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是在看到尸体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

“那幅画你看了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一分钟吧。”

“你刚发现了一具尸体,却有心情在那里看画,”审讯员似乎不知该对这样的行为作何评论,“跟我讲讲那幅画的作者,”他低头看了看笔录,“是拉斐尔吧。我对艺术这一行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加百列看得出他在撒谎,但他决定顺水推舟。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他全方位地讲解了拉斐尔的画作及艺术生涯,包括他所受到的教育、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在技法上的创新、主要作品的深远影响等等。等他说完,只见审讯员怔怔地盯着杯子里剩下的咖啡,一副被打败的样子。

“还用我接着讲下去吗?”

“不用了,谢谢。这些信息很有用。如果你没杀奥古斯都·罗尔夫,为什么不报警,而是直接离开了别墅呢?你为什么这么急着逃离苏黎世?”

“我知道自己在这个案子当中非常可疑,所以我慌了神。”

审讯员怀疑地盯着他,好像不相信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是那种容易慌神的人。“你是怎么从苏黎世山去火车总站的?”

“搭有轨电车。”

贝尔仔细查看了从加百列那里扣留的行李物品。“你的行李当中好像没有电车车票,你上车前应该买了票吧?”

加百列摇了摇头:逃票罪名成立。贝尔的眉头竖了起来,在他看来,逃票的性质似乎比向老人的头部开上一枪更加恶劣。

“这是个很严重的罪过,德尔韦基奥先生!我必须罚你十五法郎!”

“对不起,我很抱歉。”

“你以前来过苏黎世吗?”

“没,这是第一次来。”

“那你怎么知道你坐的那趟车是去火车总站的?”

“猜的,算是碰运气吧。那趟车走的是火车总站的方向,所以我就上去了。”

“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德尔韦基奥先生。你在苏黎世有没有购物?”

“购物?”

“有没有买什么东西?逛街之类的。”

“买了双鞋。”

“为什么?”

“因为我在别墅外面等的时候刚好在下雨,鞋子湿透了。”

“你当时已经慌了神,不敢报警,而且急着逃离苏黎世,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湿着脚走路,你就特意抽出时间买了一双新鞋?”

“是的。”

他靠在椅背上,敲了敲身后的门。门开了,外面的人递进来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加百列的旧鞋。

“我们在火车总站的厕所里找到了这双鞋,它被人扔进了垃圾桶。我怀疑这是你的鞋,而且我怀疑我们在别墅门厅和走道上发现的脚印就是这双鞋留下的。”

“我跟你说了我进过别墅。就算脚印是这双鞋留下的,也证明不了什么。”

“这双鞋看起来质量很不错啊,就这么扔进火车站厕所的垃圾桶里好像有点可惜,而且我觉得,它们也不是太湿啊,”他抬起头,看着加百列笑了笑,“不过我也听说,那些容易慌神的人对自己脚也特别敏感。”

贝尔走了三个小时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显然,新来的这个人官职更高,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苏黎世凶案组的普通探员。加百列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出这一点。贝尔对这个人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把他让到审讯桌前坐下,自己则立正站定,主动退到了他身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来人自称彼得森,他只报了自己的姓氏,没有报名字,也没有报职衔。他穿着笔挺的炭灰色西装,打着银行家常打的那种领带,头发几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灵活得像个钢琴师,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厚厚的银表。这块表当然是瑞士生产的,面盘呈深蓝色,可以承受超高压。彼得森双眼呆滞、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阵子,脸上有种熟知机密、深谙内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别墅两道门的密码,”他和贝尔一样,都跟加百列说英语,只不过他几乎一点口音也没有,“你把它们写到哪儿了!”

“我没把它们写下来。我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

“我知道你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他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但你现在是在跟我说话,我问你把它们写在哪儿了?”

“我打电话给伦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码报给我了,然后我就用这两个密码打开了别墅的安全门和正门。”

“你把密码记在脑子里了?”

“是的。”

“那你现在报给我。”

加百列冷静地把密码背了出来。彼得森看了看贝尔,后者点点头。

“你的记忆力真好,德尔韦基奥先生。”这一次,他说的是德语。加百列茫然地看着他,仿佛听不懂德语。彼得森说回了英语。

“你不会说德语吗,德尔韦基奥先生?”

“不会。”

“可是那个从火车总站把你送到别墅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你德语说得很流利啊。”

“会几个德语单词跟会说德语完全是两码事。”

“司机说你告诉他地址时,德语说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带有柏林口音。跟我说说吧,德尔韦基奥先生,你讲德语怎么会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说德语,只会几个德语单词。我以前为了修复一幅画,在柏林待过几周。估计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时候学来的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经有四年了?”

“是的。”

“什么画?”

“你说什么?”

“你在柏林修复的那幅画。作者是谁?那幅画叫什么名字?”

“这是商业机密,我不方便透露。”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机密不机密的,德尔韦基奥先生。我想知道那幅画叫什么名字,画主是谁。”

“那是私人藏家收藏的一幅卡拉瓦乔的画。画主的名字真的不方便透露,很抱歉。”

彼得森头也不回地把手伸到后面,朝贝尔要东西。贝尔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他。他满脸遗憾地看着这张纸,好像在看别人的病危通知书似的。

“我们在电脑数据库里查了你的名字,发现你在瑞士没有犯罪记录,就连交通违规记录都没有。我们联系了意大利的同行,他们也没查到对你不利的记录,但他们说了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那就是1951年9月23日出生的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在二十三年前已经在都灵去世,死因是淋巴癌,”说着,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着加百列,“你认为两个人同名同姓且出生日期相同的几率有多大?”

“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个几率微乎其微。我觉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的人只有一个,你为了获取意大利护照,盗用了他的身份。我不相信你的名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实际上,我敢肯定你不叫这个名字。我认为,你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你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工作。”

彼得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不是开心的笑,更像是一张白纸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二十五年前,你暗杀了住在苏黎世的巴勒斯坦剧作家阿里·阿卜杜勒,哈米迪。杀人后,你在一个小时内逃出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午夜时分就已经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家里,安心地躺在床上。但是这一次,恐怕你哪儿也去不了了。”

4

苏黎世

过了午夜,加百列被人从审讯室转移到办公楼另一侧的牢房里。这里很小,墙壁被粉刷成死气沉沉的灰色,里面只有一张床——与其说是床,不如说是个钢架,只不过上面盖了张床垫而已。厕所里锈迹斑斑,马桶里的水不停地冲着。铁丝网后面的天花板上挂着个电灯泡,一直在嗡嗡作响。他的晚饭一直放在牢门口的地板上没动,盘子里有一根肥腻的猪肉香肠、几根蔫蔫的绿色蔬菜,旁边还有一碟油腻的土豆。他怀疑那根猪肉香肠是照彼得森的意思,故意送来羞辱他的[1]。

他试图在脑子里构建铁窗外发生的事情:彼得森应该已经联系了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则联系了外交部,此事说不定已经传到了特拉维夫。总理肯定要被逼疯了。他本来就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约旦河西岸正在交火;巴以和谈濒临破裂;联合政府四分五裂,濒临倒台。现在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给他添乱子,偏偏这一次,给他添乱的是个杀手,虽然已经不为政府工作,但他却落到了瑞士人手里——这又会给机构带来一起丑闻,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竞相登载这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

现在,扫罗王大道的那栋无名办公楼里肯定灯火通明,人们正挑灯夜战,紧急商量对策。沙姆龙呢?这件事情有没有惊动到他?这几天他在不在太巴列湖边的官邸?沙姆龙的行踪总是没个准。自从退休后,他已经出山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官方时不时就把他叫回去,在某个可疑的顾问团主持大局,或者对一个看似独立的调查组指手画脚。不久前,他被任命为情报局的临时长官。自从“退隐山林”之后,他还是第一次担此要职。加百列一直在想,沙姆龙的任期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对他来说,“临时”可能意味着一百天,也可能意味着一百年。他出生在波兰,却有着贝多因人那样灵活的时间观念。加百列是沙姆龙手下的杀手,沙姆龙会摆平这件事的,不管他有没有退休。

这个老家伙……在加百列的眼里,他一直就是个“老家伙”,虽然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也只是人到中年而已。老家伙跑哪儿去了?有谁见过他吗?快跑到深山野林里逃命去吧!老家伙要来了!等到他现在真的老了,加百列反而觉得,他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样子,人不高,但总给人以压迫感。1972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跑到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游说当时还在上学的加百列入伙。他看起来一副铁铮铮的模样,走起路来铿锵有力。加百列的所有底细,他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加百列在耶斯列山谷的一处集体农庄长大,对农活深恶痛绝。他也知道加百列是个孤胆独行侠,虽然已经和艺术系的同学莉亚·萨维尔结婚,但是性格一点也没变。加百列的母亲活着走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却没能战胜摧垮身体的癌症;他的父亲也从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中幸存了下来,却在西奈半岛被埃及军队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沙姆龙从加百列的服役经历中得知他的枪法和绘画造诣一样高明。

“你看新闻吗?”

“我只会画画。”

“你知道慕尼黑[2]吗?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的遭遇吗?”

“嗯,我听说了。”

“你不会痛心?”

“当然会痛心,但不会因为他们是奥运选手就特别痛心。”

“但你还是会生气的。”

“生谁的气?”

“巴勒斯坦人,‘黑色九月’恐怖分子,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

“我从不生气。”

虽然加百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沙姆龙的意图已经在这些话里表露无遗。他开始一步步诱哄加百列上钩。

“你会外语,对不对?”

“会几门。”

“几门?”

“我父母不喜欢希伯来语,所以平常说欧洲的语言。”

“哪几门语言?”

“你已经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不要跟我耍花招。”

于是,沙姆龙决定施展他的花言巧语。他的上司果尔达已经下了命令,让他“把杀手们都派出去”,让“黑色九月”那帮混蛋血债血偿。这次行动代号为“天谴”。沙姆龙已经说过了,这次行动无关正义,只是为了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就这么简单。

“不好意思,我没兴趣。”

“没兴趣?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进我们的团队?”

“你找他们去吧。”

“我不想找他们,只想找你。”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有天赋,通外语,头脑好,不喝酒,不抽大麻,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打无准备的仗。”

而且你像杀手一样冷血,沙姆龙想。他没有把这一点挑明,只是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个年轻的情报官因为卓越天赋而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有一天晚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看见一名男子在路边等车——这名男子看起来就像个普通人一样啊,加百列,他就是个卑微的可怜虫。情报官从车子里跳出来,把他摁在地上,死死地卡住他的脖子。可怜虫死死挣扎着,脸上的表情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得狰狞、扭曲,就像当年被他投进毒气室里的犹太人一样。如沙姆龙所愿,这个故事唤起了加百列心中的仇恨。他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双方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仇恨自然也烙在了他的身上。

想到这里,加百列突然感到身心俱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打打杀杀,手上沾满了别人的鲜血,而今他第一次坐牢,犯案的凶手却不是他。你不能被抓!沙姆龙的第十一条诫命如是说。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抓。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杀害无辜。这可不行,加百列心想,不能殃及无辜。

他使劲闭上了眼睛,想让自己睡着,但是却于事无补。托彼得森的福,牢里的灯一直不停地闪着。扫罗王大街的办公楼里这会儿也肯定灯火通明,那里的人肯定给沙姆龙打电话了。不要叫醒他,加百列心想,我不想再见到那个谎话连篇的人了。让他睡吧,让那个老鬼消停消停吧。

彼得森踏进加百列牢房的时候刚过早晨八点。彼得森当然没有好心到会告诉他时间,只是在他喝咖啡的时候,加百列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他手腕上那块硕大无比的潜水表表盘。

“我跟你上司谈过了。”

他停下来,想看看加百列有什么反应,后者沉默不语。加百列表现出来的姿态是,他现在的身份就是个绘画修复师,没什么别的,彼得森先生只不过是脑子转不过来,暂时搞错了而已。

“他很有职业修养,没打算随随便便就把我糊弄过去。我很欣赏他的办事方式。不过我国政府似乎没打算继续追查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参与谋杀阿里·哈米迪这件事情。”彼得森冷冷地说。看他的样子,仿佛在极力克制自己打人的冲动。“如果因为罗尔夫的案子起诉你,也会把你丑恶不堪的过去挖出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案子的起诉也放弃掉。”

显然,彼得森对伯尔尼的上司作出的决定颇为不满。

“你们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你不再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成员,这次来苏黎世也不是为了执行公务。我国政府选择全盘相信这些承诺,我们没兴趣在瑞士重现巴以双方互相厮杀的战场。”

“我什么时候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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