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洛伊斯·胡德尔是个奥地利人，排斥亲犹太主义，是个狂热的纳粹。他利用自己在罗马的德国神学院院长身份，帮助了数以百计的党卫军军官，使他们逍遥法外。这其中包括弗兰茨·斯坦格尔，也就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长官。”
“他为这些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对那些刚开始逃亡的家伙，先提供一本红十字护照，用的是新起的名字，再加一张某个遥远国家的签证。他还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还有预支的路费。”
“这些，他做不做记录？”
“显然做的。不过他的记录都牢牢地锁好了，钥匙藏在神学院里。”
“凡是你有的阿洛伊斯·胡德尔主教的资料，我都需要。”
“我会综合成一份卷宗给你。”
加百列拿起拉德克的照片，仔细端详。这张面孔看着有几分熟悉。在里弗林讲述的过程中，这张脸始终吸引着他的注意。接着他想到了当天上午在大屠杀纪念馆的艺术博物馆里看到的那张碳棒画的素描——畏缩的孩子，在党卫军魔头面前战栗。一瞬间，他想起来了：他的确见过拉德克的脸，而且他还记得是在什么地方。
他突然站起来，碰翻了椅子。
“有什么问题吗？”里弗林问。
“我认识这个男人。”加百列说着，眼睛盯着照片。
“怎么认识的？”
加百列忽略了提问。“我需要借用这个。”他说。接着，不等里弗林回话，他闪身出门，离去了。
[1]原文可能计算有误。——译注
[2]“老鼠路线”（Ratline）：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德国情报机构驻意大利的头目瓦尔特·拉乌夫精心策划的纳粹战犯逃亡计划，将一些纳粹分子分别送到西班牙、埃及、黎巴嫩和阿根廷等国。超过3万名纳粹分子通过这条路线逃脱了法律对他们的制裁。
15
耶路撒冷
以前，他会选择最快捷的路径，向北穿过拉姆拉、纳布卢斯、杰宁。现在，即使像加百列这样富有生存能力的人，也绝不会作出如此愚蠢的选择了，除非他有一辆装甲车和武装卫队给他护驾。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更长的路一一从犹太山脉的西坡驶下，驶向特拉维夫，经过海岸平原到哈代拉，然后折向东北，穿过卡梅尔山山竹，到达美吉多一一最终战场[1]。
山谷在他面前敞开胸怀，从南边的萨玛瑞安山一直延展到北边的加利利，这里是一大片棕绿色的农田、果园、林地，最初的犹太定居者种下了它们。他朝着拿撒勒行进，然后向东，来到贝尔福森林边缘的一座农耕小镇，名字叫作拉马特·大卫。
他花了几分钟查找地址。当初为艾隆家建造的平房已然被推倒，代之以加利福尼亚式的砂岩大房，屋顶装了卫星天线，车道上停着一辆美国产迷你面包车。加百列继续望过去，只见一名士兵从正门走出来，迅速穿过门前的草坪。加百列的记忆从眼前闪过。他看见了父亲，在一个炎热的六月的晚上，正走过眼前的士兵所走的路径。当时他没有意识到，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他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父亲。
他看看隔壁的房子。那是原先吉奥娜家房子的旧址。塑料玩具落在门前草坪上，这说明一生未婚又没有孩子的吉奥娜不再住这里了。加百列仍然有信心从现在的主人那里打听到她的下落，因为说到底，以色列就像一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否则，以色列就不是以色列了。
他按响了门铃。一名丰满的少妇用带有俄罗斯口音的希伯来语接待了他。她没有让加百列失望，吉奥娜现在住在采法特，那俄罗斯妇女有她的地址。
从古老的时代起，犹太人就开始在采法特的中心地带定居了。自从1492年犹太人遭到西班牙驱赶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就允许更多的犹太人来此定居，这座城市因此繁荣起来，成了犹太神秘主义和犹太学术、艺术的中心。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采法特眼看就要陷落在优势兵力的阿拉伯军队手里。当时有一个排的先锋部队团战士赶到，增援被围困的军民。他们趁着夜幕从迦南山要塞出发，冒险潜入城中。先锋团的队长同采法特有威望的拉比谈判成功，打破逾越节的宗教禁忌，加固了城市的防御工事。这位队长的大名是阿里·沙姆龙。
吉奥娜的公寓位于“艺术家社区”，门前是一段鹅卵石台阶。她是位人高马大的妇女，身披一件长袖腰带袍，一头松散的灰发。她戴的镯子太多了，伸臂搂住加百列脖子的时候，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她拖着他进了屋，来到一间起居室兼作陶艺室的房间，请他坐在石头露台上，俯瞰着夕阳中的加利利。空气中弥散着灼热的薰衣草油味道。
一盘面包和鹰嘴豆沙端了上来，还有橄榄和一瓶戈兰葡萄酒。加百列立即放松下来。吉奥娜·莱文像他的亲姐妹一样。从前他的母亲上班或是身体不好需要卧床的时候，她都会照顾他。有时，他会在夜里从窗户爬出去，潜入邻居家，偷跑到吉奥娜床上。她会抱着他，安抚他。那种感觉是他从母亲身上得不到的。他的父亲死于六月战争[2]的时候，正是吉奥娜为他抹去了眼泪。
有韵律的晚祷告声，犹如催眠曲一般从附近的犹太教堂里飘荡出来。吉奥娜向油灯里又添了些薰衣草油。她谈起了时局，谈起了被占领土上的战斗，谈起了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恐怖主义，谈起了在战争中牺牲的朋友，谈起了那些放弃在以色列找工作、移居到美国的朋友。
加百列喝着葡萄酒，望着火烧般的夕阳坠入加利利的地下。他听着吉奥娜说话，然而心里却想到了他的母亲。她去世快二十年了，在此期间，他发觉自己想到她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她年轻时的那张面孔对他越来越遥远。模糊成了一片磨损的色块，犹如时光侵蚀过的油画。他能想到的唯有她死后的面貌：在癌症的摧残下，她的五官憔悴，变成了一副僵板静寂的表情，似乎是在摆好姿势请人画像。她似乎很欢迎死亡。她终于可以解脱了，记忆所带来的煎熬也可以就此从体内释放。
她是否爱他？爱的，他现在是这么认为。然而她从前一直被重重高墙包围着，他永远也没法揣度她的心思。她很容易伤感，暴躁的情绪反复发作。她半夜里总睡不踏实，节庆的场合总是开心不起来，油腻的饮食也吃不进去。她的左手总是缠着绷带，遮盖着已经褪了色的文身数字。她对他们解释说，这是她的犹太标记，犹太人耻辱的象征。
为了接近她，加百列开始学习绘画。她很快产生了反感，认为这是对她隐私的一种侵犯。后来，他的天才越发成熟，而且开始向她挑战。对于他难以掩盖的天才，她表现出嫉妒。加百列促使她达到了新的高度。她的痛苦在生活中无处藏匿，于是表现在了她的作品中。噩梦般的画面不断从她的记忆中涌现出来，呈现在她的画布上。加百列为此十分迷惑，他开始探究根源。
在学校里，他了解到有个地方叫作比克瑙。他问她，左臂习惯缠着绷带是怎么回事；问她为何总穿着长袖的衬衫，即使在炎炎夏日；他问她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外公外婆又遭遇过些什么。她先是拒绝回答，然而最终，在他不厌其烦的追问下，她的口气松动了。她的叙述既简短又不情愿。加百列虽然年幼，却能够体味出其中的逃避闪烁和罪恶的痕迹。的确，她曾经身陷在比克瑙，她的父母刚到达的那一天就遭了毒手。她做苦工才活了下来。就讲了这些。加百列依然渴望了解更多具体的情形，于是自己在心里编造演绎出各种虎口脱险的故事。后来，连他也产生了耻辱和负罪的感觉。她的煎熬，犹如遗传疾病，已经感染到了下一代身上。
这个问题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讨论过。就像一扇钢铁的大门怦然闭合，好像那场大屠杀从来不曾发生过。她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抑郁，而且许多天卧床不起。后来她终于起床了，却又缩在画室里，开始作画。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没日没夜。有一次加百列顺着虚掩的门偷窥，他发现她双腿叉开瘫坐在地上，双手沾满颜料，在画布前颤抖着。他之所以到采法特来见吉奥娜，就是因为那画布。
夕阳坠落，露台上冷起来。吉奥娜在自己肩头披上披肩，又问加百列是不是有意回来定居。加百列支吾着说自己要工作，就像她的朋友们得去美国一样。
“那你如今在哪儿工作呀？”
他没有回避。如实说道：“我修复古代名画。我需要在画作所在的地方工作。在威尼斯。”
“威尼斯，”她哂笑着说，“威尼斯是座博物馆。”她朝着加利利的方向举了举酒杯，“这里才是真实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呢。别修什么画了，你应该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集中起来，画你自己的作品。”
“我哪里有什么自己的作品可画，很久以前它就和我无缘了。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修画师之一。这对我来说就够好的了。”
吉奥娜扬起了双手，手上的镯子像风铃般响起来：“撒谎，你这是在撒谎。你是个艺术家，加百列。到采法特来吧，找回你的艺术，找回你自己。”
她的刺激令他不舒服。他本想告诉她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然而那样就会又牵涉出一个他力图回避的话题。于是，他只是默然不语，填补沉默的是一阵阵抚慰人心的晚祷告声。
“你来采法特做什么？”最后，她问道，“我知道你大老远赶来不是来听你吉奥娜大姐给你上一课的。”
他问吉奥娜是否还保留着他母亲的绘画和素描。
“当然，这么多年我一直留着，就等着你来要回去。”
“我没打算从你手上要走，我只是想看看它们。”
她举起一支蜡烛照着他的脸：“你有事儿瞒着我，加百列。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出来你藏着秘密。从来如此，尤其是你小的时候。”
加百列又给自己倒了杯葡萄酒，然后向吉奥娜讲述了维也纳发生的事情。
她拉开了储藏间的门，猛地拉下了灯绳。小隔间里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油画和素描。加百列开始翻找起来。在此之前，他几乎忘记了母亲的天分是多么的高。他能从作品中看到贝克曼、毕加索、埃贡·希勒等人的影响，当然还有她的父亲一一维克多·弗兰克尔。其中还有许多主题，甚至是取自加百列当时的作品。他的母亲把它们拓展了，或者说，有些情况下是彻底颠覆了。她的天才令人窒息。
吉奥娜把他推到一边，自己又找出一堆画布和两个装满素描的大信封。加百列蹲在石头地板上，察看着一件件作品。吉奥娜在他的身后探望着。
有一些集中营的画面：儿童挤在上下铺的床上；妇女在工厂里充当苦役；尸体如积木般堆放着，等待着被丢进火里焚化；一个家庭，全家人挤在一起，毒气在他们周围蒸腾起来。
最后一张画布上呈现的是一个孤单单的人物：一名党卫军军官，从头到脚一身黑色衣冠。当年他在母亲画室里见过的，就是这张画。相比之下，其他作品又黑暗又抽象。然而这一张，她使用了现实主义的还原画法。她的技法无懈可击，加百列由衷地赞叹着。就是这张面孔，此刻它终于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了。画中人正是埃瑞克·拉德克。
吉奥娜为加百列在客厅的沙发上铺好了床铺，又给他讲了《圣经注释》里的故事。
“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自己是唯一的存在。上帝决定创造世界，于是退了一步为世界留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形成了宇宙。但是现在，在这个空间里没有上帝了。上帝创造了神圣的火种，火光，在新创世界里填满光明。上帝造光的时候，他为了把光放进世界，就准备了一些特殊的容器盛光。然而出了事故，容器都打破了。上帝的圣火和容器的碎片充满了整个宇宙。”
“这故事挺可爱，”加百列说着，帮着吉奥娜把毯子边角塞进了沙发垫子的下面，“可是这和我母亲有何关系？”
“犹太《圣经》释文教导我们，上帝的圣火和火种必须全部集中起来，否则创造新世界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作为犹太人，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称它作Tikkun Olam，也就是修复世界。”
“我可以修复很多东西，吉奥娜，但世界可是一张太大太大的画布，它受的损害也太多了。”
“所以从小事做起。”
“怎么做？”
“把你母亲的那份‘火种’找回来，惩罚那个打破容器的人。”
第二天早晨，加百列没有叫醒吉奥娜，径直从她的公寓里溜了出去。他走下鹅卵石阶梯，走进了朝阳中的小巷，胳膊下面还夹着那张拉德克的肖像画。一名犹太东正教教徒正在去早礼拜的路上。他认为加百列是个疯子，于是愤怒地朝他挥拳头。加百列将画装进汽车后备厢，然后驶出了采法特。血红的太阳打破了山脉的脊梁，在它的下面，加利利海燃烧成了一片火。
他在阿弗拉停下吃早餐，又在摩西·里弗林的录音电话里留言，提醒他自己还要来大屠杀纪念馆。他抵达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里弗林正在等着他。加百列给他看了那幅画。
“谁画的？”
“我母亲。”
“她叫什么名字？”
“艾琳·艾隆，不过她的德国姓氏是弗兰克尔。”
“她当时在哪里？”
“集中营的女子营，在比克瑙，从1943年1月到战争结束。”
“就是死亡之旅的那个地方？”
加百列点点头。里弗林抓住加百列的手臂，说道：“跟我来。”
里弗林将加百列带到档案馆主阅览室的一张桌前，自己也在一台电脑终端前坐下。他向数据库输入了词条“艾琳·艾隆”，一边等着搜索结果，一边用短粗的手指不耐烦地敲打着键盘。数秒钟后，他在一张草稿纸上匆忙写下五个数字，随后，一个字也没对加百列说，他就穿过一道通往档案库的走廊，消失了。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透过透明的塑料封皮，可以看到英文和希伯来文的“大屠杀纪念馆馆藏档案”的标记，以及档案的编号：03/812。加百列小心地打开塑料封面，翻到第一页。看了标题，他突然间感到一阵寒意：艾琳·艾隆见证录，记录于1957年3月19日。里弗林伸出手按了按他的肩头，然后悄然溜出了房间。加百列略一犹豫，随即低头开始阅读。
[1]美吉多城（Megiddo），位于现今的以色列，连贯非洲与亚洲，是古代著名军事要冲。“米吉多”一词在《圣经》中象征“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
[2]即第三次中东战争。
16
艾琳·艾隆见证录：1957年3月19日
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在那些所谓优等种族手里，我们受了什么样残酷的虐待，为了多活一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我也不会全都讲出来的。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没人能真的体会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是不会再一次让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还有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克瑙分营度过了两年，整整两年，一天不差，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经用过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关于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况。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惨，你必须理解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也听到过别人讲的故事，我要讲的没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样，我们坐的是火车。我们那趟车夜半时分从柏林出发。据他们说，我们是去东边，去做工。我们相信了他们。我的父亲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位画家，他在行李中带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铅笔。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师的职务，并被纳粹宣布为“堕落分子”。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没收焚毁了。他还盼着到了东边，纳粹能恢复他的教师工作。
当然，车厢里不会有座位，连水和食物也没有。我记不清旅程延续了多久。我也忘记了那期间太阳升起落下了几次，记不得多少次驶入又驶出黑暗。没有厕所，只有便桶——一个便桶，六十个人用。你可以想象，我们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也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种怎样无法忍受的气味。想象一下，我们有些人经历了把人逼疯的待遇之后，会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边的老妇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为她祈祷。我守着我的母亲汉娜·弗兰克尔，以为她也会就这么死去。火车尖叫着停在一座车站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祷，还有些人感谢上帝，因为他们以为总算结束了。
此前，我们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经生活了十年。我们经历了纽伦堡法案的迫害，经历了水晶之夜[1]的噩梦，我们眼看着一座座犹太教堂被焚毁。尽管如此，门闩落下，车门拉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准备：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砖红色烟囱，浓浓的黑烟从里面喷出来。烟囱下面有一座建筑，里面闪出愤怒的、跳动的火光。空气里弥散着一种可怕的气味，我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到今天它还在我鼻孔里回荡。在月台上有一块标牌——奥斯威辛。当时我就知道了，我来到了地狱。
“犹太人，出来，出来！”一个党卫军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从车里滚出来，犹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盖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无气力，双腿一弯就跌了下去。那个党卫军又挥起了鞭子，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种痛楚是我以前从没遭遇过的。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没哭出来。我想帮着我母亲下车，那个党卫军把我推开了。我的父亲跳下月台，随即瘫倒。我母亲也是一样。和我一样，他们被鞭子抽打着站了起来。
一些穿条纹睡衣的人挤上了火车，开始动手枪我们的行李，将东西往车下扔。我当时想，这些疯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就带了这点可怜的东西，还要来抢？他们就像是疯人院里出来的，剃光了头，皮包骨的脸，满嘴的牙齿都烂了。我父亲转身对党卫军说：“看哪，这些人在拿我们的东西。制止他们！”那个党卫军漠然地回答说，这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只是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们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会跟着送来。我父亲还向那党卫军道了谢。
他们用棍棒和鞭子把我们分隔开，男归男，女归女，又要求我们五人一队排列整齐。我当时还不知道，在今后的两年里，我都必须这样，走在五人一列的队伍里。我想法子让自己排在了母亲身边，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党卫军挥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们隔开了。我听见了音乐，某个室内乐队正在演奏舒伯特。
队列的尽头是一张桌子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其中一人尤为显眼。他有一头黑发，皮肤是雪花石膏的颜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还带着悦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烫得很平整，马靴在月台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戴着手套，洁白无瑕。他用口哨吹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还不由自主地听见这声音。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门格勒，是奥斯威辛的首席医生。谁能够做工，谁应该立即进毒气室，都是由门格勒决定的。右边的生，左边的死。
我父亲走了过去。门格勒吹着口哨，瞥了他一眼，随即和气地说道：“请到左边去。”
“他们保证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营区，”我父亲说，“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这是你的愿望吗？”
“是啊，当然是。”
“哪一位是你妻子？”
我父亲指出了我母亲。门格勒说：“你，出列，和你丈夫一道去左边。请快一些，今晚我们时间紧迫。”
我眼看着父母跟着其他人一道去了左边。去左边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轻的和健康的都被分到了右边。我往前走，面对面看着这位英俊的男人，和他纤尘不染的制服。他上下打量我，似乎很愉快的样子，一语不发指了指右边。“可是我父母都去了左边。”
那个魔鬼露出微笑。他的两排牙齿之间露出一道缝隙：“你不多久就会和他们在一起了，不过相信我，眼下，你去右边会比较好。”
他看起来非常善良，非常和蔼。我就去了右边。我回头望去，想找到我的父母，然而他们被肮脏、疲惫的人群所呑没，随着五人一列的队伍，安静地走向了毒气室。
接下两年发生的事情，我根本没法全盘说出来。有些事我已经忘了，还有些我是故意忘记的。比克瑙的生活遵循着无情的规律。纳粹的行动紧张而高效，单调而冷酷。死亡时刻都会降临，然而连死亡也变得麻木呆板了。
我们被剃了毛，不仅是头发，而是所有的地方，腋下、胳膊、腿、阴毛，都剃了。他们完全不介意剪子有没有割到我们的皮肉。我们疼得发出尖叫，他们似乎根本没听见。我们每个人都被编了号，左臂黥了字，就在手肘的下面。我再也不是艾琳·弗兰克尔了。如今我成了第三帝国的一件工具，编号为29395。他们在我们身上喷洒消毒液，他们给我们发了用粗毛线做的囚衣。我的那件闻起来有血和汗的气味，于是我竭力不做太深的呼吸。我们的“鞋”是木头块做的，配上根鞋带。我们穿着它根本没法走路——谁能呢？他们发给我们一只金属的碗，还要求我们时刻拿着它。他们说如果我们把碗放错了地方，就会立即枪毙我们。我们相信了这话。
我们被带到了一座连猪圈都不如的营房。在那里比我们先到的妇女早已没了人的样子。她们的目光空空洞洞，动作迟缓，没精打采。我不知需要多长时间自己也会变成她们的样子。这些“活死人”当中的一位向我指出了一张空床位。五个女孩子挤在这张上下铺的木架床上，褥子只不过是一点点爬满虫子的烂稻草。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对姐妹，罗莎和罗吉娜。其余的分别叫丽恩和蕾切尔。我们都从德国来，在生死筛选的坡道上，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天晚上，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大家手拉手一起祈祷，没有人睡得着觉。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就被叫起来了。今后的两年里，我每天都必须四点钟醒过来，除非有时候他们半夜命令我们出来突击点名，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站在冰冷的空地上一直到天亮。我们被编成了一个个“突击队”，送到外面做工。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们会去周围的农村，铲沙子，筛沙子，为集中营的建筑工地准备材料，还有时候我们得修路、运石头。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脚踢肋骨：挨打的由头可能是我掉了一块石头，或是扶着铲子柄休息太长时间了。这两个冬季寒冷彻骨，他们没有发给我们额外的冬衣，即使在户外工作也没有。夏天是酷暑，我们都得了疟疾。那些蚊子对日耳曼“主子”和犹大奴隶一视同仁。连门格勒也得了疟疾。
他们给的食物根本不够我们活着，这样一来我们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同时还能为第三帝国奉献仅有的体力。我绝经了，乳房也瘪了。来到比克瑙没多久，我看起来也和那些“活死人”没什么两样了。早餐，我们领到的是一种灰颜色的水，他们管它叫“茶”。午饭是腐臭的汤，我们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决。有时候，也许会有一小块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为那看起来不合犹太教的洁净教条。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分营，我自己是不顾什么宗教教规了。死亡集中营里没有上帝，而且我也恼恨上帝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沉沦在命运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饭，他们给我们发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木屑。我们学会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这样我们在跋涉着去工地之前胃里可以有点东西。如果你干活的时候瘫倒了，他们就会揍你。如果你爬不起来，他们会把你扔到板车上，送你去毒气室。
这就是我们在比克瑙女子营的生活。我们醒过来，将死去的人从床铺上搬开，幸运的人会在睡梦中死去。我们喝着灰色的“茶”。我们列队点名。我们排着整齐的五人一队去上工。我们吃中饭。我们挨揍。我们回营。我们点名。我们吃面包。我们睡觉，等着一切重演一遍。他们让我们在安息日那天做工。礼拜天是他们神圣的日子，于是不上工。每隔两周的星期天，他们剃光我们的毛发。—切都有日程。一切，除了选择杀人是随时随刻的。
我们学会了预料他们的举动。就像禽兽，我们的生存本能变得高度敏锐。营内的人丁数目就是最可靠的预警指标。营里人太满了，他们就该选人杀了，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警告。点名过后，他们命令我们在营区的大路上排好队，等待着门格勒和他的筛选小组，等待着一次或生或死的机会，去证明我们还有干活的能力，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筛选过程延续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没机会站在门格勒的桌前接受筛选，他们早就被党卫军的虐待狂“选中”了。有个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欢让我们“做锻炼”，据说是为了让我们在选官面前更强壮。他强迫我们做俯卧撑，接着他会命令我们把脸埋在淤泥里，挺着不许动。陶布有个特殊的手段，专门用来惩罚那些忍不住挪动的女孩子。他会用脚踩住她的头，将全身重量压上去，踩碎她的头骨。
最后，我们来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们，记下我们的编号。张嘴，张大下巴。举起胳膊。在这个污水坑一样的地方，我们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谁要是喉咙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气室。药膏是宝贵的，怎么能浪费在犹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划伤了也可能被门格勒选送到毒气室。
如果我们通过了目测，我们的法官大人还要最后搞一道测试。他指着一道阴沟，说：“跳吧，犹太人。”我来到沟前，鼓起全身气力一跳。落在另一边，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筛选；如果掉进沟里，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车，开往毒气室。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疯狂的时候，心想：我是德国的犹太裔女孩，来自柏林的体面人家，父亲是著名画家，为什么要去跳这道沟？那次过后，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对岸去，双脚站稳，再没别的想法。
罗莎是我们这个新家庭里第一个被选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疟疾，病得很重，偏巧赶上一次“大选”。门格勒眼光专业，逃不过去的。罗吉娜求那魔鬼把她也一起选去，这样她的姐姐就不用在毒气里孤单死去。门格勒微笑着，露出两排牙齿间的缝隙：“你很快也会去的，不过你还能再工作得稍久些。到右边去。”平生第一次，我庆幸自己没有姐妹。
罗吉娜不吃东西了。他们打她的时候，她也似乎浑然没有知觉。她已经迈过了那条线。她已经死了。下一次选人的时候，她耐心地等候在队伍里，熬过了陶布的“锻炼”，逃过了踩碎头颅的厄运。当她最终来到选官的桌前，她扑向门格勒，想用一把勺子的勺柄扎穿他的眼睛。—名党卫军开枪打中了她的腹部。
门格勒显然是怕了：“别为她浪费毒气！把她扔进火里！用她填烟囱！”
他们将罗吉娜拋上一辆推车。我们看着她走远，祈祷着她到达火葬场之前就早些死去……
1944年秋，我们开始听得见俄军的枪炮声。九月，集中营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三周过后，警报又响起来，营区的高射炮第一次开了火。同一天，位于第四火葬场的特遣队暴动了。他们用斧头和锤子攻击了党卫军警卫，在火葬场放起了火，后来就被机枪镇压下去了。一周后，炸弹落在营内。我们的“主子”们开始表现出焦灼。他们看起来不再是那么不可战胜，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害怕：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快感和微小的希望，毒气屠杀停止了。他们依旧杀人，不过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了。被选出来的囚徒在毒气室里或在第五火葬场附近被枪杀。很快，他们就开始拆除火葬场。我们幸存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从那年秋天到冬天，处境恶化了。食物不足，每天都有许多妇女晕倒、饿死、累死。伤寒带走了很多人。到了十二月，盟军的炸弹落在了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和橡胶厂里。几天后，盟军又进攻了，不过这一次炸弹投在比克瑙城内的党卫军诊所的营房里，炸死了五名党卫军。集中营的卫兵越发躁怒，越发难以预料。我躲着他们。我尽量把自己藏起来。
新年到了，1944变成了1945。我们能感觉到奥斯威辛正在死去。我们祷告着诅咒它死得快些。我们讨论着该做什么。我们该不该等着俄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该不该尝试逃跑？如果我们成功越过铁丝网，又该往哪里去？波兰的农民恨我们，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我们等着吧。此外还能做什么呢？
到了一月中，我嗅到了烟味。我顺着营房的门向外望，营区里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这气味很异样。这是第一次，他们烧的不是人。他们烧的是纸——他们在烧自己的罪证。纸灰在比克瑙飘飞着，如同雪花：两年来我第一次露出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