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没有同伊莱说话，只是握住了他浮肿而淤伤的手。眼看着又一个亲密的人又一次躺在维也纳的病床上，这样的心痛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五分钟后，护士回来了，伸手搭在加百列肩上，告诉他时间到了，他该走了。病房外，走廊上，她告诉他自己名叫玛格丽特。“明天晚上我值班，”她说，“明天再见，我希望会的。”
兹维已经走了，新一班保安人员接替了岗位。加百列乘电梯下楼，出了大堂，来到了屋外。夜晚的天气越发苦寒起来。他将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加快了脚步。他正打算乘自动扶梯进入地铁站，却发觉自己的胳膊上多了一只手。他扭过头，本以为会看到玛格丽特，但是面对的却是大堂里那位自言自语的老头子。
“我听见你对那个大使馆的男人说希伯来语。”他用癫狂的语速说着维也纳式德语，大睁着一双润湿的眼睛，“我名叫麦克斯·克莱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你，你得相信我。都是我的错。”
5
维也纳
麦克斯·克莱恩住的地方只有一站电车的距离。那是环城大道以外一片优雅的老社区。老头儿所住的是一幢精致的旧式公寓楼，其中有一条走廊直通一座内置的大庭园。庭园里光线昏暗，微光的源头来自于公寓楼里的灯火。穿过第二道走廊便来到一间整洁的小门厅。加百列瞥了一眼住户的名牌，在中间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一个名字：M.克莱恩——3B。楼里没有电梯。克莱恩攀着木质的楼梯扶手，执拗地向上爬着，脚步沉重地踩过饱经蹂躏的楼梯。两扇装了门镜的木门出现在第三层的楼梯平台上。克莱恩一边跌撞着趋近右边的那一扇，一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他的手抖得厉害，手里的钥匙叮叮当当，犹如一件打击乐器。
他开了门，走进去。加百列站在门槛外犹豫着。在列车上同克莱恩相邻而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在此之前他从未与任何人在眼下的情境会晤过。以往的经验和严酷的教训告诉他，即使对一位八十岁的犹太老头儿，也必须视之为潜在的威胁。然而加百列心头的焦虑很快烟消云散，因为他看到克莱恩将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全部打开了。他暗想，一个设局害人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错，麦克斯·克莱恩自己也很害怕。
加百列随他进了公寓，合上门。在通明的灯火里，他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他了。克莱恩的一双红眼睛又潮湿又黏稠，隔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似乎睁得更大了。他的一小撮白胡须已经盖不住脸颊上的黄褐斑了。还不等克莱恩告诉他，加百列已经知道：他是位幸存者。同子弹和烈火一样，饥饿也会留下疤痕。这样的面孔，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见过许多，其中包括他的父母。
“我去泡茶。”克莱恩说罢就消失在一面通往厨房的双扇门后。
午夜的茶水……加百列思忖着。会是一个漫漫长夜了。他来到窗前，拉开了百叶帘。此刻雪停了，街上空荡荡的。他坐下来。这间屋子让他联想到伊莱的办公室：高高的彼得麦式样的天花板，书籍凌乱随意地堆在架上。凌乱之中，透着优雅和书卷气。
克莱恩从厨房回来，用银器盛了一份茶水，摆在一张矮桌子上，随即在加百列对面坐下，静静地打量了他一阵子，终于开口道：“你的德语说得非常好，说真的，你说起话来像个地道的柏林人。”
“我母亲来自柏林，”加百列实话实说，“不过我出生在以色列。”
克莱恩仔细审视他，似乎也是在寻找幸存者的伤疤。接着，他饱含疑问地举起手掌，似乎是在请加百列回答一道填空题一一她当时去了哪里？她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她也进了集中营吗？或者，她是不是在疯狂屠杀之前就已经逃出去了？
“他们当时住在柏林，最后还是被驱赶到了集中营，”加百列说道。“我的外公是位相当有名的画家。他一直深信德国人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所以始终不相信他们会把事情做到那个份儿上。”
“你外公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尔，”加百列又一次实言相告，“维克特·弗兰克尔。”
克莱恩记得这个名字，他缓缓点着头道：“我看过他的作品。他是马克思·贝克曼的学生，是不是啊？天分极高的。”
“是的，没错。他的作品很早就被纳粹定性为堕落，大部分都被销毁了，工作也丢了。原本他是在柏林的艺术学院教书的。”
“不过他留在了德国，”克莱恩摇着头，“谁都没想到会发生那些事。”他顿了顿，思绪转向了别处，“那你的父母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被驱赶到了奥斯威辛。我母亲被送往比克瑙的女子集中营。获得自由之前，她在里面熬了两年多，活了下来。”
“你的外祖父母呢？”
“一到集中营就进了毒气室。”
“你还记得是哪一天吗？”
“我想应该是1943年1月。”加百列说道。
克莱恩伸手盖住了双眼。
“这个日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克莱恩先生？”
“是的，”克莱恩失神地答道，“那天晚上柏林的车队抵达的时候，我也在。我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吧，阿戈夫先生，我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乐队里的小提琴手。我在一支受诅咒的囚徒乐队里给魔鬼们演奏音乐。就在那些可怜的人慢慢走向毒气室的时候，我却要为他们献上夜曲。”
加百列面不改色，依然平心静气。麦克斯·克莱恩显然饱受负罪感之苦。对于那些从他身边经过、走向毒气室的人们，他认为自己也负有一份责任。当然，这完全是胡思乱想。他和所有在工厂里充当奴工或是在奥斯威辛的田里干活的犹太人一样，都是为了活下去，都是无辜的。
“不过你在医院里拦住我，一定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你想对我说的，是有关战争索赔处爆炸案的事情，不是吗？”
克莱恩点点头：“我说过的，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对那两个美丽姑娘的死负责。你的朋友伊莱·拉冯躺在医院里濒临死亡，也都是因为我的错。”
“你该不会想告诉我，是你安装了炸弹？”加百列故意加重语气。这样的问题，答案不言而喻，显然只能用荒诞不经的语气提出来。
“当然不是！”克莱恩脱口道，“不过我认为是我埋下了祸根，这才导致了后来的一切。”
“你为何不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克莱恩先生？让我来判断是谁的罪过。”
“唯有上帝能够裁判。”克莱恩说道。
“也许吧，不过有时候连上帝也需要点儿小小的帮助。”
克莱恩笑了笑，斟了茶。接着，他从一切的最开头讲起了故事。加百列耐心地听着，不焦不躁，不催促不打断。伊莱·拉冯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上了年纪的人，记忆就像一堆瓷器。他总爱这么说。如果你急于从中间抽取一只盘子，那就把所有的盘子都砸碎了。
想当初，这间公寓属于他的父亲。战前，克莱恩同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住在这里。他的父亲所罗门是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克莱恩过着体面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午后时光在维也纳最优雅的咖啡馆里享受水果干酪点心，晚上去看戏或听歌剧，夏日在幽僻的南方别墅里避暑。青年的麦克斯·克莱恩是位前途无量的小提琴手——“还够不上进交响乐团或歌剧院的水准，不过，说实话，阿戈夫先生，在维也纳的小型室内乐团找个位置，是绰绰有余了。”
“我的父亲，哪怕是工作了一天，累了，也从来不会错过我的演出。”回忆起父亲观看自己演出的情形，克莱恩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他的儿子是位维也纳的音乐家，对此他极其自豪。”
1938年3月12日，他们的如诗华年戛然而止。那是个星期六，克莱恩记得清楚。对于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纳粹国防军列队穿过维也纳的大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犹太人，阿戈夫先生……对于我们，唯有恐怖。”犹太社区最害怕的事情很快成为现实。在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渐渐展开的；而在奥地利，则是从天而降，而且如狼似虎。不到几天工夫，所有犹太人的商铺都被红色油漆做了标志。任何进入商店的非犹太人都会遭到纳粹党或党卫军的攻击。许多人被强行挂上了招牌，上面写着：我，是雅利安人中的猪，我曾经买过犹太人店里的东西。犹太人被禁止拥有房产，禁止在专业性的岗位上工作，禁止雇佣他人，禁止进入餐厅或咖啡馆，禁止踏足维也纳的公园。犹太人被禁止拥有打字机、收音机，因为这些会便于他们同外面的世界沟通联络。犹太人在自己的家里或是教堂里被人拖出来，拖到街上殴打。
“3月14日，就是这间公寓，盖世太保破门而入，抢走了我们所有最值钱的东西：挂毯、银器、名画，连安息日的烛台也不放过。我和父亲被关押了，还强迫我们用滚水和牙刷清洗人行道。我们教堂的犹太教士被人拖到街上，胡子硬生生从脸上揪下来，一群奥地利人嬉笑着围观。我想要阻止他们，结果差点被活活打死。当然，我是不能够上医院的一一那是新颁布的《反犹太法》明令禁止的。”
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全欧洲最有影响、最重要的奥地利犹太社区土崩瓦解：社区中心和犹太人结社被关闭，犹太领袖进了监狱，犹太教堂关门，祈祷书籍被焚毁。4月1日，一百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和商人被驱赶到达豪集中营。不到一个月，五百名犹太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宁死不愿再受凌辱和苦难，他们当中有一个四口之家，就住在克莱恩家的隔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枪自尽，”克莱恩说道，“我躺在自己床上，从头到尾听到了全过程，一枪接着一阵哭泣，再一枪，哭得更凶。四枪之后，他们都不哭了，只有我在哭。”
犹太社区超过半数的居民决定离开奥地利，移居他乡。麦克斯·克莱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一张签证，并于1939年抵达荷兰。不到一年的光景，他所在的地方再次陷入纳粹的魔掌。“我父亲决定留在维也纳，”克莱恩说，“他相信法律，你瞧瞧。他认为只要自己严守法律，就会没事的，风暴终将过去。当然，实际上局势越来越糟，等他终于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克莱恩想给自己再斟一杯茶，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加百列替他倒了一杯，又温柔地问起他的父母和妹妹后来怎样了。
“1941年秋天，他们被驱赶到波兰，限定居住在罗兹的犹太人区。1942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遭到驱赶，来到了斩尽杀绝的切姆诺集中营。”
“那你呢？”
克莱恩把头一偏——我呢？同样的命运，不同的结果。1942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关押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然后一路向东，来到了奥斯威辛。在车站的月台上，正当饥渴欲死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个穿着囚衣的男人，他问道，车上有没有音乐家？克莱恩挣扎着发出声音，犹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条救命的缆绳。我是个小提琴手。他告诉那个身穿条纹狱服的人。你有乐器吗？他举了举那只破旧的琴箱——这是他从韦斯特博克带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跟我来吧。今天你交好运了。
“我的幸运日，”克莱恩空洞地重复着，“接下来的两年半，超过一百万同胞灰飞烟灭，而我和同事们却在演奏音乐。我们在车站的坡道上演奏，为的是制造一种错觉，让新来的囚徒认为这是个宜人的地方。那些活死人走向毒气室赴死的时候我们会伴奏。伴着无休止的点名，我们也要演奏。早晨，奴隶们上工时我们也得演奏。下午。他们蹒跚着走回营房，眼里一片死寂，我们也要伴奏。甚至执行死刑之前，我们还得伴奏。到了星期日，我们会为长官和他的僚属演奏。不断有人自杀，我们的乐队一直在减员。很快，我不得不去物色新的音乐家填补身边的空座。”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约是1942年夏天吧，不好意思，阿戈夫先生，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当时克莱恩完成了演奏，正在回营房的路上。一名党卫军军官从后面赶上来，把他打倒在地。克莱恩爬起来，立正站好，回避着党卫军的逼视。尽管如此，他还是看清了那张脸，而且记得自己曾见过此人一次。那是在维也纳，在犹太移民署的中央办公室。不过当时他穿着一套精致的灰色正装，就站在阿道夫·艾希曼的身边。
“这位武装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告诉我，他要做个试验，”克莱恩说，“他命我演奏勃拉姆斯的《G大调第一号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我从琴盒里取出提琴，开始演奏。一位难友从旁边走过，大队长请他说出我所奏作品的名字。难友说他不知道。大队长拔出手枪，射穿了难友的头。他又找到另一名囚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位优雅的乐手拉的是什么曲子？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答对曲名的人就能捡回一条命。答不对的，他就打爆那人的脑袋。等他结束试验的时候，我脚下已经躺了十五具尸体。饱饮犹太人鲜血的饥渴消解之后，这家伙阴沉地微笑着走了。我和死去的人们并肩躺着，为他们祈祷。”
克莱恩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一辆汽车在街上呼啸驶过。克莱恩抬起头，又开口了。如何将奥斯威辛的邪恶同战争索赔处的爆炸案关联在一起，加百列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对故事接下来的走向已经有了一种清晰的预感。克莱恩继续沿着时间轴讲下去，用拉冯的话说，这叫一次取一片瓷器一一奥斯威辛虎口幸存，解放，他回到维也纳……
战前，犹太社区计有十八万五千人，他说道。六万五千人在大屠杀中殒命。一千七百个破碎的灵魂在1945年挣扎着回到维也纳，迎接他们的却唯有公开的敌意和新一轮反犹太主义浪潮。那些在德国枪口下逃出去的人，却在返乡的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他们要求经济赔偿，然而得到的回应却只有沉默，或是讥讽着把皮球踢给柏林。克莱恩回到了第二行政区的老家，发现家里已经住着一户奥地利人。他要求他们离开，却遭到拒绝。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把他们磨走。至于他父亲的纺织品生意，却是永远不能恢复了，也再没人努力去恢复过。朋友们鼓动他去以色列或美国，克莱恩拒绝了。他发誓要在维也纳住下去，做一个活生生的、能呼吸能行走的纪念碑，纪念那些受驱赶、被屠杀的人们。他把自己的小提琴丢在了奥斯威辛，此后也再没演奏过。他先在一家纺织品商店里做文员维持生计，后来又做了保险推销员。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政府决定向奥地利的犹太幸存者支付每人约六千美元的赔偿金。克莱恩给加百列看了支票——始终没有提现。
“我不要他们的钱，”他说，“六千块？赔什么？我父母亲？我两个妹妹？我的家园？我的财产？”
他把支票摔在桌上。加百列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发现已经凌晨两点半了。克莱恩开始缩小范围，向主题逼近。加百列竭力克制着不去催他，唯恐这位处于脆弱状态的老头儿，被人一推就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两个月前，我在中央咖啡馆喝咖啡。人家给了我一个很舒服的座位，靠着一根柱子。我点了一份法利赛咖啡。”他顿了顿，扬了扬眉毛，“你知道法利赛咖啡吗，阿戈夫先生？咖啡加奶油，同一小杯朗姆酒一起端上来。”他说对不起，因为自己沾了酒精，“当时是下午，接近傍晚了，你了解吧，天又冷了。”
当时一名男子进了咖啡馆，衣着齐整体面，比克莱恩老几岁。“一个老派的奥地利人，你懂得我的意思吧，阿戈夫先生。”他的步态中透着傲慢，惹得克莱恩放低了手中的报纸。侍者急忙抢上去招呼那人。那个侍者拧着双手，双脚来回跳着，好像一个憋了一泡尿的小学生。晚上好，沃格尔先生。我正担心今晚您不来了。您的老座位？让我猜猜：奶油咖啡？来点甜点怎么样？他们跟我说今天的巧克力蛋糕特别好，沃格尔先生……
接着，那老人说了几句什么，麦克斯·克莱恩只觉得后背冷得犹如冰冻。这分明就是在奥斯威辛命令他演奏勃拉姆斯的那个声音，就是他，命令克莱恩的难友们答出曲名，答不对的就要接受死刑。此刻，这个杀人犯正滋润健康地活着，还在中央咖啡馆点了奶油咖啡和巧克力蛋糕。
“我感到自己当场就要吐出来，”克莱恩说，“我把钱扔在桌上，踉跄着走到街上。我再一次透过窗户看见这个名叫沃格尔先生的魔鬼正在读着报纸。似乎方才的邂逅根本没有发生过。”
加百列真想问问，时隔这么久，克莱恩为何确信那个中央咖啡馆的男人同六十多年前奥斯威辛的大队长是同一个人呢？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克莱恩是对是错毕竟不要紧，接下来的情节才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应对的呢，克莱恩先生？”
“我成了中央咖啡馆的常客。很快，我也有了自己固定的专座，紧挨着这位体面的沃格尔先生。后来我们见了面就会互相问安。有时候，我们会一边读报一边谈谈政治和世界大事。他一把年纪了，思维却还非常敏锐。他告诉我他是个商人，做投资的生意。”
“所以你就边喝咖啡边刺探消息，然后就去‘战争索赔及调查’找伊莱·拉冯了？”
克莱恩慢慢地点点头：“他听了我的故事，承诺说会仔细审查的。同时，他要我别去中央咖啡馆见那个人了。我心里不愿意。我担心他会再次逃脱。不过我还是听从了你朋友的意见。”
“然后呢？”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终于接到了一通电话。那是索赔处的一位姑娘打来的，是个美国女孩，叫萨拉。她通知我说伊莱·拉冯有消息要向我报告。她要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办公室去。我告诉她我会去的，然后就挂了电话。”
“这是在什么时候？”
“爆炸的当天。”
“这些你对警察说过吗？”
克莱恩摇摇头：“你也许能料想得到，阿戈夫先生，我不大喜欢穿制服的奥地利人。再说，我们这个国家对战犯起诉的记录也乏善可陈，对此我也很清楚。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来到维也纳总医院，看着以色列官员来来去去。驻奥大使来了，我想接近他，却被保安推开了。所以我一直等着，直到最合适的人物出现为止。你似乎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物。你是吗，阿戈夫先生？”
街对面的公寓楼几乎同克莱恩所住的这幢一模一样。在三楼的一扇暗黑的窗户后面有一个男人。他的眼睛紧贴着一台相机，将长焦镜头对准了克莱恩家门外的走廊，只见镜头里的人影大步穿过了走廊，来到街上。他迅速抓拍了一串照片，然后放低了照相机，坐在了一台磁带录音机面前。黑暗中，他花了几秒钟时间才找到了播放键。
“所以我一直等着，直到最合适的人物出现为止。你似乎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物：你是吗，阿戈夫先生？”
“是的，克莱恩先生：我是最合适的人物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
“要不是因为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两个女孩子因我而死了。伊莱·拉冯也是被我害得躺在医院里。”
“并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不过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很担心你的安全。”
“我也是。”
“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我是没发现，不过即使有人跟踪，我估计我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接到过恐吓电话？”
“没有。”
“爆炸案发以来，有没有人想要联络你？”
“只有一个人，一个叫雷娜特·霍夫曼的女人。”
停机。倒带。再播放。
“只有一个人，一个叫雷娜特·霍夫曼的女人。”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从来没听说过。”
“你和她说上话了吗？”
“没有，她在我录音电话里留了一条消息。”
“她想要怎样？”
“要谈谈。”
“她留下电话号码了吗？”
“是啊，我记下来了。等一下，是了，就在这儿。雷娜特·霍夫曼，五、三、三、一、九、零、七。”
停机。倒带。播放。
“雷娜特，霍夫曼，五、三、三、一、九、零、七。”
停机。
6
维也纳
“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拥有一整套高贵光鲜的行头装饰，然而它的宗旨却无药可救。它的所在地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式建筑，位于第二十行政区，又老又破，熏黑的窗户俯瞰着一道铁路。工作区是敞开式的，空间共享，暖气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加百列第二天早上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大部分年轻的工作者都穿着厚毛衣，带着毛线帽。
雷娜特·霍夫曼是这个团队的法律总监。早上动身之前，加百列已经以葛迪恩·阿戈夫的身份给她打过电话，对她说了前一天晚上与麦克斯·克莱恩会晤的事情。雷娜特匆忙答应与他会面，然后就挂断了，似乎是不想在电话里讨论这件事。
她有一个隔间充作办公室。加百列受邀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她用一支铅笔的笔尖指了指一张空椅子，示意他坐下。片刻后，她结束了电话，站起来向他打招呼。她个子很高，衣着比其他员工都更为考究：黑色的毛衣和裙子，黑袜，黑色平底鞋。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长未及肩，她的肩膀又方又阔。头发从两边分开，自然地下垂，遮在面前，于是她一边用右手同加百列坚定地握了手，一边伸左手拨开碍事的发绺。她的手指上没有戴戒指，颜色动人的脸上也没有施用任何化妆品，身上除了散发出烟味以外，也没有香水味。加百列猜想，她应该还不到三十五岁。
他们再次坐下来，她问了一连串突兀的、律师做派的问题：你认识伊莱·拉冯多久了？你怎么找到麦克斯·克莱恩的？他对你说了多少？你什么时候到达维也纳的？你都和谁会过面？你同奥地利当局讨论过此事吗？同以色列大使馆的官员呢？加百列感觉自己有点像庭审时的被告，不过他还是尽可能礼貌地据实作答。
雷娜特·霍夫曼“审讯”完毕，又怀疑地打量了他一阵。接着她突然站起身，将一件灰色大衣披上了宽阔的肩头。
“咱们去走走吧。”
加百列看了看熏黑的窗户，发现外面正下着雨夹雪。雷娜特·霍夫曼将一些文件塞进皮包，一甩手将包搭在了肩上。“相信我，”她说，似乎感觉到了他的怀疑，“走走会更有益的。”
雷娜特·霍夫曼走在奥加敦公园冰封的步道上，一边向加百列解释了她是如何成为伊莱·拉冯在维也纳最重要的资源的。从维也纳大学毕业时，她是班里最拔尖的学生。后来她就职于奥地利国家公诉人办公室，出色地工作了七年。五年前，她辞职了，对朋友和同事说她一直渴望做个自由从业者。其实，她是下了决心，再也不能为这样的政府工作了，因为它只会考虑国家和有权势者的利益，而不是想着如何维护正义。
促使她下决心的，是惠勒的案子。惠勒是个联邦警察的侦探，最喜欢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有位尼日利亚难民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羁押所。雷娜特·霍夫曼打算起诉他，因为这个尼日利亚人生前受过捆绑，口中被塞过东西，还有证据证明他曾反复遭受拷打并窒息。她的上级却有意袒护惠勒，并把这个案子销了。
雷娜特对于体制内的抗争感到厌倦了，于是她决定从外部展开攻势。她开了一家小小的律师行，只为维持生计，却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贡献给了“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这是一个改革者的团体，旨在振奋国人，避免奥地利陷入政治失忆，忘却纳粹主义的教训。同时，她还同战争索赔处的伊莱·拉冯结成了默契的联盟。雷娜特·霍夫曼在关联体系内部依然有不少朋友，都是些真能帮得上忙的朋友。这些朋友能让她接触到重要的政府文档，而这些又恰是拉冯得不到的。
“为何这么神秘？”加百列问道，“为何不愿意在电话里说？这么糟糕的天气为何还要在公园里走这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