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他吗？”
“应该是见过一次。很多年前在突尼斯，一个年轻人来拜访阿拉法特，还在他的住处住了几天。他有一个法国名字和一本法国护照。但他的阿拉伯语一听就是巴勒斯坦人。”
“你怎么知道那是哈立德？”
“因为阿拉法特的反应。那个人一来，他整个人都容光焕发。那家伙看上去很轻狂。”
“就这样？”
“不是，还有他的样子。他们总说哈立德很像他的祖父。那个年轻人身上有些东西和阿萨德酋长很像。”
亚维什突然站了起来。雅科夫马上举起枪对准了那个阿拉伯人的头。亚维什笑了，把衬衫从裤子里抽出来。他身后的衣角贴着一个信封，加百列搜查武器的时候居然没有摸到它。亚维什把信封取下来，扔给了加百列。加百列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年轻人，非常英俊，和阿拉法特同坐在一张桌旁。他仿佛完全没意识到有人在拍照。
“阿拉法特喜欢偷偷拍下每一个和他会面的人。”亚维什说，“你有哈立德儿时的相片，或许你的电脑可以证实这个人是不是他。”
“看上去不像，”加百列说，“你还有什么？”
“他打电话来总部的时候，那头的声音不是他。”
“他怎么做的？”
“他让别人帮他打电话。一个女人——一个欧洲女人。”
“她叫什么？”
“她有好几个名字，还有不同的电话号码。”
“她在哪儿？”
亚维什耸了耸肩。
“她的母语是什么？”
“很难说，但她的阿拉伯语堪称完美。”
“口音呢？”
“传统口音。约旦上流社会，可能是贝鲁特或者开罗口音。她管哈立德叫托尼。”
“姓什么？”加百列冷静地问，“在哪里？”
“我不知道，”亚维什说，“但找到这个女人，你们或许就可以找到哈立德。”
12
特拉维夫
“她自称马德琳，但只有她扮演法国女人时才用这个名字。如果要扮演英国人，她会改名叫亚历山德拉，意大利人的话就叫露奈塔——小月亮的意思。”
纳坦看着加百列，眨了眨眼睛。他的头发束在脑后，眼镜歪歪斜斜地架在鼻梁根部，马利布冲浪上衣上破了几个洞。关于纳坦的穿衣打扮，雅科夫给加百列打过预防针。“他是个天才。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毕业后，美国和以色列的每家公司都想和他签约。他和你有点像。”雅科夫的口气里透出了一点嫉妒的味道。
加百列望向纳坦这间玻璃办公室的外面，明亮的地面上摆着很多电脑桌，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技术人员。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大多是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反恐战争中沉默的斗士。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敌人的脸孔，从来没强迫过敌人背叛他们的人民，或对敌人进行过审讯。对他们来说，敌人就是铜线中的一股电流，或是空气中的一声低语。纳坦·霍非的工作是监控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通信，这看上去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电脑完成了主要的“进攻”工作，从某些词汇、短语或者已知的恐怖分子声音中截获信息，但纳坦依然将自己的耳朵视为他兵工厂中最可靠的武器。
“我们不知道她的真名，”他说，“现在她只是572／B号声音。我们截获了她和阿拉法特之间的五次通话。想听听吗？”
加百列点了点头。纳坦点击了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图标，录音开始播放。在每次电话中，那个女人都假装是外国的和平主义者，打电话支持这位进退维谷的巴勒斯坦领袖，或是表达对近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暴行的谴责。每次对话都会提到一个叫托尼的朋友的名字，这和穆罕默德·亚维什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她的阿拉伯语非常好，但她不是阿拉伯人。我猜她是法国人，应该是法国南部，有可能是马赛。教育程度非常高，也很有魅力。她的臀部还有个小蝴蝶纹身。”
雅科夫突然抬起头来。
“我开玩笑的，”纳坦说，“但听一下5号通话。她假装是法国女人，马德琳，巴勒斯坦公平与持久和平组织的头目。对话提到了巴黎将发起反攻。”
“巴黎？你确定是在巴黎？”
纳坦点了点头：“她告诉阿拉法特，他们的一个组织者托尼预测将有十万人参加那次行动。然后她犹豫了一下，改了口，说托尼说的不是十万人，而是二十万人。”
纳坦放了一遍录音。播放结束后，雅科夫问：“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里。”
纳坦打开另一个文件，播放了几秒钟，里面的对话很低沉，完全听不清楚。
“当时有人在她旁边。他本人在分机上监听着他们的对话，当马德琳说托尼预测有十万人参加时，这个人用手捂住了听筒，用法语告诉她，‘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他以为没人能听到他的话，但他把话筒放在了声带附近，这是菜鸟级的错误。我们录下了他声带的震动，稍微过滤一下，我就得到了这个。”
纳坦又播放了一遍这段对话。这一次，那个听不清楚的声音变成了标准的法语：“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纳坦把鼠标移到了电脑屏幕右上角，一张网中间穿过了几条波浪线。
“这是声频仪，也就是声波纹，是根据说话者嘴型和喉咙动作制作的数学方程。我们已经把这些声波纹和其他声音档案进行了比对。”
“结果呢？”
“没有相符的。我们叫它698／D号声音。”
“这是什么时候录下来的？”
“六周前。”
“你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吗？”
纳坦笑了。
那是一场恶战，但这几乎是“机构”每项行动前的必经之路。勒夫恨不得把加百列锁在地下室里，只提供面包和水，而且他一度占了上风。加百列容易自我膨胀，勒夫说，完全不适合外派行动；而且，电话录音表明哈立德躲在阿拉伯国家，加百列虽然在突尼斯工作过很短的时间，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不熟悉。最后，勒夫还找了一个很官僚的无聊理由，说加百列的小组没有在外行动的许可证。和大部分的争执一样，这件事闹到了沙姆龙那里。勒夫想绕开他，但已经太晚了。沙姆龙的建议就像是上帝刻的石经一样不可改变。
在官僚战争中胜出后，加百列马上着手处理他的身份和外貌问题。他决定扮成德国人，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就算在梦中他都说这种语言。他选择了商业楼宇室内设计师作为他的职业，定居慕尼黑。行动队给他提供了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约翰尼斯·肯普；给了他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信用卡；还为他准备了一些私人用品，包括写着慕尼黑电话号码的名片。那个号码接通后直通情报处的安全屋，然后会转接到扫罗王大道的交换台。那里已经录下了加百列的留言，说他正在旅行，回来后会回电话。
对于他的外貌，行动队的专业人士建议他留胡须。虽然加百列认为满脸胡子的人看上去不可靠，好像在欲盖弥彰，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结果没想到胡子的颜色是灰白的，这让加百列更失望。不过专家倒是很满意，并把他的头发也染成了相同颜色。他们给他配了一副无框方形眼镜，又在他的箱子里装了一些从柏林到米兰的大牌时髦服装，颜色非黑即白。技术组的行家给他找来了一些看上去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高科技电子设备，但它们的作用可是超乎想象的。
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即将出发前，他穿着肯普先生的昂贵西装，大步走在特拉维夫夏金大街的酒吧夜店前。肯普先生多嘴、讨人嫌，对女人很有一套，喜欢昂贵的酒和电子音乐。这和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截然相反。他厌恶肯普先生，不过同时也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对加百列来说，只有化装成其他人才能让他感到安全。
他回想起自己当初为“天谴”行动而仓促作的准备：自己和沙姆龙一起走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偷别人的钱包，私闯步行街酒店的房间。他只被抓住过一次，一个罗马尼亚犹太女人抓住了加百列的手腕大叫警察——她的手劲简直和沙姆龙一样大。“你那样子就像只待宰的羔羊，”沙姆龙当时说，“万一宪兵或者警察来了怎么办？你觉得我能走进去要求他们放了你吗？如果他们要来抓你，你就应该反抗。假使你不得不滥杀无辜，那也不要犹豫，但不能被捕，绝对不能！”
依照“机构”的传统，加百列在以色列的最后一晚应该在“跳板区”度过——那是部门内的一个习语，专指为离开前准备的安全屋。一如既往地，那儿堆满了烟头，满屋子都是颓败的气息，所以加百列选择和基娅拉在纳齐斯大街度过了那一晚。那夜的性爱紧张而古怪，之后基娅拉说，加百列感觉就像个陌生人。
加百列在行动前很难入睡，而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夜也不例外。所以午夜后，当他听到沙姆龙的武装标致车停在大街上，并看到秃顶的沙姆龙在拉米的保护下穿过花园直奔他们的大门时，他感到很欣慰。他们在加百列的书房里度过了后半个晚上，凉凉的夜风从半开的窗口吹进来。沙姆龙谈到了独立战争，谈到了他寻找阿萨德酋长的过程，也谈到了他在利达外的村舍杀掉了阿萨德。随着黎明的到来，加百列对离开沙姆龙感到有些不舍，他甚至感到自己应该听从勒夫的建议，让别人接替自己。
天亮了，沙姆龙终于谈起了眼下的事。“别到使馆附近去。”他说，“穆卡巴拉认为在那儿工作的人都是间谍，虽然他们想得也没错。”他递给加百列一张名片，“他是我们的人，我们收买了他，他认识城里的每个人。我告诉他你会过去。小心点儿，他喜欢喝酒。”
一小时后，加百列坐上了一辆情报处的车子——车的外观被改装成了出租车的样子——直奔本-古里安机场。他以肯普的身份通过海关，经过了繁杂的安检，来到出发大堂。他的航班开始登机时，他便穿过停机坪，走上了等待着的飞机，在经济舱里入座。飞机起飞了。他望向窗外，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远，担心再也看不到基娅拉了。他想到自己将要走上的路：长达一周的地中海长途旅行将带着他从雅典到伊斯坦布尔，最后降落在位于肥沃新月地带西边的古城。在那里，他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叫马德琳或者是亚历山德拉又或者小月亮的女人，还有她的朋友托尼。
阿拉伯情报部门。
13
开罗：3月31日
洲际酒店的员工很难忘记那位来自慕尼黑的绅士。处事圆滑的总领班卡图比先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易怒，喜欢找人麻烦，活脱脱一个自以为是的小人物。事实上，卡图比先生已经对他厌恶至极，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藐视。到了第三天，卡图比先生非常不真诚地朝他笑了笑，直接就问：“这次又怎么了，肯普先生？”
抱怨从他到达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肯普先生订了一间无烟房，但他坚持肯定有人在里面吸过烟——虽然自认为嗅觉非常灵敏的卡图比先生完全闻不到任何烟味。第二个房间离游泳池太近了，而另一间又离夜总会太近。最后，卡图比给了他一间高层河景套间，还没有加收费用，而这个房间也被肯普称为“绝望中的唯一选择”。
游泳池太热，浴室太冷；自助早餐让人无法忍受，每顿晚餐都糟糕透顶；洗衣房弄坏了他套装的领子，水疗馆的按摩伤了他的脖子。他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八点整去清理他的房间，而且会一直留在那里监督他们工作——他说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酒店坑了他的钱，他决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在开罗发生。工作人员离开后，他马上就会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再也不摘下来，就像一面战旗。卡图比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大堂的工作台挂上同样的牌子。
每天早晨十点，肯普先生会拿着旅游地图离开酒店。酒店司机靠抽签决定谁来伺候这个讨厌的客人，当他的导游。每一天的出行都比前一天更加悲惨。他说埃及博物馆需要彻底的清扫；古堡在他眼里是一个肮脏的碉堡，在吉萨金字塔，他还被一头坏脾气的骆驼咬了一口。从科普特区回来后，卡图比先生问他喜不喜欢圣巴巴拉教堂。“不错，”肯普先生说，“不过还是不如我们德国的教堂漂亮。”
第四天，卡图比站在酒店大门口，看着肯普先生走出旋转门，走进了带着沙粒的风中。
“早上好，肯普先生。”
“这很难说，卡图比先生。”
“肯普先生今天需不需要叫车？”
“不，他不需要。”
他沿着滨海大道走远了，那件“领子被弄坏”的西服夹克在风中飘动，就像是运货车的挡泥板。开罗是一座善变的城市，卡图比先生心想，但就算是开罗恐怕也没法和肯普先生匹敌。
塔拉特哈勃大街旁矗立着的肮脏而残破的楼宇让加百列看到了欧洲的影子。这时，他想起了肯普先生看过的那本参观指南，上面写着，19世纪，埃及的统治者伊斯梅尔就想过把开罗建成“尼罗河畔的巴黎”，并且真的雇了一群欧洲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来完成他的梦想。这些建筑拥有新哥特式风格的外墙，熟铁铸成的栏杆，装了百叶窗的长窗。不同的是，它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污染和糟糕的天气，并且从来得不到重视。
他来到了一个环形路口。一个穿着凉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语腔说道，但他推开那男孩的动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旧城巷子里摆脱小贩的样子。
他沿着环形路口的逆时针方向转上了尼罗大街，那是开罗的香榭丽舍大道。他走了一会儿便停下来，通过商铺的窗户检查自己是否被跟踪了。然后，他离开尼罗大街，进入了旁边的一条窄道上。他没法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上面都停满了车，只能跟着开罗本地人走到了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龙在离开前夜给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筑物，表面涂成了尼罗河泥浆的颜色。三楼的一扇窗户外挂着BBC整点新闻的主题标语，门口外不远处，一个小贩正在兜售纸盘装的意大利面，旁边站着一个卖酸橙和面包的蒙面女人。穿过喧闹的街道就是一栋小楼，屋顶下站着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穿着防风夹克的穆卡巴拉监视人员。他目送加百列走进了楼门。
小楼的底层又阴又冷。一只瘦弱的埃及猫瞪着空洞的眼睛，竖着大耳朵，在角落里向他低吼了两声，然后钻进墙角的洞里去了。一名努比亚守卫穿着柠檬色的长袍，围着白头巾，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过了加百列手中那张名片。
“三楼。”他用英语说道。
楼梯尽头有两扇门。门的右边是一块铜牌子，写着“大卫·昆内尔——国际报”。加百列按响了门铃，一个苏丹小伙子马上把他请进了前厅。加百列用带着德国腔的英语和他交谈。
“怎么称呼您呢？”苏丹男孩问道。
“我叫约翰尼斯·肯普。”
“昆内尔知道您要来吗？”
“告诉他我是鲁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请稍等。我去看看昆内尔现在能不能见您。”
苏丹人消失在了两扇高高的门背后。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处那间咖啡馆的服务生端着一个银色的茶盘走了过来，茶盘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听到苏丹人回来了，便转过身去。“昆内尔现在可以见您。”
加百列走进的那个房间有点重回罗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应该从没打磨过，天花板线条上则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房间的两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摆着各类关于中东和伊斯兰历史的书籍。木质大书桌上堆着泛黄的报纸和没读过的信件。
房间里很暗，除了透过法式长窗照到地面上的梯形阳光，以及落在大卫·昆内尔的旧麂皮鞋上的一点光斑之外，整个屋子都是阴沉沉的。大卫·昆内尔放下手上那份今早发行的《艾布拉姆报》——政府办的日报，用阴郁的目光望着加百列。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牛津布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带肩章的深色夹克，稀疏的额发搭在布满血丝的眼睛前。他挠了挠下巴，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加百列在门口就闻到了浓浓的威士忌味。
“鲁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内尔阴沉的表情和他热情好客的语气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话是对着穆卡巴拉的“听众”说的，“海勒先生告诉我您会过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加百列把一张照片放在了他混乱的书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亚维什给他的那张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来这儿度假的，”加百列说，“海勒建议我来找您。他说您会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开罗，他说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个好人，他最近怎么样？”
“和往常一样。”加百列回答说。
昆内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张照片。
“我现在有点忙，但我想我可以帮帮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夹到了报纸里，“我们出去走走吧，怎么样？最好在他们把暖气调高前离开这儿。”
“你的办公室被监听了。”
他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林荫小路，路的两旁都是商铺和小贩。昆内尔停下来，欣赏着一卷血红色的埃及棉。
“有时候会，”他淡淡地说，“所有的文人都会被监视。埃及的治安机构这么庞大，肯定得干点什么。”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倒霉的穷酸英国老头，想在纸媒世界里混口饭吃。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让他们在搜查之后帮我把房间整理一下，他们倒是干得不错。”
昆内尔放下了手里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着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负责监视的人正懒洋洋地翻看着一只阿拉伯铜质咖啡壶。
加百列跟上的时候，昆内尔的脸上已经渗出了汗水。他曾经是个明星，是伦敦一家重要报纸的通讯员，是那种会空降到某个热点新闻现场进行报道，然后在事件冷却、人们失去热情之前离开的人。但因为贪恋美酒和女人，他从事业的巅峰滑落了。后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时期来到以色列，认识了沙姆龙。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会上，沙姆龙经过一番打探之后发现了他的软肋——债务堆积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国人外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段犹太人的过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时候，沙姆龙开始了他的游戏。他保证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在沙姆龙看来，所谓“合作伙伴”就是他可以引诱或勒索的人。昆内尔利用他的阿拉伯资源向沙姆龙提供信息，偶尔还会帮沙姆龙发表政治宣传文章。作为回报，昆内尔的债务烟消云散，他还得到了一些新闻的独家播报权，以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名声。同时，还有出版商帮他出版那本他盼望多时、希望可以变成铅字的书——虽然沙姆龙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是如何得知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这样一本手稿的。合作一经开始，昆内尔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因为和穆罕默德·亚维什一样，他不能看着自己的事业毁灭。为了赎罪，他在公众面前已经完全站在了阿拉伯人那边。在《逃离华尔街》中，他被视为“巴勒斯坦的声音”，对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充满同情。帝国主义者、揩油的西方人和他们的私生子以色列收获了他们的果实。昆内尔经常这样谩骂，巴勒斯坦的公正不能实现，皮卡迪利大街就不会太平。他是半岛电视台最喜欢的西方评论员，在开罗的社交圈也很受欢迎。亚西尔·阿拉法特曾经说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勇士——唯一一个了解阿拉伯的西方人。
“扎马雷克有个餐馆叫咪咪餐厅，你应该试一试。那儿的菜味道不错，音乐也好听。”昆内尔顿了顿，又略带挑逗地加了一句，“那儿的人也很有意思。”
“咪咪是谁？”
“咪咪·费雷雷，她可是扎马雷克社交圈的尤物，她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就再也没回去过。所有人都知道咪咪，咪咪也认识所有人。”
“她为什么来开罗？”
“谐波汇聚。”
昆内尔看到加百列不解的眼神后继续解释道：“一个叫裘丝·阿贵勒斯的家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玛雅元素》。他说他在《圣经》、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日历中发现，1987年8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整个世界将面临两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有可能就此毁灭。为了避免毁灭，来自全球各国的一百四十四万人聚集在一个所谓的能量中心，汇集正能量。咪咪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成千上万的迷失者来到了金字塔，那时的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不过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她现在也是风韵犹存。她嫁给了一个埃及人，住在扎马雷克。那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周半的时间，离婚时，咪咪得到了一笔钱，开了间餐厅。”
“她是哪里人？”
昆内尔耸了耸肩：“咪咪属于任何地方。她是世界公民。”
“那群人都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