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头看去。一个身着法衣的人影出现在前庭，又小心翼翼地走近大门——是个见习修士，大约十五岁的男童，生了一张天使般的脸。“院长说今晚您进入神学院不大方便，”少年说道，“院长建议您今晚另找一个去处。”
修表匠掏出格洛克，指着那张天使般的面孔。
“开门，”他哑着嗓子说，“马上。”
“是的，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把他送到这里来？”主教的嗓门突然提高了，似乎是在向一群听讲道的信徒发出警告，要他们警惕原罪的险恶，“他应该立即离开罗马，这样对所有参与的人都更好些。”
“他没办法行动了，西奥多。他需要一位医生，一个休息的地方。”
“这个我看得出来，”他的目光短暂地在书桌对面的人身上停留了一阵——那是个灰白头发、肩宽背厚的壮实男子。他又道：“但你必须明白，你这样会把神学院置于一个极不体面的处境。”
“如果咱们这位朋友鲁宾斯坦教授得逞了，神学院的处境会更加有失体面。”
主教沉沉地叹了口气：“他可以在这里逗留二十四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多。”
“你会给他找个医生吧？谨慎可靠的那种？”
“我正好认识这么一位。他几年前帮过我的忙，当时学院有个男孩子被一个罗马暴徒弄伤了。我相信把这件事交给此人一定会很牢靠的，虽说在神学院这样的地方枪伤太过惹眼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个借口自圆其说的。你的头脑很敏捷，西奥多。我能和他说一小会儿话吗？”
主教将话筒递了过去。修表匠用沾了血污的手抓住了话筒。接着他看着对面的高级教士，偏了偏头示意他回避。主教大人就这样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杀手将电话贴住自己的耳朵。来自维也纳的男人向他询问哪里出了差错。
“你没告诉我目标还有人掩护。这就是出差错的地方。”
接着，修表匠描述了突然出现的第二个摩托车手。电话另一头静默了一阵子，接着，来自维也纳的男人用认错的语气说话了。
“我匆匆忙忙把你派去罗马，忽略了一条重要的讯息，没有传递给你。回过头来想想，这一步是我自己漏算了。”
“一条重要的讯息？那又是什么？”
维也纳的男子说，那刺杀目标曾经与以色列情报部门有关联。“从今晚罗马的事情来判断，”他说，“如今这种关联比以往更加紧密了。”
大爱无涯的上帝啊，修表匠心想，以色列特工？这可真是要命。他真想回到维也纳，告诉老头儿自己去收拾烂摊子吧。然而为了赚到佣金，他还是决定自己把事情搞定。不过这样做还有其他原因。以前，他从来不曾失手完不成合同规定的任务。这不仅仅是职业尊严和声誉的问题，他还不想让一个潜在的仇敌就这样逍遥自在而去，尤其是此人的背后是冷酷无情的以色列情报部门。他的肩膀开始震颤。他盼望着尽快给那个肮脏的犹太人来一颗子弹，再给他的保镖朋友也来一颗。
“这项任务的收费要涨价了，”修表匠说，“大幅。”
“这个我预料到了，”维也纳的男子说道。“我会把费用加倍的。”
“三倍。”修表匠顶了回去。犹豫一阵子后，维也纳的男人答允了。
“但是你能再次找到他吗？”
“我们有个大优势。”
“什么？”
“我们知道他要追踪的对象，我们知道他下一站要去哪里。德雷克斯勒主教会为你安排必要的治疗。好好休息一下，我保证你会很快再次听到我的声音。”
24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方索·拉米雷兹原本早就该死了。他毫无疑问是全阿根廷乃至全拉丁美洲最有勇气的人。作为一名激进的记者和作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打破壁垒，将阿根廷杀人害命的历史公布于天下。由于考虑到如果受雇于阿根廷出版界会太危险、太有争议，他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出版的。除了政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绝少有阿根廷人读过拉米雷兹著作的只言片语。
他亲身经历过阿根廷的血腥岁月。在“肮脏战争”[1]期间，他由于反对军事执政团而进了监狱，在狱中九个月，几乎被虐待至死。他的妻子是左翼政治活动家，她被一支军人敢死队绑架，又活生生从飞机上扔下来，摔进了冰冷的南大西洋。如果不是由于国际特赦组织的干预，拉米雷兹一定也会遭遇同样的厄运。所幸，他获释了，饱受摧残后变得面目全非。出狱后，他重新向军政府发起圣战。1983年，他们下台了，一个民选产生的平民政府取而代之。拉米雷玆帮助新政府在审判中指证了数十名军官，揭露了他们在“肮脏战争”中的罪行。这其中就有一位上校，正是他将阿尔方索·拉米雷兹的妻子投入了大海。
近年来，拉米雷兹将他的卓越能力献给了另一项工作——揭露阿根廷历史上又一个不愉快的章节，这是一段政府、媒体、大多数民众都选择性忽略的历史。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瓦解之后，数以千计的战争罪犯，有德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克罗地亚人，纷纷涌入阿根廷，而且前有庇隆政府的热情接受，后有梵蒂冈教廷乐此不疲的支持。拉米雷兹在阿根廷人中是遭到蔑视的，因为纳粹主义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的工作被认为是有害的，就像他此前调查那些将军们一样。他的办公室曾两次被投掷燃烧弹，他的邮件里也多次藏了炸弹，以至于邮政部门拒绝处理他的邮件。如果不是摩西·里弗林的介绍，加百列估计拉米雷兹多半不会同意和他会面。
结果，拉米雷兹欣然接受了午餐的邀请，还推荐了一家圣太摩的社区咖啡馆。咖啡馆里铺着黑白相间的象棋格子地板，店里无规则地摆放着木质方桌。四壁刷了白浆，贴墙摆着架子，架上配着一只只空酒瓶。巨大的店门面向喧闹的街道，人行道的帆布雨篷下也摆着儿张桌子。三台吊顶风扇搅动着沉沉的空气。一只德国牧羊犬趴在吧台脚下，正喘着气。加百列于两点三十分到达。阿根廷人迟到了。
一月的阿根廷正值盛夏，酷暑令人难以忍受。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长大，又经历过威尼斯的夏季，所以早已习惯了炎热的天气。然而他几天前才去过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气候的强烈反差让他的身体经受了不小的考验。热浪从车来人往的街上蒸起，从咖啡馆敞开的大门涌进来。每经过一辆大卡车，温度似乎都会升高一两度。加百列没有摘下太阳镜。他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脊背上。
他喝着冰水，嚼着一片柠檬皮，望着马路。他的目光在基娅拉身上短暂地停了一会儿。她正在呷着一份堪贝利开胃酒兑苏打水，无精打采地吃着一盘肉馅卷饼。她穿着短裤，一双长腿露在阳光下，大腿处有些晒伤了。她的头发散乱地蜷曲成一团团小卷。一滴汗水缓缓地沿着她的颈背部流下来，溜进了她的无袖衫里。她的左手戴着手表，这是个预先定好的暗号。左手戴表示意没有发现跟踪监视，不过加百列清楚，即使像基娅拉这样的特工，要想在圣太摩的人群中发现一位专业高手也是件棘手的事。
拉米雷兹直到三点才姗姗来迟，也没有道歉。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额头宽厚，胡须浓重。加百列找寻着酷刑留下的伤疤，但没找到。拉米雷兹开口点了两份肉排和一瓶红酒，嗓音和蔼，音量很高，似乎连架子上的酒瓶都为之震动。热浪严酷，加百列觉得红酒和牛排未必是明智的选择。拉米雷兹却认为这样的问题似乎构成了侮辱。“牛肉是这个国家里最真实的东西之一了，”他说，“而且还是国家经济运转的一种方式……”他余下的话淹没在一辆路过的水泥车的噪声之中。
侍者将葡萄酒摆在桌上。酒瓶是绿色的，没有贴标签。拉米雷兹倒了两杯，又问加百列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一听到加百列的回答，阿根廷人的一双浓眉紧紧地团在一起。
“奥托·克里布斯，呃？这是他的真名还是化名？”
“化名。”
“你怎么能确定？”
加百列将他从罗马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取来的文件递了过去。拉米雷兹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副油腻腻的老花眼镜，一抬手戴在鼻梁上。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加百列很为此紧张。他朝基娅拉瞥了一眼。手表依旧在左手。当拉米雷兹从文件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显然是一脸颇为触动的样子。
“你是如何拿到胡德尔主教的档案的？”
“我在梵蒂冈有个朋友。”
“不，你在梵蒂冈有个非常有权势的朋友。唯一能让德雷克斯勒心甘情愿打开胡德尔文档的，只有教皇阁下本人！”拉米雷兹朝加百列的方向举了举酒杯，“也就是说，1948年，一位名叫埃瑞克·拉德克的党卫军来到罗马，跌跌撞撞投入了胡德尔主教的怀抱。数月后，他化名奥托·克里布斯前往叙利亚。你还知道些什么？”
加百列放在木质桌面上的第二份文件同样引来了阿根廷记者的惊异表情。
“如你所看到的，目前以色列情报部门判定这位名为奥托·克里布斯的男子最迟到1963年还在叙利亚。信息源很可靠，正是出自阿洛伊斯·布鲁诺本人。根据布鲁诺的情报，克里布斯于1963年离开叙利亚，移居此地。”
“你有理由认为他至今还在这里？”
“这正是我想要弄清楚的。”
拉米雷兹交叠起结实的双臂，隔着桌子看着加百列。一阵静默横在他俩之间，背景是街上嗡嗡的车流声。阿根廷人嗅出了这故事的价值。如此反应，加百列预计到了。
“那么，这位名叫雷内·杜兰的蒙特利尔人，他是如何染指梵蒂冈的秘密文件，又是如何搭上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线？”
“显然，我有很好的资源。”
“我是个大忙人，杜兰先生。”
“如果你要的是钱……”
阿根廷人抬起一只手掌，做出一个劝诫的手势。
“我不要您的钱，杜兰先生。我自己会赚钱。我要的是故事。”
“很明显，要是媒体报道了我的调查过程，恐怕会造成麻烦的。”
拉米雷兹看起来是受了轻慢的样子：“杜兰先生，我自信追踪像埃瑞克·拉德克这样的人，我比你有经验得多。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作调查，什么时候应该奋笔疾书。”
加百列犹豫了一阵。他不愿意同阿根廷人来一场以物易物的交易，但他也知道，阿尔方索·拉米雷兹也许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朋友。
“我们从哪里开始？”加百列问道。
“这个嘛，我想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当初阿洛伊斯·布鲁诺到底愿不愿意透露他的朋友奥托·克里布斯的实情。”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来阿根廷？”
“正是。”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时，侍者来了。他摆在加百列面前的牛排大得足够一家四口人吃。拉米雷兹微笑着，动手切起肉来。
“祝你好胃口，杜兰先生，开吃吧！我能感觉得到，你需要添一把力气了。”
阿尔方索·拉米雷兹开着一辆西半球硕果仅存的大众西罗科。曾几何时它或许应该是深蓝色的，如今，外层的漆皮已经褪成了浮石的颜色。挡风玻璃的中央有一道裂缝，看来犹如一道闪电。加百列那一侧的门被撞得凹陷下去，他必须用足力气才能将它扳开。空调早就坏了，引擎的呼号犹如一架直升机。
他们摇低了车窗，疾驶着开过宽阔的七月九日大道。用废的笔记残纸在他们身边打着旋。有几页纸飞到了街上，拉米雷兹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又或是根本不介意。接近傍晚时分，天气更热了。劣质红酒令加百列的头痛起来，他把头转向敞开的车窗。这是一条丑陋的大街。优雅旧建筑的正面被一面面德国豪华车和美国软饮料的广告牌弄得伤痕累累，而它们的消费者兜里的钱已经在一夜之间贬值了。行道树的断枝醉酒般悬在半空，在污染和热浪中苦苦挣扎。
他们转头向河边驶去。拉米雷兹看看倒视镜。他的一生都在军事流氓和纳粹同情者的追捕之中，早已磨砺成了一只老练而警惕的都市昆虫。
“有个骑小摩托车的女孩子正在跟踪我们。”
“是，我知道。”
“知道你怎么不说？”
“因为她是我们一伙的。”
拉米雷兹久久地看了一眼倒视镜。
“这种事瞒不了我。这女孩刚才就在咖啡馆里，对吧？”
加百列缓缓点点头。他的脑袋一阵轰鸣。
“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杜兰先生，也是个很幸运的人。她是个美人呢。”
“认真开车吧，阿尔方索。她会在背后照应你的。”
五分钟后，拉米雷兹把车停在一条沿着海湾的街边。基娅拉疾驶而过，随即又掉头急停，把车停在一棵树的树荫下。拉米雷兹熄灭引擎。阳光无情地烧灼着车顶棚。加百列想下车，但阿根廷人想先对他介绍一番情况。
“在阿根廷的纳粹余孽，他们的档案大多封存了，而钥匙都藏在情报资讯局。尽管长达三十年的黑幕时代早已结束，他们依然限制着记者、学者的调查。即使我们能进入情报局的库房，也找不出太多东西。大家都说，庇隆1955年遭遇政变之前，就把最紧要的档案都毁掉了。”
在街对面，一辆汽车放缓了速度，方向盘后面的男子久久地看了一眼摩托女郎。拉米雷兹也看见了这辆车，他从倒视镜里看了它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1997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的是澄清阿根廷纳粹活动的历史问题。从最一开始，它就面临一个严重问题。你想，1996年，政府烧毁了一切掌握之中的、有损名誉的档案。”
“既然如此何必要成立委员会？”
“他们当然是想在审判时赢得几分筹码。然而在阿根廷，对真相的追寻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当真调查，那么庇隆参与战后纳粹逃出欧洲的真相就会被深度揭露。人们还会就此发现，许多纳粹至今还生活在这里。谁知道，其中也许还有你要找的人。”
加百列指着一幢楼：“这里是干什么的？”
“移民旅店，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数以百万计阿根廷移民的入境第一站。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这里，直到他们找到工作和安身之所为止。如今移民部把它当作库房了。”
“存什么呢？”
拉米雷兹打开手套盒子，取出医用塑胶手套和纸质消毒面具：“那儿可不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地方。我希望你不要怕老鼠。”
加百列提起门把手，用肩膀向车门撞去。在街对面，基娅拉也熄灭了摩托车引擎，安顿好自己，等着他们。
一个无所事事的警察在门口站岗。一名穿制服的女孩坐在登记处的桌前，面对着一台摇头电扇，一边读着一本时尚杂志。她将登记簿贴着沾满尘土的台面滑了过去。拉米雷兹签了字，又写上了时间。两块塑封名牌夹子递了过来。加百列是165号，他将名牌夹在衬衫口袋上，跟着拉米雷兹朝电梯走去。“距离关门还有两个小时。”女孩喊了一句，随后又继续翻起了杂志。
他们乘上一部运货电梯。拉米雷兹合上梯门，按下了去顶层的按钮。电梯一路摇摇晃晃地缓缓上行。片刻后，电梯一震，他们停下来。空气又热又浑浊，含混着尘土，令人难以呼吸。拉米雷兹戴上了手套和面罩。加百列也照样做了。
他们进入的空间足有两个街区的长度，其中摆满了望不到头的钢质架子，架上承载着一只只沉重的木箱。鸥鸟在打破的窗户间飞进飞出，加百列能听见小脚爪的抓挠声和猫儿厮打时发出的喵喵叫声。尘土和腐烂纸张的气味渗入了面罩。相比之下，罗马的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地窖档案馆就成了天堂了。
“这是些什么东西？”
“庇隆和他在梅内姆政权里的精神继承者们没曾想要销毁的东西。这房间里存着移民登记卡，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每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下船的乘客都要填写。楼下一层存着每条船的乘客花名册。门格勒、艾希曼，这些魔头都留下了他们的指纹。也许其中就有奥托·克里布斯。”
“为什么这么乱？”
“不管你信不信，这里曾经比现在还糟。几年前，有位勇敢的人物名叫齐勒，他给每一年的卡片都编排了字母索引。如今他们管这间屋叫齐勒厅。1963年的移民登记卡在那边。跟我来。”拉米雷兹停下来，指着地板，“小心猫尿。”
他们走过了半个街区的距离。1963年的卡片占满了几十个钢架。拉米雷兹找到了装有X字开头的卡片箱，然后将它们一个个从架上搬下来，小心地放在地板上。他找到了四个姓氏为克里布斯的移民。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奥托。
“会不会归档出了错？”
“当然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有人拿走了它？”
“这是在阿根廷，朋友，什么事都有可能。”
加百列斜靠在钢架上，有些灰心丧气。拉米雷兹将卡片放回卡片箱，又将箱子放回钢架，接着看了看表。
“关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呢。你从1963年往后找，我往1963年之前找。谁输了谁请客喝酒。”
暴风雨从河的上游袭来。透过一扇破窗户，加百列瞥见了一道道闪电，在河水上空的起重机之间划过。浓云遮蔽了午后的太阳，齐勒厅里昏暗得几乎看不见东西。雨下起来，犹如爆炸一般。雨水从开了口的窗户打进来，浸湿了珍贵的档案。加百列，身为一名修画师，立即想象出墨水的浸染和永远不能恢复的图像。
他又找到了三张姓氏为克里布斯的移民卡，一张在1965年，另两张在1969年。他们的名字都不叫奥托。昏暗的光线阻碍了他的搜索，他慢得像龟爬。为了阅读移民卡，他必须将箱子拖到窗前，总算可以借到些光亮。于是他就蹲下来，后背抵挡雨水，手指头忙着干活儿。
登记处的女孩子逛到了楼上，警告他们还有十分钟关门。加百列只查到1972年。他不想明天再来一次，于是加快了速度。
暴风雨很快停了，正如它突然降临。空气经过洗刷后清新凉爽。周围很静，只剩下雨水在排水槽流动的声音。加百列继续找：1973……1974……1975……1976……再也没有姓克里布斯的乘客了。没了。
女孩又来了，这一回是来赶他们走的。加百列将最后一个箱子放回架子，却看见拉米雷兹正在架旁和那女孩用西班牙语聊着。
“找到什么了？”
拉米雷兹摇摇头。