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看到尸体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
“那幅画你看了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一分钟吧。”
“你刚发现了一具尸体，却有心情在那里看画，”审讯员似乎不知该对这样的行为作何评论，“跟我讲讲那幅画的作者，”他低头看了看笔录，“是拉斐尔吧。我对艺术这一行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加百列看得出他在撒谎，但他决定顺水推舟。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他全方位地讲解了拉斐尔的画作及艺术生涯，包括他所受到的教育、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在技法上的创新、主要作品的深远影响等等。等他说完，只见审讯员怔怔地盯着杯子里剩下的咖啡，一副被打败的样子。
“还用我接着讲下去吗？”
“不用了，谢谢。这些信息很有用。如果你没杀奥古斯都·罗尔夫，为什么不报警，而是直接离开了别墅呢？你为什么这么急着逃离苏黎世？”
“我知道自己在这个案子当中非常可疑，所以我慌了神。”
审讯员怀疑地盯着他，好像不相信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是那种容易慌神的人。“你是怎么从苏黎世山去火车总站的？”
“搭有轨电车。”
贝尔仔细查看了从加百列那里扣留的行李物品。“你的行李当中好像没有电车车票，你上车前应该买了票吧？”
加百列摇了摇头：逃票罪名成立。贝尔的眉头竖了起来，在他看来，逃票的性质似乎比向老人的头部开上一枪更加恶劣。
“这是个很严重的罪过，德尔韦基奥先生！我必须罚你十五法郎！”
“对不起，我很抱歉。”
“你以前来过苏黎世吗？”
“没，这是第一次来。”
“那你怎么知道你坐的那趟车是去火车总站的？”
“猜的，算是碰运气吧。那趟车走的是火车总站的方向，所以我就上去了。”
“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德尔韦基奥先生。你在苏黎世有没有购物？”
“购物？”
“有没有买什么东西？逛街之类的。”
“买了双鞋。”
“为什么？”
“因为我在别墅外面等的时候刚好在下雨，鞋子湿透了。”
“你当时已经慌了神，不敢报警，而且急着逃离苏黎世，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湿着脚走路，你就特意抽出时间买了一双新鞋？”
“是的。”
他靠在椅背上，敲了敲身后的门。门开了，外面的人递进来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加百列的旧鞋。
“我们在火车总站的厕所里找到了这双鞋，它被人扔进了垃圾桶。我怀疑这是你的鞋，而且我怀疑我们在别墅门厅和走道上发现的脚印就是这双鞋留下的。”
“我跟你说了我进过别墅。就算脚印是这双鞋留下的，也证明不了什么。”
“这双鞋看起来质量很不错啊，就这么扔进火车站厕所的垃圾桶里好像有点可惜，而且我觉得，它们也不是太湿啊，”他抬起头，看着加百列笑了笑，“不过我也听说，那些容易慌神的人对自己脚也特别敏感。”
贝尔走了三个小时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显然，新来的这个人官职更高，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苏黎世凶案组的普通探员。加百列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出这一点。贝尔对这个人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把他让到审讯桌前坐下，自己则立正站定，主动退到了他身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来人自称彼得森，他只报了自己的姓氏，没有报名字，也没有报职衔。他穿着笔挺的炭灰色西装，打着银行家常打的那种领带，头发几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灵活得像个钢琴师，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厚厚的银表。这块表当然是瑞士生产的，面盘呈深蓝色，可以承受超高压。彼得森双眼呆滞、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阵子，脸上有种熟知机密、深谙内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别墅两道门的密码，”他和贝尔一样，都跟加百列说英语，只不过他几乎一点口音也没有，“你把它们写到哪儿了！”
“我没把它们写下来。我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
“我知道你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他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但你现在是在跟我说话，我问你把它们写在哪儿了？”
“我打电话给伦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码报给我了，然后我就用这两个密码打开了别墅的安全门和正门。”
“你把密码记在脑子里了？”
“是的。”
“那你现在报给我。”
加百列冷静地把密码背了出来。彼得森看了看贝尔，后者点点头。
“你的记忆力真好，德尔韦基奥先生。”这一次，他说的是德语。加百列茫然地看着他，仿佛听不懂德语。彼得森说回了英语。
“你不会说德语吗，德尔韦基奥先生？”
“不会。”
“可是那个从火车总站把你送到别墅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你德语说得很流利啊。”
“会几个德语单词跟会说德语完全是两码事。”
“司机说你告诉他地址时，德语说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带有柏林口音。跟我说说吧，德尔韦基奥先生，你讲德语怎么会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说德语，只会几个德语单词。我以前为了修复一幅画，在柏林待过几周。估计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时候学来的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经有四年了？”
“是的。”
“什么画？”
“你说什么？”
“你在柏林修复的那幅画。作者是谁？那幅画叫什么名字？”
“这是商业机密，我不方便透露。”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机密不机密的，德尔韦基奥先生。我想知道那幅画叫什么名字，画主是谁。”
“那是私人藏家收藏的一幅卡拉瓦乔的画。画主的名字真的不方便透露，很抱歉。”
彼得森头也不回地把手伸到后面，朝贝尔要东西。贝尔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他。他满脸遗憾地看着这张纸，好像在看别人的病危通知书似的。
“我们在电脑数据库里查了你的名字，发现你在瑞士没有犯罪记录，就连交通违规记录都没有。我们联系了意大利的同行，他们也没查到对你不利的记录，但他们说了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那就是1951年9月23日出生的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在二十三年前已经在都灵去世，死因是淋巴癌，”说着，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着加百列，“你认为两个人同名同姓且出生日期相同的几率有多大？”
“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个几率微乎其微。我觉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的人只有一个，你为了获取意大利护照，盗用了他的身份。我不相信你的名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实际上，我敢肯定你不叫这个名字。我认为，你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你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工作。”
彼得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不是开心的笑，更像是一张白纸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二十五年前，你暗杀了住在苏黎世的巴勒斯坦剧作家阿里·阿卜杜勒，哈米迪。杀人后，你在一个小时内逃出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午夜时分就已经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家里，安心地躺在床上。但是这一次，恐怕你哪儿也去不了了。”
4
苏黎世
过了午夜，加百列被人从审讯室转移到办公楼另一侧的牢房里。这里很小，墙壁被粉刷成死气沉沉的灰色，里面只有一张床——与其说是床，不如说是个钢架，只不过上面盖了张床垫而已。厕所里锈迹斑斑，马桶里的水不停地冲着。铁丝网后面的天花板上挂着个电灯泡，一直在嗡嗡作响。他的晚饭一直放在牢门口的地板上没动，盘子里有一根肥腻的猪肉香肠、几根蔫蔫的绿色蔬菜，旁边还有一碟油腻的土豆。他怀疑那根猪肉香肠是照彼得森的意思，故意送来羞辱他的[1]。
他试图在脑子里构建铁窗外发生的事情：彼得森应该已经联系了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则联系了外交部，此事说不定已经传到了特拉维夫。总理肯定要被逼疯了。他本来就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约旦河西岸正在交火；巴以和谈濒临破裂；联合政府四分五裂，濒临倒台。现在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给他添乱子，偏偏这一次，给他添乱的是个杀手，虽然已经不为政府工作，但他却落到了瑞士人手里——这又会给机构带来一起丑闻，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竞相登载这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
现在，扫罗王大道的那栋无名办公楼里肯定灯火通明，人们正挑灯夜战，紧急商量对策。沙姆龙呢？这件事情有没有惊动到他？这几天他在不在太巴列湖边的官邸？沙姆龙的行踪总是没个准。自从退休后，他已经出山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官方时不时就把他叫回去，在某个可疑的顾问团主持大局，或者对一个看似独立的调查组指手画脚。不久前，他被任命为情报局的临时长官。自从“退隐山林”之后，他还是第一次担此要职。加百列一直在想，沙姆龙的任期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对他来说，“临时”可能意味着一百天，也可能意味着一百年。他出生在波兰，却有着贝多因人那样灵活的时间观念。加百列是沙姆龙手下的杀手，沙姆龙会摆平这件事的，不管他有没有退休。
这个老家伙……在加百列的眼里，他一直就是个“老家伙”，虽然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也只是人到中年而已。老家伙跑哪儿去了？有谁见过他吗？快跑到深山野林里逃命去吧！老家伙要来了！等到他现在真的老了，加百列反而觉得，他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样子，人不高，但总给人以压迫感。1972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跑到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游说当时还在上学的加百列入伙。他看起来一副铁铮铮的模样，走起路来铿锵有力。加百列的所有底细，他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加百列在耶斯列山谷的一处集体农庄长大，对农活深恶痛绝。他也知道加百列是个孤胆独行侠，虽然已经和艺术系的同学莉亚·萨维尔结婚，但是性格一点也没变。加百列的母亲活着走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却没能战胜摧垮身体的癌症；他的父亲也从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中幸存了下来，却在西奈半岛被埃及军队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沙姆龙从加百列的服役经历中得知他的枪法和绘画造诣一样高明。
“你看新闻吗？”
“我只会画画。”
“你知道慕尼黑[2]吗？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的遭遇吗？”
“嗯，我听说了。”
“你不会痛心？”
“当然会痛心，但不会因为他们是奥运选手就特别痛心。”
“但你还是会生气的。”
“生谁的气？”
“巴勒斯坦人，‘黑色九月’恐怖分子，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
“我从不生气。”
虽然加百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沙姆龙的意图已经在这些话里表露无遗。他开始一步步诱哄加百列上钩。
“你会外语，对不对？”
“会几门。”
“几门？”
“我父母不喜欢希伯来语，所以平常说欧洲的语言。”
“哪几门语言？”
“你已经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不要跟我耍花招。”
于是，沙姆龙决定施展他的花言巧语。他的上司果尔达已经下了命令，让他“把杀手们都派出去”，让“黑色九月”那帮混蛋血债血偿。这次行动代号为“天谴”。沙姆龙已经说过了，这次行动无关正义，只是为了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就这么简单。
“不好意思，我没兴趣。”
“没兴趣？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进我们的团队？”
“你找他们去吧。”
“我不想找他们，只想找你。”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有天赋，通外语，头脑好，不喝酒，不抽大麻，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打无准备的仗。”
而且你像杀手一样冷血，沙姆龙想。他没有把这一点挑明，只是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个年轻的情报官因为卓越天赋而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有一天晚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看见一名男子在路边等车——这名男子看起来就像个普通人一样啊，加百列，他就是个卑微的可怜虫。情报官从车子里跳出来，把他摁在地上，死死地卡住他的脖子。可怜虫死死挣扎着，脸上的表情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得狰狞、扭曲，就像当年被他投进毒气室里的犹太人一样。如沙姆龙所愿，这个故事唤起了加百列心中的仇恨。他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双方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仇恨自然也烙在了他的身上。
想到这里，加百列突然感到身心俱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打打杀杀，手上沾满了别人的鲜血，而今他第一次坐牢，犯案的凶手却不是他。你不能被抓！沙姆龙的第十一条诫命如是说。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抓。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杀害无辜。这可不行，加百列心想，不能殃及无辜。
他使劲闭上了眼睛，想让自己睡着，但是却于事无补。托彼得森的福，牢里的灯一直不停地闪着。扫罗王大街的办公楼里这会儿也肯定灯火通明，那里的人肯定给沙姆龙打电话了。不要叫醒他，加百列心想，我不想再见到那个谎话连篇的人了。让他睡吧，让那个老鬼消停消停吧。
彼得森踏进加百列牢房的时候刚过早晨八点。彼得森当然没有好心到会告诉他时间，只是在他喝咖啡的时候，加百列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他手腕上那块硕大无比的潜水表表盘。
“我跟你上司谈过了。”
他停下来，想看看加百列有什么反应，后者沉默不语。加百列表现出来的姿态是，他现在的身份就是个绘画修复师，没什么别的，彼得森先生只不过是脑子转不过来，暂时搞错了而已。
“他很有职业修养，没打算随随便便就把我糊弄过去。我很欣赏他的办事方式。不过我国政府似乎没打算继续追查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参与谋杀阿里·哈米迪这件事情。”彼得森冷冷地说。看他的样子，仿佛在极力克制自己打人的冲动。“如果因为罗尔夫的案子起诉你，也会把你丑恶不堪的过去挖出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案子的起诉也放弃掉。”
显然，彼得森对伯尔尼的上司作出的决定颇为不满。
“你们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你不再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成员，这次来苏黎世也不是为了执行公务。我国政府选择全盘相信这些承诺，我们没兴趣在瑞士重现巴以双方互相厮杀的战场。”
“我什么时候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