答道。
“当然，如果有什么新发现，请告诉我们。”
“毋庸置疑。”帕斯纳把光碟装进了大衣口袋里。
十分钟后，贝拉诺认为是时候结束这次会面了，帕斯纳却依然定定地坐在椅子里，环抱着双臂的样子像是正忍受着毒瘾的痛苦。他离开时，走廊上的人都目睹了他缓慢的步伐。直到走出大楼，走下楼前的台阶时，他才加快了脚步。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以色列爆破专家队就抵达了罗马，开始搜寻关于炸弹成分和来源的证据。幸运的是，将他们从特拉维夫送来的军事飞机一直停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停机坪上。在沙姆龙的授意下，帕斯纳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他于黎明抵达，然后直接赶往情报处，协同工作人员即刻驱车前往扫罗王大道，一秒钟都不敢耽搁——他身上的“货物”太珍贵了，在路上多停留一刻都是冒险，而公路正是以色列最危险的地方。八点钟，那张光碟成为了最顶尖的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攻克的目标。九点，障碍被成功跨越。事后沙姆龙还大肆吹嘘，部门的技术人员趁意大利人喝杯咖啡的工夫就取得了成功。解码又用了一个小时。十点钟，光盘里的内容已经被打印出来，放在了勒夫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这份材料只在那里躺了一小会儿，就被勒夫塞进了一个加密公文包里，直接带到耶路撒冷卡普兰大街，以向总理汇报。当然，沙姆龙也在那里。
“得找人送他回去。”勒夫说，他那积极的劲头就像在朗读自己的颂辞。没准他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沙姆龙想道。他一定把那人视为对手，而他最擅长对付对手的方式——无论在假想中还是现实中——就是“放逐”。“帕斯纳今晚回意大利。让他从精英队带一组人走吧。”
沙姆龙摇了摇头。“他是我的人。我会把他送回家。”他顿了一下，“而且，帕斯纳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什么？”
“通知意大利人我们破解不了那张光碟。”
勒夫从来不愿意第一个离开房间，此刻，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的样子显得很是别扭。沙姆龙抬起头来，看到总理正望着自己。“事情结束前，他得留在这儿。”总理道。
“他会的。”沙姆龙说。
“或许我们应该给他找点儿事干，好打发时间。”
沙姆龙点了点头。他已经找到了。
3
伦敦
寻找加百列的任务和寻找罗马屠杀案的罪犯一样紧急。加百列从不透露自己的行踪，而且也不再受情报处控制。所以，当他神不知鬼不觉就离开了威尼斯时，大家并不奇怪——至少沙姆龙不奇怪。事实上，他去了英国，去探望他那住在萨里郡一家私人心理诊所里的太太莉亚。不过，他的第一站还是新邦德街。在伦敦画商朱利安·伊舍伍德的邀请之下，他参加了邦瀚斯拍卖行举办的早期绘画大师作品拍卖会。
伊舍伍德先到了拍卖行。他一手拎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掩着巴宝莉风衣的领口。另外有几个画商正聚在大厅里。伊舍伍德随口问候了几句，便直奔衣帽间。脱下湿透的风衣后，他走到了窗边。伊舍伍德身材高挑，行事谨慎，穿着他惯常参加拍卖时的行头——灰白条纹套装和总能带来好运的红领带。头发是用心吹过的，为了盖住秃了的地方。他在窗户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脸。陌生人看到这张脸，或许会认为他宿醉未醒，或至少是微醉。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清醒得很，脑筋和他母亲的舌头一样尖锐锋利。伊舍伍德掳起法式袖口，看了看表。他迟到了，这不太像加百列的作风。那家伙一直都像九点新闻一样准时，绝不是那种让客户苦等的人。他的修画工作也从不拖延，除非发生了什么他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
伊舍伍德正了正领带，松了松窄窄的双肩。镜子里的那个人即刻变得优雅自信起来——那是某个阶级的英国人的标志。他走进了他们的圈子，处理他们的藏品，或为他们寻找新的画作，但他从来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那“英国式”的姓氏和举止掩盖了他根本不是英国人的事实——至少严格来说不算是。他拥有英国国籍和护照，但他出生于德国，在法国长大，信奉犹太教。只有几个最值得信任的朋友知道，伊舍伍德是在1942年，以儿童难民的身份来伦敦的——一对巴斯克牧羊人夫妇带着他穿过比利牛斯山的暴风雪来到了这里。而他的父亲，也就是著名的柏林画商塞缪尔·伊萨科维奇，在波兰森林边上一个叫索比堡的地方，失去了生命。
还有一些事，伊舍伍德的对手们——甚至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年来，他偶尔会为一个来自特拉维夫的绅士做一些事，那个人就是沙姆龙。用希伯来语说，伊舍伍德是沙姆龙组织中的“sayan”，也就是不收费的志愿者助手，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与沙姆龙的会面与其说是志愿，倒不如说是被绑架的。
就在这时，伊舍伍德在新邦德街穿着雨衣的行人中捕捉到一个穿着皮衣和牛仔裤的身影。那个身影消失了一瞬之后，又突然出现在视野里，仿佛钻过幕布，现身在了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每次见面，他的形象都让伊舍伍德不敢恭维：大约五点八英尺的个子，一百五十磅左右，身上穿得鼓鼓囊囊。他双手插在黑皮衣口袋里，双肩微微前弓，步子很轻，稍有点儿O型腿——在伊舍伍德看来，这种人不是跑得快，就是足球踢得好。他穿了一双绒面橡胶底粗革鞋，外面下着雨，却没有打伞。他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脸很长，额头高高耸起，下巴很窄，鼻子仿佛是用木头刻出来的，颧骨宽大，不安的绿眼睛让人想到俄罗斯草原。他的头发很短，鬓角已经斑白了。单看他的脸，很难猜得出他到底来自于哪个国家，而他的语言天分则让他更好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每次见到加百列进门，伊舍伍德都不知道他此刻扮演的又是哪个身份。他谁也不是，居无定所。他只是一个永远在徘徊的犹太人。
眨眼间的工夫，加百列已经来到了伊舍伍德身旁，但他没有打招呼，双手依然插在大衣口袋里。替沙姆龙执行秘密任务让他反而不会应付公开场合。只有在扮演某个角色的时候，他才会变得生动起来。当一个局外人恰巧瞥见真实的加百列——就像此时此刻，伊舍伍德想道——应该会觉得他沉默、阴沉，有点病态的腼腆。加百列会让旁边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也是他的众多优势之一。
他们穿过大厅，走向登记台。“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伊舍伍德低声问道，可加百列只是探着身子在登记簿上写了几笔。伊舍伍德忘了，加百列是左撇子。他用左手签字，用右手拿画笔，拿刀叉则两只手都可以。他用哪只手拿伯莱塔手枪呢？谢天谢地，伊舍伍德还从没见过答案。
他们走上楼梯，加百列走在伊舍伍德身边，就像他的保镖。加百列的皮衣并没有发出沙沙声，牛仔裤也没有摩擦的声音，鞋子仿佛浮游在地毯上方。伊舍伍德不得不故意碰了一下加百列的肩膀，以确认他仍然在自己身边。走上楼梯后，一名保安让加百列打开背包。他拉开拉链，里面装着一副护目镜、一盏紫外线灯、一台红外热像仪，还有一把卤素手电筒。保安查看后，示意他们进去。
他们走进交易室。四周墙壁上挂了一百幅作品，每一幅的上方都装了射灯。在这些作品间游走的是成群结伙的画商——在伊舍伍德眼里，他们就像一群豺狼，正在骨头中寻找食物的残渣。有一些画商恨不得把脸贴在画上研究，而另一些则喜欢远观。评估、掏钱，计算器上显示出可预期的利润。这是艺术世界里不登大雅之堂的一面，却也是伊舍伍德钟爱的一面。加百列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游走其中，早已习惯了这个嘈杂纷乱的大剧场。伊舍伍德不用提醒他保持低调，真实的他本就如此。
邦瀚斯拍卖行大师作品部主任杰瑞米·克拉布正在一幅法国风景画旁等着他们，他那黄色的牙齿间叼着一个没点燃的烟斗。他不太高兴地和伊舍伍德握了握手，又望了望伊舍伍德身边那个穿着皮衣的较为年轻的男人。“我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加百列自我介绍道。一如既往地，他纯正的威尼斯口音让伊舍伍德暗自一惊。
“啊，”克拉布吸了一口气，“神秘的德尔韦基奥先生。久闻盛名，不过还从来没见过您。”克拉布怀疑地看了伊舍伍德一眼，“朱利安，你好像不太对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他是来帮我忙的。我决定前要先让他看看。”
“这边走吧。”克拉布半信半疑地说，接着把他们带到了交易室下一层，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好的画作都很抢手。伊舍伍德必须假装对儿幅品都有一些兴趣，否则克拉可能会告诉别人，伊舍伍德已经看上了某一幅作品。大部分的展品都是平庸之作——一幅安德烈·德尔·萨托毫无生气的《麦当娜和孩子》，一幅卡罗·马基尼的静物写生，还有保罗·帕加尼的《火神的锻造》。房间的一角有张没镶框的大画布。伊舍伍德注意到，加百列受过高度训练的双眼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那里，然后又马上移向别处。
加百列开始审视其他作品，在每幅画上都要花上两分钟时间。他的脸就是一张面具，既无热情，也没有任何不快。克拉布已经放弃揣测他的心思了，干脆还是吸着烟斗打发时间。
最后，加百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43号作品《狮穴中的丹尼尔》上。那是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的作品，一百二十八英寸长，八十六英寸宽，布面油画。那幅画很脏，连画面边缘的几只猫都像是被蒙上了阴影。他蹲下身来，歪着头借着光仔细审视着画布，然后他舔了舔自己的三根手指，在丹尼尔的画像上抹了抹。克拉布马上咕哝了一声，不乐意地翻了翻眼珠。加百列没有理他，仰起头细细端详着丹尼尔双手交叉、跷着腿的样子。
“这是哪儿来的？”
克拉布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科茨沃尔德的乔治王时代作品。”
“上次清理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看上去应该是迪斯雷利当首相的时候。”
加百列抬眼看了看伊舍伍德，后者则转向了克拉布：“让我们单独说两句，杰瑞米。”
克拉布离开了房间。加百列打开背包，拿出那盏紫外线灯。伊舍伍德关掉了屋里的灯，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加百列打开紫外线灯，灯光投向了那幅画。
“怎么样？”伊舍伍德问。
“上一次的修复工作隔了太久，紫外线已经照不出了。”
加百列从背包里拿出了红外热像仪，看上去像一把手枪。伊舍伍德看到加百列握住手柄、打开那绿色光柱的开关时，心里不由得一颤。画布上出现一簇红色的斑点，显示出了上一次的修复痕迹。画作虽然很脏，但并没有什么损伤。
加百列关上红外热像仪，然后又拿出放大护目镜，开始研究卤素灯光下的丹尼尔肖像。
“你有什么想法？”伊舍伍德斜眼望着他。
“很好，”加百列悠悠地回答道，“但不是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画的。”
“你确定？”
“可以跟你赌二十万英镑。”
“真会安慰人。”
加百列伸手抚摸着画布上健硕、优雅的身躯。“他就在这儿，朱利安，”他说，“我能感觉到。”
他们步行到圣詹姆斯的格林餐厅庆功——那是画商和收藏家在杜克街的聚集点，离伊舍伍德的画廊只有几步路远。一瓶冰镇的勃艮第白葡萄酒已经在吧台一角等候他们了。伊舍伍德倒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推到加百列面前。
“恭喜你，朱利安。”
“你确定？”
“我必须要用红外反射光看到底层才能确定。但从构图看，鲁宾斯的风格很明显。我确定是他的笔法。”
“我想你一定会很享受修复它的过程。”
“谁说我要修复的？”
“你说的。”
“我只答应鉴定，可没说要修复。这幅画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恐怕还有别的事要忙。”
“修复这幅画我只相信一个人，”伊舍伍德说，“那就是你。”
加百列轻轻地歪了歪头，表示接受他的赞美，然后又面无表情地低头看菜单。加百列·艾隆如果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许会成为最杰出的艺术家。伊舍伍德回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1978年9月一个美好的午后，海德公园九曲湖旁的一张长椅上。加百列那时还只是个男孩儿，两鬓却已经生出了灰发。用沙姆龙的说法，那是他的技艺匹敌成人的标志。
“他1972年从贝扎雷艺术学院毕业，1975年到威尼斯跟着翁贝托·孔蒂学习绘画修复。”
“翁贝托是最棒的。”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看来孔蒂先生对加百列印象不错，他说加百列的手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手。我同意他的说法。”
伊舍伍德问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1972年到1975年之间，加百列在做什么？加百列转头望向湖边一对牵着手散步的情侣，沙姆龙则漫不经心地从长椅上拾起一块小石头。
“就当他是一幅被偷走又被复归原位的油画吧。画的主人不会问它去了哪里。只要它能回到曾经的那面墙上，就已经足够了。”
接着沙姆龙提出了他的第一个“请求”。
“有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绅士现在正住在奥斯陆。我担心这位绅士的意图不太光明，希望加百列能帮我观察他的行踪，而你则可以帮他找一些体面的工作，比如简单的作品修复——两个星期的工作就够了。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朱利安？”
服务生的到来将伊舍伍德带回现实。他点了一份浓汤和一份煮龙虾，加百列则点了一份色拉和烤比目鱼配米饭。过去三十年来，他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生活在欧洲，却依然保留着土生土长的耶斯列谷小男孩的饮食习惯。美食与美酒，考究的衣着和跑车——这一切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
“我没想到你今天能来。”伊舍伍德说。
“为什么？”
“罗马。”
加百列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份菜单上：“那不是我的工作，朱利安，而且我已经退休了。这你是知道的。”
“得了吧。”伊舍伍德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那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在做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的祭坛装饰。”
“又是贝利尼？看来你就要成名家了。”
“我已经是名家了。”
加百列的上一份工作是修复圣扎卡利亚教堂的贝利尼祭坛装饰。那幅作品一下子震惊了艺术世界，成为贝利尼作品从今往后的修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