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家伙还在看着她？”
“那个保镖？还在呢。艾弗里医生说他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马丁逊小姐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保镖？”
“机密，亲爱的，绝对机密。”
阿米拉沿着走廊来到了阳光房，房间里湿润的空气如同一条潮湿的毛毯盖在她的脸上。马丁逊小姐正坐在轮椅上，盯着慢慢降临的夜幕。保镖听到阿米拉的脚步，站起了身。他高大魁梧，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一头短发，眼睛湛蓝。他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但阿米拉怀疑他应该不是英国人。她低头看了看马丁逊小姐。
“太晚了，亲爱的。要上楼睡觉了。”
她把轮椅推出了阳光房，沿着走廊来到电梯前，保镖按下了按钮。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上电梯，一言不发地回到了马丁逊小姐位于四楼的房间。进屋前，阿米拉停了下来，望着那个保镖。
“我要帮她洗澡了。您在这里等一会儿可以吗？”
“她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
“我们每晚都要洗澡。这位可怜的女士需要一点隐私。”
“她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他重复了一遍。
阿米拉摇了摇头，把马丁逊小姐推进了房间。保镖也跟了进去。
17
博萨，撒丁岛
两天以来，加百列一直在等他们的消息。这座黄褐色的小酒店矗立在特莫河的入海口，他的房间在顶层，房间还有一个围着铁栏杆的小阳台。他每天很晚才入睡，在餐厅用早餐，上午的时候会看看书。午餐时，他会在港口选一间餐厅吃意大利面和鱼。然后，他会沿着海边的公路向上走，到城北的海滩去，把毛巾铺在沙滩上，躺在那里享受阳光。两天后，他的气色好了很多，体重增加了，力量增长了，黑眼圈和眼袋也消失了。他还开始喜欢上了自己留胡子的样子。
第三天早晨，电话铃响了。他一言不发地听完对方的指示，然后挂断了电话。他洗澡换衣服，收拾好行李，下楼用了早餐。早餐后他付好账单，把包放进了从卡利亚里租来的汽车后备箱里，随后一路向北，开了三十英里后到达了阿尔盖罗。他下车来到指定的那条路上，沿着树荫遮蔽着的人行道向海边走去。
迪娜正坐在码头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她戴着太阳眼镜，穿着拖鞋，身上是一件无袖的连衣长裙，短短的头发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加百列走下几级石阶来到码头，登上了一条十五英尺长的小船，船身上写着“忠诚号”的字样。他启动了九十马力的雅马哈引擎，解开绳索。迪娜也上了船，用不太熟练的法语告诉他，去跟停在海岸半英里外的一艘白色机动游艇会合。
加百列把小船缓缓开出港口，驶入了大海。他加速航行，小船随着和缓的波浪起伏荡漾。靠近那艘游艇时，加百列看到拉米出现在了船尾，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卡其布短裤。他走下游泳梯，等着加百列他们过去。
游艇的主舱看上去和他们在扫罗王大道总部地下室的那间小屋很像，墙壁上挂着大标尺的地图和航空拍摄的照片。船上的电子设备比以前丰富了很多，有些通信设备是加百列自从阿布·吉哈德死后再也没看到过的。雅科夫从电脑桌前抬起了头，伸出手欢迎他。沙姆龙则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卡其色长裤，坐在一张长条桌前。他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仔细地研究着加百列，仿佛他是一份文件或一张地图。“欢迎登上‘忠诚号’，”他说，“这儿既是指挥部，又是安全屋。”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条船？”
“从情报处的朋友那儿，它恰好停在戛纳。我们把它开到海上，加了一些仪器，还给它改了名字。”
“谁起的？”
“我。”沙姆龙说，“代表着忠心和信仰。”
“还有职责、义务、誓言，”加百列说，“我知道它的意思。我还知道你为什么选这个名字——这和你让西蒙·帕斯纳带我去看罗马使馆的废墟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有时候，当我们执行任务时，敌人会扰乱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觉得你需要这样的提醒。”
“这活儿我已经千了很多年了，阿里。我知道敌人的本来面目，我也知道忠诚的意思。”加百列坐在沙姆龙的对面，“我听说‘瓦拉什’在我离开开罗后碰过面，他们心意已决。”
“哈立德已经受到了审判，”沙姆龙说，“‘瓦拉什’也已经做出了裁决。”
加百列曾经执行过这种“判决”，但他从未参与过审判的过程。这种所谓的审判严重地偏向起诉的一方，而且过程非常隐秘，以至于被审判者根本无法获知它的存在。被告没有律师，他们的命运也并非由陪审团来决定；裁决者是他的死敌。罪证不会遭到任何质疑，没有为被告辩护的证据。没有记录，没有上诉。最后的判决只有一种，而且是不可逆的。
“既然我是调查负责人，你介意我也谈一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吗？”
“如果你很想说的话。”
“这个案子对哈立德的指控证据太间接了，而且非常脆弱。”
“证据很清楚，”沙姆龙说，“我们的审判依照的都是巴勒斯坦线人提供的证据。”
“这才是我担心的。”
雅科夫走了过来。“穆罕默德·亚维什几年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政府最重要的线人，他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得到了证明。”
“但亚维什本人都不确定那张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哈立德。现在这个案子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如果其中的一张倒了，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会在法国街头杀掉一个无辜的人。”
“关于哈立德的外貌，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很像他的祖父，”沙姆龙说，“我是这里唯一一个面对面见过酋长的人，而且那次见面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沙姆龙拿起那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里的这个人和阿萨德酋长看上去就像双胞胎。”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哈立德。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杀掉一个人。”
沙姆龙把那张照片举到了加百列面前：“只要照片里这个男人走进圣雷米大街56号，你就能认可他是哈立德·阿勒-哈利法了吧？”
“可以。”
“那么我们就把那栋楼监视起来，然后我们等。当然，我们希望他会在下一次屠杀之前就来。我们会在入口拿着他的照片，如果我们的专家确定他就是那个人，我们就行动。”沙姆龙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当然，如果还有另一种方法来确认，那就是我们在‘天谴’行动中用的方法。”
加百列的脑海中闪过了那幅画面。
“不好意思，你是瓦德尔·兹威特吗？”
“不要！求求你，不要！”
“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内心极其淡定的人才会对叫出自己真名的人不作任何回应，”沙姆龙说，“更淡定的人才能在看到别人用枪指着自己时不去拔枪。无论如何，只要那是哈立德，他就会给出反馈。你到时就能心安理得地开枪了。”
沙姆龙把滑下来的眼镜推回额头上：“我希望‘忠诚号’能在天黑之前到达马赛。你会一起去吗？”
“我们会采用跟‘天谴’一样的模式，”沙漠龙说，“分A、B、C、D四个组。这有两个优点：你对它很熟悉；而且它确实能起到作用。”
加百列点了点头。
“不过，我们还是作了一些细微改动，把几个角色合并在了一起。但一旦行动开始，你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是A，也就是杀手。C小队负责盯梢，现在已经就位了。如果哈立德确实去了那栋楼，那么两个盯梢者就会转为B的角色，帮你逃走。”
“雅科夫呢？”
“你们看来处得不错。雅科夫是行动队的副队长，行动的那晚，如果一切幸运的话，他会担任你的司机。”
“迪娜呢？”
“她是D，”沙姆龙说，“负责沟通。她会向扫罗王大道确认目标的识别，同时假扮雅科夫的女朋友。你要一直躲在船上，直到行动开始。干掉哈立德之后，每个人都要分头离开法国。你和雅科夫去日内瓦，然后从那边回国；迪娜坐船离开港口。她入海之后，我们会派一个行动队把她带回来。”
沙姆龙把马赛市中心的地图放在了桌子上。“有一艘船会在这里等着你们。”他用手点了点地图上的某个位置，“在老港口的东边，沿着新河，圣雷米大街在这儿。”他又点了点另一个位置，“往东走六条街，从辖区广场向南一直到皮埃尔·普吉花园。”
沙姆龙把一张卫星照片放在了地图上。
“坦白地说，这条街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行动。56号就在这里，在路的东边，它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只要哈立德一出现，我们就一定可以把他拿下。看照片你就会发现，这条街很热闹——很多车，人行道、商店、办公室里都是人。在正义宫前面的空地上就能看到56号的入口。这个公园是流浪汉的聚集地，我们在那儿已经安排了人盯梢。”
沙姆龙调整了一下照片的角度。
“但是这里才是最好的地方，这是中间的停车场，我们的监视人员已经把车停在这儿了。我们还有五辆车，都已经装好高清摄像机，可以通过无线信号传输图像。唯一的解码器在你那儿。”
沙姆龙朝雅科夫点了点头，后者按下一个按钮。一块很大的等离子屏从影音操纵台升了起来。“你要从这儿监视楼的入口，”沙姆龙说，“监视员会随时变更车的位置，以免哈立德或者他的手下发现。他们已经定下了时间流程，所以当一辆车离开后，另一辆车会停到那辆车的位置上。”
“聪明。”加百列轻声说。
“事实上，这是雅科夫的建议。他在一些不容易掩护盯梢车辆的地方用过这种方法。”沙姆龙点燃了一支香烟，“让他看看那个电脑程序。”
雅科夫坐在电脑前，键入了一条指令，一张圣雷米大街和附近街道的动态图片出现在了屏幕上。
“因为他们见过你的脸，所以你必须等行动开始再离开船。这意味着你没有机会熟悉周围的街道，但至少你可以在这儿熟悉一下，这个软件可以模拟你从‘忠诚号’走到圣雷米大街的整个过程。”
“这不一样。”
“我同意，”沙姆龙说，“但得知足。”他沉默了一会儿，“如果你看到一个三十几岁的阿拉伯人走进56号楼，要怎么做呢？”他让这个问题在空气中盘旋了一会儿，便接着回答说，“你和迪娜要决定那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他。如果你们认为有可能，就通过安全线路通知扫罗王大道，然后传输照片。如果我们觉得是他，就下命令让你们行动。到时你和雅科夫就离开‘忠诚号’，直接开摩托车到辖区广场——雅科夫开车，你坐后面。你得找个地方等他出现。你可以把车停在广场上，或者去路边的咖啡馆喝一杯。如果他在里面停留得比较久，你们就得时不时换个地方。这个区域晚上很热闹，你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探员，知道该怎么做。迪娜看到哈立德走出那扇门的时候，会通过无线电通知你。你必须在三十秒内回到圣雷米大街。”
沙姆龙慢慢地熄灭了香烟。
“我不在乎当时光线亮不亮，”沙姆龙淡淡地说，“我也不在乎他身边有没有朋友，我不管旁边是不是有一堆人围观，只要哈立德·阿勒-哈利法走出那栋楼，我希望你搞定他。”
“逃跑的路线呢？”
“沿着圣母院道向上走，到普拉多大街，然后向东加速开。C组会在室内赛车场的停车场给你们准备一辆车，然后尽快去日内瓦，我们会给你们在那边准备好安全屋，等一切安全之后再让你们离开。”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撒丁岛？”
“现在，”沙姆龙说，“去北边，到科西嘉。岛的西南角是普罗普里亚诺港口，马赛的渡船从那里出发，你可以从那儿穿过地中海。从普罗普里亚诺到那边要九个小时，天黑后再进港，跟港口管理员打个招呼，然后联络监视人员，连接好监视器。”
“你呢？”
“你在马赛可不需要我这个老头子指点。拉米和我会把你们留在这儿，我们明晚回特拉维夫。”
加百列拿起那张圣雷米大街的卫星照片，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A、B、C、D，”沙姆龙说，“就跟当年一样。”
“是啊，”加百列回答说，“还能出什么差池呢？”
雅科夫和迪娜站在“忠诚号”上，看着加百列带着沙姆龙和拉米上了岸。拉米跳到码头上，稳稳地拉住那艘小船；而沙姆龙则缓缓地从里面爬了出来。
“结束了，”加百列说，“这是最后一次，一切就要结束了。”
“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沙姆龙说，“你会回家来，我们一起变老。”
“我们已经老了。”
沙姆龙耸了耸肩：“不过还打得了这最后一仗。”
“拭目以待吧。”
“如果抓到机会，不要犹豫，完成你的任务。”
“对谁的任务？”
“对我，还用问吗？”
加百列回到小船上，掉头驶向海湾。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码头上的沙姆龙：一动不动，一只手高高举起，在向他道别。再回头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忠诚号”已经起航，加百列发动引擎，跟在它后面。
18
马赛
“忠诚号”抵达马赛二十四小时后，加百列就开始憎恨圣雷米大街56号公寓楼的门廊了。他憎恨那扇门，他讨厌门上的锁和外面的门框，他憎恨那栋楼的灰石砖墙，窗外的护栏也让他看不顺眼。他憎恨人行道上走过的所有人，尤其是三十岁左右长得像阿拉伯人的人。而他最恨的还是其他的租户：那个穿着皮尔卡丹外套在二楼开法律事务所的绅士；那个早晨第一时间出来遛狗的灰白头发贵妇；还有那个叫苏菲的女人，整天就只知道买东西，而她的样子又很像莉亚。
他们轮流监视着显示器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人工作一个小时，然后休息两小时。每个人在工作时的表现都很不同。雅科夫会边抽烟边对着屏幕皱眉，如果可能的话，他恨不得逼着哈立德在屏幕上出现。迪娜则若有所思地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叉、手抱着膝，除了右手食指在膝头无目的地敲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加百列已经习惯了在完成最后目标之前长达几个小时的待命。他只是在屏幕前慢慢地踱步，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头歪向一边。假使威尼斯的弗朗两斯科·提埃坡罗也在这条船上，一定会对加百列的姿势非常熟悉。因为在决定一幅画是否已完成修复时，他也是这个模样。
监控车位置的变化给单调乏味的盯梢工作增加了一点新意。A组设计了完美的移动线路，所以每次更换位置都非常准确。替换的那辆车会从南边开到公园入口处，之前的车会倒出来离开，新车随即停到那个位置。有一次，两个A组成员故意刮蹭保险杠，上演了一出吵架的戏码，这样可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有利于另一辆车的监视工作。当一台摄像机需要更换新摄像机时，大家总要经历几秒钟的紧张。加百列会下令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角度或者是焦距——然后一切又恢复原状。
虽然加百列一直被关在“忠诚号”上，但他还是让迪娜和雅科夫扮演正常的游人。他有时候会一个人工作两个甚至三个小时，以便让他们两人在码头的饭店吃饭，或骑着摩托车到城里转转。雅科夫会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沿着逃跑路线开一圈，以熟悉这里的交通状况。迪娜则在人行道两旁的商铺里买衣服，或者穿着泳衣在甲板上晒太阳。她身上还留着迪岑哥夫广场爆炸案的痕迹——右腹上有一条宽宽的红色疤痕，大腿上也有一条长长的伤疤。在马赛的大街上，她会用衣服遮住它们，但在“忠诚号”上，她完全没有在加百列和雅科夫面前作任何遮掩。
晚上，加百列提出三小时一换班，这样每个人都能好好睡一会儿。可他很快就后悔自己作了这个决定，因为这三小时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大街上一片死寂，每个路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为了舒缓烦闷的情绪，加百列会和在正义宫的空地上执勤的C组组员轻轻地打个招呼——或者假装测试卫星信号，呼叫一下扫罗王大道工作台的工作人员，听一听来自家乡的声音。
迪娜对于加百列来说实在是个安慰。她像做瑜伽一样坐在显示器前时，加百列就可以回去试着睡一会儿了。但他的头脑完全无法平静，眼前总会出现那扇门，或者是萨布里拉着爱人的手走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情景，又或者是贝特赛义德的阿拉伯人被流放的场面，又或者是沙姆龙在撒丁岛海边提醒他履行职责的样子。有时候，他会怀疑自己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是否还能够走到那个人的面前，把那颗灼烧着的子弹射入他的身体。有时候，他甚至期待哈立德不会出现在圣雷米大街上。可这时他又会想起罗马大使馆的断壁残垣，想起那股灼烧的残肢焦味，如同死者的灵魂久久不能散去。然后他又看到了哈立德死时的样子，仿佛笼罩着光环，像贝利尼的画作一样带着激情，却又无比沉静。哈立德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加百列因此而憎恨这个人。
第四晚，他完全没睡。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他从床上爬起来，等着八点开始工作。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看冰箱门上的日历。明天就是贝特赛义德的祭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走进船舱，雅科夫正坐在一片缭绕的烟雾中，盯着眼前的屏幕。加百列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去睡一会儿。加百列在原地站了几分钟，喝完了杯子里的咖啡，然后便又摆出自己的惯有姿势——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在屏幕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八点十五分，律师离开了那栋楼。贵妇也在十分钟后走了出来，她的小猎犬对着加百列的镜头拉了一坨屎。而那个长得像莉亚的苏菲则站在大门前，从手袋里找了一会儿太阳镜，然后漂漂亮亮地消失在了屏幕上。
“你看上去糟透了。”迪娜说，“今晚你休息吧，我和雅科夫盯着。”
刚刚入夜。港口除了另一艘游艇上传来的法国电子音乐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加百列打了个哈欠，告诉迪娜，他们到这里之后他几乎没怎么睡过。迪娜建议他吃一片药。
“我在房间里昏睡的时候哈立德来了怎么办？”
“你说得也对。”她在沙发上盘起腿，盯着屏幕，圣雷米大街的人行道依然熙熙攘攘，“那么你为什么睡不着？”
“你真需要我解释吗？”
她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因为担心他不会来，担心打不中他，还是担心我们都被抓起来？”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迪娜，从来都不。”
“没有人喜欢。如果我们喜欢，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我们干这个是因为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强迫我们这样做。加百列，告诉我，如果他们明天决定停止爆炸、停止杀戮，那会怎么样？那样就和平了，对吗？但他们不喜欢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哈马斯和希特勒唯一的区别是，哈马斯没有技术和手段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正在研究这样的手段。”
“巴勒斯坦和纳粹之间还是有明显的道德分界的。哈立德做这件事的背后有某种正义的支撑，他只是采用了可憎的手段。”
“正义？哈立德和他的同党有太多机会可以拥有和平了，但他们不想要。他的逻辑就是毁掉我们。如果你相信他想要和平，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她指了指屏幕，“如果他来到这条街上，你有权利、也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他永远不会离开那栋楼，永远没机会再进行杀戮。结果了他吧，加百列，否则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替你杀掉他。”
“你真的会吗？你真觉得你可以在街上杀掉一个人？你觉得扣动扳机对你来说就那么容易？”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一直停留在闪动的屏幕上。“我父亲是乌克兰人，”她说，“叫齐夫，他是他家在战后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其他人都去了巴比谷，和另外三万犹太人一样被枪毙了。战后他去了巴勒斯坦，改用希伯来名萨里德，意思是幸存者。他娶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代表一百万浩劫的殉难者。我是最后一个，他们给我起名叫迪娜，意思是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